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为经营者的起航
拥有“philosophy”
尽管我在松风工业前后只待了不到四年的时间,但是在那期间所遭遇的各种困扰,以及因此产生的思考对于我之后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至今也无法忘怀的一件事就是,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philosophy”这个词。
1956年,经由当时作为日本主要银行之一的第一银行的斡旋,由负责松风工业绝缘子出口代理业务的第一物产(当时)
公司派遣了一位叫吉田源三的入到松风工业来作调査。
吉田先生为了深入了解整个公司的实际状况,每天都在公司里展开认真细致的内部调査。他自然也到了我所在的特瓷科。吉田先生发现,在弥漫于公司上下的一片沉沉暮气中,唯有我们特瓷科截然不同、充满干劲。对此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于是作为整个调査的最终总结,他提出要直接找我谈话。
吉田先生首先向我询问了微电子用陶瓷材料的未来前景,于是我围绕半导体产业在未来发展方面的可能性向他逬行了说明。我告诉他:“如果公司能够追加新的设备投资的话,应该能够赢得更多的订单。”并且我们还就如何实现公司整体的活性化,以及如何进行人才配置和使用等话题进行了交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又不是公司主管,只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而已,能够说得出来的大概也仅仅是些粗浅的个人想法罢了。
然而吉田先生却认真倾听了我的话,最后他大声对我说道: “你虽然才只有20多岁,但是了不起,你已经拥有自己的‘philosophy,了。”
虽然当时我点头听着吉田先生的这番话,然而自己事实上还并不太了解“philosophy”这个词,对其含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不过在心底暗自钦佩:吉田先生到底是在二战前就作为三井集团的驻外代表担任过纽约支店负责人的厉害角色,在他现在这家公司也算是个海外通,果然知道不少艰深的辞藻。等我回到宿舍,翻出字典,找到“philosophy”这个词目,看到它代表的是“哲学、信念”之意时,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心中为之一震的感觉。
那个时候的我连“philosophy”这个词都不是很清楚,就更不要说会有意识地想要拥有自己的哲学。
然而非常凑巧的是,将“philosophy”这个词教授给我的吉田先生与我在鹿儿岛大学读书时的恩师内野正夫教授是东京大学的同级生。
这位内野教授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存在。内野教授到鹿儿岛大学任教时,恰逢我即将发表毕业论文,也就是说,一直到快要毕业为止,我与内野教授都还并不认识。但正是这位内野教授对于我的毕业论文《入来黏土的诸物理性质》给予了极髙的评价。
在毕业典礼的谢师会上,我从内野教授那里得到了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鼓励。他对我说:
“稻盛,你肯定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技术人才,一定要努力!”
并旦内野教授还邀请我一起喝咖啡,对我的毕业论文作出了最高的肯定:
“你的毕业论文实在是非常优秀,与我知道的那些东京大学学生的论文比起来丝毫也不逊色。”
一位从未直接指导过我的老师,给了我如此和善温暖的鼓励,他的这些亲切的话语如同春雨般令我动容。从那时开始,即使是到大学毕业之后,每当遇到难解的问题,我都会向内野教授请教,听取他的指导。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每当内野教授因为有事要去东京,都会事先给我发来电报,告诉我他乘坐火车在京都停留的具体时间,以便让我能够到京都站和他见上一面,利用夜行列车靠站停留的短暂时间,询问我研发工作的进度和情况,并向我提供建议。
并且他总是会激励我:“努力工作!”
