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金钱
6月8号,星期一
贫 富
天气不冷不热,不阴不晴,死气沉沉的,就像这座死气沉沉的城。
这是我们在苏格兰游览的第一天。格拉斯哥还不算太糟,然而,这里显然不是旅游热点。我们穿过一座挺大的公园,和加的夫的公园一样,这里也疏于打理,杂草横生,枝蔓凌乱,远处有几栋体面的建筑,看起来像是大学。我的儿子是个艺术家,爱屋及乌,我和莉莉去市中心参观了小有名气但呆板无趣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办公室里三位不冷不热的职员也无法对我们说清楚,这里有什么地方值得人们千里迢迢来看的,参观结束时,我和莉莉的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点。
当然,让我和莉莉忧郁的,并不是这座城市本身,而是这里的贫困。看见一个人时运不济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更何况一座城。有一种难过,要比看见满地垃圾和衰败的建筑还深重,那就是看见四处都是萎靡不振的人。当然,很多人看起来是热情亲切、活泼健康的,但不知为何,格拉斯哥似乎要比别处有着更多身体残疾或体弱病衰的人。
计划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曾怀疑格拉斯哥不是个美丽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而且还要在此停留两晚一天?因为我们从未来过苏格兰,我们想要了解它,所以认为必须看看这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我和莉莉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傻事了,1969年,我们随军驻扎在日本冲绳岛时,我和莉莉去了曼谷、新加坡和印度,我们特意在加尔各答待了两天,因为我们想看看那里的人间疾苦,想看那种毁灭性的贫困。
我和莉莉的家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乡村,我们的住宅旁边30米处有个小小的砖砌露台,它掩映在古老的枫树里,俯瞰着我们家精心打理的花园。从5月到10月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这里写作、口录、接打电话、会见访客,或仅仅是观赏周围的美丽景色。我称此地为“我的反-加尔各答宝地”,它是丑陋、朽败、绝望的解药,我非常感激我有这么一片净土,而我给它起的名字,表达了一种深切的珍惜,如果我没有看见过加尔各答的那种景象,我不会有这样的体验。
我父亲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出一片天。他是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的男服经销商的儿子,19岁大学毕业,22岁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我出生时,他已经是纽约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我在优越舒适的家庭中长大,上了最贵最好的大学。因此我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公园大道是我长大的地方,那是个富人区。
然而,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曼哈顿有两条公园大道。大家熟知的地方,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是从第96街往南延伸约6公里长的大道,两边挺立着气派非凡的公寓大楼,每栋楼前都站着一位身着制服的门侍。这是纽约最宽的大道,容纳了八条车道,上下车道之间用来充当隔离带的,是一座座和街区等长的长方形花园。春天的时候,花园里鲜花怒放,在它们的地底下,贯穿着纽约中央铁路的隧道。有时,你能隐约听到下面的火车隆隆声,甚至能感觉到它的震动,那是这个城市最有力量的血脉。
在第96街,火车出了隧道后,轰隆着向北驶去,顷刻间,花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铁轨,它们高架在古老的、锈迹斑斑的钢梁上。这里也叫公园大道,是没了花园的公园大道,像片肮脏的铁轨迷宫。顷刻间消失的还有气派的大楼和宽敞的道路,大道陡然变窄,两边是拥挤杂乱的出租房,它们的窗户上要么钉着木板条,要么用来晾晒衣物。门侍也忽然消失了,在此出没的是瘾君子、乞丐、妓女和拦路抢劫者。第96街和公园大道交会处,富裕和贫困如此鲜明地比邻而居。那时我在这路口附近的一所私立文法男校上学,周末还会乘4点02分的火车北上去我们在“乡村的家”,所以不想看到这一切都不行。在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这种天壤之别的并列就一直困扰着我,一直到现在。
也许正因如此,我心中总是有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深刻地体会到,我至少经济上有着不劳而获的优势。这优势不是我挣来的,而是生而有之,这让我心怀感激,但也心生负罪感。这种坐享其成的好运让我觉得,我有责任回馈社会。但怎么回馈呢?
