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天堂之路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从这一天到那一天发出言语,
从这一夜到那一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知识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那位《圣经》中《赞美诗》的作者如此描绘天国的奇景和日夜交替。地球绕着地轴(即《圣经》中的“地极”)自传,然后又围绕着太阳系中心的太阳(如同帐中君主)公转。“日与夜都是你的,你创造了光体和太阳,四季由你而生”。
自从人类获得文明,数千年来,无论是在苏美尔和巴比伦的金字塔里,埃及的神庙中,巨石阵的石圈内,还是奇琴伊察的椭圆形天文台上,星相师们都在仰望天空,为凡人求取指引。他们观察,计算,记录星星、行星复杂的天体运动。为做到这些,那些金字塔、庙宇和天文台都精确地对准天空的某些方向,还特别设置了孔隙等结构,以使阳光或其他星光在二分点和至日的时候射入一束光线。
人为什么要探寻到那么远?──去看什么,去决断什么?
学者们的惯例是把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探究,归因于农业社会需要一种历法来指导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这种解释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已经太久了。一个年年耕地的农夫就可以比一个天文学家更好地判断季节变化和雨水的降临,一只土拨鼠都可以告诉他一些信息。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世界上无论多么原始、多么偏僻的地方,即使没有天文学家和精确的历法,人们还是祖祖辈辈在那里居住,养活自己。同样,事实证明,历法在古代是由城市社会而不是农业社会设计出来的。
如果不知道每日之间或季节上的信息,人就不能生存的话,那么,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太阳钟和日晷就可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了。然而古人研究天象,把庙宇对准恒星与行星,把历法和节日跟天道而不是他们所处的地方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制定历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农业生产而是要服务宗教,不是利人而是敬神。那些神,根据原始宗教和制定历法的人的说法,来自天空。
我们有必要反复读读《圣经》诗篇,这样就知道对天文异象的观测与耕地畜牧什么的根本就没有丝毫关系:那是要去崇拜万物之主。
要了解这一点,再也没有比去探索古苏美尔更好的方法了。因为大约6000年前,天文学、历法和一个将地球和太空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在那里起源了。苏美尔人宣称,从尼比鲁星球降临到地球上的阿努纳奇(从天国来到地球的众神)赐予他们知识。他们说,尼比鲁是太阳系第十二个成员,也是黄道带分为12个小时,一年分为 12个月的原因。
地球是第七颗行星(从太阳系外往内数);因此同样地,12是一个神圣的表示天的数,7则是一个神圣的表示地的数。
苏美尔人在无数泥板上写道:阿努纳奇在大洪水降临很久之前就来到了地球。我们预测那大概发生在大洪水降临前432000年──相当于尼比鲁星绕轨道运行120次的时间。一个尼比鲁的轨道期虽然对阿努纳奇只代表1年,却相当于地球上的3600年。因此可以确信,苏美尔人观测天象不是为了知道该什么时候播种,而是想目睹和庆祝天神3600年一次的回归。
我们认为,这才是人类研究天象的原因。所以当时间流逝,当人们发现观测不到尼比鲁星时,就在可以目测的现象中寻找迹象和预兆,天文学由此产生出占星术。而且,如果在安第斯山脉也能发现从苏美尔起源的天文朝向、庙宇定向和天宫划分的话,我们就可以证明,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无可争议的。
