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诸神远去或一神教的崛起
为了建立在地球上的霸权,马杜克首先开始在天上建立霸权。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修订所有重要的新年庆典。这种举措的目的,不光是要告诉当地居民基本的宇宙起源论、进化论和阿努纳奇的故事,同时还要建立并恢复人与神之间最基本的宗教信条。
《创世史诗》则是一个有用且威力无穷的传输工具;在马杜克最早的一些举动中,他编订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伪经:在巴比伦版本的《创世史诗》中,用“马杜克”这个名字替换掉原版中的“尼比鲁”。由此将马杜克吹捧成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天神,大战提亚马特,用它的碎片创造出“打造出的手镯(小行星带)”和地球,重新布置太阳系,并成为一位轨道“像一个环”那样包围其他所有天神(行星)的地位最高的大神。所有随后的天站、轨道、天体周期和天文现象都是马杜克的杰作:是他用自己的轨道确定出神圣时间,通过黄道十二宫制定出天时间,再通过地球公转自转确定出地球时间。是他,夺取了原是提亚马特主卫星金古的独立轨道,并将之变为地球的卫星月球,在各月份显示出阴晴圆缺。
在对天国的重新排列中,马杜克并没有忘记加入一些个人的元素。过去的尼比鲁,作为阿努纳奇的母星,是阿努的住所并与阿努对应。在将尼比鲁变为自己之后,马杜克将阿努降级到了一个低级的行星——天王星。马杜克的父亲恩基,还是月亮;现在马杜克给予了自己成为“第一”行星的荣誉——最外层的,我们叫作海王星的行星。
为了隐藏伪造的痕迹,让所有人都相信这本来就是如此,《创世史诗》的巴比伦版本(即《伊奴玛·伊立什》)使用了这些行星名字的苏美尔术语,将这颗行星称为努迪穆德,意思是“技艺高超的创造者”——这完全是恩基的埃及称呼:公羊神克努姆的含义。
马杜克的儿子那布还需要一个天体对应物。于是,原本是对应恩利尔小儿子伊希库尔/阿达德的水星被对应到了那布身上。萨尔班尼特,将马杜克从大金字塔里释放出来的女神,也是他的妻子,也需要一个天体作为对应。顺便向伊南娜/伊师塔报仇,马杜克夺去了原属于她的行星,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金星,并将这颗行星转交给了萨尔班尼特(当这些发生以后,从阿达德到那布的转换部分,保留在了巴比伦天文学里,但用萨尔班尼特来替代伊师塔几乎没有保留下来)。
因为恩利尔太过强大无法被推翻,预期挑战他的天位(第七个天体地球之神),马杜克盗用了原本是恩利尔的50衔位,成为仅次于阿努的60的高阶(恩基的衔位是40)。这记录在了《伊奴玛·伊立什》的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泥板上,其中提到了马杜克的50个名字。由他自己的名字“马杜克”开始,结束于他的新的天体名称,“尼比鲁”。每个名字旁边都附有这个称号的赞美含义。当在新年庆典上诵读完这50个名字之后,没有任何功绩、创造、仁慈和至高无上是被遗漏了的……史诗的最后两行记录道:“伟大的诸神宣称他有这50个名字;他们用50的称号让他成为至高无上的。”由文职祭司添加的一段后记,让这50个名字在巴比伦需要被牢记且诵读:
将它们牢记心中,
让长者解释它们;
让智者聚在一起
讨论它们;
让为父的诵读它们
并将它们传授给儿子。
马杜克对天国霸权的夺取,伴随着宗教在地球上的改变。其他神,阿努纳奇的领导者——哪怕是他的直接对手——既没有被处罚也没有被除掉。相反,他们被宣布地位均在马杜克以下,马杜克通过各种手段宣称,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属性已经转化给了他自己。如果尼努尔塔是农业之神,通过整理山地,挖灌溉沟渠为人类带来了农业——那么这种能力现在属于马杜克了。如果阿达德是雨和风暴之神,那么马杜克现在就成了“雨的阿达德”。这个清单,现在只部分存在于一个巴比伦泥板上,开始为:
尼努尔塔=锄头的马杜克
奈格尔=进攻的马杜克
扎巴巴=近身格斗的马杜克
恩利尔=统治权和顾问的马杜克
纳比母=数字和计算的马杜克
辛=夜之照明者的马杜克
沙马氏=审判的马杜克
阿达德=雨的马杜克
一些学者推测,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马杜克采用了单一大神的观点——这朝《圣经》的一神论靠近了一步。但是,这种对全能大神的信仰在马杜克的宗教体系中是很容易混淆的,因为他只是比其他诸神地位更高而已,这只是一种一位神统治其他神的多神论。用《伊奴玛·伊立什》的话来说,马杜克成了“诸神的恩利尔”,他们的“主”。
马杜克/拉他不再住在埃及了,他成了阿蒙。尽管如此,为他而写的埃及颂歌仍然提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那就是称他为“众神之神”,“比其他众神强得多”。其中有一套这样的颂歌,创作于底比斯,写于《雷登草莎纸》的上面,它们的章节开头都是一段描述,讲述在“地中海中部岛屿”,认识到他的名字是“崇高强大且威力无穷”之后,“山地国家”的人民,“在惊奇中下山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个抗命的国家都充满了对你的恐惧”。在列出将信仰转变到阿蒙-拉的诸国之后,第六章继续讲述这位神祇抵达了诸神之地——到这里,每位读者都能猜到,这里所指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并开始在那里建造阿蒙的新神庙——正如你的猜想,它是埃萨吉拉。这里读起来就像是古蒂亚的陈述,从远近各地运来稀有的建材:“山地为你生产出石块,用作你的神庙的大门;船舰还在海上,在码头上,正引领和运载到你的面前。”每一片土地,每一个人,都送来了讨好马杜克的贡品。
然而不只是人类向阿蒙表示崇敬;其他诸神也是一样。这里有一些来自接下来的章节中的经文,它表明阿蒙-拉是众神之王:
从天国来的诸神集合在你的面前,说道:
“光荣大帝,主之主……他是统领!”