当然,我无须自己移居到哈莱姆区或任何贫民窟生活。20世纪40年代,仇富现象还未像今天这般严重,但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出行却已经不太安全,10岁时,我几乎习惯了在哈莱姆区附近的公园里或大街上被人袭击,袭击者是来自第96街以北的一伙年轻人,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专门欺负富家小孩。虽然我从没受到严重的伤害,但确实多次被推倒在地并遭到抢劫。然而,这种经历并非毫无用处,我由此很早学会了感受自己的恐惧,并在危险还没到身边时,就能嗅到它的气息。
即使成年后,我也很少踏入贫民窟,我顾虑的不仅是我的人身安全,更在意心灵上的感受。我亲眼见过贫穷和肮脏如影随形的窘境,那对心灵来说,是种无法言说的沮丧和压抑。当然,富人不一定就有颗富有的心灵,公园大道住在铁轨之上“高”区的人们,他们的心灵之贫瘠,和住在铁轨之下“低”区的人们没什么区别。可是,我的心灵特别需要美好和柔软,鉴于我在这方面的忍受力不是很好,所以很需要借助环境调节。在加尔各答时,我觉得如果自己不能在48小时内逃离那里,一定就会死掉,我无法想象自己能有特蕾莎修女般坚忍不拔的勇气,年复一年生活在这样肮脏污秽的环境里。
人身处于富贵之地,也须知贫贱的痛痒。而有些人之所以对糟糕的环境视而不见,或许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穷人,早已习以为常,但这种无动于衷就像是诅咒,会将人圈在贫困之中,失去斗志。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福佑,使人安贫乐道,从而有信心活下去。
一些无动于衷的富人,他们看不见像第96街那样的贫富差距,对他们来说,眼不见心不烦。我认为这种视而不见,也是一种诅咒,让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该命好。这种无知傲慢的人,我是无法心生喜爱的,而富人的心灵贫瘠,便是如此。这些所谓精英不乏拼搏的精神,矛盾的是,在情感上,他们却像养尊处优的肥猫,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拥有一切。贫困会麻木一个人的心灵,富有会让人对人间疾苦麻木不仁,这都属于心灵的贫瘠。
风 险
对于舒适的追求,让我成了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但这不等于我没有在金钱上冒过险。
也许我冒的最大的险,就是和莉莉结婚。我父亲不赞同我娶莉莉,只因她是华裔,他发誓,如果我执意要和莉莉结婚,他会取消我的继承资格。我试着等了几个月,但后来觉得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理应有自己的尊严,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结婚,更不能让我父亲用钱来控制要挟我。我和莉莉在1959年12月27号结了婚,正值我上医科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租了一间公寓房,还买了张二手床、书桌和电热炉,再加上公寓房自带的一台小冰箱,再没有其他家居设施了。我俩在银行一共有800美元存款,这是两个20多岁年轻人的救命钱,而两个月内,我就要付一笔1200美元的学费。
在结婚的第四天,我俩爆发了第一次争吵。因为莉莉出去买了一套八个的打折餐盘垫,而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四个。不久,我们就又有了摩擦,我们的小窝离最近的百货超市也要将近2公里,我们婚后第一个冬天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就是提着大包小包,走在克利夫兰结着冰的人行道上。经过几个星期的盘算,我俩妥协了,在西尔斯百货店花25美元买了个小拉杆车,可以拖在身后拉购物袋。我们第一次用的时候,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将它放在了超市一进门的空当处,而当我们结账完毕,去找我们的小拉杆车时,才发现它被偷了。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莉莉是个有经验的实验室技师,我们到了克利夫兰没几天,她就找到了一份一周42小时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俩都在实验室一周上两到三次夜班。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是可以挺过来的,可就在三个月后,我父亲突然提出了恢复我的继承资格,这样,他就有了名义来为我支付学费,而且每个月还会给我100美元的生活费。我俩很想告诉他,赶紧把钱拿走,爱给谁给谁。但我们有对年长的夫妻好友,他们劝我们说,钱也许是我父亲知道的唯一沟通方式,如果我们拒绝他,也许就和我父母永不会再有来往了。
继承权的恢复,使我和莉莉得以提前两年要了孩子,多年后我怀疑,父亲的慷慨也促使我成了作家。1975年初,他赠送了我们一笔5万美元的大礼,这让我们在付清贷款之后,银行里还能有所结余。六个月后,我想要写一本关于自律、爱和恩典的书,于是我开始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将工作时间调整为一周四天,之后,就有了那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我不确定,如果我依然在为贷款操心的话,是否还会滋生写书的念头,又是否会真的去动笔。父亲送来的钱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有了追随内心声音的自由。
