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潜在的蓝图
对法国人而言,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事莫过于美国总统竞选奇观了:大嚼热狗、拍肩握手、亲吻孩童、客气地拒绝预选、全国代表大会,紧接着疯狂地筹募基金、亲临各地、发表演说、做电视广告——都是假借民主之名。同样地,美国人也很难理解法国人选领袖的方法。当然,让美国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还有温和的英国大选、荷兰自由放任的二十几个政党、澳大利亚的优先投票制度、日本各党派的轮流执政制度。
这些政治制度看似各不相同。更让美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苏联和东欧的一党选举。谈到政治,没有哪两个工业国家是相似的。
然而,一旦抛开地域观念,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在表面的差异下潜藏着许多极为相似之处。实际上,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政治制度似乎都建立在同一张潜在蓝图上。
第二次浪潮革命家推翻了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领导阶层之后,面临制定宪法、建立新政府、重新设计新政治机构等任务。他们在创造的狂热中辩论新观念和新结构。他们在各地争论代议的性质。谁应该代表谁?代表是应该懂得如何替人民投票,还是应该相信人民自己的判断力?政府公职任期应长应短?各个党派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各个国家的新政治制度即源于这些冲突和争论。仔细观察这些制度,我们会发现它们是此前第一次浪潮的假设和工业时代带来的新观念的混合体。历经漫长的农业文明之后,第二次浪潮政治制度的创立者很难想象建立于劳动力、资本、能源和原料而非土地之上的经济。土地一直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因此地域因素深植于我们的选举制度之中。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及英国等工业国家的议员都不是依照社会阶层、职业、人种、性别、生活方式等标准被选拔出来的,他们只是一个特定地区居民的代表。
第一次浪潮中的人口流动很少,因此工业时代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假设人们一辈子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直到今天,居住权仍是选举规则中的要项。
第一次浪潮中的人生活节奏很缓慢,通信方式很原始,一个消息由费城国会传到纽约可能要花一周时间,华盛顿的一篇演说可能要花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才能传遍全国。迟至1865年,林肯遇刺的消息还要花12天才能传到伦敦。由于需要众人共议的事情进展很缓慢,国会的代议政体向来被视为“深思熟虑”——可以慢慢考虑他们需要讨论的议题。
第一次浪潮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很无知,因此人们相信,那些代表,尤其是选自受教育阶层的代表自然会做出比大众更为明智的决定。
虽然第二次浪潮革命家在政治制度中引入了第一次浪潮的假设,但他们也把眼光投向未来,因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反映出当时最新的技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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