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世界的巴勒贝克
在安第斯山脉的每一个传说的每一个版本,都是从的的喀喀湖讲起的──那是伟大的维拉科查神展示他创造力的地方,那是人类在大洪水之后再生的地方,那是印加人的祖先挥舞着金棒建立安第斯山文明的地方。如果这些都是虚构的,那么还有一个事实来证明它,那就是,在的的喀喀湖的沿岸,曾建立起了美洲大陆上第一个、也是有史以来最宏大的城市。
它的规模,巨石的尺寸,遗址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雕刻以及它的雕塑群,让所有来过蒂亚瓦纳科的人都十分惊奇。每一个人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建造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城市并且是如何建造的,迄今最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建造地本身:一个贫瘠的、在13000英尺之内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在4000米高且终年被积雪覆盖着的安第斯山脉最高峰的地方。为什么那些人要耗费让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石块,在这样一个狂风肆虐的荒凉之地建造如此巨大的建筑物?
当探险家伊夫瑞·乔治·斯奎尔在一个世纪前来到这个湖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写道:“的的喀喀湖中的岛屿和礁石大多都是贫瘠的。湖水中有很多种奇特的鱼,而这些鱼就是用来供给这个地区居民所需的日常饮食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没有适宜大麦成熟的良好的环境,这里的玉米也只能在很小的区域内不稳定地生长,而在这里生长的马铃薯也比别的地方的更小更苦,这里唯一能生长的谷物是奎奴亚藜,当地能作为食物食用的动物有地穴兔、美洲驼和小羊驼。”但是在这个寸草不生的世界里,他补充道:“如果能有当地人给我们做向导,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印加文明的源头,而最早的文明便是那些在大石块上的雕刻,而在蒂亚瓦纳科平原的左侧,几乎没有任何传统的遗迹。”
然而,当他爬上一个峭壁俯视的的喀喀湖和那些远古遗址时,另一个想法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可能是由于它的四周被山峰环绕使得它与世隔绝,也可能是由于视野仅限于山峰之间,使得这个地方被封闭了(从这个湖所在平原的西南边缘的山脊,湖水在这附近向南流入了德萨瓜德罗河)。他不仅看见了湖南部的半岛和岛屿,还看见了东部的雪山。
“这里,”他在文字旁配了一张自绘的草图,“连绵不断的安第斯山脉将它全部的壮丽突显在我们的视野里。阻断湖水的是伊延普峰的大石块,这座山虽然没有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高,但它确是整个美洲大陆的最高峰。观测者们估计,它的海拔大约有 25000~27000英尺。”他说,连绵不断的山脉向南“终止于海拔24500英尺的伊利马尼山”。
在斯奎尔所在的西部边缘和东边的巨大的山脉之间,有一块平坦的凹陷地带。斯奎尔继续写道:“在这世上可能没有其他地方,能从一点观看到如此多样和宏大的全景。在广阔的秘鲁和玻利维亚腹地,有着自己的江河和湖泊,自己的平原和高山,所有的这些都被科迪勒拉山脉和安第斯山脉所包围,它现在看上去像是一幅天体图。”
难道这些地理和地形的特征就是遗址选择建在这里的原因──在大平原的边缘有两座耸入云霄的山峰,就像是亚拉腊的两座姐妹峰(17000英尺和 13000英尺),以及埃及吉萨的的两座金字塔,难道都是登陆的标志?(见图109)
斯奎尔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假说,因为他在文稿的标题中将远古的遗址描述为“蒂亚瓦纳科,新大陆的巴勒贝克”;因为那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对比──那是阿努纳奇人着陆在吉尔伽美什于5000年前就开始修建的地方。