这位全球之神的敌人被打倒了;
在天地中已不再有他的敌人。
你胜利了,阿蒙-拉!
你是比众神都强的大神
你是唯一的。
全球之神:
你的底比斯比所有城市都要强大。
他很明智地选择了控制并超越其他大阿努纳奇,而非除掉他们。
最后,埃萨吉拉圣域被修建得极为壮观,马杜克邀请其他神祇来到巴比伦,住在分别为他们修建的、在这个圣域里面的独特圣殿中。巴比伦版本的史诗在第六块泥板上陈述道,当马杜克自己的神庙住所完工之后,当为其他阿努纳奇而建的圣殿也完工之后,马杜克邀请了所有神前来赴宴。“这就是巴比伦,是你们的家!”他说道,“在它的圣域里尽享欢乐吧。”应他的邀请,诸神前往巴比伦。这让人想到巴比伦这个名字的含义:“众神的门廊”。
按照这个巴比伦版本,马杜克坐在一个高台上,诸神则坐在这个高台的前面。其中有“命运七神”。在盛宴和所有仪式之后,在核实“行为准则已按照所有的预兆规范”之后:
恩利尔举起了弓,他的武器,
将它放在诸神面前。
在认识到这是恩利尔集团的领导人发表的“和平共处”宣言之后,恩基说:
愿我们的儿子,复仇者,变得崇高;
让它的统治卓越超群,
无人能比。
愿他带领人类走到时间的尽头;
人人铭记于心,欢呼他的道路。
在所有的崇拜节日,人们在马杜克及诸神的荣光下,于巴比伦履行这职责,恩基对其他阿努纳奇说:
至于我们,如他的各名字所宣称,
他是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来宣读他的50个名号!
宣读他的50个名号——给予马杜克本属于恩利尔和尼努尔塔的50衔位——马杜克成了众神之神。不是一神论中的单一神祇,而是一位受其他各神朝拜的神。
如果这个巴比伦的新宗教开始了通往一神论的道路,学者们(尤其是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激烈地讨论着,在巴比伦是否出现了三位一体的神(如《圣经》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合而为一)。可以被发现的是,巴比伦的这个新宗教强调了恩基-马杜克-那布这个血统,而且儿子的神性是从一位神圣父亲那里得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恩基称他为“我们的儿子”,他的名字,马杜克MAR.DUK,意思是“纯洁之地之子(语出P.延森)”“宇宙山之子(语出B.梅斯勒)”,“光明日之子(语出F.J.德里斯奇)”,“光之子”(语出A.戴莫尔),或简单的“真正的儿子”(语出W.保路斯)。所有这些位居高位的亚述学家都是德国人,这是由于德意志东方协会——这是一个同时还要从事政治和情报收集的德国考古学协会——曾在巴比伦领导了一系列不间断的挖掘行动,从1899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伊拉克败给不列颠的时候,也就是1917年。古巴比伦(虽然绝大多数遗迹都是来自公元前7世纪的)的出土,助长了当时正在不断增强的认为《圣经》创世神话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观点,也让狂热的学者开始了对巴别和拜别之间的讨论,即巴比伦和《圣经》,接着就是神学上的讨论。马杜克是基督的原型吗?维托德保路斯的一个用这个疑问命名的研究,及很多其他研究都这么问道,当然这是在人们发现马杜克成为统治神之后的事了。
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因为一战之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承受着更大的问题而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能够确定的是,马杜克和巴比伦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开创的新时代,将自身放入了一个新的宗教中,这是一个多神教,一位大神统领着所有其他神。
纵观美索不达米亚4000年的宗教史,托尔基德·雅克森(著有《黑暗的宝藏》)将之看作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端之时的主要改变,民族或国家之神出现,代替了之前2000年的世界性的神祇。对之前的多元的神圣权力(属性、能力等),雅克森写道,“需要有辨别、评估和选择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在神祇之间,还要在善与恶之间进行。在推算过所有其他神祇的权力之后,马杜克废除了这种选择。“马杜克的民族性”,雅克森写道(详见《朝向杜姆兹的形象》),创造出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宗教和政治变得更加紧密相连”,而这种条件下的诸神,“通过预兆和符号,积极地带领着他们国家的政治”。
