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情结
“救世主情结”就是以为我们能够更换当权者以获得救赎的一种幻觉。
第二次浪潮的政客在处理第三次浪潮的问题时显得无能,人们受到新闻界的挑拨后,把责任归纳成一个简单易懂的解释:领导人物的失败。但愿救世主复生于政坛,重振往日雄风!
今天,即使是最温顺的人民也渴望全能领导人物的出现,因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岌岌可危,环境变幻莫测,对秩序、结构和稳定的需求日渐增加。我们听到了奥尔特加·Y. 加塞特(Ortega Y.Gasset)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出征时所说的话,“恐怖的呼声像群犬吠日,要求一个人物来统治一切”。
美国总统遭到无情的抨击,人们说他“没有领导能力”。英国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因为只有她还能给人一种“铁人”的印象。苏联有一本小说极力推崇斯大林有能力做“必要的政治决定”。柴可夫斯基《胜利》(Victory)一书的出版被视为斯大林意志力的复活。斯大林的小照片出现在挡风玻璃上和家庭、旅馆、电话亭中。《愚人学院》(Institute of Fools)一书的作者纳基巴勒夫认为,“今天斯大林出现在挡风玻璃上代表了一股暗流、一种反抗,目前无领导能力的混乱状况已引起人们的反感”。
一个危险的20世纪80年代正揭开序幕,长久以来为人所遗忘的黑暗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要求“领导力”的呼声甚嚣尘上。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国右翼组织在沉睡了30年之后,部分有影响力的小团体又开始在知识分子间活跃,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失败后即被打入冷宫的各种种族、生活、政治领导之理论”。
他们控制了一本重要的杂志《费加罗周刊》(Le Figaro),宣扬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并且极力反美。他们认为不同种族生来即不平等,应该用社会政策来维持这一不平等状况。他们引用E.O. 威尔逊(E. O.
Wilson)和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等人的资料,给他们反民主的恶毒偏见加上科学的色彩。
我和妻子不久前在日本交通拥堵的街上观赏了45分钟的卡车游行,车上坐着身穿制服、头戴钢盔的政治流氓,他们挥舞着双拳,抗议政府的一些政策。同行的日本朋友告诉我们,这些人属于一个类似黑手党的组织,幕后支持者是一群希望重行战前独裁政体的政治人物。
左派也有同样的情形,恐怖分子嘴上喊着社会民主的口号,但是心里准备用塑胶炸弹炸出极权统治的招牌。
在美国,除了有许多不稳定的征兆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种族主义的复活。1978年以来,三K党[1]重新活动,在亚特兰大烧死黑白混血儿,以武力占领亚拉巴马州迪凯特的市议会,扫射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黑人教堂和犹太人集会所,由西到东在21个州开展活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K党党员兼纳粹分子杀死了5个反三K的左派分子。
总之,要求领导能力的呼声未歇,希望从代议政府之颓势中获利的独裁团体又再度复活。星星之火立刻可以燎原。
人们渴望卓越的领导人物出现,在观念上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个是迷信极权主义会带来效率。人们误以为独裁者即使别无用途,至少也“可以使火车不晚点”。今天许多机构崩溃了,未来也无法捉摸,成千上万的人宁愿付出一些自由(当然最好是别人的自由)来换取准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列车。
然而,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甚至极权主义)和效率并无关联。虽然苏联的领导能力必然比美国、法国、瑞典“强有力”,也更为集权,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苏联很有效率。撇开军备、秘密警察及其他支撑政权的重要机能不谈,苏联其实是一个懒散的政府——苏联新闻界也这么说。
这个社会里充满了浪费、推诿、惰性、贪污,总而言之,充分显示出极权主义没有效率。
纳粹德国在消灭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及其他非雅利安人时表现出卓越的效率,但是在别的方面毫无效率可言。英国国会议员雷蒙德·弗莱彻(Raymond Fletcher)曾经在德国受教育,也始终对德国的社会状况保持高度兴趣,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为人所遗忘的事实:
我们把纳粹德国视为效率的模范。事实上,英国在战争动员方面比德国人要强。纳粹在鲁尔区不断生产坦克和装甲设备,后来他们发现没有足够的铁路来运送这些武器,他们也不懂得运用科学家。战时1.6万项重要的军事发明中,由于效率奇差,真正付诸生产的发明寥寥无几。纳粹情报人员彼此互相监视,而英国情报人员的表现则十分出色。英国动员大家捐献出铁栅和铁锅以供战事之用,同一时期德国还在生产奢侈品。英国很早就征募妇女参战,而德国始终没有。希特勒本人是一个典型的犹疑人物。以第三帝国作为军事和工业效率的代表实在是一个荒谬的神话。
由此可见,单凭强有力的领导仍然无法使火车准时开动。
要求强有力领导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就是假设以前行得通的某种领导作风在现在和未来也一样会奏效。一提到领导力,我们就想到过去的人物——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然而,不同的文明需要不同的领导才能,某一情况下的卓越领导可能对另一情况毫无作用。
第一次浪潮时代,文明以农业为基础,领导是天生的,而不是争取到的。君主只需要某些有限的实务能力:能领导人们去打仗,能控制贵族之间微妙的关系,能撮合一段于己有利的婚姻。读写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都不是基本条件。同时,领导人物可以使用任何奇怪的方式展露个人的权威,不需要受制于宪法、立法机关和大众舆论,即使需要认可,也只是少数贵族和教士的事。领导人物操纵这群人的力量非常强大。
第二次浪潮的领导者正好相反,他们的权力与个人无关,是一种抽象的权力。他们对于许多事物都有决策权,从控制媒体到管理总体经济。他们的决定要通过一连串的组织执行,他们必须了解并且配合这些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要识字,能进行抽象思考。他们手下没有贵族,却有复杂的领导阶层和分支领导阶层。同时,他们的权威(即使身为独裁者也一样)至少在名义上是受制于宪法、法律判决、政党条件及舆论力量的。
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下,“最强”的第一次浪潮领导者如果迈入第二次浪潮的政治架构,可能会比“最弱”的第二次浪潮领导者还要脆弱、糊涂、古怪、愚昧。
同样地,今天我们正迈入一个新文明时代,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或斯大林等工业社会的“强人”都已经不合时宜了。人们希望找寻果断、坚强、顽固的领导人物,比如肯尼迪、康纳利、里根、希拉克或撒切尔夫人,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怀旧的心理,希望根据落伍的假设找到一个父亲或母亲的形象。今天领导能力的衰弱与其说是个人条件的问题,不如说是领导权力导致的机构崩溃的结果。
事实上,“软弱”正是领导人物“权力”增加的结果。第三次浪潮把社会推向一个更多样化、更复杂的层次,所有的领导人物都必须仰仗更多人帮助他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一个领袖能控制的工具(超音速飞机、核武器、计算机、电子通信)越有力,他的依赖性就越强。
这种关系是无法打破的,因为它反映出今日权力的基础渐趋复杂。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坐在核按钮旁边,随时可以粉碎这个世界,却觉得彷徨无助,好像“没有人在电话线另一端”一样。权力和无力是同一块半导体晶片的两面。
基于上述理由,第三次浪潮文明需要一种新的领导作风。第三次浪潮领导者所需要具备的条件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晰。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领导人物的能力不在于他的果断,而在于他肯倾听;不在于强制力,而在于想象力;不在于夸大其词,而在于承认新世界的领导工作限制良多。
明日的领导人物可能会面对一个权力更分散、参与感更强,比今日更趋多样化的社会。他们再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物。事实上,一个人再也不可能具备所有的条件。领导可能成为一份更短暂、更需要合作与协调的工作。
吉尔·特威迪(Jill Tweedie)在《卫报》一篇见解独到的专栏文章中即表述了这种改变,她认为,“要批评卡特很容易,他可能是一个软弱而又优柔寡断的人,但也可能其最大的过错就是默认了随着地球的缩小,问题日趋普遍、基础、互相牵制,以致难以像以前一样由一个人或一个政府来解决”。总之,她认为,我们正痛苦地转向一种新的领导者,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好事,而是问题的性质使然。昨日的强者可能会成为明日的弱者。
不论这种论调是否符合实情,主张我们需要政治上的救世主助我们脱离苦海的说法,都隐藏着可怕的错误。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基本的问题在于人事,其实不然,因为即使由圣人、天才、英雄来统治,我们也仍然必须面对第二次浪潮的政治——代议政体的末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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