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需要表达
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著名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曾经承认自己脾气暴躁,一触即发。但是他补充说,自己的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认为,自己心情的快速复原显示了基因在处理好斗性时的积极方向。
基因帮助人们抑制怒火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基因可以合成少量的控制好斗性的酶,但是这种方式的效力比较弱,人们会容易发怒,越来越暴躁,而且很可能引发暴力行为。拥有这种极端性格的人最后很可能会进监狱。
在另外一种形式下基因可以合成大量的酶,因此,就像沃森一样,人们可能会发脾气,但是很快就能恢复平静。这种基因表达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愉快,因为他们发怒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拥有这种模式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某个基因从来没有合成过可以影响我们生理状态的蛋白质,它还不如不存在。如果它合成少许蛋白质,那么它还是有点用处的。而如果基因合成大量这种蛋白质,它本身也就非常重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只有生化因素,比如合理的营养或者工业毒素的摄入等可以影响对基因的控制。现在,表观遗传学正在研究父母对孩子的培养方式,以期发现培养方式对孩子大脑的影响。
大脑在孩子出生后还会继续发育,直到20多岁,它是人体中最后一个成熟的器官。在这一过程中,孩子生活中重要的人,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老师和朋友等营造出来的社交和情感环境会影响他们大脑神经系统的发展。孩子的大脑就像一株植物一样,而周围的环境,特别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们所形成的情感环境,就像土壤一样,可能肥沃,也可能贫瘠。
大脑的一些神经系统可能比其他神经系统更容易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大脑的各个神经系统接受社会环境影响的高峰期也并不完全相同。总体来说,这种影响在出生后的两年内最为强烈,在这一期间,大脑的成长最迅速,可以从出生时的400克长到两岁时的1000克,而成人大脑的平均重量也只有1400克。
从这个时期开始,生活中的重大经历还会影响调节我们大脑功能和其他生理机制的基因活动的水平。社会表观遗传学在研究对基因的影响时就考虑了人际关系的因素。
收养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自然实验,我们可以从中衡量养父母对孩子基因的影响。比如,一项对被收养儿童好斗性的研究在比较了他们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家庭氛围后发现,如果他们的养父母性格温和的话,即使亲生父母有过暴力史,他们的暴力倾向也会被削弱,他们当中只有13%的孩子在长大后会出现反社会倾向。而如果这些孩子不幸被那些崇尚暴力的“坏家庭”收养的话,他们中的45%长大后都会出现暴力行为。[8]
家庭环境不仅可以改变好斗基因的活动,还会影响人们的其他个性。而家庭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孩子受到的来自家庭的关爱或者冷漠。供职于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神经学家迈克尔·米尼一直热衷于研究表观遗传学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米尼个子不高,但演讲起来极富感染力,他希望自己对实验室老鼠的精心研究能够对人类有所启示。
米尼发现了培养方式改变幼鼠基因化学成分的一个重要途径,他推测同样的情形应该也适用于人类。[9] 他的研究表明幼鼠出生后12个小时是发育的最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会形成关键的甲基。老鼠妈妈在这一时期对幼鼠的舔舐和清洁会决定幼鼠应对压力的化学物质的合成。
老鼠妈妈对幼鼠越是关爱,幼鼠长大后就会越聪明、自信和勇敢。而如果缺乏关爱,幼鼠的学习能力就会比较迟钝,而且遇到危险时会比较胆怯。除此之外,老鼠妈妈对雌性幼鼠的爱抚还会决定它长大后对自己子女的关爱程度。
那些得到关爱最多的幼鼠长大后脑细胞的连接就会比较紧密,特别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海马体。这类老鼠特别擅长一项啮齿类动物必需的技巧: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逃跑路线。而且,它们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强,在遇到压力后也能很快恢复平静。
另一方面,那些没有得到妈妈精心照顾的幼鼠长大后脑细胞的连接会比较松散,而且它们在智商测试——迷宫测试中的表现也会比较差。
对于幼鼠来说,神经系统发育的最大障碍来自幼年时期与妈妈完全隔离。这种隔离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会打破保护基因,使它们容易受到生化连锁反应的侵害,在它们的大脑中产生大量可以引发压力的有害分子。
因此它们长大后会非常胆怯,极易受惊吓。
在人类社会中,舔舐和清洁就相当于同理心、适应和抚摩。如果像米尼推测的那样,老鼠实验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人类,那么父母对我们的培养方式比遗传给我们的DNA更加重要,而且父母培养孩子的方式也会影响他们基因的活性。这就表明培养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关爱行为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人际关系会持续影响大脑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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