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8：寻找石头

6月8号，星期一

贫 富

天气不冷不热，不阴不晴，死气沉沉的，就像这座死气沉沉的城。

这是我们在苏格兰游览的第一天。格拉斯哥还不算太糟，然而，这里显然不是旅游热点。我们穿过一座挺大的公园，和加的夫的公园一样，这里也疏于打理，杂草横生，枝蔓凌乱，远处有几栋体面的建筑，看起来像是大学。我的儿子是个艺术家，爱屋及乌，我和莉莉去市中心参观了小有名气但呆板无趣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办公室里三位不冷不热的职员也无法对我们说清楚，这里有什么地方值得人们千里迢迢来看的，参观结束时，我和莉莉的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点。

当然，让我和莉莉忧郁的，并不是这座城市本身，而是这里的贫困。看见一个人时运不济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更何况一座城。有一种难过，要比看见满地垃圾和衰败的建筑还深重，那就是看见四处都是萎靡不振的人。当然，很多人看起来是热情亲切、活泼健康的，但不知为何，格拉斯哥似乎要比别处有着更多身体残疾或体弱病衰的人。

计划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曾怀疑格拉斯哥不是个美丽的地方，既然如此，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而且还要在此停留两晚一天？因为我们从未来过苏格兰，我们想要了解它，所以认为必须看看这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我和莉莉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傻事了，1969年，我们随军驻扎在日本冲绳岛时，我和莉莉去了曼谷、新加坡和印度，我们特意在加尔各答待了两天，因为我们想看看那里的人间疾苦，想看那种毁灭性的贫困。

我和莉莉的家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乡村，我们的住宅旁边30米处有个小小的砖砌露台，它掩映在古老的枫树里，俯瞰着我们家精心打理的花园。从5月到10月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这里写作、口录、接打电话、会见访客，或仅仅是观赏周围的美丽景色。我称此地为“我的反-加尔各答宝地”，它是丑陋、朽败、绝望的解药，我非常感激我有这么一片净土，而我给它起的名字，表达了一种深切的珍惜，如果我没有看见过加尔各答的那种景象，我不会有这样的体验。

我父亲白手起家，靠自己打出一片天。他是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的男服经销商的儿子，19岁大学毕业，22岁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我出生时，他已经是纽约最负盛名的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我在优越舒适的家庭中长大，上了最贵最好的大学。因此我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公园大道是我长大的地方，那是个富人区。

然而，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曼哈顿有两条公园大道。大家熟知的地方，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是从第96街往南延伸约6公里长的大道，两边挺立着气派非凡的公寓大楼，每栋楼前都站着一位身着制服的门侍。这是纽约最宽的大道，容纳了八条车道，上下车道之间用来充当隔离带的，是一座座和街区等长的长方形花园。春天的时候，花园里鲜花怒放，在它们的地底下，贯穿着纽约中央铁路的隧道。有时，你能隐约听到下面的火车隆隆声，甚至能感觉到它的震动，那是这个城市最有力量的血脉。

在第96街，火车出了隧道后，轰隆着向北驶去，顷刻间，花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铁轨，它们高架在古老的、锈迹斑斑的钢梁上。这里也叫公园大道，是没了花园的公园大道，像片肮脏的铁轨迷宫。顷刻间消失的还有气派的大楼和宽敞的道路，大道陡然变窄，两边是拥挤杂乱的出租房，它们的窗户上要么钉着木板条，要么用来晾晒衣物。门侍也忽然消失了，在此出没的是瘾君子、乞丐、妓女和拦路抢劫者。第96街和公园大道交会处，富裕和贫困如此鲜明地比邻而居。那时我在这路口附近的一所私立文法男校上学，周末还会乘4点02分的火车北上去我们在“乡村的家”，所以不想看到这一切都不行。在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这种天壤之别的并列就一直困扰着我，一直到现在。

也许正因如此，我心中总是有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深刻地体会到，我至少经济上有着不劳而获的优势。这优势不是我挣来的，而是生而有之，这让我心怀感激，但也心生负罪感。这种坐享其成的好运让我觉得，我有责任回馈社会。但怎么回馈呢？

当然，我无须自己移居到哈莱姆区或任何贫民窟生活。20世纪40年代，仇富现象还未像今天这般严重，但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出行却已经不太安全，10岁时，我几乎习惯了在哈莱姆区附近的公园里或大街上被人袭击，袭击者是来自第96街以北的一伙年轻人，他们的娱乐活动就是专门欺负富家小孩。虽然我从没受到严重的伤害，但确实多次被推倒在地并遭到抢劫。然而，这种经历并非毫无用处，我由此很早学会了感受自己的恐惧，并在危险还没到身边时，就能嗅到它的气息。