但我也知道,有那么几年,父亲应该是为自己的慷慨后悔了。“你写书干什么?靠卖书根本活不下去。”他这样告诫了我好几次,“你是个心理医生,你该专心做下去。哪怕是个鞋匠,也要坚持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错了,因为我写书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说的“靠卖书根本活不下去”部分是正确的。《少有人走的路》出版的三年后,随着孩子们进入大学或私立学校,我和莉莉不但没有一丝存款,反而花的比赚的还多。1983年,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少有人走的路》以及我的其他的书开始大卖,收入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也正因此,我和莉莉今天才能在格拉斯哥旅游,并且不用为了旅费发愁。
被高估的钱
19岁那年,我在那不勒斯旅行时,曾跟着一个旅行团去了庞贝。巴士在庞贝废墟中的某处停下,导游让男人和女人分开行动20分钟,因为他准备带男人们去看一些女士不宜的东西。旅行团中有一位年迈的修女,她不会说英语,也没听见导游的话,于是一路迈着小步跟着我们这些男人。看见这一幕,其他女人惊慌失措地大声喊着:“嬷嬷,别去,回来!嬷嬷,快回来!”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们歇斯底里的喊声,最终,她们成功将修女挽救了出来。哈,那保守的五十年代。
我那一天的另外一个记忆,是和艺术有关。在一所小房间的墙壁上,用罗马人惯有的精准线条画着大量人形,描绘的是传统的性爱姿势。然而,对我来说,最记忆犹新的是一幅画在别墅外面的画,它由一个带着个小门的箱子保护着,导游鬼鬼祟祟地打开了小门。里面画着一个中年男子,手里举着一个简易天平,天平的一个托盘里画着一堆金币。另一个托盘里画着一个巨大的阴茎,它从男人的宽袍里探出来,其尺寸让一位游客非常吃惊,他忍不住叹道:“难怪罗马人征服了世界!”画底下有一行字,我不记得它的拉丁原文了,但大意是:“少时筋壮,老来金多,水穷云起,人生无憾。”
如果那幅画蕴含的意义没那么到位,我也不会如此清楚地记了40年,但这幅画的意义,远比画家旨在揭示的更加复杂。年轻时的性能力,可以说是种喜忧参半的福气,而且,一个人在年老时也不一定多金。即使我们足够幸运,财富真的随年龄而增长,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财富其实也是种喜忧参半的福气。性和钱,是最矛盾的两样东西,在它们的作用下,人们往往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得多失多,难大福大。
我和莉莉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富有。我们的净资产约400万美元,这的确不是笔小数目,但并不能让我们跻身于富豪行列。而且,我们将近一半的财产来自我父母的赠送或继承,作为知名作家,我挣的钱没有我的律师父亲多。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人们总是过高估计他人的财产,这是金钱带给一个人的负担之一,也是很多人保守自己财产秘密的原因。除非你是洛克菲勒,那样你的财产就不再是个秘密。
因为有钱,很多人由此成了募捐者的目标。捐款本身并非坏事,我一直相信并支持慈善事业,但当捐款变成人们期待你去做的事时,或当你被指责捐的钱不够多时,这就成了件坏事。即使你痛快地捐了一大笔钱,但很可能因此给了募捐者更大的期待,让捐款变得没完没了,你很难打消募捐者这样的念头:“嗯,从先前捐过款的人那里,肯定还可以挤出来更多。”
人们之所以总是会高估别人手中的财富,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低估了支出。比如打工者就常会误会开公司的人,会高估他人的财产,并低估他人的运营开支。两年前,我的项目经理收到了一封信,它来自英格兰的一位神职人员,信里请求我去做演讲并询问我的收费。项目经理回信说,我的标准收费是一万美元一天,差旅费另算。对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他“怒不可遏”,因为没想到派克医生“一天收费相当于我年薪的一半”。项目经理解释道:“但是,派克医生自己掏腰包支付自己的福利保障,比如住房和健康保险,以及他在员工薪水和组织运转上的开支,也相当于你年薪的10倍,上的税也相当于你年薪的10倍,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数额也相当于你年薪的10倍。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也许就不会那么愤慨。”对方没有再回复,但我猜测他的情绪并不会因为那些信息而平复。
