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倾泻的洪水
这是一件神秘的事。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300年,使此前的亿万年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工业革命?是什么力量把第二次浪潮推向全球?
许多变化之流汇成洪流。新大陆的发现在工业革命前夕为欧洲文化和经济注入了动力,人口的增长使人们不断涌入城市。英国森林几近被砍伐殆尽,促成了煤的使用,接着矿井被挖得越来越深,直到老式的马拉水泵再也无法清除主坑道内的积水。蒸汽机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为新科技创造了许多机会。工业现实观的传播给宗教和政治权威带来了挑战。知识的普及、道路和运输的改进等事件在时间上互相配合,冲开了变革的水闸。
研究工业革命的起源注定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可以独立对其进行解释。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是科技变化、人口趋势和通信发明的记录。经济无法独立解释任何历史事件。所有其他变量所依靠的“独立变量”并不存在,只有复杂无比的相关变量。
面对这种混乱的因果关系,我们无法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集中于几项最重要的因素,并认清这种选择可能出现的偏差。根据这种精神,在形成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所有力量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市场交换网络的成长,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时间、空间、社会与心理距离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裂痕越大,市场就越会以其复杂的特性、价值观、潜在的隐喻和假设来左右现实。
我们知道,看不见的巨斧促成了整个现代化货币系统的产生,包括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世界贸易、官僚制度、定量和核算的风气、契约性的道德、物质主义的倾向、狭隘的成功定义、严格的奖惩制度、权威的会计工具,这些事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往往为我们所忽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带来了趋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和集中化的压力,产生了性别角色和个性的差异。在我们衡量促成第二次浪潮兴起的许多力量之时,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古老原子的分离必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其影响在今日仍然十分明显。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仅改变了科技、自然和文化,而且改变了人格,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人格。当然,女人和孩子成为塑造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主要力量,也受到文明的感染,但是因为男人被直接带入市场和新工作规范中,所以他们的工业性格比女人更为明显。
工业人和之前的人不同。他们是“能源奴隶”的主人,可以将有限的力量无限地扩充。他们把大部分生活消耗在工厂式的环境中,整天接触到的都是使个人能力日趋退化的机器和组织。他们从孩提时即知道生存取决于金钱。他们在核心家庭中长大,进入工厂式的学校,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对世界的基本印象。他们服务于大公司或政府机构,附属于工会、教堂和其他机构——在很多团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对城市或乡村的认同感远不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他们视自己与自然对立——逐日在工作中利用大自然,然而每逢周末,他们却又急着亲近大自然。(事实上,他们越霸占自然,就越推崇自然。)他们自视为巨大、互相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体系的复杂程度绝非他们所能了解的。
工业人面对这一事实,无望地反抗。他们奋斗以求生存。他们去玩社会游戏,扮演社会分配的角色,却往往憎恨这些角色,觉得自己是提高生活水准制度下的牺牲者。他们觉察到线性时间无情地把他们推向未来——那等待中的坟墓。伴随钟表的嘀嗒声,他们一步步接近死亡。他们明白地球和所有的个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只是规律且无情的宇宙大机器中的一部分。
工业人所生存的环境是他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就连最基本的感觉信号也不一样。
第二次浪潮文明改变了人类所听到的声音,工厂的汽笛声代替了鸡鸣声,车胎的摩擦声代替了蟋蟀的叫声。黑夜犹如白昼,人们活动的时间拉长了。第二次浪潮文明带来人类未曾见过的视觉景观——由天空俯瞰地球,在本地剧院上映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生物形态。夜晚土地的气味被汽油味和苯酚的臭气取代,肉和蔬菜的味道都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知觉领域都与以往大不相同。
人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首度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谓的正常身高,下一代比其父母要高。人们对身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告诉我们,直到16世纪,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全裸仍然是日常的习俗”。第二次浪潮出现之后,裸体被视为羞耻。在特制的睡衣被人们接受之后,人们在卧室的行为也改变了。叉子和其他餐具出现之后,进食也变成一种使用餐具的技术。以餐桌上陈列着猎杀的动物为乐的文化,转变成“尽量避免把盘中肉和宰杀野兽联想在一起”的文化。
婚姻变成不单是一桩经济行为。战争被强化了,而且被放到了流水线上。亲子关系的改变、晋升机会的改变、各种人际关系的改变,改造了数百万人的自我意识。
面对这些心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改变,人们不停思索着评价的标准。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整个文明?用大众的生活水准吗?用它对外界的影响力吗?用它对生物环境的影响吗?用艺术上的成就吗?用人的寿命长短吗?用科学成就吗?用个人自由吗?
