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8：寻找石头

6月19号，星期五

敌 对

从邓迪到爱丁堡，仅需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和莉莉还可以做很多事，让这次旅行更加丰富多彩，比如，去看看更多防御工事古迹之类的。但我和莉莉觉得，它们很可能和昨天的凯特森古迹一样，没太多出彩之处。所以，我们加大马力，快速前进。如果周围有些形态各异，极具奇趣的巨石，这趟行程或许会有些不一样，但一块都没有，这意味着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寻找巨石的路径就此断掉了。

下午两点，我们就出现在了位于爱丁堡的凯莱酒店。说起来，这座酒店确实不负盛名，它堪称宏伟，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杰作，外观威武庄严，气势四平八稳，但内部却柔和雅致。此外，门侍和迎宾员也非常热情周到，承诺会帮我们做好还车事宜。

除了凯莱酒店，爱丁堡还有个出众的地标，那就是它的城堡。这座城堡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如同鹤立鸡群。它高高地矗立在市中心一块高达上百米的庞然巨石上，独领风骚，仿佛主宰着它脚下的城市，甚至包括远处的山丘。城堡非常雄伟，据我所知，它从未被征服过，这应该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坚不可摧的城堡了。

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是好天气。但现在阳光就很明媚了，所以我和莉莉觉得，如果不好好利用这个晴朗的下午，似乎很可惜。于是，我们去了城堡。它的台阶修建在峭壁之内，我们每攀登一步，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就这样停停走走，终于到了气宇轩昂的入口处，这一番经历，让我们更加领略到它的固若金汤。一张票价要六美元，我们买完票，爬上了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路，这是条上坡路，穿梭在很多灰色建筑和城垛之间。周围的景致很美，我和莉莉一致认为六美元一张票简直太划算了，光是看看风景都不虚此行。而且，我们还看见了几处很有意思的景象：

一间挂满了剑和其他军用刀具的大厅，一座可以在战时做礼拜的小礼拜堂，一门在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大炮，还有些地牢。

有位好友几个月前来过爱丁堡，他给我和莉莉讲了段经历。他在爱丁堡参观时，曾雇了位导游，当参观基本完毕时，导游按照惯例做个总结，这位导游说：“我说了关于这个城堡的很多事，你也许很好奇，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和谁打仗。谁是我们的冤家对头？自古以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敌人都是那些该死的英格兰人！”

这真是个黑色幽默。这段经历中令人扼腕之处就在于，好战是病态可悲的人性表现，特别是反反复复的战争。

我想到了昨天在山谷上空呼啸而过的战斗机，以及第一天在威尔士驶过那个山谷时，在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战斗机。显然，英国皇家空军在练习如何在山谷中飞行。他们为什么要频繁训练这项技能？是为了防御进攻，还是维护和平？ 这种对于战争的猜测，又一次引发了我的迷思。

嗜 战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内心就感受到和平缔造的召唤，每当我在练习这样做的时候，我都认为我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情，而且，我已经做好了因为号召和平而被人憎恨的准备。我不在乎被诋毁、被鄙视。但是，唯有一种情况我没有做好准备，那就是如何面对那种温文尔雅的忽视。

很久以来，每当人们对我的和平观点无动于衷时，我都会怀疑，是否我的言行不具备任何说服力。我以为，如果我做得更好些，我就不会被忽视了。但事实上，很多同人比我更勇敢更雄辩，但几十年来，我亲眼目睹他们的和平观点也被人们温和地忽视了。我终于清醒了，爱的反面也许不是恨，而是无动于衷。恨中至少还蕴藏着力量，但无动于衷则不然。

我从来没遇见一个男人或女人声称自己讨厌和平，也没听见一个政客或评论家公然这样讲过，但是，为什么人们对于和平却能如此无动于衷呢？

或许，我们都必须相信，世上确实存在邪恶之人。现实中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并不想要和平，他们喜欢看见有人死亡，甚至喜欢看到人类的毁灭和挣扎。我们之所以看不出他们的目的，是因为他们一般会巧妙圆滑的掩藏自己的真实面目，以及内心的虐待心理。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大部分人都真诚地渴望和平，可人们为何依然如此漠然呢？这是因为，他们对和平的渴望，或多或少都被他们潜意识中的对战争的渴望压制住了。

《来自铁山的报告》里睿智地指出，政府实际上想要避免过多的和平状态，原因涉及方方面面，比如战争给政府提供了机会去控制经济，加强社会凝聚力，刺激技术发展，以及实现政治控制。《勇士》这本书中则解释了，人们为何被战争吸引：兴奋感，同胞感，被压抑的性欲和攻击欲望的释放，对权力的渴望，甚至审美愉悦和精神超越。战斗具有一种持久的魅力，在这里，持久是个关键词，因为从人类存在那天起，这些嗜好战争的心理就一直存在，直至今天。