亚瑟·波斯南斯基无疑是这个世纪在蒂亚瓦纳科及其遗址方面最为伟大的探险家,他在欧洲时曾是一名工程师,但他移居到了玻利维亚并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揭开这些遗迹之谜的工作中。早在1910年他就抱怨道,由于铁路的修建,当地人、在首都拉巴斯的建筑工人,甚至是政府自己,不顾其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移走了这些大石块,并将它们随意地当作普通的建筑材料使用。在半个世纪之前,斯奎尔也发出了同样的抱怨,在科巴卡巴那半岛上最近的城镇中,教堂和居民的住所都是由从古遗址那里搬运来的大石块建造的。他发现,甚至是拉巴斯的大教堂,也是用蒂亚瓦纳科的石块建造的。而那些少部分依然保留的遗址──主要是由于体积巨大而无法搬运,一个与古希腊文明及近东文明同等重要的印加文明的遗址就这样消失殆尽,让他十分难过。这个遗址的结构显示出它是出自一个有着独特的、完美的及和谐的建筑风格的人之手,即它“没有经历青涩和成长期就直接到达了成熟和完美”。难怪当时印第安人会令人惊奇地告诉在1532—1550年间来到现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探险的西班牙人,这些史前遗址是由巨人在一夜之间竖起来的。
佩德罗·德·谢萨·德·莱昂在他的《秘鲁编年史》中是这样记载的,毫无疑问,蒂亚瓦纳科遗址是“我描述过的最古老的远古遗址”。在这些大建筑物中,让他惊奇的是,“在一个巨大的石基上,山被做成了一个人的手”。在这之后,他看见“两个人类形状和轮廓的石像,面部雕刻得非常巧妙,因此可以看出它们是出自一些能工巧匠之手。它们是如此的大,因此看上去像是小巨人,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的衣物,不同于现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所穿的服装;在它们头部有一些装饰”。
在他所见到的遗址的另一个建筑物的附近,有一面墙“修建得十分精美”。在这个遗址的另外一边,“如此庞大的石块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人力是如何能够搬运它们的。许多这样的石块被雕刻成不同的形状,其中的一些被雕刻成了人类身体的形状,这一定是他们的膜拜对象”。
他注意到在这个大石块和墙的附近,“在地面上有许多的洞和凹地”,这个发现困扰着他。在向西更远一点的地方,他看见了其他的远古遗址(见图110),“在其中有很多的走廊,这些走廊的侧门、横梁和门槛都是用石头修造的”。使他尤其惊讶的是,“所有这些走廊都被建造成30英尺宽,15英尺长,6英尺高,”他用最惊叹的语气写道,“那些走廊及其侧门和横梁是用一整块石块修造的。”他补充道,“在经过精密考量后,可见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工程,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他们使用了怎样的器械和工具来修建这些。那些工具肯定比现在印第安人所使用的工具要先进得多。”
这些展现在第一个到达此地的西班牙人眼中的史前古迹,被谢萨·德·莱昂如实地描述出来。蒂亚瓦纳科主遗址西南大约一英里处,被印第安人称作普玛彭古(意为“美洲虎-太阳门”)的地方,现在可以确定是蒂亚瓦纳科中一个大城邦的一部分。
这个遗址让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见过它的探险者们感到震惊,但首次使用科学方法对它加以描述的是德国人A.司徒拜尔和马克斯·乌勒。他们在1892年的报告中提供的照片和草图,显示出那些巨石似乎被摆放成一些令人惊奇的复杂结构,并且其中似乎包含了东方遗址的建筑风格(图110是基于最近的研究)。坍塌下来(或是被推倒)的四部分建筑物形成一个垂直角度的巨大的平台,而忽略掉一些部分,又会形成其他的角度(见图111)。那些个别断裂掉的部分每个也重达100吨;它们是由红砂石制造而成的,并且波斯南斯基的《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摇篮》一书最终证实了,这些石块的采集地在湖西岸大约10英里远的地方,而这些石块是由最初比它们重3或4倍的石块切割而成的。这些高约10英尺,厚约2英尺的巨石块上面有凹口、沟槽、精确的角度和起伏错落的外观。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些石块的每一个相邻的垂直剖面上,都有特意制作的用来卡住金属物的凹口(见图112)
──我们曾在奥兰泰坦布看到过这种技术上的“小把戏”。不过有细微迹象表明,那些夹具是由黄金制造而成的(这是印加人唯一知道的金属)。但这个观点的漏洞是黄金的柔软性,因此这些夹具可能是由青铜制造的。这样推测的原因是,确实有些青铜制造的夹具在当地被发现。这项发现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青铜很难被铸造成器具,它要求一定比例的铜(大约是85%~90%)和锡的熔合;并且,铜能够在其天然状态被找到,但锡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冶炼过程,从包含它的矿石中被萃取。
这些青铜是如何获得的,这个问题的有效性不仅仅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也将会是整个答案的线索吗?