在第二次浪潮文明下,除了大规模的经济衰退和令人震惊的人类生命的牺牲外,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业文明的批评者在描述18—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时,总会把第一次浪潮的历史想象得过于浪漫。他们认为以往的乡村很温暖、独立、稳定、有精神上而不只是物质上的价值。然而,历史研究显示,这些可爱的乡村事实上是营养不良、疾病、贫穷、无依无靠和暴政的深渊,人们永远在和饥饿、寒冷、地主及君主对抗。
在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贫民窟、掺假的食物、传染疾病的饮用水、救济院和成堆的垃圾。这些情况虽然非常可怕,但也代表了社会的大幅进步。英国作家约翰·维泽(John Vaizey)曾说:“悠游田园的英国农夫只是一幅夸张的图画。”对大多数人而言,迁往城市周围的贫民区意味着生活水准的大幅提高,寿命延长,住宅情况有所改善,食物的数量充足、质量良好。
在健康方面,只要读一读盖伊·威廉斯(Guy Williams)的《苦闷的年代》(The Age of Agony)或L. A. 克拉克森(L. A. Clarkson)的《工业时代前英国的死亡、疾病与饥荒》(Death, Disease and Famine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就可以驳倒指责第二次浪潮文明、推崇第一次浪潮文明的人。克里斯蒂娜·拉纳(Christina Larner)在这两本书的书评中说:“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的作品指出,在乡村和城市里存在着许多疾病、痛苦和死亡。人们的平均寿命很短,在16世纪大约为40岁,17世纪传染病盛行,降为三十几岁,18世纪回升到四十几岁。已婚夫妇很少能活得很长,所有的孩子都要凭运气生存。”不论我们如何批评今日危机重重、方向错误的健康制度,我们必须记得,在工业革命之前,正式被核准的医疗方法都是致命的,不是放血,就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鼠疫、斑疹伤寒、流行性感冒、痢疾、天花和结核病。拉纳指出:“哲人总是认为我们只是换一种不同的杀人武器罢了,但是这种新武器确实可以让我们活得长一点。工业时代以前的传染病使老少一律遭殃。”
从健康和经济谈到艺术和意识形态,工业文明在狭隘的物质主义下,是不是比以往的封建制度在心理上更为空洞?机械心态或工业现实观是不是比中世纪的教堂和君主专制更不能接受新观念,更不能容纳异己?我们固然憎恶自己的官僚制度,但是和几世纪以前古埃及的阶级制度相比,现存的制度称得上严格吗?谈到艺术,过去300年西方的小说、诗歌和绘画不比早期或其他地区的作品更鲜活、更深刻、更动人、更复杂吗?
当然,现在也有其阴暗面。第二次浪潮文明改善了我们父辈的生活,却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其中最强烈、最无法挽救的就是对地球脆弱生物空间的破坏。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以及不断增长的人口、蛮横的技术、不断扩张的需求,整个社会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我曾读过有关工业时代以前的街道上马粪遍地的记载(这些文章往往试图证明污染并不是新鲜事),我也知道古老城市的街道肮脏不堪,但工业社会把生态污染问题和资源使用问题带入一个空前绝后的新境界。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文明使用这么多新方法来摧毁整个地球。海洋上方满是毒气,整个物种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这都是人类贪婪和疏忽所带来的后果。矿井在地球表面造成伤害,发胶使得臭氧层宣告枯竭,热污染威胁到地球的气候。
帝国主义的问题更为复杂。役使印第安人挖掘南美洲的矿井,在非洲和亚洲引入大规模栽培法,刻意扭曲殖民地经济以配合工业国家的需要,由此产生了痛苦、饥饿和疾病。第二次浪潮文明带来了种族主义,强行将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经济并入世界贸易体系,留下还没有愈合的腐烂伤口。
然而,夸耀这些早期的自给经济也是一种错误。我们不知道非工业地区的人民是不是比300年前过得更糟。在寿命、食物摄入量、婴儿死亡率、识字能力,以及人类的相互尊重方面,从撒哈拉到中美洲,许多人忍受着难以描述的苦难。用一个虚假、浪漫的过去来判断现在,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伤害。通往未来之路不是回到更悲惨的过去。
正如第二次浪潮文明不是由单一因素促成的,当然对其也不能做单一的评价。我已经把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正反两面都呈现出来了。我一方面予以谴责,另一方面又加以赞扬,这是因为简单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我厌恶工业文明压榨第一次浪潮国家人民和原住民的方式。我不会忘记大量的战争、残酷的杀人方式、夷平广岛的原子弹。我以第二次浪潮文明的自大和掠夺为耻。我不能忍受贫民窟里人力资源、想象力和精神的浪费。
