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大化
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也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制造出固执的“庞大热”——一种“得克萨斯式”的对庞大和增长的迷恋。如果工厂延长流水线能降低单位成本,那么同理,规模扩大也会使其他活动变得更具经济效益。“大”变成“效率”的同义词,而极大化也成为工业社会的第五个重要原则。
大家都爱吹嘘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自己的国家拥有最高的摩天楼、最大的水坝、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同时,由于巨大是增长的结果,大部分工业化政府、公司和其他组织都疯狂追求增长。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工人和管理人员每天都要合唱:
……竭尽全力,提高产量,
把我们的货物送给全世界人民,
无休无止,永不间断,
像喷泉中涌出的水流,
增长,企业,增长,增长,增长!
和谐又真诚!
松下电器!
1960年,美国度过了传统工业化的阶段,开始感受到第三次浪潮变化的影响,当时美国最大的50家企业每家平均雇用8万名员工。通用汽车公司雇用了59.5万人,西奥多·韦尔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雇用了73.6人。也就是说,以当年平均每户3.3人计算,有200万人依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薪水维生——相当于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创立美国时全国人口的半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后来通过兼并成为更庞大的企业,在1970年,它雇用了95.6万人,并曾在12个月内就增加了13.6万名员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特例,当时美国人也特别迷恋庞大的组织,但“庞大热”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1963年,法国有1 400家公司(只占法国公司总量的0.002 5%)雇用了全国38%的劳动力。联邦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主动鼓励合并以创造规模更大的公司,因为它们相信大规模有助于它们的企业和美国大公司竞争。
规模极大化并不单单是利润极大化的反映。马克思把企业扩大规模和实质能力的发展相提并论。列宁认为,“大企业、托拉斯和联合组织使批量生产技术达到最高发展水准”。他在俄国革命后给企业界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苏联企业合并成少数几家大企业。斯大林更雷厉风行地推行极大规模,建立了新的大工程——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设立了钢铁中心,在扎波罗热设立了巴尔喀什湖炼铜厂,在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设立了拖拉机工厂。斯大林通常要知道某一座美国工厂有多大,然后下令建一座更大的工厂。
列昂·M. 赫尔曼(Leon M. Herman)博士在《苏联经济计划的庞大热》(The Cult of Bigness in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中说:“事实上,在苏联各地,地方政客竞相吸引‘世界上最大的工程’。”1938年,共产党警告大家要留心“庞大热”,但是并没有起到作用。即使在今天,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领袖也仍然是赫尔曼所谓的“庞大热”的牺牲者。
这种对规模的执迷来自第二次浪潮对“效率”的狭隘假设。工业主义对庞大的迷恋不仅限于工厂而已,同时还反映在许多不同资料综合成的统计工具——GNP(国民生产总值)上,这是将一个经济社会所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价值合计起来,用以衡量这一经济社会“规模”的工具。第二次浪潮社会的经济学家的这种统计有许多错误之处。从GNP的角度看,不论产出的是食品、教育、健康服务还是军需品,都没有任何区别。雇一群人来盖房子和拆房子都会提高GNP,虽然前者增加建筑物的数目,后者减少之。GNP只衡量市场活动和市场交易,因此忽视了无酬生产(如育儿和家务劳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
第二次浪潮社会的政府无视这些缺点,盲目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提高GNP,甚至冒着破坏生态和引发社会灾害的危险来扩大规模。庞大热的原则深植于工业社会的人们心中,成为最合理的原则。极大化与标准化、专业化等其他工业化原则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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