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刚柔相济勿贪勿霸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能太“软”,软了,是要被人欺负的。但也不能太“霸”,霸了,会失去群众基础。一定要把握好尺寸,做到不软不硬,才是真正学到了领导的艺术。
卡耐基认为,一个人的软弱性格有多种含义。例如,在一个人的软中表现出温和、柔和的特点来,往往能够得到大家的好评;在一个人的软中表现出懦弱、不坚定的特点,人们则就很难恭维的了,因为它带有一点或相当贬的成分;如果这种缺点再发展一步,因为软而害了一种“软骨症”,变得没骨气,那就更不能令人容忍。
时间悄悄地、慢慢地摧毁一切。
——[匈]凯未尔
这里所说的“软”字,指的就是“软骨症”的“软”。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遍及全国各地,“三资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中国的传媒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到了这个一度为国人所羡慕、所向往的地方。
从总的情况来看“三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是健康的,因为它利国、利民、利社会,所以人们是乐意接受的。
但最近几年在“三资企业”里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堪耳闻的事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这类事件的再发生,而以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实,都像一名名被凌辱的少女,呆立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1993年11月9日,深圳一合资公司的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被牢牢地紧锁在铁门里的82条女青工的生命,中国的主要新闻媒介立即迅速报道并指出:该合资企业“别出心裁”的、野蛮的、残忍的管理方式,是造成这一惨剧的主要原因。
上海东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为了寻找一枚白金戒指,强行将31名男女工人脱去内外衣、遍搜内衣、内裤和胸罩的侵犯职工人身权的事实。
还有福建石狮一合资企业残忍地对待“中原打工妹”等一系列血淋淋的事实。
1949年10月1日,一个极其宏亮的声音传遍神州大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中国发展到九十年代的今天,怎么还会发生这类事件呢?他们又凭什么能够这么大胆呢?
用现在非常流行的时髦话来说,尽管当时的中国人很穷,生活水平很低,还在“温饱线”上过日子,但是人们活得很精神,很自在,很快活,很有志气,很有骨气。
在我国国际地位一天天地提高的90年代,在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好起来的今天,居然在我们堂堂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所谓谁都管不着、也管不了的殖民地式的“小天地”,出现了这样多的、如此严重漠视职工权益的、粗暴损害中国职工权益的“怪事”,中国人难道不应该表示一些什么吗?难道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难道真的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吗?别忘了,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
应该说,绝大部分“三资企业”的“洋老板”或者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老板”是遵纪守法的。通过他们的劳动,国外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源源流入了我国,我国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如此的发展,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因此,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中国人的尊重。
然而,有那么一小部分的“洋人”和一些“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为了追逐更多、更大的利润,硬将中国人(大陆人)不当成人,采用的资本主义初期盛行的那套极其野蛮的、极其落后的、极其不文明的管理方式。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的甚至将工人作为奴隶般地使唤。从那里,我们只能看到历史地倒退。
除了时间,什么也不属于我们。
——[古希腊]塞内加
究其原因是,这类“外商”有外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他们“喜欢”这样做完全由他们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的秉性所定。问题是当地的“地方官”以及他们合资的“中方”所持的是什么态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些“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者或当地“父母官”们能及时地干预,一般来说,他们的“豹子胆”还不至于会那样大、那样黑、那样凶残,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上述那样的有辱中国人的国格、人格的事。
然而,残酷的事实发生了,而且还不是一件、二件,而是有相当的一批。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每一个这样的“老板”身边,就有一些或一批为虎作伥的“大陆人”,来俯首贴耳地做他们的“狗腿子”,而且,更为令人可气的是,许多侵犯中国职工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破坏我国的生态环境,甚至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件,当地“父母官”他们看到这些“外商”心里就有点发怵、发毛,于是大开绿灯的有之,装糊涂的有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有之,不敢管的有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有之,总之一句话,软得要死、怕得要命。更让人发指的是,当有些中国人与这些不法外商打起官司时,这些人的良心居然像被狗吃了的那样,一屁股坐到“外商”的一边。更有一些为了“金钱”而甘愿出卖老祖宗的“中国律师”。
这些中国人还能算是中国人吗?
