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安全的港湾
他23岁的时候从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在当时的英国,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拿到了一张通向成功的入场券。但是他非常沮丧,甚至打算自杀。
他向精神治疗师坦白说,他的童年充满了痛苦的回忆。他是家中的老大,在三岁的时候就有了两个弟弟。他的父母经常吵架,而且最后总会打起来。他的父亲因为工作太忙,照顾家庭的时间比较少,而母亲被他们三兄弟的争吵搞得不胜其烦,经常会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竟然把自己反锁了几天。
因此,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哭泣,父母从来不管他,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哭泣只是在撒娇而已。他觉得自己最基本的情感和物质需要都被忽视了。
他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一天晚上他得了阑尾炎,一直痛苦地呻吟到天亮,父母却不管不问。他还记得弟弟妹妹哭到声嘶力竭父母也无动于衷,他也记得自己当时有多么恨他们。
上学的第一天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他认为母亲彻底抛弃了他,把他寄存在学校里。他因此绝望地哭了一整天。
随着他慢慢长大,他开始掩饰自己对父母关爱的渴望,拒绝开口向父母提出任何要求。在接受精神治疗时,他甚至担心如果自己宣泄出真实情感,精神治疗师会把他看作一个想引人注意的神经病,他甚至还幻想,医师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躲到另一个房间里,直到他离开为止。[1]
这个临床案例是由英国心理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提供的,他因为对孩子与父母之间情感纽带的研究而成为自弗洛伊德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发展学家。鲍尔比主要研究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主题,比如遗弃与痛失亲人等,以及它们所引发的情感影响。
尽管鲍尔比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医师与病人面对面的精神分析方法,但是在20世纪40—60年代他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革命性突破。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是他的导师,她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观察过从伦敦撤回乡下的英国儿童。鲍尔比按照她的思路,对母亲和婴儿进行了直接观察,而不仅仅是根据无法证实的病人回忆来进行精神分析。而且他还跟踪研究了一些儿童,观察他们早期与母亲的交流对日后人际交往习惯的影响。
鲍尔比发现,对父母的适度依赖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如果父母能够与孩子产生同理心,及时对孩子的需要做出回应,他们就为孩子的从容自信奠定了基础。这种同理心与敏感正是前面那个想自杀的患者所没有体验过的。而且由于他仍然用童年时期的心态来看待现在的人际关系,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痛苦。
鲍尔比认为,每个孩子在童年时期都需要绝对的“我和你”的关系,这样他们才会受益终生。能够适应孩子的父母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在孩子紧张不安,需要关注、疼爱或者安慰的时候,他们可以依赖这个安全基地中的亲人。
鲍尔比的美国弟子、享有同样声誉的发展理论学家玛丽·安斯沃思进一步阐述了依赖和安全基地的概念。[2] 许多科学家已经按照她的思路搜集了大量相关数据,来研究婴儿早期交流对今后自信心的影响。
事实上,从一出生开始,婴儿就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一直在积极地与人交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婴儿与监护人之间的双向情感信息通道可以帮助婴儿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他们必须学会通过眼神、微笑和哭泣与自己的监护人进行交流。否则,他们即使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严重的话他们甚至可能死于疏忽。
观察一下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原对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和谐的情感交流,母亲和婴儿会轮流主导这种交流。当婴儿微笑或者哭泣的时候,母亲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换句话说,婴儿的情感会指挥母亲的行为,同样,母亲的情感也在指挥着婴儿的反应。他们对对方敏锐的回应表明他们之间形成了双向回路,也就是最初的情感通道。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回路为父母提供了一条帮助孩子学习社交规则的途径,比如如何留意别人、如何控制交流的节奏、如何加入别人的交谈、如何适应别人的情感以及如何在适应别人的同时控制自己的情感等。这些基本技巧的训练都为孩子今后成功地融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基本技巧似乎还可以影响孩子智力的发展,因为孩子在一岁之前从这种无声的原对话中获得的情感知识已经为两岁之后的真实对话构建了情感支架。而且,孩子掌握的这些谈话技巧还会引发被人们称为“思想”的内心对话。[3]
科学家发现安全基地不仅可以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保护,还会促使孩子的大脑分泌神经递质,使他们产生被关爱的幸福感,同样,父母的大脑也会分泌这种物质。在安斯沃思和鲍尔比提出他们的理论几十年后,神经学家们终于发现了两种引发幸福感的神经递质:催产激素(脑下垂体后叶分泌的一种荷尔蒙)和内啡肽,它们都是在人际交流过程中产生的。[4]
催产激素可以引发令人满足的放松感觉,而内啡肽则可以引发大脑中类似海洛因效应的愉悦感觉,尽管没有那么强烈。对于蹒跚学步的孩子来说,父母和家庭可以为他们提供这种从容自信的感觉。长大之后,玩伴、朋友、爱人也会激发他们同样的神经活动。能够分泌这些化学物质的生理系统就包括我们熟悉的社交脑。
分泌催产激素的神经系统如果受到损伤,会严重影响父母对孩子的关爱。[5] 婴儿和母亲的这类神经系统似乎是大致相同的,都可以分泌加强彼此联系的激素。受到良好关爱的孩子会产生从容自信的感觉,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大脑分泌的这些化学物质会唤起他们“一切都好”的内心感觉。这可能也是埃里克·埃里克森所说的婴儿对社会的最初信任产生的生理基础。
那些长大后从容自信的孩子肯定都有一个温柔体贴的母亲,她们喜欢与孩子进行拥抱之类的亲密接触,而且能够及时关注孩子的哭声并安抚他们。这些能够适应婴儿的母亲总是不断地与孩子形成情感交流回路。[6]
而如果母亲不能与孩子达到一致,那么孩子在长大之后就会缺乏从容自信。他们的表现可能有两种:其一,如果母亲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孩子就会封闭自己,尽量避免与别人交流;其二,如果母亲对孩子毫不关心的话,孩子长大后就会被动丧失与别人交流的能力,比如鲍尔比说的那位想自杀的病人。
有些母亲虽然并没有完全忽视孩子,却在情感上跟孩子非常疏远,与孩子的交谈和身体接触也比较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总是一副严肃的清高表情,但其实他们内心极度焦虑。这些孩子认为其他人也都孤僻冷漠,因此会封闭自己。长大之后他们会尽量避免与他人进行亲密的情感交流,刻意与他人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忧虑型的母亲往往无法感知孩子的需要。如果一位母亲无法专心,无法依赖,婴儿就会感到害怕,并且会十分黏人。这些孩子也会被自己的焦虑所困扰,适应别人的能力相对较弱。长大后,他们仍然可能会过度忧虑并且依赖别人。
愉快、彼此适应的交流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都是婴儿的基本需求。如果缺少了它,孩子们长大后的依恋风格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简单来说,那些能够得到父母同理心的孩子长大后会从容自信;忧虑的父母会培养出忧虑的孩子;冷漠的父母会培养出孤僻的孩子,他们会尽量回避情感以及与他人的交流。长大后,这些孩子在人际交往中也会分别表现出从容自信、忧虑或者孤僻。
这种父母对孩子情感模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后天的交流造成的。比如,对双胞胎进行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原本从容自信的孩子被忧虑的家长收养,孩子长大后性格很有可能也变为忧虑型。[7] 这种根据父母的依恋风格来推断孩子今后依恋风格的准确率大约为70%。[8]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正确的。比如,如果一个忧虑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从容自信的“代理父母”,比如哥哥姐姐、老师或者其他亲戚来负责照顾他,那么他的情绪模式也会变为安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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