多样化的社会
最令企业经营者感到困惑不解的就是工业社会的崩溃。第二次浪潮的经理人学到的是:批量生产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生产形式……大量市场希望有标准化的产品……大量分配是必然的……大量工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可以采用划一的奖励方法。讲求效率的管理人员认为,划一、中央集权、极大化、集中管理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在第二次浪潮时代,这些假设大致相同。
如今,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企业经营者发现以往所有的假设都已面临挑战。企业所生存的社会已经趋于多样化。信息、生产、家庭生活变得碎片化,连市场、劳动力都破裂成细小多变的碎片。
大市场已经分裂成繁复多变的小市场,需要各种形式、类别、尺寸、颜色的产品。贝尔电话公司一度希望把黑色的电话装入每一户美国家庭,但是现在生产1 000多种不同的电话设备,从粉红色、绿色、白色话机到为聋哑人士设计的话机,甚至还有专供建筑工地使用的防爆话机。原先为了划一市场而设计的百货公司,现在陈列着许多摊位。根据美国联合百货公司副总裁菲莉斯·休厄尔(Phyllis Sewell)的预测,“我们将会更趋向专业化,分成更多不同的部门”。
在高科技国家内,货物和服务种类的增多往往被认为是企业企图左右消费者、刺激不实的需求,同时借着多种选择来提高利润。当然,这种指控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其中还有更深的含义。因为货物和服务种类的繁多也反映出,在一个多样化的第三次浪潮社会,人的需要、价值观和生活形态渐趋复杂。
劳动市场的分工反映在新工作(尤其是白领和服务工作)的增加上,也使得社会日趋复杂。我曾在一个服务业会议上见到一位心理学家列出68种新行业,从消费者代言人、公共关系辩护者、性关系治疗师到心理治疗专家和公务诉讼调查人。
工作的差异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是如此。大多数人不希望被视为没有个性的人物,因此,第三次浪潮社会格外注意个人在种族、宗教、职业、性别、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第二次浪潮希望“同化”“统一”的团体,第三次浪潮拒绝扬弃团体的特色,而且特别强调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已适应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企业,仍旧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日趋个性化的员工和消费者。
社会多样化的趋势以美国最为明显,其他地区的进展也很迅速。英国一向自诩为人种极为纯粹的民族,现在众多少数民族(如巴基斯坦人、西印度人、塞浦路斯人、乌干达人、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都加入以后,英国人种比以前复杂多了。同时,曾在英国生活过的日本、美国、德国、荷兰、阿拉伯和非洲访客,留下了诸如美国汉堡摊和日本速食餐馆等特色事物。
几乎全世界的少数民族都在重新认清自己的身份,要求承认长期被摒弃的工作、收入和升迁的权利。一度被认为不干涉政治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新西兰毛里求斯人、加拿大因纽特人、美国黑人、意大利人,甚至东方少数民族,都掀起了政治运动。从缅因州到达西部各地,美国印第安人要求“红色权力”,主张收回部落土地,他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打交道,以争取经济和政治支援。
连在工业国家中最为统一的日本,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囚犯霎时成为少数日本人的代言人。韩国人在日本境内势力日渐庞大,索菲亚大学的社会学家高根正明(Masaaki Takane)说:“我心里很着急,今天的日本社会正迅速失去其一致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
在丹麦,零星的街头械斗使丹麦人和移民工人、穿皮夹克的飞车党和留长发的青年日趋分裂。在比利时,瓦隆人、法兰德斯人、布鲁塞尔人又恢复到以往的敌对状态。在加拿大,魁北克要求独立,各大企业纷纷关闭设在蒙特利尔的总公司,说英语的主管争先恐后地选读法语。
集权化的社会突然一反常态。在高度科技化的环境中,国家主义变成了区域主义,大熔炉为新人种所取代,传播工具不再创造统一的文化。这些进展都和新能源形式与新生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息息相关的变化为生产机构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仍然依循批量生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企业经营者,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感到既震惊又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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