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片满天飞
从古至今,所有人都依靠面对面、人对人的通信方式,但是跨越时空传送消息的需求自古有之。古波斯人建筑高塔或“喊话站”,让声音尖锐、洪亮的人在塔与塔之间喊话,借以传递消息。古罗马人则利用一种广泛的信差服务,叫作“公共邮路”。从1305年到19世纪初,“出租社”经营着遍布全欧洲的小马快递服务。1628年时它雇用了2万人,信差穿着蓝银相间的制服,横越大陆,为君主、将军、商人、放高利贷者传递消息。
第一次浪潮时代,所有这些传递工具都只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一般人无法使用,正如历史学家劳林·齐利亚克斯(Laurin Zilliacus)所说:“连用其他方式送信都会引起当权者疑心或者遭到禁止。”总之,面对面交换消息是开放的,但利用新系统来传递消息到家庭或村庄之外在被禁止之列,其被用于对社会和政治加以控制,是领导阶层统治的武器。
第二次浪潮由一个国家波及另一个国家,摧毁了这种通信方式的垄断局面。这并不是因为有钱有势的人突然间主张利他主义,而是因为第二次浪潮科技与工厂的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通信活动,而以往的传统通信方式已无力承担。
在原始社会和第一次浪潮社会里,经济生产所需要的信息比较简单,而且往往唾手可得,在形式上也多半是口述或打手势。相反,第二次浪潮经济需要人们在不同场所紧密协调并一致行动,不仅需要生产原料,而且必须提供大量信息并仔细地传送出去。
基于上述理由,在第二次浪潮掀起之后,每个国家都竞相开展邮政服务。邮局就像虽今日久为人所遗忘但曾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轧棉机和纺织机一样,成为当时的一种富有想象力和社会意义的发明,激发了人们的热情。美国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说:“我不得不承认邮局仅次于基督教,它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右臂。”
邮局为工业时代的通信掀起了第一个热潮。到1837年,英国邮局已不再限于为领导阶层传递消息,一年的邮递件数达8 800多万——按照当时的标准,简直可以称得上通信大爆炸。到1960年,在工业时代的巅峰和第三次浪潮初起之际,这一数字已经升至100亿。同年,美国邮局平均为国内每个成人和儿童递送了355件国内邮件。
工业革命之后,邮政信件的增加只大略显示出第二次浪潮信息的真实数量,更多的信息流通于大组织内部所谓的“小邮政系统”。备忘录就是从未被纳入大众通信的信件。1955年,正是第二次浪潮在美国到达顶峰时,胡佛委员会偷看了三家大公司的档案,发现薪水册上的每位职员在档案里分别有3.4万、5.6万和6.4万份文件与备忘录。
工业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无法仅仅通过书写得到满足,因此在19世纪发明了电话和电报,以分担逐渐膨胀的通信负荷。1960年,美国人每天要打2.56亿通电话,一年超过930亿通,连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系统和线路也常常超载。
这些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传送消息的系统。一个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也需要传送大量消息——由一人同时向多人传送。工业社会以前的雇主可以亲自到为数有限的员工家中拜访,而工业社会的雇主不可能和属下数千名员工逐个接触,产品的经销商和分销商更不可能与顾客直接接触。第二次浪潮社会需要有效的方法把同样的消息迅速、可靠而廉价地传送给许多人,由此便产生了一些传递方法。
邮政服务可以把同样的消息传给数百万人,但是不够迅速;电话可以迅速传递信息,但是不能同时传给数百万人。这一鸿沟就要由大众传播工具来填补了。
当然,今天大量发行报纸和杂志已经成为工业国家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些刊物能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正反映出许多新工业技术和社会形态集中发展的趋势。因此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火车可以在一天之内运送刊物到一个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区域;印刷机能在几个小时内印出千百份副本……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使人人懂得阅读,而企业界必须大规模分配它们的产品”。
从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中,我们再度发现工厂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这些传播工具让同样的消息映入无数人的脑海,正如工厂把一模一样的产品送入无数家庭。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真理”就像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产品一样,由少数集权的“形象工厂”传给无数消费者。如果没有这种输送信息的有力系统,工业文明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有效地运作。
因此,在所有工业社会,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出现了复杂的信息领域——可以像输送货物和原料一样迅速传播个人与大众消息的通信网络。这一信息领域与科技领域、社会领域相结合,使个人行为与经济生产步调一致。
这些领域在整个大系统中执行着重要功能,缺一不可。科技领域生产和分配财富;社会领域包括无数相关的组织,分派角色给大系统中的个人;信息领域传播必要的信息,使整个系统能够运转。这些领域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大致了解了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基本结构,不论它们的文化和气候有何差异,不论它们的民族和宗教传统有何不同,也不论它们称自己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匈牙利、联邦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基本结构限制了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的表现程度。企图保留第一次浪潮旧式结构的人和认识到唯有新文明方能解决旧问题的人,在经历了痛苦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冲突之后,产生了上述结构。
第二次浪潮为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希望。男女老少第一次敢于相信贫穷、饥饿、疾病和暴政都可能被征服。摩莱里、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路易斯·勃朗、爱德华·贝拉米等哲学家和未来派作家都在工业文明中看到了和平、协调、人人都有工作、财富和机会均等、取消出身决定的特权、消除原始社会和农业文明时代似乎永久存在且不可能改变的一切情况。
如果今日的工业文明并非乌托邦,事实上令人觉得窒息、可怕,生态环境很危险,战争迫在眉睫,人们精神压抑,那么我们必须了解个中原因。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观察将第二次浪潮精神领域一分为二的一把“巨斧”。
- 本书英文原版出版于1980年,中文版行文的时间背景亦为1980年。——编者注
- 萨摩藩,现为鹿儿岛地区。——译者注
- 扎德鲁加是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克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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