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安排者与半教派
为什么不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组织一队专业的“生活安排人员”呢?
比如一些能潜入本我和自我的心理治疗家、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的人。我们常听人讲一些难以置信的话,像“明天我要开始好好计划一下”或“我正准备采取行动”。
然而,在今天这种社会和科技十分动荡的情况下,安排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二次浪潮正常秩序的崩溃,生活中过多的选择、计划和教育机会处处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对不太富裕的人而言,经济压力自然形成严格的秩序;对中产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子女而言,情形正好相反。为什么我们不肯面对这个事实呢?
今天,少数精神病专家承担了安排生活的责任。除了临床治疗外,他们还实际帮助人们寻找工作、结交男女朋友、拟定金钱预算、传授节食方法。我们需要更多这一类的顾问,同时也不必羞于征询他们的意见。
在教育方面,我们必须着眼于以往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教授各种有关政治组织或变形虫组织的课程,但是有多少人研究过我们日常生活的组织状况,比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分配时间的方法、个人的开销状况、寻求帮助的途径?我们认为年轻人理所应当知道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其实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职业和企业组织是怎么一回事。大多数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经济、地方政府的运作,或到何处去控告一个商人。大多数人连自己学校的组织情形都不了解,更别说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可能发生的改变了。
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给予人们秩序感的机构,包括教派在内。一个明理的社会应该拥有各种不同的机构,有毫无组织者,也有组织严密者。我们需要有开放的教室,也需要有传统的学校。我们需要来去自如的组织,也需要严格的清规(不论是宗教组织还是非宗教组织)。
今天,教派全然的秩序和日常生活全然的无秩序之间的鸿沟似乎太宽了。
如果我们认为许多教派全面的镇压手段不值得效法,那么也许我们就应该鼓励人们组织“半教派”:一种介于无秩序的自由和秩序森严的统治之间的形式。宗教组织、素食者及其他各类团体可能会形成个别的小社会,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制定松紧不等的规则。这些组织可以通过发执照或者督导的方式管理,以确保它们不至于发生残害身心、挪用公款、欺诈等行为,需要外在秩序的人应该准许他们参加半年或一年的活动,不因其离去而施加压力或多方留难。
这类组织显示出,人们需要一些介于自在的平民生活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之间的机构。何不由城市、学校或者企业界来组织各种平民服务团体,为地方提供有利的服务?这类组织雇用年轻人,施以严格的训练,付给他们相当于军队水准的待遇。“环境污染团”“公用卫生团”“知识传播团”“老人服务团”等组织会为个人和地方带来大笔红利。
这类组织除了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和某种程度的生活秩序外,还可以为组织成员的生活带来意义。这不是玄妙的神学,也不是政治理论,而是为地方服务的单纯理想。
在这些方式之外,他们还需要使个人的意义融入更广阔的世界。单单让人们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微薄贡献还不够,人们必须了解他们应如何配合这个大世界。在第三次浪潮来临之际,我们需要拓展一个新的整体世界观——紧密的整合,而非零散的碎片。
任何单一的世界观都再也无法捕捉全面的事实。我们唯有采纳各方面的匆促印象,才能得到全面的世界观。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完整的画面,但认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生命是无意义的。事实上,即使从宇宙的观点来看,生命也确实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良好的社会关系中创造意义,自视为绵密历史洪流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因此,在建立第三次浪潮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摆脱寂寞,而且要赋予生活以秩序及目标。因为意义、秩序和共同意识乃是迈向未来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
在着手于这些目标之前,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令人感到痛苦的社交断绝、无人性、无秩序、无意义等现状都是既往崩溃的象征,而不是未来发展的轨迹。
仅仅改造社会还不够,因为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日常的决策和行动来塑造第三次浪潮文明,而且第三次浪潮文明也可以反过来塑造我们,当一个新的心理领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它会全然改变我们的性格,这正是我们即将讨论的——未来世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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