据苏美尔人记载,早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尼比鲁的统治者天神阿努和天后安图到访过地球。苏美尔人为他们在一个后来叫乌鲁克的地方即《圣经》里的以力建了一个崭新的有塔庙的圣地,还用泥板保存了他们当晚经历的记录。是夜,天体信号发出之际──木星、金星、水星、土星、火星和月亮出现,正式的宴会随着净手仪式开始。
于是,宴会的第一部分开始,然后有个间歇。一群祭司开始吟诵赞歌《阿努的星球在天空中升起》。一个天文祭司站在神庙中的塔顶,留意着阿努之星──尼比鲁的出现。那行星一出现,该祭司就开口唱:
“那渐亮的星,天神阿努神圣的星球……”还有赞美诗:“造物主的形象升起了……”一堆营火点起,标志这个时刻的到来,并把消息传递给相邻城镇。天明之前,整个大地燃烧着营火;天明之后,人们诵读着感恩的祈祷。
从苏美尔王古蒂亚(约公元前2200年)的铭文,可以明显看出在苏美尔建造神庙所需要的精确而浩繁的天文知识。首先在他面前出现了“像天堂一般光耀的人”,站在一只“神鸟”旁边。“这个人,”古蒂亚写道,“从他头上的王冠看来明显是一位神。”结果,他就是宁吉尔苏神,他由一位女神相伴。女神“一手拿着画有天上她偏袒的恒星的泥板”,另一只手握着神笔向国王指出那颗吉星。第三个像人一样的神手里拿着一块宝石做的板子,上面画有神庙的设计图。古蒂亚的一尊雕塑展示了他坐在宝座上,膝盖上放着那块板子的形象。上面的圣图清晰可见:它提供了神庙的基本设计和一个用来建造7个阶梯的标尺。随着阶梯的上升,上面一层逐渐变短。而且记录文本表明,这并不是一个太阳神庙,而是一个恒星加行星神庙。
苏美尔人不光在神庙建筑上展示了复杂的天文知识,正如我们在《地球编年史》前几部指出的(以及现在告知的),现代球面天文学的所有理念和原理,都已被苏美尔人运用于设计之中。如果列个清单的话,他们取得的成就包括把圆等分为360度,天顶、地平线和其他天文学概念与术语的规定,黄道带及十二宫的划定、命名和图案描绘,还有岁差的发现──每72年,地球绕太阳的转动会延迟一度。
然而神之星球尼比鲁出现或隐蔽在它长达3600个地球年的轨道期内,期间,地球上的人只能按照地球公转计算时间。除了昼夜现象外,季节最易辨别。大量最简易的石圈证明,要确定地日关系中的四个点很容易。冬去春来,太阳高度显著增大、日照增长时的一点;昼夜平分的一点;还有太阳渐远、白昼渐短、气温开始下降时的一点。
随着寒冷和黑暗的不断侵袭,太阳似乎会一去不返,但是它徘徊、驻足,又开始回来。整个过程周而复始,新的一年就开始了。就这样指定地日循环周期中的四个点:冬夏二至点(太阳直射点所能到达的南北半球最远处,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和春秋二分点(昼夜平分)。
太阳的这些明显变动实际上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而产生的。苏美尔人知道并记载下了这个事实。为了把这些变动与地球联系起来,地球上的观测者有必要在空中找到一个参照点。地球环绕太阳运行,太阳在天球上的巨大圆形路径即黄道,参照点的选择就是将天球十二等分为黄道十二宫,每宫有自己的一组可识别的星星。春分点选定后,太阳在这个宫出现的时间便是新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所有对最早记录的研究表明,这是在金牛座时期。
但是这种安排被岁差打破了。因为地轴相对地球的绕日轨道平面有了倾斜(现在是23.5度),地球自身像一只陀螺转动,假想天极在地心天球上画出一个宏伟的圈的话,要25920年才能完成。这就意味着原来选定的那个不动的参照点,每72年会偏移一度,每过2160年就从一个宫完全移到另一个宫去。苏美尔的历法已经计算了大约到2000年后,历法需要改善,白羊宫就被选为新的不动的参照点。我们的天文学家仍然以白羊宫为第一宫画天宫图,尽管他们知道我们在双鱼座已经有2000年且马上就要进入水瓶座时期了。
对宏大黄道带的12等分,不但是对太阳系12位成员及对应的12位奥林匹亚神的崇敬,也把太阳年与月亮的周期紧密联系起来。但是,由于12个朔望月不完全匹配一个太阳年,于是苏美尔人设计出复杂的闰月制来不时加上几天,使12个朔望月与太阳年保持一致。
到巴比伦时期,神庙做了三方面调整:新的宫(白羊宫),4个对应太阳观察点(在巴比伦,春分点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有月球公转期。所有这些天文学原理都在巴比伦主神庙供奉他们的国神上得到体现。主神庙被发现时保存得相对完好。凭着在12个大门、7级台阶上发现的文字,学者们重新描绘出了这座神庙在观察日、月、行星和恒星复杂运动上的作用(见图81)。