如果将普玛彭古的巨大而错综复杂的结构视为“一座神殿”这个合乎常理的解释放到一边,那么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运用如此成熟的技术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德国杰出的工程师埃德蒙德·凯斯曾将这种结构极具创造力地运用于纳粹的纪念性建筑中,他认为,那些土堆以及坍塌下来的四部分的侧面和正面是一个港湾的基座,因为的的喀喀湖在远古时代是延伸至那里的。但是这个设想又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普玛彭古,人们接下来又要干什么?它要进口什么?并且在这样一个贫瘠的高海拔地区又有什么产品需要船来运出呢?
在普玛彭古的继续发掘中发现了一系列半地下的完美的环绕型巨石构造。它使我们想起了查文·德·万塔尔的广场,它们可能是一些水库、蓄水池、水闸,即一个小型供水系统的基础设施。
许多答案或许都存在于这个遗址中最让人迷惑不解的发现物上,即那些自身完整或是从更大的石块上切割下来的巨石,它们被摆放成一定的角度,并且沟槽被精确地用即使是现在也很难找到的工具设计和凿刻成奇特的路径。描述这些技术奇迹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中的一些展示出来(见图113)。
这里对那些史前古物绝对没有任何花哨的阐释──基于我们现有技术,除了介绍其发源地、错综复杂的金属部件的用途、安第斯山脉人的复杂而精密的设备,或是在印加时代之前完全不可能拥有的其他地方的类似物体。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考古学家和研究者为了短暂的或是连续不变的工作来到蒂亚瓦纳科──温德尔·班尼特、托尔·海尔达尔和卡洛斯·庞塞·桑吉尼斯都是被人熟知的名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停留在一般公认的或是争论亚瑟·波斯南斯基的结论上。1914年,波斯南斯基第一次将他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展现在《南美洲史前的繁荣》一书中,在接下来30年的专心研究后,他于1945年出版了4卷集的《蒂亚瓦纳科──美洲人的摇篮》,并配有英语译文。这个版本被玻利维亚政府(在与秘鲁协议将湖分割后,湖的一部分属于玻利维亚)授予了正式的许可,并命名为“蒂亚瓦纳科的第12000年”。
对此,经历一切说法和做法后,最令人惊异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的可能是波斯南斯基的结论,即蒂亚瓦纳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在整个这片区域被大水淹没以前──或许是基督时代几千年以前有名的大洪水,该建筑可能在海平面100多英尺以上。综合考古学上的发现以及地质学研究、洪水研究、在古墓中发现的骨架、石头上发现的壁画肖像,加上他自己的工程和技术分析,波斯南斯基得出结论:蒂亚瓦纳科的发展历史一共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蒙古人种时期,然后是中东高加索人种时期,紧接着就是黑皮肤的尼格罗人种时期。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两次巨大的灾难,第一次是洪水,然后是一场性质不明的大变乱。
没有必要一定赞同这些结论或是他们的时间表,然而地质、地形、气候,所有这些波斯南斯基收集的数据,当然还有他的考古发现,在他做出这个伟大尝试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曾不断地被人接受和引用。他的遗址地图(见图114)保留了该遗迹的测量、方向以及主要建筑物的基本布局规划。
在废墟东南部有一个叫阿卡帕纳的山丘。它本来是一个阶梯形的金字塔,人们认为是用作防卫的碉堡。这种想法来源于金字塔形的山顶中央被挖空,用琢石内衬,起到储水的功能。据此可以认为,该水库可以为镇守在此的士兵收集雨水,并在他们撤退的时候提供饮用水。又有人根据传言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埋藏金矿的地方。在18世纪时,一个叫奥亚德柏的西班牙人获得了阿卡帕纳的经营权,他切开了山丘的东面,抽干了池水,在池底搜寻黄金;他破坏了那些美丽的琢石,深挖山丘,却发现了许多通道和水渠。