并旦在我从内野教授那里得到的众多建议当中,有这样—条让我终生难忘。
一次,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技术人员到松风工业进行考察。他来日本的目的是要购买生产低压输电线用绝缘子的电炉。当时我刚好在研发镁橄榄石的同时研制出了用于生产这种材料的电隧道炉。
这种电炉的特点是操作简便,耗电少。那位巴基斯坦技术人员认真倾听了我对于这种电炉所作的说明,并表明了购买这种电炉的意向。我在因为自己的技术得到认可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也针对巴基斯坦当地的电力情况开始对电炉进行改造工作。
然而就在即将发货之时,对方却又提出,光是收到电炉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因此希望我作为技术指导也一同到巴基斯坦去。这时正是1958年的春天。 ’我原本就有到海外工作的打算,故此也认为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工作邀请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很动心。当时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三个年头,虽然我的工资多少有些增加,但是也只不过每月一万几千日元而已,对方却提出愿意向我支付每月20万日元的高额工资,这点对我而言也十分具有吸引力。
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我每月寄给家里的补贴也就可以大幅增加。一想到这些,我就很开心地去与我的兄长商量。兄长虽然也感到高兴,但是他认为我还是应该首先去听取一下内野教授的意见。
然而没想到的是,内野教授听了以后却断然否决:“不能接受这个邀请。”
“你要是到巴基斯坦去了,等于就是离开了开创最新技术的最前沿,等到你回日本的时候,你所掌握的技术就将变得过时,而这种损失是绝难弥补的。”
内野教授的这个忠告最终打消了我去巴基斯坦的念头。如果当时我没能抵御住那个诱惑,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对于这样一位能够为了我的未来发展殚精竭虑的好老师,我至今依然心怀感激。
辞去松风工业的工作
也就是在同一年,公司突然接到日立公司的査询,对方想知道我们公司是否能够用我研发出来的镁橄榄石材料生产陶瓷真空管。当时正逢晶体管即将问世的前夜,要想实现电视机的小型化真空管就要做的越小越好,因此电视机生产厂家才会产生是否能够用陶瓷材料来制作真空管的想法。
于是我立即着手组建了研发团队,开始了相关课题的研制工作。可是由于精度要求非常高,因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也很难生产出符合规格要求的产品。就在那个时候,之前一直担任技术部长的青山正次先生(原京瓷总裁)因为与从外面来的新公司总裁意见不合,结果被贬黜到总裁办公室去担任一个闲职,而技术部长的职位则由另外一个新进公司的人来接替。这位新技术部长最初是做古董出身,他对于围棋和曰本将棋倒是分外精通,可是对于陶瓷技术实在是一窍不通。
有一天,这位新任技术部长跑来对我说:
“看来你也没啥好办法,还是请别的技术人员来研制陶瓷真空管好了。”
我立刻就毫不迟疑地冋答他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辞职,就只做到今天。”
当时我心中的想法是,虽然这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即便我们身处这样恶劣的环境,都依然能够心怀梦想,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然而在这样一个完全无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辛劳,丝毫不能给予理解,对于下属不肯给予信赖和尊敬的人手下,是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的。
不过当时公司的其他高管们都非常认可我对公司的贡献,因此都来挽留我,要求我撤回辞职的决定。但是我有鹿儿岛人的倔脾气,一旦说出的话就绝不可能再收回。因此我对来挽留我的公司高管们明确说道:“不好意思,我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在这家公司干下去的意愿了。”但是我最终还是同意继续工作到年底(1958年底)。
得知我要辞职的消息,同在特瓷科工作的浜本和伊藤也跟着提出:“如果稻盛辞职的话我们也辞职。”并且不光是他俩,包括年长于我,担任营业科长的北大路季正先生(原京瓷监察董事)和青山先生也一同提交了辞呈。青山先生要比我长30岁,当时已经56岁,比我父亲还要大5岁。
他们大家说道:“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努力奋斗到了今天,今后也让我们一起继续共事好了。”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异常的欣慰。
但是在那个时点,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如果大家都跟随我辞职的话,之后又该何去何从。于是围绕着“虽然巳经决定要辞职,但是我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我和大家进行了反复的沟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大家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以我所开发出来的陶瓷技术为基础,创办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然而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却没有谁拿得出创办新公司所需要的资金。
于是我们以青山先生为核心,开始了寻找投资者的活动。
青山先生最初接洽的是他在京都大学工学部电子工学科就读时的同级生西枝一江先生和交川有先生。
西枝先生以前也曾经任职于松风工业。但是因为与企业经营者意见不合而辞职。当时他巳经担任一家名叫宫木电机的专务董事一职,并且在辞去松风工业的工作后,进入宫木电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短暂地从事过专利许可代办的工作。因此与大学时代的同级生,任职于日本专利厅的交川先生交往颇深。而这位交川先生从专利厅退休后,受西枝先生之邀,入股宫木电机。当时同样在这家公司担任常务董事。
1958年10月,在青山先生的带领下,我第一次拜访了西枝先生的府邸。当我们抵达时,西枝先生与交川先生早已在会客室里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本来说是要我去就新型陶瓷材料进行说明,可是就当我刚打算要开始的时候,交川先生却突然冒出一句:
“一个26岁的年轻人到底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样一个年轻人是不可能创业成功的。”