仅仅在最近几年,人们才承认天文学结合了考古学后,在测定遗址年代、解释历史事件和定义宗教信仰天外来源方面的能力。从人们认识到这种结合的能力到它发展为一门名为考古天文学的学科,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因为在1894年,诺曼·洛克耶爵士在其名著《天文学的黎明》中令人信服地指明:一直以来,几乎在任何地方──从最远古的圣坛到最宏伟的教堂──神庙都是按照天文要求来安排其朝向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个想法产生于一件“特殊的事”:在巴比伦,神的标志最开始是一颗星星;同样,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中,3颗星表示复数的“神”。
他还提到,在印度教里,天神之王兼雷雨之神因陀罗(意为“太阳带来的白昼”)和黎明与霞光女神乌莎斯(意为“黎明”),这种与太阳上升有关的神是最受崇敬的寺神。
重点看看埃及。在这里古神庙依然耸立,可以对它们的建筑和朝向做细致的研究。洛克耶注意到,古老的神庙不是太阳神庙就是恒星神庙。前者的轴线及宗教仪式或历法上的功能都是与二至日点或二分日点有关;后者与这4个太阳观测点都没关系,它们是设计来观测和供奉即将在某天某个点出现的某个特定恒星。洛克耶感到很神奇,神庙越老,其涉及的天文学就越复杂烦琐。因此,在古埃及文明之初,埃及人可以把一颗恒星(天狼星,当时最亮的星星)的方位与一项太阳事件(夏至日)以及尼罗河每年的涨潮联系起来。他计算出这三个事件大约1460年仅重合一次,也算出埃及历法开始的元年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
但是洛克耶对考古天文学的形成(几乎是在一个世纪后!)的主要贡献是,他意识到了古神庙的朝向可能为准确测定它们的年代提供线索。他举出的主要例子是上埃及卡纳克的底比斯神庙群。早期圣城中那些更古老、朝向更复杂(对准二分点)的神庙让位给朝向简单些(对准至日点)的神庙。卡纳克的阿蒙-拉神庙由两个背对的矩形结构组成。两矩形间是一个东西朝向往南倾斜的轴(见图82)。有这种朝向,到至日点时,一束阳光可以从神庙的一端穿过整个通道(约500英尺长)到达另一端两方尖塔之间。数分钟之内,一束闪亮的阳光会照在通道最底端,标志着新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了。
可是那个精确的时刻不是恒久不变的,它一直在转移,导致后来的神庙在建筑时对朝向做了修改。当朝向基于二分点时,转移的就是观察太阳时做参照的背景恒星的移动,即由于岁差引起的黄道星宫时期的推进。不过,似乎还有个更深奥的转移影响着至日点的位置:太阳在两天极之间徘徊的角度好像在不断变小!随着时间的过去,地日关系中好像还有一个特殊的事物影响太阳的轨迹变动。天文学家发现,地球的倾斜度即地轴与黄道面的夹角并不一直是目前的大小(大约小于23.5度)。地球的转动使得这个倾斜度每7000年左右改变1度,大概减少到21度时,又开始回复到24度多。罗尔夫·穆勒在《关于石器时代人的天空和其他研究》一书中把它运用到安第斯建筑中,计算出如果建筑遗迹是朝着24度倾斜,就表明它们至少是4000年前建造的。
运用这种复杂而独立的年代测定法,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一样,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只能用于古建筑本身或邻近建筑上发现的有机物质,如木质或焦炭。但是这些有机物质不能说明该建筑是在它们存在多久以前建立的。考古天文学却能测定建筑本身的年代,甚至是不同部分的建造年代。
我们还将更深入地研究穆勒教授的著作。他断定马丘比丘和库斯科的完美方琢石结构(与那些用多角巨石建造的年代一样久远)有着超过4000年的历史,由此证实了蒙特西诺斯年表。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考古天文学在安第斯山脉遗址的这些运用,推翻了相当多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说法。
现代天文学家迟迟未发现马丘比丘,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了。
19世纪30年代,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天文学教授罗尔夫·穆勒,发表了他对库斯科的蒂亚瓦纳科及马丘比丘遗迹的天文学特征的初步研究结论。他认定这些遗迹非常古老,尤其是蒂亚瓦纳科,虽然这些结论差点毁了他的事业。