废墟显示阿卡帕纳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山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筑物。随着不断深入的发掘,波斯南斯基发现,围列有石块的蓄水池装备有强大的水闸,这水闸能够非常精确地引控水流流过细方石所造的水渠。阿卡帕纳这些繁复的内部构造,是被用于引导水流从其内的某一水平线流向另一个低一些的地方,水流在水平或垂直的区域之间。这里的垂直高度有50英尺,但由于水道是呈Z字形路线,它覆盖了一个长得多的距离。在最后,阿卡帕纳的底部以下几英尺处,水流通过一个石造的出口,进入宽约110英尺的人工渠道(或是护城河),这条渠道环绕着整个遗址。水流从这儿流向遗址北部的码头,再从那里汇入湖中。说到这里,如果建水渠的目的仅是为了防止过多的降水造成泛滥之势的话,一条简单的倾斜水道(就如在图拉发现的那种)就足够了。但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曲折的渠道,修有装饰十分精巧的石头,来控制水流从其内的一个水平线流向另一处。而这似乎是在向我们显示着一种加工技术──也许,这水流是用来清洗矿石的?
这个水库周边遍布深绿色的圆形鹅卵石,每块石头的大小大概为3/4~2英寸,从它们周围的泥土可以看出,一些过程在卡帕那金字塔里面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波斯南斯基认为,它们都是水晶体,但在目前人类能力范围内,波斯南斯基或其他人都无法进一步测试出这些球状物的本质和原形。
更接近于该场地中央部分的构造具有许多地下或半地下特征,在波斯南斯基看来,这些特征代表的是为墓场留出的地段。有一些存留的石块被切割成了引水管,它们杂乱无序。波斯南斯基懊恼地发现,不仅是盗宝者,甚至连早期的勘探队员,在1903年他们挖掘出土文物的过程中,也大肆地破坏各种遗迹,毁坏任何出现在他们挖宝过程中的物品,任意地盗取史前古器。在由法国探险家乔治·考廷提供的一本书里,以及1908年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德拉罗萨在亲美派国际会议的一次演讲中,都做过类似的总结。在他们的探索之中,最本质的是他们认为“存在两个蒂亚瓦纳科”,一个在可见的遗址当中,另一个在地表层,并且是不可见的。
波斯南斯基描述,他在这个构造中的凹陷部分发现了水管、通道、闸门,他认为这些水管通往好几个层面,甚至到了卡帕那金字塔,它们与其他的底部构造网(类似湖的构造网)相连。他虽然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见图115a、b)解释了一些地下和半地下间隔,但仍然不能掩盖他对这项工艺精确度的震惊,事实上,这些琢石竟然是用粗糙的琢石岩打造的,那些水闸之间的间隔竟然是完全防水的:遍布的接口尤其是位于大型屋顶平板上的部分,有一层由石灰制成的构造,有几英寸厚,仿佛是在宣告这个地方“显然是不会漏水的”。他解释道:“这是在我们发现的史前美洲建筑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石灰的使用。”
他并不知道这些隐秘的地下建筑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它们为何建造得那样奇特。有可能藏有宝藏。他说,即便这里藏有宝藏,也早已被那些寻宝之人盗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事实上,在他发现其中的一些地下建筑的同时,便传来“此地已被一些当地(蒂亚瓦纳科)的小混混抢掠一空”的消息。
他在现场发掘和观察,还发现了散落在勘察地点的一大堆石制管道──不同形状、大小、直径,而这些石制管道在附近的教堂、桥上、现在的铁道涵洞甚至在拉巴斯都在使用。这说明了蒂亚瓦纳科有着大规模的地表与地下给排水系统。波斯南斯基在他最好的作品中专门为它们写了一章,名为《蒂亚瓦纳科的流体工程》。后来的发掘发现了更多的石管与水渠,很好地验证了波斯南斯基的论断。
蒂亚瓦纳科第二大的建筑需要的挖掘工作最少,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雄伟的建筑──一座巨大的石门,在平地高高耸起如凯旋门一般,虽然没有人来为它欢呼喝彩,也没有游行队伍的经过(见图116左、右)。
这座叫作太阳门的大石门,被波斯南斯基赞为“最完美最重要的作品……作为当时的开明人类,与他们的领袖们的智慧和文明的遗产最有力的证明”。所有见过它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不仅因为它是由一整块石头切刻而成,而且石门上还有着错综复杂的令人惊艳的雕刻。