世界上偶尔会有卑劣邪恶的政府和个人，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认为一个国家永远不会发动战争，那就太天真了。这并不是说，人类不可能朝着更大的和平方向进行改革。上面这两本书便提供了一种启迪，然而悲哀的是，它们都已经绝版了，为此我心里深感难过，有种几近濒临的绝望。

这几年来，社会给我带来的绝望感越来越强烈，人们似乎觉得目前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战区，犯罪率有增无减；两极分化严重，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似乎已经形成；女性才得到解放，虽然有了外出工作的权利，但社会并未向她们提供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机会……虽然有着真切的无力感，但是我和莉莉并没有双手一摊：“去他的，咱管不了这社会，既然管不了，那我们也和别人一样只考虑自己吧。”有些时候，这样的念头很诱人，尤其是我和莉莉感到精力每况愈下时。在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句中，就有着一种想要留住美不让它消失、却实在无计可施的无奈：

开始了；因为，做什么也不能

制止它

岁月和岁月的恶魔——野猪鬃，

皱褶遍布，松弛下垂，气息奄奄，死亡最坏的裹布，坟墓和蛆虫，塌陷着腐烂；

所以开始了，开始绝望了。

啊，灰飞烟灭——一切尽消，无可奈何，无奈；开始绝望吧，绝望吧，

绝望，绝望，绝望，绝望。

然而，这并非全部。明显的器官衰竭和必然的死亡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消失，相比起来，梦想的死亡则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痛苦。我对亲密家庭生活的梦想已经破灭，孩子们要么拒我们于千里之外，要么干脆对我们不理不睬；再也没有新的思想令我和莉莉热血沸腾了，大部分书籍也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的导师相继离世，无人再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而世间已无英雄豪杰让我们仰望；那些和我们一起奋斗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各种缺陷。我和莉莉都完全能体会到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心情：

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渴望，

我的梦想和我分道扬镳；

我的悲伤是我的所有，

是空虚心灵里的点点微光。

狂风暴雨

窒息了我的花环——

我活在孤独荒凉之中

想着我的死亡何时到来。

虽然我偶尔会如此绝望，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彻底绝望了。事实上，我和莉莉之所以没有向绝望投降，其中最大的原因，可以用伟大的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的理论来解释，他睿智地将晚年危机定义为“正直与绝望的对决”。当我们的人生旅程正在进入晚年阶段时，一些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被筛选出来，并浮出水面。因此，在我们生命的这一阶段，我和莉莉面对的是正直和绝望之间的选择。阻止我们向绝望投降的主要因素，是我们过去十年对于共同体的建设经历。

在共同体建设研习会上，最常见的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冲突。当意识到真正的共同体需要“坦陈创伤”后，群体里的一些成员会讲述他们遭受过的痛苦：童年受到的虐待、失去的梦想、恐惧和疾病经历、事业婚姻养育孩子上的失败，等等。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会开始抗议：“我们为何要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积极乐观的事情。”这是一种抗议，它既健康也不健康。它的不健康在于，它让我们回避痛苦，并缺乏怜悯之心。对这样的人来说，听见并去感受他人的痛苦，是种无法忍受的折磨。然而，这样的抗议却也是健康的，因为它挑战了初期的群体规范，即共同体建设应该是种“诉苦大会”，在这种大会上，每个人都必须痛苦迸发，以便加入共同体之中。

通常来说，这样的唇枪舌剑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当两个阵营终于承认对方在某个方面是正确的时候，大战就平息了。双方都意识到，无论用玫瑰色还是用灰色眼镜来看世界，都是不健康的，最终，他们寻求一个兼而有之的解决方案。而同时，每个人或整个群体也都意识到，对于正直诚实，他们既需要乐观的视角，也需要悲观的视角。一旦群体得出了这种结论，他们便能很快达成共同体，由此，悲伤的人会说起他们的快乐，而快乐的人会谈起他们的悲伤。

这也是我和莉莉没有彻底深陷绝望中的主要原因，我们对正直的追求，驱使我们去看见事情的光明面。我们对事物黑暗面的直视，也不妨碍我们看见其好的一面。在颓废衰败之中，往往会有新生迹象。比如，虽然孩子不亲近我们，但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必要的，我和莉莉很高兴看见他们在生活中实现了独立。

善 恶

虽然我对理性时代非议颇多，但是，正是理性决定了我们可以考虑到整个局面，看见事物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都是非常理性的态度。所以，是理性认知而非其他原因，防止了我们陷入长久的绝望之中。

除了理性，让我们得以继续前行的，还有对于恶的抗争。

我和莉莉有些与恶有关的经历，但这种恶不是天灾人祸，不是火灾与地震，瘟疫与饥荒，死亡与意外，而是人之恶。很多观点都会否认性恶论，他们认为性恶论是消极的，认为没有所谓的人性之恶，善和恶都是“未觉醒的”的人类的真实心灵。很多人都见过“三不猴”：眼不见恶事、耳不闻恶语、口不出恶言，他们将这些猴子尊崇为至善猴。在这样观点的浸润中，很多新时代的人们都认为，哪怕人确实有恶念，也确实会创造出恶，但只要人的本质是好的，就一定会向善发展。他们甚至会相信，有些人虽然犯了错，但本质并不坏，因此，人类的一切纷争就可以终结，世界也完全可以一派祥和。