通过“预兆和符号”来带领政治和宗教,的确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举措。在认识到天相符号和预兆是确定这次黄道改变,并决定谁能成为地球上最高者的主要角色后,就不会因这种现象感到惊奇了。几千年来都说有7位确定命运者,阿努、恩利尔和其他阿努纳奇领导人,他们的决策影响着阿努纳奇;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恩利尔就是指挥之主了。现在,由天上的符号和预兆来制定这些决策。
在《预言文卷》中,主要的神祇都是处于天相预兆的框架中的。
在新时代,这些天相预兆——行星会合、日月食、月晕,等等——自己就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任何神的解读或参与:让天独自决定命运。
巴比伦以及诸多邻国的来自公元前2000年和1000年的文献,记录了很多这样的预兆和解释。一门科学,如果有人愿意这么称呼它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起来,祭司们用特殊的贝鲁(最好的翻译是“天机透露者”)来解释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它开始于乌尔的第三王朝,最初这些预言关注的是国家大事——国王和这个王朝的命运、大地的命运:
当一个光晕包围月球和木星的时候
阿哈鲁的侵略军
会站在里面。
当太阳到达天顶且黑暗的时候,
这片土地上的不义将落空。
当金星靠近天蝎的时候,邪风将
降临大地。
在息汪月,金星将出现
于天螃蟹,国王将无人匹敌。
当一个光晕包围太阳,开口
向南,将吹起南风。
如果南风吹在没有月亮的一天,
天上将降雨。
当木星出现在一年的开端,
那这一年将是谷物的丰年。
行星进入黄道宫位的“入口”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同对各行星影响(好的或坏的)的强化。各行星在黄道宫位中的位置用曼扎鲁(即“站点”的意思)这个词来表达,希伯来复数词马扎洛斯(见《列王纪》)就是从这个词演化而来的,而马扎(意思是“幸运,命运”)也由此而来。
由于不止有星宫和行星与众神相连,月份也与众神相对应——其中有一些,在巴比伦时代与马杜克是相敌对的——所以天文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很多预兆与天文现象有关,例如:“如果月球在阿亚鲁月的第三次观测时发生月食”,其他行星也在指定的位置时,“埃兰国王将死于自己的剑下……他的儿子不会继承王位;埃兰的王座将呈空闲状态。”
在一个被划分为12节的很大的泥板(编号为VAT-10564)上,有一段巴比伦的文献,其中的内容包括了在各个月份应该和不应该做的各项事务:“只有在舍巴特和阿达尔月,一位国王才能修建神庙或重建圣地……在尼散月,一个人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这部文献,被S.
郎顿(著有《巴比伦日历和闪族历法》)称为“伟大的巴比伦教会历法”,其中列出了与各项行为(比如娶新娘等)相关联的吉月和凶月,有些还具体到了吉日凶日,甚至半日。
当这些预兆、预言和行为建议越来越接近人的属性时,它们也越来越接近占星术了。一个特定的人,不一定要是国王,会从一种疾病中康复吗?一位怀孕的母亲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小孩吗?如果有时或有些预兆是不好的,一个人要怎样才能躲避厄运呢?后来就有了专门应对这些事情的咒语和符咒;例如,一部文献提供了避免男人胡须变得稀松的方法,就是以指定的发音向“送来光芒的星星”祈祷。这些内容都是紧接在讲述护身符的文段后面的。再后来,护身符(大多数都是作为项链挂在脖子上的)的材料也分了种类。如果是用赤铁矿制作的,一段文献上说,那么“男人将失去他所得到的”,相反,用天青石制作的附身符,可以让“他获得权力”。
在著名的亚述王亚述巴尼波的图书馆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超过2000个泥板,其上的文献都有关于预兆。其中大部分都是与天文现象有关,但有些不是。其中一些与梦兆有关,其他的则解释了“油与水”的符号(将油倒入水上时所呈现的图案),甚至还有在献祭之后动物内脏所呈现的状态所给出的预兆。曾经的天文学变为了占星术,而占星术则用于预言、占卜和巫术。R.加布勒·汤普森将一个预言文献集命名为《尼尼微及巴比伦的魔法占星师记录》,他也许是对的。
为什么这个新时代带来了这些东西?比特丽斯·高夫在《史前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一书中认为,这是因为构成之前千年中社会的神—祭司—国王体系的瓦解而导致的。“没有贵族,没有祭司,没有知识阶层”,来阻止“把一切生活琐事都紧紧地绑在‘魔法’上”这一现实。天文学变为占星术,这是因为,随着旧神离开了他们的“崇拜中心”,人们就只有自己摸索着,在困难时期寻找天上的符号和预兆了。