即使成年后，我也很少踏入贫民窟，我顾虑的不仅是我的人身安全，更在意心灵上的感受。我亲眼见过贫穷和肮脏如影随形的窘境，那对心灵来说，是种无法言说的沮丧和压抑。当然，富人不一定就有颗富有的心灵，公园大道住在铁轨之上“高”区的人们，他们的心灵之贫瘠，和住在铁轨之下“低”区的人们没什么区别。可是，我的心灵特别需要美好和柔软，鉴于我在这方面的忍受力不是很好，所以很需要借助环境调节。在加尔各答时，我觉得如果自己不能在48小时内逃离那里，一定就会死掉，我无法想象自己能有特蕾莎修女般坚忍不拔的勇气，年复一年生活在这样肮脏污秽的环境里。

人身处于富贵之地，也须知贫贱的痛痒。而有些人之所以对糟糕的环境视而不见，或许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穷人，早已习以为常，但这种无动于衷就像是诅咒，会将人圈在贫困之中，失去斗志。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福佑，使人安贫乐道，从而有信心活下去。

一些无动于衷的富人，他们看不见像第96街那样的贫富差距，对他们来说，眼不见心不烦。我认为这种视而不见，也是一种诅咒，让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该命好。这种无知傲慢的人，我是无法心生喜爱的，而富人的心灵贫瘠，便是如此。这些所谓精英不乏拼搏的精神，矛盾的是，在情感上，他们却像养尊处优的肥猫，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拥有一切。贫困会麻木一个人的心灵，富有会让人对人间疾苦麻木不仁，这都属于心灵的贫瘠。

风 险

对于舒适的追求，让我成了一个谨慎的理财家，但这不等于我没有在金钱上冒过险。

也许我冒的最大的险，就是和莉莉结婚。我父亲不赞同我娶莉莉，只因她是华裔，他发誓，如果我执意要和莉莉结婚，他会取消我的继承资格。我试着等了几个月，但后来觉得自己作为独立的个体，理应有自己的尊严，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结婚，更不能让我父亲用钱来控制要挟我。我和莉莉在1959年12月27号结了婚，正值我上医科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租了一间公寓房，还买了张二手床、书桌和电热炉，再加上公寓房自带的一台小冰箱，再没有其他家居设施了。我俩在银行一共有800美元存款，这是两个20多岁年轻人的救命钱，而两个月内，我就要付一笔1200美元的学费。

在结婚的第四天，我俩爆发了第一次争吵。因为莉莉出去买了一套八个的打折餐盘垫，而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四个。不久，我们就又有了摩擦，我们的小窝离最近的百货超市也要将近2公里，我们婚后第一个冬天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就是提着大包小包，走在克利夫兰结着冰的人行道上。经过几个星期的盘算，我俩妥协了，在西尔斯百货店花25美元买了个小拉杆车，可以拖在身后拉购物袋。我们第一次用的时候，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将它放在了超市一进门的空当处，而当我们结账完毕，去找我们的小拉杆车时，才发现它被偷了。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莉莉是个有经验的实验室技师，我们到了克利夫兰没几天，她就找到了一份一周42小时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俩都在实验室一周上两到三次夜班。如果这样下去，我们是可以挺过来的，可就在三个月后，我父亲突然提出了恢复我的继承资格，这样，他就有了名义来为我支付学费，而且每个月还会给我100美元的生活费。我俩很想告诉他，赶紧把钱拿走，爱给谁给谁。但我们有对年长的夫妻好友，他们劝我们说，钱也许是我父亲知道的唯一沟通方式，如果我们拒绝他，也许就和我父母永不会再有来往了。

继承权的恢复，使我和莉莉得以提前两年要了孩子，多年后我怀疑，父亲的慷慨也促使我成了作家。1975年初，他赠送了我们一笔5万美元的大礼，这让我们在付清贷款之后，银行里还能有所结余。六个月后，我想要写一本关于自律、爱和恩典的书，于是我开始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将工作时间调整为一周四天，之后，就有了那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我不确定，如果我依然在为贷款操心的话，是否还会滋生写书的念头，又是否会真的去动笔。父亲送来的钱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有了追随内心声音的自由。