在石门前稍矮一点的地方和后面,有一些壁龛和几何形雕刻,但最令人惊叹的雕刻还是在石门前面稍高的地方(见图117),那应该是一个重要人物,两旁有三排小天使。尽管使用的是浮雕技法,但这个人物栩栩如生,就像立体的一样。较低处有一排这个人物的头像,都是由精致的曲线绘成,这样整个创作就很完美了。
人们普遍认为,具有无上权力和统治力的人物都是右手握着权杖或武器,左手则能施展叉状闪电的像维拉科查神一样的人。在秘鲁南部及其相邻的土地上,这一人物形象经常出现在花瓶、纺织品及工艺品上(见图118)。这足以看出学者们所说的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影响程度。在这位伟大人物的旁边,通常站着长着翅膀的侍从,他们水平地排成三排,每排有8个人。波斯南斯基教授指出,只有站在两边的每排前5个人是原来雕刻的,其他人则是后面加上去的,并且雕刻得很模糊。
波斯南斯基教授画出了这一中心人物。河道的一个漫流蜿蜒在这一中心人物的脚下,在他的两边有15处空白(见图119)。他认为,这是一个历法,在该历法中,一年有12个月,从春分开始(南半球为9月份时)。而位于中心的全身散发着圣光的巨大人物,代表着月份及其春分点。因为春分通常表示的是一年中白昼和黑夜一样长的那一天,他估计位于中心人物正下方的那部分,同时也处于漫流的中心,代表着另外一个春分或秋分月。然后他又把剩下的月份与漫流中的其他部分逐次联系起来。他同时指出,最后的两部分指的是一个号手和神的头颅,他们代表着两个极端的月份──7月和11月,此时太阳是最远的,神父将命令号手吹号把太阳召唤回来。太阳之门,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历法。波斯南斯基推测,历法是指太阳历,它总是程序性地从春分点开始,而且它标志着另外一个春秋分点及二至点。这一历法由11个30天的月份加上一个由35天构成的大月(也就是指维拉科查神月)组成,这样就构成了由365天组成的太阳年。
其实,他本应该提到,一个从春分开始的、由12个月组成的太阳年接近于公元前大约3800年、起源于尼普耳苏美尔的东方历法。
神的形象,以及那些带翅天使和那些月脸的形象,看似只是一种自然写实的描绘,但实际上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每个部分都有其本身特有的几何形状。波斯南斯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成分还出现在其他纪念碑、石雕和陶瓷物件中。他用插图的方式,根据这些物件(动物、鱼类、眼、翼、星等)所描写的事物以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人间、天堂、运动等)进行分类。他认定,那些以各种形式和颜色所描述的圆圈和椭圆代表了太阳、月亮、行星和其他天体(见图120a),这种天地之间的联系经常被表现出来(见图120b),并且占主导地位的象征就是十字架和天梯。他认为后者,也就是天梯(蒂亚瓦纳科古遗迹的标志,见图120c、d),来源于它的纪念碑和最终文明。他认为这种天梯是穿越美洲的。他承认这是基于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古庙塔的一个标志。但他指出,他不会因此就认为在蒂亚瓦纳科古遗迹出现过苏美尔人。
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更加坚信一种与日俱增的感觉,那就是太阳门是在蒂亚瓦纳科古遗迹的更为复杂的结构。太阳门的目的和功能就是作为天文台使用。事实证明,这将对他最重要、最具争议的工作和结论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邪恶崇拜破坏和补偿委员会是由西班牙人创立的,其创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官方记录证明,该委员会的一名男子于1625年到达蒂亚瓦纳科。一份由神父约瑟夫·德·阿里亚加创作的包含5000个“偶像崇拜对象”的报告也被毁坏。他们究竟在蒂亚瓦纳科做什么还是个谜。如神圣的照片显示,太阳门被发现于19世纪,当时它们已变成两部分,残缺不全地坐落在顶部,左边的太阳门已经倒向另外半边。
它是何时被谁整理并放回到一起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它是怎样碎成两半的,也不为人知。波斯南斯基不认为它是被委员会破坏的,他宁愿相信,太阳门幸免于他们的破坏是因为它早已摔烂并被泥土覆盖,所以当委员会的狂热信徒到来时才没被发现。因为它明显是重建的,一些人想知道它是不是又被放置到原先的位置上,理由是,那扇门起初并不是广阔平原上唯一牢固宏伟的建筑,它只是巨大建筑群里东边的一部分而已。