当你成为公众人物,就意味着财产和名气已密不可分。名气有助于销售我的书和演讲,演讲和宣传的效应,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书籍的销售和演讲的推广。而这一切光鲜的背后,是我需要不断应付各种层出不穷的决定,有的决定令人心焦,有的令人提心吊胆。我应该接受多少采访?是一个都不接受还是来者不拒?选择哪个又不选哪个?哪些信我应该亲自回复,哪些由员工回复,哪些根本不予回复?对于那些请求帮助的机构或个人,我们应该最大限度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凡此种种,每天一睁眼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10年来,我从最初的只需一条电话线,聘用一名兼职秘书和一名家政工作人员,发展到有六条电话线和三个不同的传真号码,并雇用了三名全职员工,两名兼职员工,一名房地产律师,一名税务律师,一名出版律师,一名会计和一名文学经纪人。从自己亲自回复所有信件、支付账单,变成了让别人替我处理生活中的诸多复杂事宜。如果不是如此,我们也无法来苏格兰度假。这个支持我生活运转的团队,并非是一天就形成的,其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予以磨合,经营这一切让我和莉莉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还需要我们学习一些“管理技能”。而这,也是伴随名气和财富而来的隐形成本。
而且,金钱本身也需要管理。你可以把你的钱放在床垫底下,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你要学会如何以蛋生蛋。可是,该往哪方面投资呢?是自己选择还是找人帮忙做理财?是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还是低风险低收益的?显然,你赚的钱越多,需要做的决定也更多。
金钱也是种权力,而权力往往带有危险性。权力可以让你控制他人,会使人们害怕或口不对心,这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权力也许会让人们产生惰性与依赖,或促使人们滋生一种理所应当的心理,简单地认为“别人该为我提供这些”。因此,一个卓越的领导,不仅会专心于事业,还会让组织中的其他人都强大起来,有时,这项责任似乎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爬坡。
不久前,我们也将我们的钱赠送给了孩子们。我和莉莉很高兴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帮助能给他们更多自由,就像当年我父亲的钱给了我自由去写《少有人走的路》一样。但伴随着这种快乐而来的,还有一系列权力困境。赠予者如何避免接收者产生依赖思想和理所应当的感觉?
在孩子多大时以及多成熟时,可以给他们这笔钱?父母是否有责任教子女理财?而且,孩子们已经主动和我们脱离关系了,而我们也一直这样配合着他们,因此,我们给他们的钱,会不会让他们误以为是我们的控制方式?
对我和莉莉来说,在金钱带来的各种矛盾问题之中,最大的一个莫过于我们不仅是捐赠者,还是募捐者。我和莉莉建立起了FCE组织,而要想让其更好地运转,我们必须尽可能为它争取到其他捐赠者。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上天在我们生活里设下的最大的讽刺之一,就在我们变得富有的时候,它立刻让我们体会乞讨者的感受。
这感觉并不美好。我从小受到的教养告诉我,伸手讨钱是一个人的终极堕落,因此在我的概念里,这是很丢人的。而且,富人一般非常吝啬,按照个人收入和捐赠数额的比例来算的话,平均下来,那些收入相对较少的人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超过年收入在六位数以上的人。这是生活令人悲哀的一面,更糟糕的是,有那么一些有钱人,他们愿意招待募捐者进入他们的深宅大院,好让他们享受戏弄对方后,再对对方说“不”的快感,他们觉得给人希望后再让人失望,是件过瘾的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当我们把其他人仅仅视为潜在的捐款“目标”时,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可耻。
然而,我们也会时不时地遇见一些富有且慷慨的人,有的人甚至会将自己收入的一半捐给我们(这意味着,把他们也算上,平均下来的话,大多数富人其实一分都没捐)。每当这样的事出现时,我都会深受感动,其中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八年前,FCE还在努力起步时,我在沃斯堡做演讲互动活动。一位女士从排队签名的队伍中走到我面前,她解释说,她没有书需要我签名,但希望能转交她朋友给我的一封信。我向她道了谢,因为等待签名的人很多,我就随手将信塞进了外套口袋里。当签名活动结束后,互动活动的举办人开车送我回酒店。在路上,他递给我一张6000美元的支票,这是我当时的演讲费用。我突然想起了口袋里的信,于是掏出来,打开看到:
尊敬的斯科特:很抱歉我抽不开身,无法来听你今天的演讲。你也许不记得我,但六个月前,我在圣安东尼奥听了你关于共同体的演讲,以及你的基金会。随函附上一小笔捐款,希望能对基金会尽到绵薄之力,请收下。我希望我能付出更多。
我坐在车里,腿上有两张支票:一张是依据合约支付给我的6000美元服务费;另一张是捐给FCE的500美元。哪一张支票更能鼓舞我?显然是那笔小数额的。这笔意外捐款的出现,让我对于自己所倡导的事业更有信心。
安 全
我可能比大多数人更迷恋金钱。