在马丘比丘,罗尔夫·穆勒着重关注城市西北方向山顶上“拴住太阳”的巨石英帝华达纳,以及圣石上面的建筑。在其《古代秘鲁的英帝华达纳》和其他著作中,他表明,可以从这两处所见的准确特征判断出它们的目的和作用。
他意识到,英帝华达纳位于城市的最高处,所有方向的景物尽收眼底,但是建造者有意用巨大的方琢石墙把视野限制在特定的方向。
英帝华达纳和它的基石都是从一块天然的石头凿出来的,这个人工制成的柱子残端高高竖起,达到期望中的最高点。残端和基石都被精细凿刻和定向(见图76)。穆勒认为,其上各种各样的斜面和棱角是设计来确定夏至日的日落、冬至日的日出,还有春分和秋分的。
在考察马丘比丘前,穆勒对蒂亚瓦纳科和库斯科的天文特征已经有一些研究了。一块旧西班牙木雕(见图83a)给了他一点启示。库斯科的太阳神庙之所以那样建造,是为了让阳光在冬至日日出时能直接照进至圣所。通过把诺曼·洛克耶的理论运用在太阳神殿上,穆勒计算并展示出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这些墙和环形的至圣所一样,起到了与埃及神庙相同的作用(见图83b)。
马丘比丘圣石顶上建筑物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对称的结构和完美的方琢石建材。它与库斯科的至圣所有显著的相似处(我们已经说过,马丘比丘遗址比库斯科遗址要古老)。对穆勒来说,相似的结构特征即意味着相似的功能──去确定冬至日。限定了功能之后,它的建筑师根据该地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建起确定它笔直的墙壁的方向。穆勒判断,环形区域的两个梯形窗口(见图84)在4000年前,可以让观测者通过它们在夏至日和冬至日看到日出。
20世纪80年代,从亚利桑那大学史都华天文台来的两位天文学家,《马丘比丘考古天文学》的作者D.S. 迪尔本和R.E.怀特带着更多精密仪器,同样走遍了这个地方。他们确认了英帝华达纳和史前石塔(其视角是沿着一块突起圣石的沟槽和边看出去)两个窗户的天文朝向。但是他们没有加入到穆勒对该建筑年代的讨论中。他们和穆勒都没有尝试回溯到几千年前,找出透过那最古老巨大的建筑──三窗庙──观察的方向。在那里,我们还以为结果会更加令人震惊。
但是穆勒的确研究了库斯科巨墙的朝向。在其著作《太阳、月亮和星星之上的印加帝国》中,他的结论是:“它们建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间。”这个结论中,巨石建筑(至少有库斯科、沙华孟和马丘比丘)的年代比马丘比丘公元前2000年的史前石塔和英帝华达纳早2000年。换句话说,穆勒断定,那些前印加时期的建筑跨越了两个黄道星宫时期。巨石建筑属于金牛座时期,而古代帝王时期的一些建筑及坦普-托克的裂痕属于白羊座时期。
在古代近东,岁差导致的转移要求苏美尔历法做周期性的调整。
大约公元前2000年,随着从金牛宫转到白羊宫,伴随着重大的宗教动荡,历法发生了重大改变。令人惊奇的是(除了我们),这些转变和改革在安第斯山脉也很明显。
蒙特西诺斯和其他历史记录者,提到过若干君王重复修改历法的事。从他们的著作中早就推出古安第斯人有一个历法。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研究致力于证明古安第斯人不但有历法,还把它记录了下来(尽管他们应该没有文字)。弗利兹·巴克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在《前印加秘鲁的碑铭历法和其他著作》一书中,他为这些结论提供了建筑学论据,比如一个计时的锤子和在帕恰卡马克神庙遗址发现的一个花瓶。与玛雅和奥尔梅克的花瓶类似,这些花瓶上用线、点表示出一年的四季。
按克里斯多瓦·莫利纳神父的说法,印加人“从五月中旬左右满月时开始记年”。早、中、晚,他们带着用来祭祀这一天的羊来到太阳神殿。献祭中,祭司吟唱颂歌:“哦,造物主,哦,太阳神,哦,雷神,愿你们永生不朽;愿万物和平;愿人生养众多,食物和所有用具充足。”
因为公历在莫利纳时期之后才被介绍到库斯科地区,神父提到的新年这天相当于5月25日左右。从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一些大学来的天文学家,几年前发现了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经描述的观察塔。他们发现其瞄准线适于5月25日。历史记录者说,印加人认为他们的一年从冬至日开始(相当于北半球的夏至日),但是这个太阳事件发生在6月21日而不是在5月,差了将近一个月!