这些中国人的“评判道德的良知系统”出了大问题、大毛病:他们“患”了一种“病”,一种恐外病、媚外病、崇外病,即人们称之的“软骨症”。他们将这些“洋老板”看成是自己的“老板”,看成是自己的“爹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中国人“患”上了没有骨气的恐外、媚外、崇外的“软骨症”呢?
一是起因于这类人过于自卑的心态。
一般来说,这类人的民族自尊心极差,将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暂时的落后现象”看作是永久性的、不可改变的现象。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总认为“洋人”是“高明”的,那些吃过“洋面包”的“华人老板”是“高人一等”的。这类人不仅瞧不起自己的同胞。甚至在内心深处还埋怨自己为什么是大陆的中国人。
这类人,就像鲁迅先生在1925年所指出的那样:“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向前发展了,遗憾的是这类“中国人”并没有完全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掉。不是吗,在出于一种自卑、崇洋惧外的心态作怪下,对待那些毫无反抗力的“打工妹”——一些来自农村的“绵羊”,只要“洋老板”一使眼色,有的“中国人”(“监工”)就凶相毕露,棍棒齐下,简直就是一个“恶奴”样;而对待那些“凶兽”(即“洋老板”)呢,则“显羊相”了。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携有遗传基因的纯种“狗腿子”。
再者,他们是被美元、港币和钞票“蒙住了眼睛”。
有的人在过去的确是有过一段“光荣历史”的,在洋人的“洋枪、洋炮”面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大无畏精神,很有中国人的骨气。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却禁不住大把大把花花绿绿的美元、港币和钞票的诱惑,软下了脊背。
他们原来“瘪塌塌的口袋”被他们的“洋老板”或“外商”塞得鼓鼓的之后,当这些原来“瘦枯枯的肠胃”变成“滚瓜溜圆的便便大腹”之后,当这些人原来连一个洋音都发不准的舌头能吐出一连串的“哈伊、哈伊”之后,这些人的立场、观点和感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移向他们的“洋老板”。既然这些人如此的崇洋。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他们的中国国籍呢?倒不如把他们当作“国宝”索性送给洋人吧,当他们的“价值”被榨干后,肯定会被洋人一脚蹬了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想想看,洋人也不是傻瓜,对于出卖自己民族的人,他们敢于重用吗?可到时,我们断然地要把“大门”关起来的。
时间是最残酷的暴君,它在民们向老年进发的过程中,向我们征收健康、才能、体力及容貌等税项。
——[美]霍斯特
下面的这个事件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杰作”,当湖北罗田县廖家坳乡工商所长舒高峰听到“打工妹”不幸死亡,欲前往广东南海沙头镇该中外合资企业伸张正义时,该地的“父母官”——司法人员、派出所和保安人员不仅不为受害者诉冤,反而以暴力手段对他们进行威胁,甚至还将他抓起来,送到监狱。这样一来,那些港方老板的气焰顿时嚣张起来,公然扬言:“我要把你们送到香港黑社会手里,让他们来收拾你们!”