的确,哪怕天文学本身也不再是它原本的样子。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腊人拥有的“占星术”天文学极负盛名,但它却是一个残缺的天文学,是来自苏美尔的。而苏美尔原本的天文学是现代天文学很多方法、概念的源头。“在对这一时期的普遍观念和从对资料的详细研究中慢慢显示出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O.纽格伯尔在《远古科学》中写道:“它是存在的,数学理论在巴比伦天文学中占有重要角色,重要性堪比观测本身。”这种“数学理论”,在巴比伦的天文学泥板上可以发现,是一排一排的数字行,它们印——我们故意使用这个动词——在泥板上,好像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一样!图161就是这些泥板中的一个;图162是转化为现代数表后的一个泥板的内容。
很像玛雅人的天文抄本,一页又一页地记录着有关金星的情况,但却没有什么迹象是基于玛雅观测台的,而是沿用的一些之前的资料。巴比伦对太阳、月亮和可见的行星极其详细和精确的位置预测表也是如此。然而,在巴比伦,这些天位列表(被称作“伊非美利德”)在附带的泥板上附有步骤文本,其中讲到了计算星历表的每一步;它们包括了,例如,通过从记录着日月速度,和其他所需要素的数表中取出所需资料,放入“数据库”,来计算未来50年的月食。但是,O.纽格伯尔在研究后指出:“很不幸,在这些步骤文本所提到的方法中,并不包含能够被我们称作是‘理论’的东西。”
然而“这样一种理论”,他指出,“肯定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非常详细复杂的蓝图,就无法设计出一个高端复杂的计算方法”。这些整洁的笔记和仔细安排的数字列表,很明显,纽格伯尔说,这些巴比伦泥板是对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有着同样安排、同样整洁的资料的一丝不苟的复制。其上的数字序列是基于苏美尔的六十进制系统的,而所使用的术语则纯粹是苏美尔语——例如黄道十二宫、月份名字,以及超过50个天文学术语。毫无疑问,巴比伦资料的来源是苏美尔资料;巴比伦人所知道的对这些数表的所有使用方法,都是从翻译为巴比伦语的苏美尔“步骤文本”中得来的。
直到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被称作新巴比伦阶段的天文学才重新开始了切实的观测。这些被记录在学者们——例如A.J.
萨克斯和H.亨格尔,著有《来自巴比伦的天文学日记和有关文献》——称为“天文学家的日记”的文献里。他们相信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及占星术,是从这些记录中分支出去的。
天文学的衰落是整个科学、艺术、法律和社会构架衰退的征兆。
人们很难发现有什么是巴比伦“首创”的,或是巴比伦在文化和文明上有任何超越,或仅仅是等同于苏美尔的地方。六十进制系统和数学理论被继承了,却没有得到任何改进。医药学倒退到了只比巫术稍好一点的地步。无怪乎很多研究这一阶段的学者都认为,苏美尔天牛的旧时代让位给巴比伦大公羊的新时代,是一个“黑暗时代”。
巴比伦人,如同亚述人和其他后来的人那样,继承了——直到差不多希腊时代——苏美尔时代(如我在《重返创世记》一书中所说的,是基于先进的几何和数学理论)设计出的楔形文字。但与改进相反,古巴比伦泥板上的字迹更为潦草凌乱。许多苏美尔时代存在的学校、老师、作业等教育措施,在之后的数个世纪里荡然无存。同时消失的还有苏美尔人的文学创作传统,包括“英明”文献、诗歌、格言谚语、寓言故事,特别是所有提供了太阳系、天地、阿努纳奇、造人有关资料的“神话”故事。这里需要指出,这样的文学体裁,是在千年之后的希伯来圣经中才再次出现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巴比伦原创文献和统治者题词的挖掘发现,其中鼓吹的是各种各样的胜利和征服,抓了多少犯人,砍了多少头——而苏美尔国王(例如古蒂亚)在他们的文献中鼓吹的,却是修建神庙、挖掘运河,以及制造出了美丽的工艺品。
用野蛮和粗暴代替了之前的仁慈和高贵。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任统治者,名声显赫,是因为他的著名法典《汉穆拉比法典》。然而,这只是一个罪行和惩罚的列表——1000年以前的苏美尔国王颁布的法典中包含了社会的公正,他们的法典要保护寡妇、孤儿、弱者,并宣布“你无权拿走一位寡妇的驴”,或“你不能拖延一位临时工的薪水”。再一次,苏美尔人的法律观念,纠正人类行为而非专门惩治他们的错误,也是在6个世纪之后的圣经十诫中才再次出现。苏美尔统治者珍爱着恩西这个称号,它的意思是“正直的牧人”。由伊南娜选择来统治亚甲,被我们称为萨尔贡一世的统治者,事实上拥有着舍鲁-金这个称号,意思是“正直之王”。巴比伦国王(以及后来的亚述王)称他们自己为“四区域之王”,并自吹要成为“万王之王”,而不是一名人民的“牧人”(朱迪亚最伟大的国王大卫王是一名牧师,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新时代出现了爱的匮乏。这在一长串的恶化中听上去似乎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项;但是我们相信,这是思维方式的体现,从马杜克自己开始,上梁不正下梁歪。