对此唯一正确的解释是,这个太阳事件所用的历法和观察体系,是印加人从更早时期继承下来的,持续了2160年──黄道星宫的岁差转移导致历法延后了一个月。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马丘比丘的英帝华达纳不仅被用来确定至日点,还有二分点(3月和9月,太阳在赤道上方,昼夜平分)。历史记录者和现代研究员如L.E.瓦卡瑞尔在《安第斯历法》一书中报告,印加人在竭尽全力地准确测定二分点,并崇敬这两个时刻。这个习俗肯定早有来源,因为在前面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古代帝王时期君王专注于测定二分点的需要。
蒙特斯诺斯告诉我们,古代帝王时期,第四十位君王为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学院,测定了二分点。他被封为帕查库蒂克(盖丘亚语对印加统治者的称呼,意为“他改变了地球”)的事实表明,当时的历法与同期的天象出入之大,历法改革在所难免。这是被完全忽略的信息中最有趣的一点。根据蒙特斯诺斯的说法,这个国王当政的第五年,距历法元年2500年,距古代帝王时期的起点是2000年。
公元前400年历法需要改革时在发生什么事呢?这2000年,与岁差引起的黄道星宫移动的时间接近。在古代近东,当尼比鲁历法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时,春分点在金牛宫或金牛座时期。公元前2000多年它转到白羊宫,在基督时期到了双鱼宫。
公元前约400年,安第斯山脉的改革证实了古代君王时期及其历法确实是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也暗示那些君王熟悉黄道十二宫。但是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主观地把黄道带分为12份。东半球的后来者都采用了苏美尔人的一个发明,直到现在还在使用。这在过去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1940年,S.哈加尔在美洲文化学者会议上做了一次名为《秘鲁星群及其与宗教仪式的联系》的演讲。他说明,印加人不但熟悉黄道十二宫(和它们对应的月份),还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字。这些名字与我们都熟悉的起源于苏美尔的星宫名称惊人地相似。学者们感到很惊奇,我们当然不会。即:宝瓶座,一月,献给男女水神卡帕克·科查和玛玛·科查。三月是白羊宫,其满月在古代象征着新年前夕,叫作卡图·奎拉。四月为财帛宫、金牛宫,叫作图帕·塔瑞卡,意思是吃草的雄鹿(南美以前没有牛)。处女座叫莎拉·玛玛(意为“玉米妈妈”),其形象是一位女性,等等。
的确,库斯科本身就是印加人熟悉黄道十二宫和该知识古老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我们提到过库斯科分为12区和它们与黄道十二宫的关系。第一个在沙华孟上,与白羊宫有关。这意义重大,因为正如我们知道的,如果把时间回拨4000年,白羊宫是与春分点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肯定会很疑惑。这些天文学信息和历法改革所涉及的知识在没有什么记录存储、也没有用某种方式写下来的情况下,是怎么保存和传递的呢?如我们见到的,玛雅法律包含从早期资料中复制吸收而来的天文学数据。考古学家已经测定,玛雅石柱上刻画的统治者手中拿的长方形棍子,实际上是用来指出黄道十二宫星座轮廓的“天棍”(正如在帕伦克,在帕卡尔国王的棺材上,他的形象也是用一系列轮廓构成的)。这些古典时期巧妙的描绘来自对更久远时期的模仿,或许它没有那么强的艺术性,却是与历法有关的记录。这种说法源于在蒂卡尔发现的一块圆石(见图85a),上面画有太阳神像,四周围绕着星座轮廓。
这种“原始的”历法加黄道十二宫圆石,肯定在改善过的阿兹特克太阳石之前出现过。好几块阿兹特克太阳石已被发现,其中最神圣的一块由金子做成,被蒙特苏马献给了赫尔南多·科尔提斯,他以为他只是把属于羽蛇神的东西还给羽蛇神而已。