虽然对于这次访问我心中充满了期待,但是我觉得交川先生的话也并非毫无道理,因此那天也只好就简单辞别而去。可是没想到的是,西枝先生与交川先生却为我的事情一同与宫木电机的宫木男也总裁进行交涉,经过反复沟通协调,最后成立了以宫木总裁为中心的投资方,决定为我们投资创办一家新公司。
宫木电机自身也是基于宫木总裁本人所拥有的技术而创建起来的,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风投企业,或许正是因此他才能对于我们的创业愿望产生共鸣。但是我认为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归功于青山先生的执著,以及西枝、交川和青山他们三人之间的牢固友情。
这些与我非亲非故、素昧平生的人们,敢于把赌注压在像我这样一个年仅26岁,小地方来的技术员身上,给予慷慨的资助,这种宛如天方夜谭一般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我身上。这让我在欣喜若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沉重的责任。
由于是宫木电机的经营者向我们提供了投资,因此新公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宫木电机的子公司。为此西枝先生和交川先生向宫木总裁提出交涉,要以技术入股的形式让我们这边的人拥有公司股份,以便让新公司能够作为一家独立的企业由我们自己进行管理。
特别是西枝先生,他不仅向我们这家新公司亲自注资,并旦还以自己的房子为担保,从京都银行为我们公司借取了1000万曰元的贷款。后来我才得知,西枝先生和他的夫人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西枝先生同他的夫人商量道:“有一个叫稻盛的年轻技术人员想创办新公司,我见过他本人,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人。因此我想在资金上给他一些资助。但是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钱,所以我打算把房子作为抵押,替他筹措一点资金。
但是如果他的公司失败了,我们的房子就可能要被没收。”
而他的夫人对此的回答是:“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如此被另外一个男人打动,那么一定是有道理的。”
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京都陶瓷(现京瓷)才得以成立。
在1958年年末的一个日子里,一同从松风工业辞职参与新公司创办的八个同伴,聚集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宿舍房间里。
除了青山先生,大家都是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这间连坐垫都没有的陋室里,沸腾着一股激昂的热情。
尽管我们巳经确定要创办公司,但是对于未来会怎样我们都一无所知。从最初那一刻开始,大伙就都向我表示:不管公司遇到什么困难,就算是去打零工,大家也要继续支持我对陶瓷材料的研究。正是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友情,让我从心底感到了欣慰和踏实。
我提出:“为了让彼此能够更加精诚团结,干脆一起写一份血书好了。”在大伙的一致同意下,我们写了一份誓词,内容是:“我们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一定会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为世间和人类作出贡献。为此我们聚集一起,歃血为盟。”
然后我们剌破自己的小指,在誓词书上摁上了我们的血指印。
虽然新公司巳经创立,但是我们一无资金,二无设备,有的只是我们大伙之间的牢固友谊。人心虽说善变,但是心与心之间,一旦能够紧密相连,由此产生的力量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匹敌。因我们开创事业的基础是建立在历史使命感和个人情谊之上,因此我们大家相互约定,不管遭遇怎样的艰辛,也一定要珍惜这份情谊。
1958年12月13日,我正式离开了松风工业。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曰,我与曾经在松风工业特瓷科担任我助手,也就是在违反企业总罢工令时,协助我进行产品送货工作的须永朝子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仪式就在京都市市政府内的一个房间里举行。列席者很少,只有一起歃血为盟的伙伴和我们两个人的家人。仪式上提供的食品,也只不过是些咖啡、蛋糕而已,可以说十分简朴。
创建京都陶瓷
1959年4月1曰,京都陶瓷以300万日元资本金,28名员工的规模,在京都市中京区西京原町正式成立。
我们的工厂兼办公室都在一栋从宫木电机借用的木制二层楼内。一楼放电炉和隧道炉,二楼则是成型设备和办公室。由于建筑简陋,每当二楼的手动成型机工作时,整个地板都会随之摇晃。而一楼的烧结炉产生的热气则一股脑地全浦到二楼来。
整个公司只有巴掌大小。每当员工午休,在公司的空地里玩投球游戏时,失手的棒球常常会直接飞进对面的烟铺。我们就是从这样一家小作坊工厂开始起步的。
虽然公司巳经成立,但是我首先要做的是解决28名员工的生存问题。尽管松下电子工业出于对我以前在松风工业成绩的认可,在我们公司创建之初就发来了每月20万支U型高压绝缘子的订单,然而这些订单到底还是杯水车薪。由于这家公司是以我为核心创建起来的,因此公司出现任何问题,我都责无旁贷,必须亲自予以解决。正是源于对公司前途的危机感,我自己四处发掘新客源,努力扩大生产规模。
可是我既没有可供依靠的前辈,也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可以依赖,并且当时我们公司在市场上也没有任何知名度,在向客户打电话时,报上“京都陶瓷”的名号,对方甚至都搞不清是哪几个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像一个推销员一样,一家一家的亲自上门拜访,寻求订单,开拓市场。
在当时那种状况下,我们公司能够指望的,基本上都属于其他竞争对手感到超出自身能力所及,无暇顾及而主动放弃的客户订单。我能做的也只能是对客户们保证说:“我们可以办到”,靠此才拿到些其他同行认为做不下来的订单。对于我们这家刚刚成立的公司,要生存下去,就只能直面挑战,接受那些甚至连我们的大型竞争强敌们都感到无能为力的订单。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大家恨不得一分钟当成两分钟用。为了公司的生存,大家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各项工作之中。
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新公司在成立的第一个月就实现了盈利。一年后的年度结算显示,我们公司当年完成了2630万日元的营业额,其中仅利润就达到了430万日元。
