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
第二个风靡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原则是专业化。第二次浪潮消灭了多样化的语言、休闲和生活形态,因此更需要多样化的工作。第二次浪潮加速了劳动分工,以狭隘的专家和只做一份工作的工人——泰勒作风,取代了多面手的农民。
早在1720年,英国一份名为“关于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报告中即指出,专业化可以使用“较少的时间和劳力”把工作做好。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卷首特别强调:“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曾经写下一篇谈论制造别针的文章,被誉为经典之作。他说,一个老式的工人如果独立进行所有的作业,一天最多只能做出20个别针,可能连一个也做不出来。相比之下,斯密谈到他所参观的一家“工厂”,由10个专业化工人操作18个不同的作业程序,每人负责一个或多个步骤。他们每天可以生产4.8万个别针,每人平均生产4 800个。
19世纪,工作逐渐转入工厂,生产别针的故事一再上演,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的人员成本也逐渐上升。工业化的反对者指责高度专业化的重复劳动使工人的非人性化程度加深了。
1908年,当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车系列时,完成一个单位的作业程序不再是18个,而是7 882个。福特在其自传中指出,在这7 882个作业程序中,有949个需要由“身强力壮、体力绝佳的男人”完成,有3 338个需要由“一般”体力的男人完成,其余的工作可以由“女人或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孩”完成。他冷酷地说:“我们发现,有670个作业程序可以由无腿的人完成,2 637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完成,2个可以由没有胳膊的人完成,715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完成,10个可以由盲人完成。”总之,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人,只需要部分肢体即可。由此可见,过度专业化将人仅仅视为劳动工具。
批评家将这归咎于资本主义,但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特色,因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常见的极度专业化都根植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如果没有精细的专业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就不可能像日本或者美国一样经营工厂——美国劳工部在1977年发布了一份包括两万种不同职业的名册。
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专业化带来了专门职业的兴起。某些专家趁机垄断独门知识,使新进者无法逾越,因而产生了专门职业。随着第二次浪潮的发展,市场将知识所有者和客户连接起来,把他们清晰地分割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在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健康也被视为一种产品,由医生和“健康运输”机构提供,而不是病人自我治疗(为自用而生产)的结果;教育应该由学校教师“生产”,由学生“消费”。
从图书管理员到推销员,各种职业团体都极力争取被称为专业人员的权利,并且订立加入其所在专业的标准、价格和条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珀楚克(Michael Pertschuk)说:“我们的文化被专业人员霸占了,他们称我们为‘客户’,并且规定了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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