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
今天,我们目睹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并没有潜藏在某一个政府里面,而在于代议民主本身。第二次浪潮的政治技术在各个国家苟延残喘,犹做困兽之斗。
在美国,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决策面临与社会生死攸关的问题时几乎完全瘫痪。石油输出国组织采取禁运行动后的整整6年内,对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威胁到国家独立和军事安全。国会进行漫长的研究,官僚组织不断重组,总统发表激动人心的声明,然而美国的整个政治机能仍然绝望地在原地打转,无法研究出一种和能源政策一样有条理的办法。
这种政策的真空状态并非异象。美国同样缺乏广泛深入的都市、环境、家庭与科技政策。外国批评家认为,美国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外交政策。即使这些政策确实存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能力整合和实行这些政策。这一真空状况反映出决策的失败,前总统卡特在一次演说中不得不谴责他自己的政府“无能、呆板、举棋不定”。
不过,决策的失败并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位总统的专利。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这一现象日趋严重,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不是任何一位总统(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目前的制度下所能克服的。这些政治问题对家庭、学校、企业界等重要社会机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和家庭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法律不是互相冲突就是互相抵消,使得家庭危机日趋严重。教育机构获得大笔的建筑经费,学龄人口却在此时开始减少,因此无用的学校建筑任其荒废,其他急需使用的经费却遭到删减。同时,企业界被迫忍受多变的政治环境,无法预测政府下一步的行动。
为了环境清洁起见,起初美国国会要求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制造公司在所有新车上安装触媒转换器。通用汽车公司花费了3亿美元在转换器上,签订了一纸制造转换器所用稀有金属的10年合约,价值5亿美元,政府却在这时宣布附有转换器的汽车排放出的二氧化硫量比一般汽车多出35倍。
同时,任性的立法机构大量制造无人能懂的条文,一年增加4.5万页复杂的新规定。单单钢铁生产一项,就有27个不同的政府机构管理5 600多条相关的全国性规定。(另有几千条适用于钢铁工业冶炼、销售、运输作业的附加条文。)著名的医药公司礼来花费在应付政府条文上的时间,比心脏病和癌症研究还多。埃克森石油公司提呈美国联邦能源局的一份报告厚达44.5万页,相当于上千本书的厚度!
复杂的官僚制度压抑了经济活力,而政府决策者反复不定的态度更鼓励了无政府主义的心态。政治制度动荡不停,基层社会组织的生存更加困难。
这一决策溃败的现象不单单出现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国都显露出类似的症状。日本首相指出:“我们不断听说世界性的民主危机。民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统治能力,已经面临挑战。日本也是一样,议会民主制度正遭到审判。”
这些国家的政治决策机能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重,无关紧要的资料不断涌入,而面对危险时却手足无措。我们所目睹的是无法明辨本末的政府决策者,他们汲汲营营的目标只是无数琐碎、不重要的小事。
即使真有重要决策,也往往宣布得太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位激进的英国立法者说:“我们利用法律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们通过了7项反通货膨胀条例,我们一再消弭不公平的情形,我们解决了生态问题。每个问题都利用法律解决了无数次,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法律没有用处。”
一位美国电视播报员根据过去的历史,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现在我觉得国家是一驾马车,马在前面跑,人想要勒住缰绳,马却毫不理会。”
这就是许多人(包括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都觉得软弱无力的原因。
一位著名的美国参议员私下和我谈起他心中沮丧的感觉,似乎他无法做任何有用的事。他徘徊于破碎的家庭生活、疯狂的行动步调、冗长的工作时间、频繁的旅行、无休无止的会议、持续的压力之间。他问道:“这值得吗?”一位英国下议院议员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他还说:“下议院可以送进博物院展览了!”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向我抱怨,就连美国总统也觉得软弱无力,“总统觉得他好像在对着电话大吼,电话线的另一端却根本没有人”。
及时制定有效决策的能力已经消失了,社会基本的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正常的情况下,任何社会的领导阶层都会利用政治制度来执行他们的规定,实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权力取决于他们趋吉避凶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有预测和控制事件的能力——他们勒住缰绳,马就应该止步。
今天领导阶层不再能够预测自身行动的结果,他们所应用的政治制度过时了,跟不上事态的发展。即使领导阶层为了自身利益严格地予以控制,也仍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我们也不能马上下结论,认为领导阶层所失去的权力转移到了社会上其他人的手中。权力不会转移,只会慢慢随机散布,没有人知道下一刻谁会掌管什么,谁会握有实权(不同于虚名),权力会维持多久。在这类似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一般人对于“代表他们的人”多方挑剔留难,甚至怀疑在根本问题上别人是不是可能代表他们。
结果,第二次浪潮的“再保仪式”——投票,逐渐失去了魔力。美国的投票率年年下降。1976年选举总统时,有46%的合格选民留在家里,这表示总统是由大约1/4的选民选出的,事实上这大约只等于全国总人口的1/8。最近,民意测验专家帕特里克·卡德尔(Patrick Caddell)发现,只有12%的选民仍旧认为选举是一件重要的事。
同样的道理,政党失去了吸引力。1960—1972年,不附属于美国任何党派的独立人士增加了400%,1972年是一个世纪多以来独立人士的人数首度与一个大党的党员人数并驾齐驱的一年。
类似的情形随处可见。截至1979年,始终统治英国的工党已经萎缩到积极党员为数不足10万的地步,而其全国人口总数为5 600万左右。
据日本的《读卖新闻》(Yomiuri Shimbun)报道,“选民对政府没有信心,他们觉得和领导人物很疏远”。政治觉醒运动横扫丹麦,一位丹麦工程师吐露出许多人的心声,他说:“政客没有办法阻挡潮流。”
在苏联,力持异议的作家维克拉·纳基巴勒夫(Victor Nekipelov)认为,“在过去10年内,我们看到了10年的动乱,穷兵黩武,经济失控,生活支出增加,基本的粮食生产不足,犯罪和酗酒事件增加,贪污和盗窃不止,而最严重的是目前领导阶层的声望在人们心中一落千丈”。
在新西兰,当权人士的愚蠢激发了一位反抗者的灵感,他要求改名为“米老鼠”,加入候选人的行列。许多人也随声附和,取名为“爱丽丝梦游仙境”,结果国会不得不赶紧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在选举前6个月内依法改姓名的人参加公众竞选。
人们不仅义愤填膺,进而更加厌弃、蔑视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
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变幻多端社会里的方向盘和稳定器,但是人们发现它自身已经破碎,无法加以控制了。
一群政治学家最近在华盛顿进行调查,希望知道“谁在掌管这个地方”,结果得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他们的报告由美国企业中心出版,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教授在结论中说:“答案很短,‘没有人。这儿没有人负责’。”
不单单是美国,许多遭受第三次浪潮冲击的第二次浪潮国家,都存在一个越来越大的权力真空地带——一个社会上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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