苏美尔的诗歌包括了大量的有关爱情和做爱的诗歌。其中有着讲述关于伊南娜/伊师塔和她的新郎杜姆兹的关系的诗歌。其他的则是国王献给神圣情侣的赞歌。还有描写普通的情侣、老公和妻子、父母之爱和怜悯之爱的(再一次,这些内容只在几个世纪后的希伯来圣经中才再次出现,这可以在《雅歌》中看出)。在我们看来,在巴比伦时代,这些诗歌的缺失并不是巧合,而是女性和女性地位降低所带来的后果之一。
在生活各方面体现出的苏美尔和亚甲妇女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及在巴比伦崛起之后的急剧下降,是在前不久才被重新审视并划入特殊研究及一些国际商讨会的,例如“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近东学特约演讲”,以及后来于1986年召开的第三十三届亚述国际漫谈会,它的主题是“古代近东的妇女”。收集到的证据显示,在苏美尔和亚甲,妇女不仅仅是一名从事纺织、编织、挤奶、照顾家庭的主妇,同时还是“技能娴熟”的医生、助产士、护士、管理员、教师、美容师和发型师。近来从已发现的泥板碎片中搜集到的文本证据,描绘了妇女们从有史记载开始就从事着各类工作,例如歌手、乐师、舞者和宴会主持。
妇女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同样有着卓越的表现,有记录显示,妇女管理家族的土地并看管它们的耕作,并监管着随之而来的对农产品的贸易。这在王室的“统治家族”里尤其明显。王室的妻子管理着神庙和巨大的庄园,王室的女儿们不仅是女祭司(分三个等级)甚至还是大祭司。我们已经提到过恩杜安娜,她是萨尔贡一世的女儿,曾为苏美尔的大塔庙创作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赞美诗。她在乌尔的兰纳神庙中履行大祭司的职责(李奥纳德·乌利爵士,在乌尔发现了一个圆形牌匾,其上描绘恩杜安娜在进行酒祭)。我们还知道,古蒂亚的母亲加图姆渡,是拉格什的吉尔苏的大祭司。在整个苏美尔历史中,还有其他女性在神庙和圣域中担任大祭司的职位。但在巴比伦却没有类似的记录。
王室女子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希腊的资料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统治巴比伦的皇后(不同于仅作为国王配偶的皇后)的记载——赛弥拉米斯传奇。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她“掌管着巴比伦的王座”。学者们的确发现她是一名历史上的人物,沙姆-拉马特。她的确统治过巴比伦,但这完全是因为她的丈夫,亚述王沙师-阿达德,在公元前811年的时候征服了这座城市。她在她的丈夫死后摄政5年,直到他们的儿子阿达德-尼拉里三世能够承担王座之职为止。“这位女士”,I.H.W.F.撒格斯在《伟大巴比伦》中写道,“很明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一名女性来说这太反常了,她竟然和这位国王一起被写进了献词中”。
皇后的摄政在苏美尔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苏美尔同时还是拥有第一届真正女皇的地方,她的名字叫作库巴巴;她有一个称号叫作卢伽尔(意思是“伟大的人”),意味着“国王”。她在苏美尔国王列表中被记载为“巩固基什的基础的人”,并领导着基什的第三王朝。
在整个苏美尔时代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女皇,但学者们还不确定她们的地位究竟有多高(例如,她们是真正的女皇还是摄政的皇后)。
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在最为古老的苏美尔描绘中,男人都是裸体的,女人则穿着衣服(见图163a是一个例子);对于性交的描绘是例外,他们都是裸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人的服饰变得更为复杂和精致,如同她们的头饰一样(见图163b、c),这反映出了她们的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高雅的行为举止。研究古代近东文明这些方面的学者们注意到,在苏美尔的2000年中,女人通过图画和造型艺术——成百的描绘单个女性肖像的雕像和雕塑——来描绘她们自己,而在巴比伦帝国的后苏美尔时期,此类艺术作品可以说完全消失了。