那个结构的形状和大小被称为卡拉萨萨亚,由一系列纵向的石柱所描绘(这也是其名称“矗立的柱子”之意),就像一些大概长450英尺,宽400英尺的矩形围场。由于该结构的中轴线看似东西向,有些人认为,大门不应该位于中央,而是应该在围场西墙的北边。
然而在讨论石门巨大的重量以及它被移动近200英尺之前,考古学证据表明,石门仍然位于它原来的位置,因为西墙的中心为草坪所侵占,而草坪的中心则和卡拉萨萨亚的东西轴线连成一行。波斯南斯基发现,沿着中轴线的许多石头被特别切割,用于天文观察。他的结论是,卡拉萨萨亚曾经是一个设计巧妙的观礼台,这种观点现在也被广泛接受。
卡拉萨萨亚里最明显的考古遗迹就是形成轻微矩形围场的矗立石柱。虽然并不是所有曾经用于标注连绵不绝的墙的石柱都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却暗示了阳历年天数和阴历年天数之间的关系。波斯南斯基尤其感兴趣的是,11个沿着草坪重建的从西墙中心突出来的石柱(见图121)。他用绳索沿着特殊放置的观察石头、结构的定位稍微或故意偏离基本方位测量后,证实了卡拉萨萨亚是由超现代文明的人类为了精确确定昼夜平分点和二至点而建造。
德国工程师埃德蒙德·凯斯在《蒂亚瓦纳科的太阳》一书中所画的建筑图纸是基于波斯南斯基的研究以及他自己的测量和评估的。他设想,建筑的内部构造是一个中空的阶梯形金字塔:建筑的外墙逐层上升,中心围着一个方形露天庭院。主要的巨型楼梯位于东墙中部,主要观测点则设在“金字塔”最西侧的两个大露台上(见图122)。
波斯南斯基正是在这点上提出了令人震惊的爆炸性发现。通过测量冬夏二至日点的距离和角度,他认识到:卡拉萨萨亚在天文方面所采用的地球对日倾斜角与当前公认的23.5度并不相符。
如以科学术语而言,从卡拉萨萨亚的天文视线的方向来看,黄道倾斜角应为23度8分48秒。根据1911年设在巴黎的国际星历协会制订的、以综合考虑站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来加以确定的准则来推测,卡拉萨萨亚神殿应当建于公元前15000年左右。
波斯南斯基宣称蒂亚瓦纳科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建于“大洪水前”。这种说法无疑激怒了当时的科学界。因为根据马克斯·乌勒的理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蒂亚瓦纳科城建于公元初年。
我们不应当将黄道倾斜角与岁差现象混淆。岁差改变了太阳升起或在某一时间段活动时相应的星背景(星座区域),比如春分。这种变动虽不显著,但每70年增加一度,2160年(一个完整的黄道宫)就能增加30度。倾斜角角度的改变源于地球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地球在地平线上忽上忽下,就如同船在海上飘动。这种变动会使地球对日倾斜角在大约7000年后增加一度。
怀着对波斯南斯基研究结果的好奇,德国天文学委员会派了一支探险队到秘鲁和玻利维亚。这支探险队由波茨坦天文和天体物理观测台负责人汉斯·鲁登道夫教授、波恩天文台负责人和梵蒂冈荣誉天文学家阿诺德·科斯查特教授、波茨坦天文台天文学家罗尔夫·穆勒教授组成。1926年11月和1928年6月,他们两次在蒂亚瓦纳科进行测量和观察。
他们的调查、测量以及目测证实,首先,卡拉萨萨亚的确是一个天文观测台。例如,他们发现西面的阶梯旁有11根柱子,而柱子的宽度和它们之间的间隔以及它们伫立的位置,是用来精确测量太阳在不同的天数内,从至点到昼夜平分点,再到至点,再向后运动的季节性移动的。
并且,他们的研究证实,在最有争议的问题上,波斯南斯基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卡拉萨萨亚的天文特征为基础的倾斜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倾斜角度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以中国古代和希腊的全光交角观察为数据依据,天文学家相信,关于适用曲线的向上和向下运动,只应发生在几千年前。根据曲线应用,该天文小组的结论是:结果可以显示日期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但是也可以是公元前9300年中的一天。