但我也知道，有那么几年，父亲应该是为自己的慷慨后悔了。“你写书干什么？靠卖书根本活不下去。”他这样告诫了我好几次，“你是个心理医生，你该专心做下去。哪怕是个鞋匠，也要坚持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错了，因为我写书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说的“靠卖书根本活不下去”部分是正确的。《少有人走的路》出版的三年后，随着孩子们进入大学或私立学校，我和莉莉不但没有一丝存款，反而花的比赚的还多。1983年，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少有人走的路》以及我的其他的书开始大卖，收入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也正因此，我和莉莉今天才能在格拉斯哥旅游，并且不用为了旅费发愁。

被高估的钱

19岁那年，我在那不勒斯旅行时，曾跟着一个旅行团去了庞贝。巴士在庞贝废墟中的某处停下，导游让男人和女人分开行动20分钟，因为他准备带男人们去看一些女士不宜的东西。旅行团中有一位年迈的修女，她不会说英语，也没听见导游的话，于是一路迈着小步跟着我们这些男人。看见这一幕，其他女人惊慌失措地大声喊着：“嬷嬷，别去，回来！嬷嬷，快回来！”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们歇斯底里的喊声，最终，她们成功将修女挽救了出来。哈，那保守的五十年代。

我那一天的另外一个记忆，是和艺术有关。在一所小房间的墙壁上，用罗马人惯有的精准线条画着大量人形，描绘的是传统的性爱姿势。然而，对我来说，最记忆犹新的是一幅画在别墅外面的画，它由一个带着个小门的箱子保护着，导游鬼鬼祟祟地打开了小门。里面画着一个中年男子，手里举着一个简易天平，天平的一个托盘里画着一堆金币。另一个托盘里画着一个巨大的阴茎，它从男人的宽袍里探出来，其尺寸让一位游客非常吃惊，他忍不住叹道：“难怪罗马人征服了世界！”画底下有一行字，我不记得它的拉丁原文了，但大意是：“少时筋壮，老来金多，水穷云起，人生无憾。”

如果那幅画蕴含的意义没那么到位，我也不会如此清楚地记了40年，但这幅画的意义，远比画家旨在揭示的更加复杂。年轻时的性能力，可以说是种喜忧参半的福气，而且，一个人在年老时也不一定多金。即使我们足够幸运，财富真的随年龄而增长，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财富其实也是种喜忧参半的福气。性和钱，是最矛盾的两样东西，在它们的作用下，人们往往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得多失多，难大福大。

我和莉莉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富有。我们的净资产约400万美元，这的确不是笔小数目，但并不能让我们跻身于富豪行列。而且，我们将近一半的财产来自我父母的赠送或继承，作为知名作家，我挣的钱没有我的律师父亲多。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是因为人们总是过高估计他人的财产，这是金钱带给一个人的负担之一，也是很多人保守自己财产秘密的原因。除非你是洛克菲勒，那样你的财产就不再是个秘密。

因为有钱，很多人由此成了募捐者的目标。捐款本身并非坏事，我一直相信并支持慈善事业，但当捐款变成人们期待你去做的事时，或当你被指责捐的钱不够多时，这就成了件坏事。即使你痛快地捐了一大笔钱，但很可能因此给了募捐者更大的期待，让捐款变得没完没了，你很难打消募捐者这样的念头：“嗯，从先前捐过款的人那里，肯定还可以挤出来更多。”

人们之所以总是会高估别人手中的财富，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低估了支出。比如打工者就常会误会开公司的人，会高估他人的财产，并低估他人的运营开支。两年前，我的项目经理收到了一封信，它来自英格兰的一位神职人员，信里请求我去做演讲并询问我的收费。项目经理回信说，我的标准收费是一万美元一天，差旅费另算。对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他“怒不可遏”，因为没想到派克医生“一天收费相当于我年薪的一半”。项目经理解释道：“但是，派克医生自己掏腰包支付自己的福利保障，比如住房和健康保险，以及他在员工薪水和组织运转上的开支，也相当于你年薪的10倍，上的税也相当于你年薪的10倍，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数额也相当于你年薪的10倍。如果你知道了这些，也许就不会那么愤慨。”对方没有再回复，但我猜测他的情绪并不会因为那些信息而平复。