然而,无理地憎恨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和人民并不是创造未来最好的方法。工业制度是一个装有空调的噩梦、一片废墟、一种恐怖的场景吗?它像与科学和技术为敌的人所说的,只是一个“单一幻象”的世界吗?不错,但是不只如此。它和生命一样,是永恒之中痛苦与甜蜜交织的一刻。
不论个人如何评估过去,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工业游戏已经结束,它的能量用尽了,第二次浪潮的力量消失了,下一次浪潮继之而起。有两项改变使得工业文明不可能再“正常地”继续下去。
第一,我们已经到达了“对抗自然战争”的转折点,生物环境不再能忍受工业的伤害;第二,我们不能再无限制地依赖不可再生能源——迄今为止这仍是工业发展主要的支撑力量。
这些事实并不代表科技社会的结束或能源的结束,但是显示出所有未来的科技进步都会受到新环境的限制,同时也显示出在新能源起而代之以前,工业化国家会一再遭遇激烈的衰退现象,更换新能源的过程加速了社会和政治变革。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廉价能源耗尽之际,至少在未来几十年内情形是如此。第二次浪潮文明失去了两股最基本的支撑力量之一。
同时,另一股潜在的支撑力量——廉价的原料也逐渐衰退。高科技国家在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将近尾声之际,将会自行开发新资源,与非工业国家进行买卖,并且逐渐减少其经济依赖,它们也可能继续和非工业国家交易,但是会采取全新的贸易条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成本都会大幅提高,整个文明的资源基础都会和能源基础一起改变。
这些工业社会外在的压力和制度内在的压力互相配合。不论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的家庭制度、法国的电话系统(如今比许多无名小国还糟糕),还是东京的通勤铁路系统(差到乘客涌入车站,劫持铁路官员以抗议),情况都一样:人和制度都到达了最后的突破点。
第二次浪潮的系统已经陷入了危机。我们发现福利系统的危机、邮政系统的危机、学校系统的危机、卫生服务系统的危机、都市系统的危机、国际财务系统的危机、国家本身的危机,第二次浪潮的价值系统也陷入了危机。
工业文明的角色系统也陷入了危机。我们见到的最激烈的现象就是性别角色的再修正。我们从妇女运动、同性恋合法化、中性时装的流行可以看出传统性别期望的混淆。职业上的角色界限也很模糊,护士和病人都重新定义他们与医生之间的角色关系。警察和教师打破他们固定的角色,采取不合法的罢工行动。更高级的法律重新定义律师的角色。工人越来越需要参与感,推翻了传统的管理角色。工业制度所依赖的角色结构的崩溃,比所有表面的政治抗议和标题作家期望掀起的浪潮都更具革命意义。
最后,这些压力(失去主要的支撑力量、社会生存制度不良、角色结构的崩溃)的汇合使最基本、最脆弱的结构——人格产生了危机。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崩溃造成了人格的危机。
今天我们眼见许多人拼命从暧昧的电影、戏剧、小说和励志书籍中找寻失去的自我。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各种古怪的人格危机。
危机下的牺牲者把自己投入集体治疗、神秘主义或性游戏中。他们渴望改变,却又惧怕改变。他们迫切希望能够脱离目前的存在,踏入一个新生命——变成非我。他们希望更换工作、配偶、角色和责任。
即使被认为成熟自满的美国商人也不免会对现状感到不满。美国管理协会在一次调查中发现,有40%的中层管理人员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有1/3以上的人梦想能选择另一种让他们觉得更愉快的生活。有些人针对这种不满的情绪采取了行动,他们辞去工作,去当农夫或滑雪教练,找寻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重回学校,或绕着越缩越小的圈子乱转,最后在压力下崩溃。
不满的根源在于他们自身,他们承担了不必要的罪恶感。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一个客观大危机的主观反映,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串演了一部戏中戏。
我们可以把这些危机视为独立事件,可以忽略能源危机和人格危机之间的关系,漠视新科技和新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潜在的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很冒险,因为眼前所发生的事并非如此单纯。如果我们从不停变化的浪潮及波浪的冲击这个角度去思考,即可以把握住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工业文明已经逝去,我们可以从变化的迹象中找寻新的趋势,即非工业的发展。我们可以辨认出第三次浪潮在何处。
第三次浪潮将成为我们余生的规范。如果我们希望缓和旧文明和新文明的交替过程,如果我们希望维持自尊并且安然度过眼前无数的危机,必须认识并创造出第三次浪潮文明。
如果我们仔细环视周遭,会发现在失败与崩溃之中出现了成长和新力量的迹象。
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可以听见第三次浪潮在不远的海岸边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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