这些用金子做成的太阳石在古代秘鲁真的存在吗?尽管西班牙人对任何与“偶像”有关的待遇都给予惩罚,特别是当偶像是用金子做的(金子熔得快,连太阳神殿的太阳像都被熔了),但至少有一块遗物存留了下来。
一个多世纪前,克莱门斯·马卡姆爵士在《库斯科和利马;印加人的秘鲁》一书中报告说,在库斯科发现的这块金碟,其直径约5又1/2英寸(见图 85b),现存放在纽约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他认为,在金碟中间描绘的是太阳,四周是24个明显的符号,代表月份,类似于玛雅历法中的24个月。W.波拉特1860年在皇家古文物研究学会的演讲和后来的著作中,把这块金碟看作是“一份阴历或黄道十二宫图”。
1921年,M.H. 萨维尔又在《来自库斯科黄金胸甲》一书中指出,环绕的符号中,有6个出现了2次,2个重复了4次(他将它们标记为从A到H),因此对马卡姆爵士24个月的理论产生了怀疑。
6乘以2等于12的简单事实让我们相信波拉特,推断这是块黄道十二宫图板而不是月份图板。所有学者都认为这是件前印加时代的作品。但是,还没有人说明它与在蒂卡尔发现的历法石有多密切的联系。也许两者根本就没有联系,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没有交流。硬拉关系只会为这口该入土的棺材再添一颗铁钉。
早在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先头登陆部队中,有一小队士兵率先进入到印加首都库斯科,而皮萨罗的主力部队还在卡哈马尔卡。他们在那里囚禁着秘鲁印加帝国皇位继承人、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1502?—1533年)。那队被派遣到库斯科的士兵的任务,是到都城拿到西班牙人索要的交换阿塔瓦尔帕的赎金。
在库斯科,阿塔瓦尔帕的将军让他们进去检查了几座重要建筑,包括太阳神庙。我们提到过的,印加人称之为太阳神殿,即金围墙,因为它的墙上铺着金箔,墙里面有精美的金银制品和宝石。那几个进入库斯科的西班牙人拿走了7块金箔和其他宝藏,回到了卡哈马尔卡。
西班牙主力部队在那年年底开进库斯科。我们已经描述过降临在这座城市的大型建筑,包括至圣所在内的圣坛上的灾难,以及挂在伟大圣坛上的金色太阳标志如何被劫掠并熔化。
但是这些物质上的破坏不能磨灭印加人记忆里保留的东西。据他们回忆,太阳神殿由第一任君王建立,开始只是一间茅屋。后来的君王将之加大加高,直到它成为西班牙人看到的大小和形状。在至圣所,他们说,从地板到天花板墙都贴着金箔。“在那祭坛的上面,”加尔西拉索写道,“是太阳的金质形象,厚度是墙上金片的两倍。整个形象表现的是一个圆面,四周是光束和火焰;它们全部在一块板上,完好无缺。”
那就是西班牙人看到并拿走的金制物品,但是那个形象不是墙上那些在特定日子迎接日出的原始形象。
唐·胡安·德·圣克鲁斯·帕查库蒂-由奎·萨克马华是一个印加皇族公爵夫人和一个西班牙贵族的儿子(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他被称为圣克鲁斯,有时候又被称为萨克马华)。他的书《联系》由克莱门斯·马卡姆爵士译为英文出版。在书中,他对这个中心形象及其四周的图案做了最具体的描述;并且,他当着西班牙人的面赞颂印加皇朝。他说,是印加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下令让金匠打造了一个象征着存在一个天地的创造者的平底金盘”。萨克马华用一幅画来诠释他的文章:一个罕见的椭圆形状。
当后来某个君主宣称太阳至高无上时,第一个形象就被一个圆盘所代替了。随后的一个,印加人又把它恢复成椭圆。“一个偶像崇拜的极力反对者,他命令他的子民不要尊崇太阳和月亮”。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要崇拜椭圆所代表的天体系统。是他促使这些天体形象被放到了那个圆盘的周围。通过把椭圆形状变成“造物主”,萨克马华阐明它并不是指太阳,因为太阳和月亮在椭圆的侧面。为了解释他的意思,萨克马华画了一个旁边有两个小圆圈的大椭圆。