W.G.兰伯特将他在亚述学漫谈会上的文章命名为《众神体系中的女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体现》,我们相信事实也许刚好相反:女性的社会地位反映出女神在神系中的地位。在苏美尔众神系里,女性阿努纳奇从一开始就与男性阿努纳奇一起担任着领导角色。如果恩利尔是“指挥之主”,他的妻子宁利尔则是“指挥的女主人”;如果恩基是“大地之主”,那他的妻子宁基则是“大地女士”。当恩基通过基因工程创造出原始人工人的时候,宁呼尔萨格充当了助手的角色。在古蒂亚的题词中,也列出了很多在新神庙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女神。同样要指出的是,马杜克的第一批行动中就将尼撒巴的写作之神这个角色转移给了男性那布。事实上,所有苏美尔神系中的女神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和能力,但在巴比伦神系中都被降低甚至抹去了。当提到女神的时候,她们只被作为是男性神祇的伴侣。这同样就表现在了神祇之下的人类身上:当提到女人的时候都被认作只是男人的妻子或女儿,而在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在包办婚姻中被“给予”的。
我们推测,这种情况反映了马杜克自己的偏见,宁呼尔萨格,“神人之母”,同时还是他在争夺地球霸权中最大的敌人尼努尔塔的母亲。伊南娜/伊师塔是导致他差点被困死在大金字塔中的女神。主管艺术和科学的很多女神协助修建了拉格什的埃尼奴,这是对马杜克宣称他的时代来临的蔑视。他还有什么理由保持这些女神的高位以及对她们的尊敬?她们在宗教和崇拜中的降级,导致了在后苏美尔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普遍下降。
在继承权规则上的一个明显改变,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恩基和恩利尔之间冲突的源头在于,恩基是阿努的长子,恩利尔却是法定继承人,因为他的母亲是阿努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而在地球上,恩基不断地试图让宁呼尔萨格为他生一个儿子,但她却只为他生下了女儿。尼努尔塔是地球上的法定继承人,因为他是宁呼尔萨格和恩利尔的儿子。在这样的继承权规定下,亚伯拉罕和他的同父异母姐妹萨拉的儿子艾萨克成了继承人,而非长子以实玛俐(以赛玛利)。以利国王吉尔伽美什,有三分之二是神圣的(并非只有一半),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神;而其他苏美尔国王试图宣称,是女神为他们提供的母乳来提高他们的地位。而当马杜克取得霸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母系血统全部失去了意义(在第二神殿之时,父系血统在犹太人中再次成为主导)。
在公元前20世纪的新时代,承受了国际战乱、核武器攻击、高度统一的政治文化系统的瓦解,用一个拥有众神之神的宗教替代诸神宗教的古代世界到底经历了什么?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也许能发现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也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核武进攻,一个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体系的瓦解,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崛起。
成千上万的战争导致的流亡人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导致了世界人口的重新分布,这是20世纪的代表性症状,与公元前20世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了蒙拉图图这个词,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来自毁灭的流亡者”。用我们20世纪人的经历来说,它可以被更好地解释为“迁移走的人”——用数位学者的话来说,他们是“被分离者”,他们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财产和生活圈,同时还失去了他们的祖国,从此成为“无国籍流亡者”,在其他国家寻求宗教庇护和人身安全的避难所。
随着苏美尔的消亡,它的人民的残余部分——用汉斯·鲍曼的话说,详见其《乌尔之地》一书——“四处逃散。苏美尔医生和天文学家、建筑师和雕刻家、图章工人和文员,成了其他大地上的老师。”
在那么多的苏美尔的“第一次”中,它们甚至还包括了这个文明的苦涩结局:第一次大逃散……
可以肯定,他们的迁移将他们带到了早期移民去的地方,例如美索不达米亚与安纳托利亚接壤的哈兰,这个特拉和他的家族曾到达的地方,这里当时就以“乌尔之外的乌尔”而闻名。他们毫无疑问地在那里停留了数个世纪,并且人丁兴旺,因为亚伯拉罕在曾经的亲戚中,为他的儿子艾萨克寻找新娘,艾萨克的儿子雅各也是一样。他们的分布毫无疑问地,还跟随着著名的乌尔商人的脚步,他们的商队到达了海上和陆地上的诸多远近之地。的确,人们可以通过观看一个接一个兴起的异地文明,就能得知苏美尔的流亡者去过哪些地方——那些文明使用楔形文字,语言中包含苏美尔“外来词”(特别是科学术语),神系是苏美尔神系,哪怕神的名字是当地名字,他们的“神话”也是苏美尔“神话”,而英雄故事所讲述的也是苏美尔英雄(例如吉尔伽美什)。
这些苏美尔流民走了多远呢?