中国很需要“洋人”和“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前来大陆投资,前来创办各种企业。正因为如此,我国才制订了许多优惠措施,以更好地吸引外资。目前“三资企业”在我国蓬勃发展正好说明了我们这个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有的“中国人”却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他们认识不到外商投资的利益的“双向性”:即没有一定的利润或很大的利润,这些“洋人”或“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是绝不会前来投资的(不能说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这些投资绝不是一种“无偿的恩赐”。他们也认识不到,对那些“洋人老板”和“不是生长在大陆的华人”的投资,我们是欢迎的,是感谢的,但是,这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绝不丧失中国人的基本权益、绝不丧失中国人的人格。
正因为这一类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该说的就不敢说,该管的也就不敢管,有的人甚至反过来为违法的“洋大人”辩解。譬如,当有的人对“洋老板”使用“上厕卡”(员工上厕打卡,只限五分钟,超时罚款)提出异议时,有的“父母官”竟将此作为“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对待,甚至对那些提出异议的人还说:“有什么想不开的,不这样严加管束,怎么赚大钱?不让人家赚大钱,怎么吸引外资?”与其这样丧失中国人的基本权益,我们还是不引进外资为好。
还有一些“地方父母官”的“说法”更为离奇大胆:不仅声称欢迎剥削,而且不怕当“殖民地”。
这是中国人说出的话吗?然而它确实出自现在我们某些领导的口中,是水平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是没有争辩的意义的。
的确,在最初,有的外商的“胆子”还不是很大的,当他们看到与他们打交道的一些“领导”居然这等水平,这等奴才样,对他们的无理、非法要求居然表现出这等的“宽宏大度”,于是,资本家固有的贪婪、剥削的本性就彻底发展、暴露出来了,对我们的同胞也就不再“正视”了。
因为我们的社会有轻视知识的“传统”,因此,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批判的是“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另一种倾向却是广泛存在的:即“实践拒绝理论。”有许多人只习惯于自己的经验主义一套,从不研究理论。
对我们来说,“三资企业”是一种全新的、很不熟悉的东西,而对于那些“洋人”或“不是生长在大陆上的华人”呢?因为有了一、二百年的实践,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将市场经济的那一套“玩”得烂熟,他们很熟悉我们国家的“国情”,也很清楚有的中国人的“人情”,更了解我们法律的“空子”究竟该怎样钻。
真理是时间的儿子。
——[英]勉思
鉴于中外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差距,使“老板”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惯例,放心大胆地采用资本主义早期使用的那种野蛮的、原始的管理方式。就是那一把“大锁”把中国82条女青工的生命给锁去了,我们就是不明白,工人夜间休息,门为什么要被反锁上呢?
再说,“患”上“软骨症”的人的确是少数。如果不及时“治疗”这种丧失国格、人格的“软骨症”,让它像瘟疫似地发展起来,就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沉痛的损失。
因此,对当前社会中一些人所患的“软骨症”,应该早治、快治、从根子上治!
因此,卡耐基认为,做一个领导者,不能太“软”,软了,是要被人欺负的。但也不能太“霸”,霸了,会失去群众基础。一定要把握好尺寸,做到不软不硬、刚柔相济,才是真正学到了领导的统驭术。
卡耐基还告诫人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也不能有太大的“贪欲”。我们通过下面的事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贪”的下场,使某些领导者引以为戒。
这里所说的“贪”,指的是一种占有欲,就是对欲望过分的迷恋、过分的占有。它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有贪财的,贪权的,有贪名的,有贪生的,有贪玩的,还有贪图虚荣的。如今社会上流传着一段精彩的“顺口溜”就是对各个方面的最好的总结:一万两万不贵(受贿),三步四步都会(跳舞),五个六个不累(玩女人),七两八两不醉(喝酒),九圈十圈不睡(打麻将)。这段“顺口溜”把一些官员的“贪姿”刻画得淋漓尽致。
一般来说,当人们谈到这个贪字,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大家都熟知的鄙夷、瞧不起、不满甚至痛恨的神情来,人们总是从相当的贬义来认识这个贪字的,所用的词也是相当糟糕的,如贪污、贪婪、贪冒、贪色、贪吃、贪赃枉法、贪得无厌等等,总之,大家对“贪”字总是嗤之以鼻。
对“一般的贪”,人们就难于接受,而如果一个人太贪,即达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人们当然要群起而攻之。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迟早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所以古今中外,人们就得到许多这样的忠告:“以不贪为宝”;“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也失掉了”;所以说,大凡贪心十足的人,凡想把什么东西都搞到自己的手中的人,其结果大多是“偷鸡不成反折把米”。贪得无厌的人总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因为贪这个字具有相当大的“功能”,譬如说,它能“及时”地满足人们一时的欲望,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忘情的欢乐”、“恣意的享受”和“莫大的刺激”,所以有的人往往会只顾眼前的利益,把“糖衣裹着的炮弹”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丝毫不讲后果如何。
例如,沈太福的种种“贪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沈太福也是没有好下场的。
他的胃口可真不小。在短短几个月中,一下子居然诈骗了十亿元——一个新中国自成立起揭露出来的最大的诈骗案。
沈太福,真是贪到了极点!