不用说,即使是后者的日期也是科学界不能完全接受的。为了对批评做出回应,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罗尔夫·穆勒和在蒂亚瓦纳科的波斯南斯基合作,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发现,如果将某些变数加入进去一并考虑的话,结果就会发生改变。如果冬至点的观察不是从波斯南斯基的推测而来,而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点,那么至点与至点之间的夹角就会略有不同。并且,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其间或者已经下沉的时候,是否古代的天文学家已经固定了冬至的时刻?对所有这些变化,穆勒在一本重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确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陈述了所有的选择,并且认为,如果24度6分是被接纳的最准确的角度,倾斜曲线就会跨越这个度数:公元前1万年或者公元前4000年。
第二十三届美洲问题国际会议邀请波斯南斯基就此问题进行演说。他选取了一个正确的倾角──24度6分52.8秒,其结果是卡拉萨萨亚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0150—公元前4050年之间。
我们在前面提到,印加人阴历显示年代始于金牛座年代,而不是白羊座年代。如果穆勒测定的年代(公元前4000年)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巨石残骸处于库斯科和马丘比丘之间的大致年代。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调查,由玛丽亚·舒尔滕·德埃布内特带领的团队,她得出结论,认为维拉科查网格倾角应为24度8分,所以,她计算出的年代应处于公元前3172年。
许多手工艺品包含着维拉科查神的意象,如纺织品、木乃伊包裹物,以及陶器。这些不同的手工艺品持续不断地在秘鲁南部甚至更远的南方和北方被发掘,这是其他非蒂亚瓦纳科的数据无法比拟的。基于此,甚至一些坚定不移的考古学家如温戴尔·C.班尼特也将蒂亚瓦纳科的年代往前推,从公元后500年推至公元前1000年。
但是,放射性碳测定使得已被普遍接受的日期愈来愈久远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蒂亚瓦纳科考古调查玻利维亚西亚特研究中心就已经在现场进行了挖掘和保护工作。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完整挖掘和保存卡拉萨萨亚东面的“小庙”,许多石雕和石质头部被发现于此。他们挖掘出了一个半藏于地下的庭院,或是仪式的组成部分,被镶嵌着石首的石墙包围着,石首是按照查文·德·万塔尔的方式镶嵌的。玻利维亚国家考古研究所所长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在1981年的报告中指出,在此地发现的原始物品的放射性碳测定的结论是公元前1580年,因此在他的综合研究作品《玻利维亚考古综述》中,主张将此时间作为蒂亚瓦纳科初始阶段的开始时间。
碳同位素年代测定告诉我们这里有机物遗体的年龄,但是不排除构成它的岩石的形成年代,有可能会比有机物的年代更久远。事实上,卡洛斯·庞塞·桑希内斯在其后(对蒂亚瓦纳科的地理位置、年代和文化)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叫作“黑曜石水合”的新的测定年代的技术。这种技术让那些在卡拉萨萨亚神殿遗址发现的黑曜石质物品的制作年代,向前推进到了公元前2134年。
从这一点来说,读一下胡安·德·班塔斯1551年的作品《心灵与印加叙事》还是很有趣的。当维拉科查一开始定居在蒂亚瓦纳科的时候,“他们说他周围已经有一部分人……走出礁湖以后,他到了附近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村庄提格拉克所在之处。”班塔斯继续写道:“曾经,当维拉科查和他的村民已经定居在那里的时候,那片土地还是荒芜一片。”但是维拉科查“命令太阳移动到现在的位置。突然,他就命令太阳开始新的一天”。
这件事发生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毫无疑问,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两边,发生了一次交替进行的天体运动:因太阳的突然停顿产生的黑暗,和与之同时诞生的新的一天的开始。但根据班塔斯关于本地传说的记载,上帝和人类在更早的时候就到了蒂亚瓦纳科──也许比考古学家的记载还早。
但是为什么蒂亚瓦纳科那么早就被建立在那个地方?