我们知道,在苏美尔文明瓦解后的二至三个世纪中,他们的确去了那些新文明兴起之地。当阿姆鲁(“西方人”),这些马杜克和那布的追随者,涌进美索不达米亚,并提供组成马杜克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统治者的时候,其他民族和部落开始了永久改变近东、亚洲和欧洲的大型人口迁移。他们导致了北方的亚述,西北方的赫梯王国,西方的胡里特米坦尼,分布在高加索山脉的印欧语系诸国,以及南方的“沙漠民族”和东南方的“海陆民族”的紧急情况。如我们从后来的亚述、赫梯、埃兰、巴比伦的记录,和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协议中所得知的那样,苏美尔的伟大众神放弃了马杜克让他们来巴比伦,并定居在巴比伦圣域里的“邀请”;相反,他们大多数成了新民族或重组民族的当地神祇。
苏美尔流民正是在这些土地上找到了安身之所,并慢慢地将他们所处之地转化为现代化且繁荣的国家。然而,肯定还有一些人去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可能是自己迁移去的,但更为可能的是,随着离开的神一同迁移的。
向东是广阔的亚洲。雅利安人(或印度-雅利安人)的移民潮曾受到过很多讨论。他们朝着里海西南部的某个位置,迁移到了曾是伊师塔的第三区域,印度河流域,并在那里繁衍复兴。关于诸神和英雄的吠陀语故事,是苏美尔“神话”的重述版本;时间及其测量和周期的概念也是源于苏美尔的。我们相信,在雅利安移民中一定混入了苏美尔流民,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们说“完全可以肯定”,是因为那里是苏美尔人到达远东的必经之地。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两个世纪以内,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中国发生了一次“神秘突变”;在没有任何渐变的情况下,这片大地从原始的村落变为了“有着高墙的城市,它们的统治者拥有青铜武器和战车,还拥有写作的知识”。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切的原因是西方来的移民——苏美尔瓦解后的流亡者。
这个“神秘突变”后的新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800年的时候出现在中国,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国土的巨大以及最早时代证据的稀少让学者很难下结论,然而普遍观点认为,书写是与王权一起在商朝的时候被引入的;它的目的是引人联想的:在动物骨头上记录预兆。
这些预兆通常都联系着向神秘的祖先寻求指引。
文字是单音节的,字体为象形文字(与之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汉字是它们演化而成的某种“楔形文字”,见图164),这都带有苏美尔文字的烙印。19世纪对中文字体和苏美尔字体之间相似点的观察是C.J.博(著有《中文与苏美尔文》)的一项主要研究工作,是在牛津大学的赞助下完成。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苏美尔象形文字(后来演化为楔形文字)和中国古文之间的相似点。
博同时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文明,是否能够对同一事物产生相同的印象,并用相同的手法将其描绘为相似的图形文字,例如将一个人描绘为人形,将一条鱼描绘为鱼形。他的发现所显示的是,这些图形文字不仅看上去相似,甚至就连发音都是一样的(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其中包括了很多重要词汇,例如An这个音代表“天”和“神”,En这个音代表“主人”或“首领”,Ki这个音代表“土地”或“大地”,Itu代表“月份”,Mul代表“明亮/闪耀(行星或恒星)”。甚至,当一个苏美尔符号有着不止一个意思的时候,相对应的中国象形文字也设有与苏美尔相同的各种意思。
图165中复制了博的上百个实例插图中的一些。
前不久的语言学上的研究,由前苏联的学者带头,将苏美尔的纽带衍生到了整个中亚和远东,或中国西藏语言中。这样的纽带关系,只是众多能够联系到苏美尔的科学和“神学”领域中的一个方面。前者的联系极为紧密,例如12个月的历法,将一天分为12个时辰(双小时)来计算时间,对黄道的纯主观划分,以及天文观测的传统,这些都是起源于苏美尔的。
“神学”联系散布得则更为广阔。整个中亚的干草原,以及从印度到中国再到日本,宗教都提到了天地众神,提到了一个名叫须弥(Sumeru,而苏美尔是Sumer)的地方,那里是地球之脐,有着天地之间的纽带,天地就像两个顶端相对的金字塔,如一个沙漏一样连接起来。日本神道教相信他们的皇帝是太阳之子下凡,这是有可能的,不过不能把这里的太阳认为是地球围绕的那颗恒星,而是乌图/沙马氏,就很符合逻辑;因为随着他曾管理的西奈太空站的毁灭,而黎巴嫩的登陆地又落入了马杜克手中,他只有带着他的追随者去到遥远的亚洲。
正如语言学和其他证据所指出的,苏美尔的蒙拉图图同样向西进入了欧洲,通过两条路:一条穿过高加索山脉围绕黑海,另一条途经小亚细亚。理论上,走第一条道路的苏美尔流民经过了现在的格鲁吉亚(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是因为当地居民的奇怪语言很倾向于苏美尔语;然后顺着伏尔加河前行,建立了萨马拉(现在被称为古比雪夫)古城,而且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说法,他们最终到达了波罗的海。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芬兰语除了和苏美尔语相似之外,并不与另外的任何一种语言有较为显著的相似(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源于爱沙尼亚语)。
