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敌意对立
多年来,心理学家们一直就消除“我们和它们”之间对立的途径进行着激烈的讨论。现在,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佩蒂格鲁已经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佩蒂格鲁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人权运动在法律上废除种族不平等之后社会上仍旧存在的歧视。他是一名弗吉尼亚人,也是最早开始研究种族仇恨的心理学家之一。他的老师,社会学家戈登·奥尔波特也曾经提出,经常进行友善交流可以消除人们之间的歧视。
现在,30年过去了,佩蒂格鲁已经完成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改变敌对双方观点的途径的分析。佩蒂格鲁和他的同事们总结了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2000年的515项相关研究,并对它们进行了综合统计分析。
他们的研究得到了38个国家250493人的回应。这项研究中“我们和它们”的分类不仅包括美国的白人与黑人,还涵盖了世界各地许多其他种族和宗教冲突方,除此之外,还有人们对于老人、残疾人和心理疾病患者的歧视。[15]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情感交流,比如敌对群体中个人的友谊和爱情,可以帮助人们接受彼此所属的群体。比如,一项研究调查了与白人孩子玩耍的美国非洲裔孩子(虽然当时他们在学校是相互隔离的)后发现,如果童年时期有一位来自敌对群体的小伙伴,那么他们长大之后一般都不会对该群体形成歧视。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如果生活在乡村的白人家庭主妇与当地黑人雇工关系友好,那么她们至少会减轻对黑人的歧视。
值得注意的是,对跨敌对群体的友谊进行历史研究后发现,亲密关系本身就能够减轻歧视。但是,在大街上或者工作中的偶然接触很难改变人们的敌意成见。[16]佩蒂格鲁认为,消除歧视的基本要求是亲密的情感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把从彼此那里感受到的温暖归纳为所有“它们”的特征。比如,如果人们在种族对立方中有一位好朋友,那么他们对于这个种族的整体歧视就会减轻很多。[17]
“你可能仍然会对他们整个群体有成见,但是不会再对他们有强烈的厌恶情绪。”佩蒂格鲁对我说。
佩蒂格鲁与同事们在德国的实验向我们揭示了在消除歧视中接触的关键作用。“通常来说,民主德国人远比联邦德国人更加歧视其他所有种族,比如从波兰到土耳其等世界各地的民族,”佩蒂格鲁说,“例如,在原来的民主德国中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要比联邦德国多得多。我们在研究了因为这些暴力事件而入狱的罪犯后,发现了两件事情。一是他们的歧视相当严重,二是他们跟自己所深切憎恶的群体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接触。”
“在民主德国,即使共产党政府接纳了大量古巴人和非洲人,这些人实际上是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的,”佩蒂格鲁评论说,“但是联邦德国人与其他民族已经建立了几十年的友谊,而且我们发现,他们与少数民族的人们接触越多,他们对待整个民族的态度就越友好。”[18] 也就是说,
当“它”变成了“你”,“它们”也就转变为了“我们”。
但是隐性偏见呢,那些存在于自认为很公正的人们内心的微妙成见呢?
它们也会发生变化吗?对于这个问题,佩蒂格鲁也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特定群体的文化中也渗透着对自己的刻板看法。”他观察说,“比如,我是一名苏格兰人,我的父母都是移民,人们都说苏格兰人是吝啬鬼,但我们说自己是节约。也就是说,对于群体的刻板看法依然存在,但是人们的情感取向发生了变化。”
隐性偏见的测试检验的是人们的认知分类,是完全抽象的概念,与情感无关。佩蒂格鲁认为,成见本身并没有多大影响,重要的是它所附带的情感取向。
如果群体间关系非常紧张,甚至有暴力冲突,那么担心隐性偏见就是多余的了,因为只有在没有赤裸裸仇恨的情况下,隐性偏见才会存在。如果群体间存在公开冲突,那么他们之间就会产生明显的歧视。但如果他们能够彼此和平相处,那么歧视所残留的思想可能就会引发人们的隐性歧视行为。
佩蒂格鲁的研究表明,对某个群体持反感态度要比仅仅对“它们”有成见引发敌对行为的可能性大得多。[19]即使敌对双方成为朋友之后,原来的一些成见仍然会被保留下来。但是他们对彼此的情感会开始好转,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我喜欢他们,尽管我对他们的整个群体仍然存在一些看法,”佩蒂格鲁推测:“这种隐性偏见可能仍然存在,但是随着情感的变化,人们的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