近几年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墨西哥的泰奥提华坎和玻利维亚的蒂亚瓦纳科发现了类似的建筑特征。何塞·德·梅萨和特雷莎·斯韦特在《阿卡帕纳,蒂亚瓦纳科的金字塔》一书中指出,阿卡帕纳有初步的计划,就像泰奥提华坎的月亮金字塔一样,用同样的地基和高度测量第一个太阳金字塔及它的高宽之比。从我们的结论来看,泰奥提华坎的最初(和实用)的目的及其住所是为了靠近这地区的供水设备,无论是塔里还是沿着两座塔周边以及阿卡帕纳内的水渠。这样蒂亚瓦纳科就起到一个核心作用。那么,当初蒂亚瓦纳科是不是被建成一个功能性的处理设施呢?如果是,又是处理什么东西呢?
迪克·伊巴拉·格拉索在《蒂亚瓦纳科遗址和其他工程》一书中同意一种强大的蒂亚瓦纳科的设想。围绕这片区域,沿着东西主要轴心延伸数英里,有几条主要的南北向的大动脉,而不像泰奥提华坎的死亡之路。在湖的边缘,看得见码头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很多考古证据,大量的防御墙壁建立在河曲中,实际上建立了一片深水码头,可以停泊装载货物的船只。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泰奥提华坎进口和出口什么商品呢?迪克·伊巴拉·格拉索提出了“小绿卵石”的发现,那是波斯南斯基在阿卡帕纳发现的。在一个阿卡帕纳式的金字塔的废墟里,南边的大圆石被用于保护已经变成绿色的古迹;在卡拉萨萨亚以西,是隐藏结构的地区;普玛彭古废墟中也存在很大的数量。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普玛彭古码头处的抵御墙中的大圆石也变成绿色的了。这说明了一件事:暴露在外的铜,因为被氧化了,所以使石头和土壤也染上了绿色(正如氧化铁的存在所添加的红褐色色调)。
如此说来,在蒂亚瓦纳科加工的是铜吗?可能吧,但这若是发生在离产铜之地近些的地方则更合理。铜,似乎是被运到蒂亚瓦纳科,而不是把它从这个地方向外运出。从这个地点的名称“的的喀喀”的词义来看,蒂亚瓦纳科应该更易于被解读。这个湖的名称源自靠近科帕卡巴纳半岛的两个岛屿其中之一的名字。就是在那儿,在被称作的的喀喀的岛上,传说告诉我们,当太阳升起于大洪水泛滥之后时,阳光照射到了提提卡拉圣石上(它因此也被称为太阳岛)。就是在这里,在圣石之上,维拉科查把神圣的魔棒赐予了曼科-卡帕克。
那么,所有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的的”在艾马拉语里是金属铅或锡的称呼。
我们知道,提提卡拉意为“巨石锡”,的的喀喀意为“锡石”,的的喀喀湖就是拥有锡源的湖。
显然,蒂亚瓦纳科的建立是为开采锡和铜,但其遗址仍未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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