其他路线中,考古学发现都支持了语言学资料,苏美尔流民沿着多瑙河前行,这由此还证明了匈牙利人的深刻且坚定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独特的语言只可能是源于苏美尔的。
那么苏美尔人是否的确走过这条路呢?这个答案可以在一个来自古代的困扰学者的遗物中找到。我们能在曾经是凯尔特-罗马的达西亚(现在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省中,多瑙河进入黑海的地方找到这些遗物。在一个被叫作萨尔米赛切都扎的遗址里,有一系列被学者们称为“历法神庙”的建筑,其中包括了能够被称为“地中海的巨石阵”的建筑。
修建在数个人造梯台上,各种各样的建筑被设计为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用以组成为一台完美的石木时间计算机(见图166)。圆形“石瓣”被打磨为短圆柱,组成数排,被整齐地安置于由精确设计的小石头边对边组合成的矩形中。两个较大的矩形分别包括了60个石瓣,一个(古大圣域)呈4排每排50个,另一个(新大圣域)呈6排每排10个(见图167)。
这座古代“历法城”有3个圆形附属品。最小的一个是由10个部分组成的石碟,每个部分中镶入小石头以描绘部分圆周——每部分6个小石头,总共为60个。第二个圆形建筑,有时被称作“小圆圣域”,包括了一个用石块组成的正圆,每一个石块都经过了完全一致的精确塑性,分为11组,其中9组每组8个,以及一组7个的和一组6个的;更宽且形状不同的石块,总共13个,放置在这里以分割开其他组别的石块。这个原圈内肯定还曾有过其他杆子或柱子,用于观测和测算,但都不能确定。一些研究,例如由哈德兰·戴科维奇所带领的萨尔米赛切都扎历法神庙考察,显示出这个建筑是用作一个日月历法表的,能够进行各种计算和预报,包括通过每隔一个周期即加入一个13月,用来在太阳年和月亮年之间进行合适的置闰。这与常出现的数字60(苏美尔六十进制的基数),带领研究者们找到了紧紧连接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纽带。这些相似之处,H.戴科维奇幽默地写道:“既不可能是巧合,也不可能是巧合。”对这一地区历史的考古学和人种学研究普遍指出,在公元前2000年伊始,一个青铜时代的“有着优秀社会组织的游牧人”文明(官方旅行指南上称其为罗马尼亚),抵达了这个区域,直到那时,这片区域才被“一群简单的手耕农夫”定居。这个时间和描述都很符合苏美尔流民的特点。
这个历法城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奇怪的部分是第三个圆形“庙”。
它由两个包围着一个“马蹄铁”的同心圆组成(见图168),这与位于不列颠的史前巨石阵有着极为突出的相似。外层的圆圈,直径有96英尺。104个装饰过的安山岩石块组成一个环,环内紧挨着的,是一个由经过精心打磨塑型成完美长方形的石块组成的内圈,它们顶端都有一个正方形的“挂钩”,好像要用来承受一个可移动的标志物。这些直立长方形石块被安排为6个一组;每一组由平放的精心塑形过的石头来隔开,一共有30个。一共加起来,外层环有104个安山岩,包围着有着210(180+30)个石块的内圈。
第二个圆圈,介于外层和马蹄铁之间,由有着68个柱坑——与史前巨石阵的奥布里坑洞类似——被分为4组,用平放的石块隔开:东北部和东南部每边放3个,西北部和西南部每边放4个,为这个巨石阵提供了一条西北—东南主轴线,以及与之垂直的东北—西南轴线。这4个成组的标志物,人们能够欣然注意到,对应着史前巨石阵的4个站点石。
最后一个与史前巨石阵有着明显相似的,是最内层的“马蹄铁”;它由21个柱坑排列成的椭圆组成,用两个平放的石头分隔开来,它们所呈的形状毫无疑问地表明,这里的主要观测对象是冬至点的太阳。H.戴科维奇,去掉了一些木柱以求得一个更为简洁的形象,描绘出了这个“神庙”的假想图(见图169)。注意到这些柱子都覆盖着一层赤土“外套”,罗马尼亚国家学院的瑟尔般·博班库和其他研究者发现,这些柱子“有一个巨大的石灰岩石块作为它的基础,这种现象毫无疑问地显露出这个圣域数字上的构造,并证明它的修建者希望它能够一直矗立数个世纪乃至上千年”。
最近的研究者指出,“古庙”原本由仅仅52(4×13而非4×15的布局)个石瓣组成,而且事实上,在萨尔米赛切都扎着两个相互连接的历法系统:一个是有着美索不达米亚根源的日月历法,另一个是被调整来适合52的“仪式历法”,这与中美洲有些相似,并且比起日月历法,它有着更强的星体特征。他们指出,“星纪元”由4个520(是中美洲神圣历法中的260的两倍)年组成,而这部历法的最终目的,是测量一个长达2080(4×520)年的“纪元”——白羊宫时代的大致长度。
谁才是设计这一切的数学及天文学天才,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这个诱人的答案,同样能够解决羽蛇神以及他所修建的圆形观测台的奥秘,这位神在中美洲传统中最后离开了,越过海洋回到东方(并许诺还会回来)。会不会不仅是恩利尔集团的诸神带领着流亡的苏美尔人,同时还有透特/宁吉什西达(别名羽蛇神),这位52游戏之神?
而且是否所有苏美尔、南美洲、中美洲和不列颠群岛,以及黑海沿岸上的“巨石阵”,不仅是为了计算地球时间,同时还——根本目的——为了计算天时间,计算黄道时代呢?
当希腊人将透特奉为他们的神赫尔墨斯的时候,赠予他赫尔墨斯·特里斯美吉斯特的称号,意思是“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可能他们是认识到了,在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观测上,他曾指引人类向金牛宫时代、白羊宫时代和双鱼宫时代的三次转换。
对那些时代的人而言,那是时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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