那么,这种贪得无厌的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卡耐基认为,太贪的人往往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恣情享乐贪得无厌的人。
消磨时间者,亦必消磨事业。
——[美]福布斯
卡耐基说过:“一个最可恶的人是一切行动都以自我为中心;就像地球以自己为中心而转动,让其他的星体在它的周围环绕行动一样。”自私、利己,是一切贪得无厌的人的共同特征。他们恪守的信条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沈太福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沈太福的一切所作所为不是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为了改革开放,为了发展新技术,而是为了一个贪字,贪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享受”,而且对他来说,这种“尽情地享受”的欲望,会愈来愈高。
卡耐基认为,太贪的人往往都是不择手段的人。
“凡贪者必心黑”,因为这种占有欲望完全是一种过分的、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的邪念,因此。为了实现其这种贪得无厌的欲望,他就必须使用一般人想不出来的“诱人的绝招”来,作出一般人想不出来的“使人上勾的绝活”来,当然,这些“绝招”和“绝活”大都是不道德的、带有阴谋性的,大部分都是违法的。
沈太福所打的旗号是:发展节能电机新技术,以“技术开发合同”的形式向社会集资,往往能遮人耳目。
沈太福还利用当前老百姓普遍的、急欲想富的躁动心理及缺乏风险意识的弱点,以超过银行活期利率10倍(年回报率24%)的高利率作为诱饵;而且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实力”,还想出了一个极其高的“高招”:投资者可以随时连本带息收回投资,利息按月计。为什么沈太福在短短时间中能骗到10亿元之巨的巨款,这就是他所策划的阴谋。
沈太福还充分地利用了人们相信领导权威、迷信领导权威的心理,对领导人、名人、专家和权威不知其底细的弱点。用他们的名字和用他们的权力为他作“廉价的广告”,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上当受骗。沈太福用非法集得的款项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及有关新闻单位、银行等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5万余元……
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沈太福采用了种种的手段,在短短两个月内之内,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强大的“沈旋风”,神话般地筹集了10亿人民币的资金。
卡耐基还指出,太贪的人往往都是狗胆包天的人。
说起“贪”,往往是与“胆”字连在一起的,一个人要做坏事,其前提条件之一:必须要有胆。
8“贪”,也不例外。有“胆”才敢“贪”,而“贪”的成功,又大大地强化了“胆”量,使“胆”大大超出了它的范围。像沈太福这样的行骗方式和最后所想达到的目的,没有“胆量”能行吗?
所以,沈太福竟明目张胆地在不向投资人提供明确的资信状况,不向投资者提供筹集资金的明确用途的情况下,大干一手遮天之事,其原因是:
一是要将事态扩大到社会上去,扩大到国际上去,通过歪曲事实、大造舆论的做法,形成一种所谓的国际、国内压力,迫使中国人民银行撤销3月6日发布的《关于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
二是将长城机电公司必然破产的责任转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身上,让民众造成“中国政府‘迫害’民办企业”、“中国民办企业难于发展”的错觉。自己也便于脱身。
三是通过再一次提高集资利率(从24%提高到48%)来暂时摆脱困境。显然,这是一种“一举两得的阴谋”一旦阴谋成功,则可以将老百姓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让老百姓口袋中的钱滚滚流入到他的口袋之中;如果这一企图失败,则可以转移老百姓的视线,让投资者将只是从纸面上获得的“空欢喜”,转化为一腔的“怨言”,从而蛊惑民心。
准确守时,为事业的灵魂。
——[英]哈利保顿
一旦沈太福的阴谋得逞,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的行动干预的话,这件事很可能会成为某种社会事件发端的“导火线”,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沈太福的一切都围绕着“贪”字运转的。最后,他终于被司法部门依法逮捕。1994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后,宣布这样一条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犯有贪污罪的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昨天上午被押赴刑场,依法处决,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随着一声枪响,沈太福的一颗贪心终于停止了运作,这就是太贪的下场。
“太软”、“太贪”都是使不得的,那么,做人能不能“太霸”呢?
