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勤劳基础之上的文化
想象一下珠江三角洲农民的生活吧。每年3 000小时的工作量是超乎想象的,农民们时常要在烈日炎炎之下,在稻田里耕种、除草。
以这种强度的劳动为职业的农民们会有怎样的生活态度呢?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与投身纽约制衣业的犹太移民很类似。他们都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首先,种稻农民的劳动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确关联。他们在地里干活越卖力,收获也越大;其次,他们的工作由一系列复杂工序组成。种植稻米并不仅仅是春耕秋收这么简单,它还要求农民们从事农产品及农用物资的买卖,他们要有能力调度全家劳动力参与劳动,同时要在选种、维护排水系统以及协调第一次收割与第二次播种关系上开动脑筋,并全力以赴。
更为重要的是稻米经济的自主性。在欧洲,本质上来说,农民都是贵族地主土地上的农奴。然而在中国和日本却没有发展出这样的封建系统,因为这种封建系统不适应稻米经济模式。稻米种植的过程复杂而繁琐,没有哪种封建系统可以长期精确控制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实际上到14世纪至15世纪,中国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主对佃农只收取固定利率的地租,生产活动则是由农民自主决定。
“水稻种植的关键是,你不仅要付出大量劳动,操作时还要严格精准。”历史学家肯尼斯·帕默朗茨说,“你必须加倍小心,灌溉前地面一定要平整,如果有一点不平的话,也会大大影响产量;同等重要的还有稻田的蓄水时长;另外幼苗是否严格按照相等间距排列成行也会极大影响最终产量。这不像玉米种植,只要在降雨季节来临之前播下种子就万事大吉,稻米种植需要农民精准控制一切要素。为了适应水稻种植的特点,地租制度要保证丰收之年让农民也能增加收入,以此激励农民。这一制度就是固定利率地租,地主们会说,无论丰收与否,我只收定量的粮食,如果今年丰收了,你们的余粮也多了。水稻种植不适宜使用像农奴制或工资制这样的生产形式,因为这些制度下很难保证劳动者有真正的热情和责任心,促使他们精准控制大米生产的每个环节。”
历史学者大卫·阿库什曾经比较过俄国与中国的谚语,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像“如果上帝不打算给予,大地将不会给予”(If God does not bring it, the earth will not give it)是典型的俄国谚语,其中包含的宿命和厌世心态是俄国农奴制的产物。在残酷的农奴制度下,劳动者无法体验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然而,阿库什指出,中国人的一些说法则体现了中国人的信条:“刻苦努力,未雨绸缪,自我襄助,与他人合作终究会得到报偿。”
下面正是一年劳动超过3 000小时的中国农民,在头顶烈日脚踩稻田(顺便说一句,稻田里到处是蚂蟥)的农忙时节互相激励的话语: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黄。”
“秋天坐一坐,冬天挨日饿。”
“不是靠天吃饭,全靠两手动弹。”
“种地不用问,除了功夫就是粪。”
“人勤地不懒,人懒地生癞。”
中国还有个说法叫作“一年忙到头,吃穿不用愁”。“一年忙到头”?
对于悠闲自得采集蒙果果的土著人,或是依靠睡觉过冬的法国农民,或是任何生活在非稻田文明地区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谚语真是莫名其妙。
很显然,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总被认为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人。他们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看法而备感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化的标签是某种轻视的表现。然而亚洲学生依旧视努力工作为美德。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涉及的成功案例均是那些比同辈更加努力工作的个人和团体。比尔·盖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沉迷于电脑,比尔·乔伊也一样。甲壳虫乐队花了数千小时在汉堡练习演出,而弗洛姆在机会降临之前,已经在不入流的并购诉讼生意上打拼多年。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亚洲人在许多方面受惠于这种文化,尤其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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