我出生于1936年5月,那正是经济大萧条时期。虽然我的家中十分富裕,但是在我的整个童年,父亲会不断提醒我和我哥哥“男孩子必须要懂得一美元的价值”,还反复说“我们要进救济院了”。儿时的我认为这说法很可笑,但是,这些话却钻进了我的意识里。青少年时,每当我请女孩吃晚餐,如果对方点的不是最便宜的主菜,我就会不安地坐在那儿,默不作声。现在我当然不再这样了,但我依然在金钱上缺乏安全感。如果我中风再也不能工作了呢?如果我们官司缠身该怎么办?如果股市跌穿谷底怎么办?如果通货膨胀呢?世事难料。
金钱虽然确保了现世安稳,却不足以让人们天塌下来都不害怕。生活本来就变幻莫测,15岁时,我离开了一所享有盛誉的预科学校,没有踏上父母为我铺好的金色大道,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很恐惧的。但我得到了一个启示:“真正的安全感,在于享受生活的不安全感。”我不止一次宣讲过这个启示,直至今日,我自己却依然需要不断温习这个启示。财富是种保障,但我深知,很多吝啬冷血的富人们,却一直在追求终极安全的幻象中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失去了内心的安全与宁静。
我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心中也有他们的影子。我也许不像他们那样极度拜金,但我也关心与钱有关的问题,比如,如果我的书销量上不去的话,我的心中就会无法安宁。很多作家认为“匮乏心理”是人类的通病,呼吁人们要有“富足心理”,相信上天会赋予我们一切。我很欣赏这种说法,但作为一个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人,现实中我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
金钱的魅力之一,就是它能让人生活在不受残酷现实干扰的世界里。钱让我们舒服地生活在第96街以南,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都局限在第96街以南的安乐窝里,不知人间疾苦。这种无知不但会让我们对贫困无知,也会导致思想的无知,甚至对当下发生的一切都毫无概念。20世纪40年代初,我父亲在工作和经济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此基本一帆风顺,但他不再成长。他的“公园大道小世界”使他双耳不闻窗外事,他远离越战现实和嬉皮士现象,对妇女运动无动于衷,毫不关心洛杉矶瓦茨暴乱和水门事件。世界在发生变化,虽然他也捐钱做善事,但金钱封闭了他,他在思想上始终停滞不前。这也是为何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我和莉莉把他在公园大道的公寓戏称为“陵墓”。
矛盾的是,这样的生活也并非一无是处。我和莉莉在德文郡花园一号的奢华经历,那种柔软舒适的感受,极大缓解了自己住处的简陋带给我们的打击,让我们得以在格拉斯哥停留,并更深入地了解它,而不是像在加尔各答一样转身即逃。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不美好的现实隔离,就如同我们需要居所和衣物一样,这种隔离可以带给心灵所需要的放松。
另一种放松,就是将人从锱铢必较中解放出来。现在,我和莉莉在决定买房或车之前,也会锲而不舍地比较各种房屋或汽车的性价比。谢天谢地,我们不再需要四处寻找最便宜的洋葱,或开很久的车只为买一把便宜些的螺丝刀。每次看见收入不菲的人,花费两个小时只为买一件“打折单”上的便宜货,我和莉莉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金钱同样关乎婚姻。从表面上看,在金钱上的分歧是无数婚姻死亡的原因,但这仅仅是个信号,说明在更深层面,两个人存在着更多分歧。凡事都由多种原因造成,反之亦然。我和莉莉的婚姻很坚固,也是因为有很多原因造就了这份坚固,而在金钱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和其他很多事一样,在金钱上也各有分工。我是那个喜欢管理账目的人,但没有莉莉的同意,我永远不会做出重大投资决定;而莉莉虽然掌管大部分家庭开支,但也从来不会未经我赞同,就做出重大的购买决定。我们近一半家产都是双方共同拥有,另外一半两人均分,我们的这种做法和我父母截然不同,不知为何,我父亲一直完全控制着我母亲的财务情况,换句话说,我母亲没有经济自由。但远在妇女运动还未开始之前,我和莉莉就一直认为,她操持家务和我赚钱养家一样有价值。
我们在金钱上达成一致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当然,有时也会有些小小的例外。我们都认为美洲虎是非常棒的车,但我们都觉得与其买这款车,不如把钱用在其他地方更好。我们都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家庭存钱,并愿意支付我俩的教育、孩子的教育、员工的发展成长、旅行这类事情上,此外我们都赞成做有效的慈善,外加一些滋养心灵的美好事物。
今天,我们显然没有享受到这种美好,但我们至少在昨天的晚餐中,感受到了美,或许我们明天还能有这样的好运气,这就足够了。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我们坐在这间狭小的棕色房间里,虽然感觉今天过得不是十分满意,但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却依然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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