1993年4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极轰动的新闻: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
四个月后,新华社又发表了一条题为“禹作敏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消息,在全国各地被传得沸沸扬扬。
看过这两条新闻的人很快就会产生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红极一时”的、曾对中国的农村改革事业作过好事(贡献)的禹作敏要包庇、窝藏杀人犯?
为什么禹作敏敢于向上谎报案情、非法拘留公安刑侦人员?敢于如此煽动群众阻挠执法机关通缉案件重大嫌疑人员?敢于如此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不正视政府的威严。
原因的关键点就在于:禹作敏太霸了,霸到了连党纪国法都不放在眼里的程度。
“霸”可以解释为多种含义:一是指势力强大、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人。譬如,过去常说的“世界超级大国——两霸”,就是指各领导一个阵营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使其他国家俯首贴耳的国家。
二是依仗权势、胡作非为、横行一方、欺压百姓的人。如过去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那些发号施令、欺男霸女的恶霸、地痞流氓等人。
三是强横霸占之义。譬如,在某些自由市场,常见有些不讲道理的人依仗人多势众或者身强力壮,价钱的决定都要听他的,便宜的货物都要由他来经手,不顺从的就施以暴力,这就是所谓的欺行霸市。
总的来说,“霸”是一个贬义词。因此,在国际上,我们打出的旗号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反对大国、压迫和支配小国、弱国的现象;而且提出坚决不称霸:不仅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
一个大的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人呢?然而,偏偏就有不少人,昏了头,就是要称王称霸,要做“土皇帝”,要做“太上皇”,要做鱼肉邻里百姓的“土霸王”。
这类人的权欲特别旺盛。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现在有许多青年人对自己的人生设计中,往往将当一个政治家作为自己发展的一条路,至于改革开放以后毛遂自荐当官也早已不是新闻了……因此,许多人为了当官而不择手段。
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的、最正确的、最天才的是时间。
——[俄]别林斯基
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做官欲呢?是为人民呢?还是只为了自己?如果属于前者,一般来说当官欲不会太强烈,能当则当,不能当则算,为民也不错;如果只是为了自己,那就是不管自己能当还是不能当的,先当了再说;不仅要当小官而且还要当大官;而且还要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和方式去跑官买官……禹作敏的权力欲是非常强大的,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终于将大邱庄变成了禹氏控制的一统天下,禹作敏和他的儿子禹绍政成为大邱庄的“老少庄主”,将大邱庄变成了一个敢于与政府抗衡的禹氏领地,简直成了一个“小国家”。
一个称王称霸的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去控制他人。因为霸意味着不平等。霸主总是以“太上皇”自居。心里面总是装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他总是一个劲地要控制他人,总要别人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不许别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行事,否则就会对他们“不客气”,就会受到他的无情惩罚,如果他是一个具有生杀大权的人,那么,不服他的人就更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譬如,就拿这个禹作敏来说,不过是大邱庄的一个“庄主”: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官”并不是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然而他在自己的“农民帝国”中,成立保安队。私设公堂,随意殴打群众,厂级、经理级领导都配有枪支弹药。平心来说,可以“管”禹作敏的人也实在多得很,然而,因为平时做惯了“太上皇”,养成了谁都“不买账”的毛病,硬是要与可以“管”他的天津市公安局相“对抗”,居然敢蒙骗万余民工,用车堵塞交通,多次扣留、殴打执法人员……
禹作敏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有“霸心”。
卡耐基指出,“霸”意味着不讲道理,霸道的人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他的话只许照办,似乎不容讨论,什么民主不民主统统不管,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专制、独裁。禹作敏就是这样一个人。照道理来说,禹作敏只是代替共产党在大邱庄内来行使权力,然而,禹作敏却昏了头,将这个基本的东西搞颠倒了,他置党纪国法于脑后,大搞禹家天下了,禹作敏的话是“圣旨”,还搞起什么“禹作敏语录”来了,他本人简直就成为“真理的化身”了。而实质上呢,不就是一个“土庄主”、“土皇帝”吗?
