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所诞生的
在普通环境下,杀人者被视为罪犯;
在战场上,杀敌者被视为英雄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按照场的关系来思考问题,而不再如从前那样喜欢将一切问题拆分成分子、原子等基本元素。韦特海默创造的格式塔心理学就反映了这种倾向。然而,在心理学界,会使用“场论”这个词的人却几乎只有勒温。
严格说起来,勒温与格式塔学派的关系应该算是若即若离。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研究的叫作拓扑心理学,与格式塔学派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他又时常被划分为格式塔学派中的一员。
不管他自己承不承认,勒温确实与格式塔学派有着牵扯不断的密切联系。他和韦特海默、苛勒、考夫卡是同门,都是柏林大学的斯图姆夫的学生。因为年龄相近,勒温跟苛勒、考夫卡的关系尤为密切,一生都有交情。
他没有成为格式塔学派核心成员,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年纪小了几岁。师兄们开始做让格式塔学派一战成名的似动实验时,他刚刚进入柏林大学,成为斯图姆夫的关门弟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苛勒在岛上研究黑猩猩,勒温则和韦特海默、考夫卡都应征入了伍。只不过,韦特海默和考夫卡当时已经是大学老师、研究员,进了部队从事的也是研究工作。勒温就比较惨,当时才24岁,博士还没毕业,入伍后真枪实弹地上了战场,还当上了陆军中尉。勒温在战场上扛过枪,受过伤,还曾经获得过铁十字勋章。可见,勒温当年当兵的时候,也是货真价实地拼搏厮杀过的。
战争经历对勒温影响很深。1917年,他写了一篇论文《战场景象》,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人从平淡生活中来到生死关头,环境的改变会对心理产生多大的影响,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几乎是他的理论学说最基础的出发点。在战场上,人性、良心、道德都会被重新定义,个人的善恶变得无足轻重,每个人都随着自己所属的集团被定性——在普通环境下,杀人者被视为罪犯;在战场上,杀敌者被视为英雄。
这种独特的体验和思考,深深地影响了勒温以后对人类社会性的关注和研究,几乎决定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理论倾向。
退役后,勒温回到了柏林大学,重归学者生涯,与格式塔学派那三位师兄一起进行研究工作。毫无疑问,勒温的思想受到了格式塔学派极大影响,但他也没有完全照着师兄们的路走下去,而是借力打力,利用格式塔的思想来研究社会和儿童心理学,并渐渐搞出了名堂,走出了自己既格式塔又不那么格式塔的路线。
勒温与格式塔“三巨头”最大的区别在于:韦特海默等人更着重研究知觉和学习,偏向于研究人的生物性;勒温则更喜欢研究人格等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对象。
这样一位重视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社会的心理学家,自己也非常宽容、随和,既能与比自己高几届的师兄关系良好,也能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曾办了个被学生戏称为“吹牛俱乐部(the Hot-Air club)”的非正式论坛——光听名字就知道有多随和了。人家的论坛都叫“心理学家协会”或者“实验心理学家协会”,唯独勒温的组织叫吹牛俱乐部。
吹牛俱乐部部如其名,大家有事没事就聚在一起唠嗑,许多思想就是在闲聊中碰撞出来的。要唠嗑,总该有个场地,勒温经常组织学生一起去咖啡馆,边吃,边喝,边聊。咖啡馆规矩是先点餐,最后统一买单,服务生很厉害,每次都最后不用看单据就能报出每个人消费了多少,记忆力超群。
然而,有次勒温买单之后没走,多坐了一阵,过一会儿又叫来服务生问:“我刚才消费了多少来着?”服务生忘了。
这是为什么呢?
买单之前坐着吃吃喝喝几个小时,服务生都能记得每个人的消费数额。买完单过几分钟,他怎么会就忘了?