直到华斯卡(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的哥哥)时代为止,这个中心点就保持其原状,“椭圆”为其至上的形象。华斯卡是当西班牙人到达印加时参与皇位之争的众兄弟之一。他移去了椭圆的形象,取而代之以“一个圆盘,就像一个艳光四射的太阳”。“印加人华斯卡把太阳的形象放到了原来的创造者的位置”。由此,交替的宗教信条使秘鲁印加帝国变回以太阳而不是维拉科查至上的统一国教。为了表示他是皇位的适当继承者,华斯卡在他的名字中增加了印第安(太阳)的称呼,意味着他才是太阳之子的真正后代,而不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对带有以椭圆为造物主主要形象的山形墙的解释,代表了“异教徒们关于天地的想法”。萨克马华画了一幅大图,表现出在华斯卡用太阳的形象代替椭圆形状之前的墙的样子。这幅草图之所以存留下来,是因为在秘鲁本土出生的西班牙神父弗朗西斯科·德·阿维拉询问过萨克马华和其他人它的含义,并把它保存在他的文件中。他也会用当地人教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以及自己的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在草图四周画一些符号来解释这些形象。移去这些符号后(见图86),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得到祭坛(底部长长的交叉着的物体)上所描绘的图案:下面是地球的象征(人、动物、河流、山脉、湖等等),上面是天空的形象(太阳、月亮、星星、神秘的椭圆等等)。
图86
学者们在个体象征的诠释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但神圣之墙的整体意义却成了一个问题。玛卡姆在上面部分看到了“一个恒星图,它是古代秘鲁宇宙演变象征和天文学的真正关键”,并且确信这一凸出的三角形顶端是“天空”的象形文字。S.K.洛斯罗普在其《印加探秘》一书中,说大祭坛上的图画“组成了一个包括天与地、太阳与月亮、第一对男女的形成的宇宙起源传说”。正如萨克马华所说的那样,人们完全同意它代表了“异教徒的想法”──“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总和,天地传奇和它们的联系”。
这些关于天的形象极清晰地描绘出太阳和月亮位于金色椭圆盘的两侧,群集的天体位于椭圆的上下两侧。画面上传统的外观和本土语言英蒂(日神)和奎拉(月神),阐明侧边两个星星标志代表着太阳和月亮。
既然太阳是这样描绘的,那么中心形象大椭圆又代表了什么?传说解释了这个象征符号是怎样在印加时代和太阳交替着被崇拜。它的身 份 被 这 个 标 记 解 释 清 楚 了 : Ilia Ticci Uuiracocha, Pachac Acachi. Quiere decir imagen del Hacedor del cielo y de la tierra. 翻译过来它的意思是:“伊拉·提西·维拉科查是万物的创造者,也就是天地创造者的形象。”
但是为什么维拉科查被描述成一个椭圆呢?
作为这一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之一,莱曼-尼赛尔写了一篇名为《太阳神殿:库斯科神庙与祭坛中的太阳意象》的论文,说明这个椭圆形代表“宇宙卵”。这是一个有关神的起源的概念,在希腊神话、印度宗教,“甚至在《创世记》中”都有提到。它是“具体细节还没有被白人作家悟透的最古老的神源学”。在印欧的太阳神殿中,它以一个被黄道带星群包围的卵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许有一天印第安的类比推理者会看出,这些细节与对维拉科查、7只眼的梵天和以色列的耶和华的狂热崇拜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远古时代和奥菲教派的秘密祭仪中有着神秘之卵的神圣形象。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不应该发生在库斯科的大圣殿里呢?