当你成为公众人物，就意味着财产和名气已密不可分。名气有助于销售我的书和演讲，演讲和宣传的效应，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书籍的销售和演讲的推广。而这一切光鲜的背后，是我需要不断应付各种层出不穷的决定，有的决定令人心焦，有的令人提心吊胆。我应该接受多少采访？是一个都不接受还是来者不拒？选择哪个又不选哪个？哪些信我应该亲自回复，哪些由员工回复，哪些根本不予回复？对于那些请求帮助的机构或个人，我们应该最大限度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凡此种种，每天一睁眼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10年来，我从最初的只需一条电话线，聘用一名兼职秘书和一名家政工作人员，发展到有六条电话线和三个不同的传真号码，并雇用了三名全职员工，两名兼职员工，一名房地产律师，一名税务律师，一名出版律师，一名会计和一名文学经纪人。从自己亲自回复所有信件、支付账单，变成了让别人替我处理生活中的诸多复杂事宜。如果不是如此，我们也无法来苏格兰度假。这个支持我生活运转的团队，并非是一天就形成的，其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予以磨合，经营这一切让我和莉莉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还需要我们学习一些“管理技能”。而这，也是伴随名气和财富而来的隐形成本。

而且，金钱本身也需要管理。你可以把你的钱放在床垫底下，但这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你要学会如何以蛋生蛋。可是，该往哪方面投资呢？是自己选择还是找人帮忙做理财？是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还是低风险低收益的？显然，你赚的钱越多，需要做的决定也更多。

金钱也是种权力，而权力往往带有危险性。权力可以让你控制他人，会使人们害怕或口不对心，这无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件好事。

权力也许会让人们产生惰性与依赖，或促使人们滋生一种理所应当的心理，简单地认为“别人该为我提供这些”。因此，一个卓越的领导，不仅会专心于事业，还会让组织中的其他人都强大起来，有时，这项责任似乎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爬坡。

不久前，我们也将我们的钱赠送给了孩子们。我和莉莉很高兴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帮助能给他们更多自由，就像当年我父亲的钱给了我自由去写《少有人走的路》一样。但伴随着这种快乐而来的，还有一系列权力困境。赠予者如何避免接收者产生依赖思想和理所应当的感觉？

在孩子多大时以及多成熟时，可以给他们这笔钱？父母是否有责任教子女理财？而且，孩子们已经主动和我们脱离关系了，而我们也一直这样配合着他们，因此，我们给他们的钱，会不会让他们误以为是我们的控制方式？

对我和莉莉来说，在金钱带来的各种矛盾问题之中，最大的一个莫过于我们不仅是捐赠者，还是募捐者。我和莉莉建立起了FCE组织，而要想让其更好地运转，我们必须尽可能为它争取到其他捐赠者。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上天在我们生活里设下的最大的讽刺之一，就在我们变得富有的时候，它立刻让我们体会乞讨者的感受。

这感觉并不美好。我从小受到的教养告诉我，伸手讨钱是一个人的终极堕落，因此在我的概念里，这是很丢人的。而且，富人一般非常吝啬，按照个人收入和捐赠数额的比例来算的话，平均下来，那些收入相对较少的人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所占收入的比例要超过年收入在六位数以上的人。这是生活令人悲哀的一面，更糟糕的是，有那么一些有钱人，他们愿意招待募捐者进入他们的深宅大院，好让他们享受戏弄对方后，再对对方说“不”的快感，他们觉得给人希望后再让人失望，是件过瘾的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当我们把其他人仅仅视为潜在的捐款“目标”时，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可耻。

然而，我们也会时不时地遇见一些富有且慷慨的人，有的人甚至会将自己收入的一半捐给我们（这意味着，把他们也算上，平均下来的话，大多数富人其实一分都没捐）。每当这样的事出现时，我都会深受感动，其中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八年前，FCE还在努力起步时，我在沃斯堡做演讲互动活动。一位女士从排队签名的队伍中走到我面前，她解释说，她没有书需要我签名，但希望能转交她朋友给我的一封信。我向她道了谢，因为等待签名的人很多，我就随手将信塞进了外套口袋里。当签名活动结束后，互动活动的举办人开车送我回酒店。在路上，他递给我一张6000美元的支票，这是我当时的演讲费用。我突然想起了口袋里的信，于是掏出来，打开看到：

尊敬的斯科特：很抱歉我抽不开身，无法来听你今天的演讲。你也许不记得我，但六个月前，我在圣安东尼奥听了你关于共同体的演讲，以及你的基金会。随函附上一小笔捐款，希望能对基金会尽到绵薄之力，请收下。我希望我能付出更多。

我坐在车里，腿上有两张支票：一张是依据合约支付给我的6000美元服务费；另一张是捐给FCE的500美元。哪一张支票更能鼓舞我？显然是那笔小数额的。这笔意外捐款的出现，让我对于自己所倡导的事业更有信心。