基于这么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勒温提出了一个心理学上的大发现。
他认为,个人和环境之间有一种平衡状态。当你存在某种需要或动机的时候,平衡就会被破坏,人体内会产生一种紧张系统;当你完成了这种需求,紧张状态就会消除,重新回到平衡。
服务生在买单之前能记住账目,是因为他有收钱的动机和需要,处于紧张状态;而当勒温结账之后,钱收到了,需求消失了,紧张状态缓和。人一放松,之前记住的东西也就忘了。这种事情在生活中其实也常发生,我们在备考的时候,对各类知识都记得很熟,而很可能就在考完试的当天晚上,那些复杂的公式和理论就已经忘了个干干净净。
勒温的一个女博士做实验证明了这个理论。女博士叫蔡加尼克,这种“没做完的事情会记得更牢”的现象也就叫作蔡加尼克效应。
张爱玲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其实就是文艺女青年版的蔡加尼克效应。
下次再遇到有人回忆过去、纪念初恋、思恋前任恋人,不要再用“红白玫瑰”“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之类人尽皆知的句子了,甩过去一句“这就是蔡加尼克效应”,显得更为高冷机智呢。
蔡加尼克效应不光能用来充门面,在学术界也有着重要地位,这是勒温思想的第一个实验证据,也为后来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勒温在德国逐渐小有名气的时候,希特勒上台了。由于纳粹对犹太人百般迫害,犹太人勒温混不下去了,他和格式塔“三巨头”一样选择移民美国。
然而,他在美国的经历不怎么顺心。首先,他的研究兴趣与当时主流的心理学不一致。不管此前的哪个主义,都倾向于研究个人的心理,关注的是我们能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做出的行为,等等。而勒温则倾向于研究社会心理,整天琢磨一些诸如“别人的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一类特别实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地具有价值,但对于注重独立自我的美国人可就有点没意思了。
另外,勒温写的拓扑心理学著作,大家又看不懂,销售量可想而知。所谓拓扑心理学,其实是借用了几何学的分支拓扑学的概念,用了一系列很难懂的数学词汇,绕得读者头昏眼花。
勒温还有个主要观点,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个体和环境的影响,而这个“环境”不一定是客观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可能是心理环境。例如,一位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本来就由于“找工作”这一需要而处于紧张状态。同时,他认为所有同学都已经找到工作,周围所有人都在关注他的面试情况,于是紧张、焦虑得说不出话来,错失了面试机会。而事实上,他的同学们也在就业之路上拼搏奋斗,无暇去关注他人。
所有同学都已找到工作并且热切关注自己的面试情况,这是心理环境;同学们也在各自奋斗,无暇关注他,这是客观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客观而真实的,心理环境则有这位大学生自己想象的成分。
然而,大学生在参加面试、进行学习、生活时,他自己的心理环境比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大。
这就是勒温的基本观点。
历经了不少波折,勒温好不容易在美国安稳下来之后,放弃了那种诘屈聱牙、把人绕晕的写作方式,更明确地将自己的关注点转向现实社会问题,例如移民、种族歧视、青少年犯罪、儿童教育等方面。
在对这些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勒温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团体动力学,主要关注团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团体成员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不但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技术,能够帮助人们运用团体手段解决问题。
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美国电影、电视剧里看到“戒酒互助会”一类的团体,具有共同困扰的人(如酗酒)围坐在一起,通过彼此交流、互相鼓励而帮助大家一起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就是团体动力学的一种表现。
除此之外,勒温还做了许多贴近社会现实的实验,其中一个非常著名。其主题是要探讨如何改变人们的态度。研究的起因,是为了说服美国的家庭主妇学会用动物内脏做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食物短缺,政府号召人民不要浪费动物内脏,而当时的美国人普遍不吃内脏。勒温以此为题,研究用什么方式去说服人民改变态度更为有效。其中一种采用专家讲课的方式:专家亲自讲解猪、牛等动物的内脏的营养价值、烹调方法、口味等,要求大家改变对杂碎的态度,把内脏作为日常食品。另外一种则采用讨论实践的方式:勒温要求她们共同讨论内脏做菜的营养价值、烹调方法和口味等,并且分析使用内脏做菜可能遇到的困难,如丈夫和孩子不喜欢吃该怎么办、内脏怎么做好吃等,最后由营养学家指导每个人亲自试验烹调。结果发现,前一组有3%的人开始采用内脏做菜,后一组则有32%!
两组数据的差别说明由权威告知的传播方式远不如由用户自己参与、尝试的宣传方式有效。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朋友圈的伪科普、网络传播的谣言比电视新闻、主流媒体更容易改变人们的态度了,正是因为这种方式具有参与感。而参与程度越深,改变态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通过一个一个贴近现实、重视应用的研究,勒温逐步实现着自己用心理学来解决社会问题、造福人类社会的目标。只可惜他还没能真正实现理想,就因为肾衰竭而骤然离世,时年56岁。
看勒温的人生历程,有时候会觉得他不太像西方的科学家,倒有点像中国的士大夫。他相信为人不应该局限在实验室中,修身齐家之外,还得着眼社会、关注天下。后来他被誉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与他这种济世情怀也是分不开的。
虽然成就斐然,但勒温其实是个温和的、慢悠悠的,甚至有些拖拉的人。或许也就是由于这种温吞性格,他才收获了人际交往中的一众赞美。有人认为勒温和詹姆斯一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其实詹姆斯多少有几分富三代的淡漠,更喜欢通过文章、著作去与学生交流;而勒温则接地气得多,从在德国开始就整天在咖啡馆跟学生侃大山。
勒温又不像铁钦纳、弗洛伊德那样,有一个管理严密、要求绝对忠诚的小团体。勒温的“吹牛俱乐部”不需要表态,也不需要效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却收获了更多人心。波林在《实验心理学史》中说:“凡与勒温有深交者,无不极端信仰他的天才。”实际上,他不光是个天才,更是个慷慨友善、温和热情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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