莱曼-尼塞尔想到把宇宙之卵作为这异常的椭圆形状的唯一解释,是因为除了它的外形与蛋相似之外,这个难以精确地画出或者形成的椭圆形状,一直没有在地球自然界中被发现过。但是他和其他人似乎忽略了这个事实:在这个椭圆形底部附加上了一个星形象征。如果这个椭圆形状使用了另外一个天体(除了上面的5个和下面的4个),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椭圆”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天上。它是一个环绕太阳的星球的轨道的自然弧形。我们认为,它是我们太阳系中一个星球的运行轨道。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神圣之墙所描绘的不是遥远的神秘星群,而是我们自己的包括了太阳、月亮以及10个行星在内的总共12个星球的太阳系。我们看到我们太阳系的行星被分成了两组。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在远方的5个外部行星──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土星和木星(从外往内算起);低一点的或者说更近一点的那组代表了4个近处的行星──火星、地球、金星、水星。这两组被太阳系的12个行星的巨大椭圆轨道分开来。对印加人来说,这代表神圣的维拉科查。
发现这正是苏美尔人对我们的太阳系的看法,我们应该感到惊奇吗?
随着这些描写从天而降,一片缀满繁星的天空便在墙的右边显现出来,而左边则出现了云彩。学者们同意最初的解释──“夏季”(明亮的星空)和“冬云”。考虑到季节,这富有创新性的举动,印加人的描述再一次步入了近东模式。夏天里(导致产生季节的)地球的倾斜被归因于尼比鲁,而在巴比伦则被归因于太阳神。当《赞美诗》的作者唱着“你创造了夏天和冬天”歌颂着《圣经》的主时,这一观念得到了印证。
在“夏季”的下面出现了一个星星的符号,而在“冬季”的下面则出现了一只凶猛的动物。人们普遍同意这些形象代表了(南半球的)和这些季节相关的星群,而和冬季相关的那个则代表了狮子座。
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惊人的。首先,是因为南美洲没有狮子;其次,因为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开始使用历法时,当太阳出现在黄道带的狮子座时,夏至到了。
但是在南半球,每年的这个时候本应该是冬季。因此,印加人在描述中借鉴的不仅仅是12个黄道星群的观点,同时也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季节顺序。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样一幅“印加世界全景图”面前(语出莱曼-尼塞尔),就像在近东的创世史《伊奴玛·伊立什》和《圣经》中的《创世记》所描绘的一样,传递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伊甸园、大河、蛇/撒旦、山脉、圣湖的信息,它犹如印第安版本的《圣经》插图。
这种类比是实际的,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这个图解性著作的这一部分里的元素可以很好地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圣经》的故事: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包括蛇/撒旦(墙的右边)和生命之树(墙的左边)。苏美尔的伊丁(伊甸园即源于此)发源于北部高山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个地理位置在墙的右边被清晰地描绘出来。一个代表地球的球体上有一个帕夏玛玛──地球母亲的符号。甚至近东传说中洪水泛滥时出现彩虹这一特色,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当所有人都认可标记为帕夏玛玛的那个球体或者圆形代表着地球的时候,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印加人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不过苏美尔人是意识到了这个事实的,并且因此对地球和其他所有的星球做出了描述。)
地球下面的那7个点群标记让学者们疑惑不解。执意相信古人把昴宿星团作为7个计数的星星这一错误的观点,有人提出这个标记代表的是金牛座那部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标记应该在行星上面的天体部分,而不是在下面。莱曼-尼塞尔和其他人把这7个记号解释为“至高无上的神的7只眼睛”。但是我们已经表明,那7个点、这个数字7是苏美尔人计算行星时地球的标号。因此“7”这个标记正好是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说明这是地球。
圣墙上面最后一个图像,是一个由水道与另一个小些的水域相连的大湖。其上的注释为“玛玛-科查”,即母液。大家一致认为,这代表安第斯山脉圣湖──的的喀喀湖。通过这样的描绘,印加人已经把《创世记》的故事从天堂移到了地球,从伊甸园带到了安第斯山脉。
对圣坛上方的墙上那些描绘,莱曼-尼赛尔这样总结了它的含义和寓意:它把人类从地球引向星空。而它把印加人带到了地球的另一面,则是最为惊人的。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