安 全

我可能比大多数人更迷恋金钱。

我出生于1936年5月，那正是经济大萧条时期。虽然我的家中十分富裕，但是在我的整个童年，父亲会不断提醒我和我哥哥“男孩子必须要懂得一美元的价值”，还反复说“我们要进救济院了”。儿时的我认为这说法很可笑，但是，这些话却钻进了我的意识里。青少年时，每当我请女孩吃晚餐，如果对方点的不是最便宜的主菜，我就会不安地坐在那儿，默不作声。现在我当然不再这样了，但我依然在金钱上缺乏安全感。如果我中风再也不能工作了呢？如果我们官司缠身该怎么办？如果股市跌穿谷底怎么办？如果通货膨胀呢？世事难料。

金钱虽然确保了现世安稳，却不足以让人们天塌下来都不害怕。生活本来就变幻莫测，15岁时，我离开了一所享有盛誉的预科学校，没有踏上父母为我铺好的金色大道，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很恐惧的。但我得到了一个启示：“真正的安全感，在于享受生活的不安全感。”我不止一次宣讲过这个启示，直至今日，我自己却依然需要不断温习这个启示。财富是种保障，但我深知，很多吝啬冷血的富人们，却一直在追求终极安全的幻象中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失去了内心的安全与宁静。

我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心中也有他们的影子。我也许不像他们那样极度拜金，但我也关心与钱有关的问题，比如，如果我的书销量上不去的话，我的心中就会无法安宁。很多作家认为“匮乏心理”是人类的通病，呼吁人们要有“富足心理”，相信上天会赋予我们一切。我很欣赏这种说法，但作为一个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人，现实中我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

金钱的魅力之一，就是它能让人生活在不受残酷现实干扰的世界里。钱让我们舒服地生活在第96街以南，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都局限在第96街以南的安乐窝里，不知人间疾苦。这种无知不但会让我们对贫困无知，也会导致思想的无知，甚至对当下发生的一切都毫无概念。20世纪40年代初，我父亲在工作和经济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此基本一帆风顺，但他不再成长。他的“公园大道小世界”使他双耳不闻窗外事，他远离越战现实和嬉皮士现象，对妇女运动无动于衷，毫不关心洛杉矶瓦茨暴乱和水门事件。世界在发生变化，虽然他也捐钱做善事，但金钱封闭了他，他在思想上始终停滞不前。这也是为何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我和莉莉把他在公园大道的公寓戏称为“陵墓”。

矛盾的是，这样的生活也并非一无是处。我和莉莉在德文郡花园一号的奢华经历，那种柔软舒适的感受，极大缓解了自己住处的简陋带给我们的打击，让我们得以在格拉斯哥停留，并更深入地了解它，而不是像在加尔各答一样转身即逃。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不美好的现实隔离，就如同我们需要居所和衣物一样，这种隔离可以带给心灵所需要的放松。

另一种放松，就是将人从锱铢必较中解放出来。现在，我和莉莉在决定买房或车之前，也会锲而不舍地比较各种房屋或汽车的性价比。谢天谢地，我们不再需要四处寻找最便宜的洋葱，或开很久的车只为买一把便宜些的螺丝刀。每次看见收入不菲的人，花费两个小时只为买一件“打折单”上的便宜货，我和莉莉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金钱同样关乎婚姻。从表面上看，在金钱上的分歧是无数婚姻死亡的原因，但这仅仅是个信号，说明在更深层面，两个人存在着更多分歧。凡事都由多种原因造成，反之亦然。我和莉莉的婚姻很坚固，也是因为有很多原因造就了这份坚固，而在金钱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和其他很多事一样，在金钱上也各有分工。我是那个喜欢管理账目的人，但没有莉莉的同意，我永远不会做出重大投资决定；而莉莉虽然掌管大部分家庭开支，但也从来不会未经我赞同，就做出重大的购买决定。我们近一半家产都是双方共同拥有，另外一半两人均分，我们的这种做法和我父母截然不同，不知为何，我父亲一直完全控制着我母亲的财务情况，换句话说，我母亲没有经济自由。但远在妇女运动还未开始之前，我和莉莉就一直认为，她操持家务和我赚钱养家一样有价值。

我们在金钱上达成一致的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当然，有时也会有些小小的例外。我们都认为美洲虎是非常棒的车，但我们都觉得与其买这款车，不如把钱用在其他地方更好。我们都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家庭存钱，并愿意支付我俩的教育、孩子的教育、员工的发展成长、旅行这类事情上，此外我们都赞成做有效的慈善，外加一些滋养心灵的美好事物。

今天，我们显然没有享受到这种美好，但我们至少在昨天的晚餐中，感受到了美，或许我们明天还能有这样的好运气，这就足够了。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我们坐在这间狭小的棕色房间里，虽然感觉今天过得不是十分满意，但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却依然是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