在如今盛行的心理治疗中，同样充斥着类似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这种坏并不是邪恶，它只是“病态心理”，源自我们用以处理创伤性经历的防卫机制。他们还认为，这种病态心理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治疗被治愈，而且，大部分病态心理甚至还可以被预防，在预防中，可以尽量减少童年创伤或其他创伤。

绝对否认“性恶论”，会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忽略了一些极度反常的人性现象，忽略了少数喜欢毁灭善的人。这些人做出恶的事，并不是出自于病态心理或生理冲动，而是因为他们纯粹想去毁灭一切。并且，这些人是不会想要接受心理治疗的，他们恨不得将心理治疗师当早餐吃掉。诸如希特勒和他的忠实拥趸，对于这类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和他们斗争，哪怕采用杀伤性武器，以防少数人毁灭了世界上的所有人。

否认“性恶论”会造成偏颇，但如果走向它的反面，完全否定“性善论”，同样会带来问题。有人坚定地认为人性本恶，性本善只是幻象，认为这完全是个“人吃人，狗咬狗”的世界，任何不这样做的人都是愚蠢的，也必须为自己的单纯付出代价。这个观点同样没有考虑到所有事实，而事实就是，即使是凡人，也会有勇气非凡之辈，会做出对他人有所益处的事情。

在“性恶论”与“性善论”之间，还有第三种观点，即认识到善和恶的真实存在，认为它们各占一半，均质等量。但这种阴阳正负绝对均等的观点，却很容易带来虚无主义，人们会认为，将它们加在一起，就如同+1加-1，得到的终究是零，简而言之，空空如也。因此，如果将一切事物的善与恶都平均划分，会让一切都变得简单而没有意义。

因此，第四种观点产生了。它承认善和恶的真实存在，但没有将它们视为势均力敌的共存现象。它认为，在善恶的交锋中，善终究可以战胜恶，但这并不代表恶就自此消失不见。恶还会一次次冒头，并一次次与善开战。

不得不说，第四种观点并不是种理性的观点，但是它最大的可取之处，就是让人们可以有选择地去看待事物。因此，即便依然有些邪恶之人，世界还是在慢慢变好。举个例子来说，虽然我们无法消灭战争，实现百分百的和平，但如今杀害或虐待战俘已经被视为违法，也违背道德规范。但在1000年前，这却是约定俗成的做法，再往前追溯到2000年前，对战俘进行开膛破腹，甚至是种郑重的仪式。

对于善恶的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天赋，不如说是一种选择。就如威廉·拉尔夫·英奇所说的：“信仰是更崇高的一种选择。”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有幸目睹了一些人有意识放弃了令人绝望的信仰，转而投向给人希望的信仰，当然，我也遗憾地看见一些人反其道而行之。后者选择绝望的信仰，并不是因为它更现实，而是因为它更舒服。

绝望会让人舒服？的确会，而且理由还不止一个。

我说过，我在年近五旬的时候，经历了长达两年的抑郁期，那时我正处于感官黑夜之中，正面临自己的中年危机。在那段时间里，我渐渐习惯了消沉，这就好像如果让你一整年都戴着深色眼镜，一旦有天摘掉，正常的光线就会刺伤你的眼睛，让你巴不得再次把那副眼镜戴上。

如果一个人习惯了黑暗，黑暗就变成了正常，甚至是让人舒服的事，不但合情合理，而且能取悦自己。

抑郁可以被视为绝望的情感。而主张抛弃一切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像狗一样活着的“犬儒主义”，同样也是绝望的表现。犬儒派对人类的精神进步感到绝望，对任何事情都缺乏信心，对自己的幸福快乐缺乏深度的审视。犬儒主义在社会中甚至要比抑郁更普遍，更致命。在一个犬儒主义者的观念里，残酷的竞争、贪婪吝啬、操控支配、为了逃避责任而撒谎、战争甚至折磨惩罚，都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因为犬儒派深信慈善和利他主义都只是幻象，因此，他们对于从善助人格外冷漠。幸运的是，我没有走上这样的生活之路。虽然骨子里我还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我天生也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它不允许我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的小说《靠窗的床》中，有三个人物的结局是好的，并且至少五个人物取得了进步。这样的结尾，为我招来了几条极度尖刻的评价，那几位评论家以极大的力度表达了他们的犬儒主义。我并不为那几条恶评而难过，反而为他们感到悲哀。我是真心同情并怜悯他们，他们是深渊里的永久居住者，因此，当抬头看到有人竟然爬出了深渊，他们倍感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