确立经营理念
然而,在公司创办第三年的五月份,正当公司的发展一帆风顺之际,我遭遇了一件彻底颠覆自己经营理念的事情。我创办这家公司的直接动机原本是想作为一名研究者,将自己开发出来的精密陶瓷技术光耀于世。但是这时我却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调整自己的这条信念。
事情起源于前一年春天公司录用的11名高中毕业的男性员工,他们拿着按着各人血手印的请愿书集体来找我交涉,请愿书的内容是要求公司向他们作出定期加薪和发放奖金的保证。
他们把这份请愿书交到我面前,并要求道:
“公司将来的发展到底会怎样我们心里也没底,所以大家都很不安。因此希望公司能够作出每年都能给我们定期加薪和发放奖金的承诺。否则的话我们无法保证会一直在这里干下去。”
可是以我的立场,对这些员工的要求实在是难以满足。虽说公司从成立第一年开始就确保了盈利,可是依旧处于起步期的摸索阶段。下一步会怎样,谁都不敢确定,更不要说要为一年以后的事情作出任何承诺了。
但是对方坚持,如果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全体辞职。由于在公司里我费尽口舌也无法说服他们,于是我就把沟通的场所换到了我当时位于京都市嵯蛾野的市营廉租公寓的家里继续进行。
“虽然你们想要在未来的工资和奖金问题上获得公司的承诺,但是你们也必须清楚,我们大家现在还处在每天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苦苦挣扎的阶段,你们要求的那些东西实在是太不现实。当初我在决定录用你们的时候,肯定对你们说过:‘我们还只是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让它成长壮大。’因此你们也看得到,我本人没曰没夜地辛勤工作,想要把这家公司做大做强,以便将来能够与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与幸福。”
尽管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说服他们,可是在当时的曰本,左翼思潮风头正盛,整个社会都只以劳资对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缺少长远的胸怀。因此我一直说到天亮对方依旧不为所动,坚持己见。他们的回答是:
“你们这些经营者不管什么时候都只会像你一样叫苦,欺骗我们劳动者。总而言之,如果不能在工资和奖金问题上获得承诺,不管你再怎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我们双方就这样连着谈判了三天三夜。
到了第三天,我最终毅然宣布道:“我不能给你们任何承诺,但是我一定会为了你们大家倾尽所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这番话。如果你们现在有辞职的勇气的话,也希望你们能够有同样的勇气来相信我。我会为了这家公司的发展壮大,舍命奋斗,如果我有任何欺骗大家的地方,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见到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对方也终于明白了我的真心,于是他们撤回了自己的要求。但是当我告别了他们,独自一人时,却陷入了深深的苦思。
作为企业经营者,我当时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一片迷茫。
然而正是这次的事件让我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企业员工需要向企业经营者寻求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家人未来的保证。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不由得产生了“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没意义的事情啊”的想法。我本来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照顾好在老家吃苦受累、让我能够上大学的父母和兄弟们。可是现在我连这件事情都没做好,就作为一家企业的经营者去操心那些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手下员工们的工资问题,甚至还需要为他们家人的未来提供保证。
当我最初创建公司时,梦想是要让利用我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遍布全世界。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我终于痛感到,那只不过是一个技术员的梦想而已,既无法赢得手下员工的理解,也不足以维系企业的经营。
从那一刻开始,我对什么是公司,公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公司并非是用以追求个人梦想的工具,而是不管任何时候都能够为其员工提供保障的所在。因此我从那时起就作出了决断,作为企业经营者,我要为手下员工获得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而鞠躬尽瘁,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并且,我也认识到,作为企业经营者,我不仅要考虑自己公司员工的利益,同时还要担负起作为社会一员的应尽职责。
就像这样,我的思考一步一步不断深化扩展,最终形成了京瓷经营理念的核心,即“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逬步发展作出贡献”。
虽然那一次的事件也可以看作是场出乎意料的员工叛乱。
但正是受赐于那些打击与烦扰,使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巳经对企业经营的本质有了清晰的认识。那就是,经营者必须具备不为己利,而是以员工和世间的利益为基点的经营理念。我相信正是由于我们公司在创业初期的第三个年头就能够确立这样一种经营理念基盘,京瓷才能在后来的发展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并且,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从京瓷成立第一天开始,我就对于人的心理,以及各种重要原理和原则极其重视。为何我会这样,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相信,这或许与我童年的成长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下一章里,我想要讲述的是养育了我的父母,以及那些曾经给予过我深刻影响的,故乡鹿儿岛一些伟人们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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