他把什么道德、什么党纪,什么国法,统统可以抛在一边,因此,他的行为只受他自己的意志控制,只受他富有情绪色彩的“灵感”所控制,从而变得越来越缺乏理性,越来越冲动,越来越霸气了。于是,只要感到需要,他的行为可以与法律相撞,甚至于不自量力地与整个国家机器相抗衡。
卡耐基认为,一个称王称霸的人总想无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占有欲”。这也是这一类人的特色。这类人在别人面前,会不停顿地显示自己,夸耀自己。而且只要他认为是需要的,他都要不择手段地搞到手,施用暴力、强行霸占。
一个称王称霸的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建立起他的“势力范围”,利用各种力量和方法去剥夺公民们的利益。“霸”这个字,总是与“恶势力”连在一起的。凡有“霸”之处,必定是恶势力严重猖獗,必定是百姓有冤伸不得、有苦诉不出的地方。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恶霸”、“恶势力”通常容易受到保护。
他们善于“红色包装”,这些家伙(包括“恶奴”),明明很坏,却要戴上一顶顶红色的桂冠,甚至操纵舆论工具为他们捧场,使他们的行为具有欺骗性,以此来取得人们的“拥护”。
年轻的时候,日短年长;年老的时候,年短日长。
——[法]凯撒
他们还利用“三张关系网”来编织他们的恶势力:人情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家族关系网。为什么有的地方恶势力难以清除?为什么那些“红色的恶霸们”得以长期存在?为什么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进行调查就像当年的敌后武工队那样,处境极其艰难,稍不小心,就容易翻船呢?主要是有“三张网”的保护。
如果一个人的心眼太恶,就有可能称王称霸。
“霸”总是与“恶”这个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恶霸”这一词的来源。
正如卡耐基所说的那样:“恶行之所以该咒,是因为一个恶行会不断产生其他恶行的缘故。”一个人如果恶做得多了,坏事干得绝了,顺理成章,他就会成为某处一霸。
当领导的如果太狂了也有可能称王称霸。
当领导的如果太狂了,看不起任何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就会目空一切,就会“天下唯我独尊”,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就会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一旦有了点权,就会“得志太猖狂”。从而成为一个霸气十足的人。
一个人如果功成名就以后就有可能称王称霸。
有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霸的,而是在功成名就的过程中逐渐霸道起来的。有的人经过努力、奋斗,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就目空一切,过不了“成功”的这一关。
因为不能正确对待,他便会居功自傲。总之,因为不能正确对待,他身上的霸气便会越来越大。过去的开国皇帝为什么不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杀他的助手,就因为在那时还“用得着”,一旦夺得了皇位,就完成了一统天下的霸心。于是,情不自禁地便开了杀戒,将当初一齐起来造反的功臣全都杀掉。
领导者有权有势以后就有可能称王称霸。
“人之初,性本善”是自古以来的道理。然而有一些领导者在获得了权力之后,尤其是当他们尝到了用权力满足自己的非分的欲望的甜头之后,就变得很善于弄权了。
他们依仗权的力量去笼络人,他们依仗权力置反对他们的人于死地。因此,一些想称王称霸的人在没有权的时候,就拼命想得到权,有了权的时候则拼命地“弄”权。
有的领导者,当他自己实在“弄”不到权时,他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权贵”,借他人的权势来仗势欺人、横行霸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狐假虎威”。不过,一般来说,这种人的霸道,是不会长久的,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过于霸道的领导者,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的,终究会被人民踢下台,成为阶下囚。
任何事物都无法抗拒吞食一切的时间。
——[印]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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