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笑柄
他们看你的书,从中清楚地看到了生活的荒诞,却没察觉到自己也是这荒诞的一部分。在你写的故事里,你总是那个——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
这家酒店从外面看是个标准的圆形。前台小姐告诉我,这里曾经是座水塔,改建这座建筑的设计师还拿了不少奖呢。她拿出一张这座城市的地图,用纤细的手指在桌面上把它捋平,她的指甲闪闪发亮。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她告诉我,用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儿。
大堂里立着几根粗壮的柱子,它们由低到高排列,穿过建筑的中央,上方的通道从中央向四周发散,好似轮胎的辐条。一个穿着印有文学节标志的T恤的女孩坐在一根柱子后面,她前面摆了张桌子,上面堆着各种各样的宣传页。女孩在那堆文件里翻来翻去,帮我确认日程细节。她告诉我,根据安排,今天下午我要出席一个活动,之后会有一家国家级日报的采访。活动就在酒店里举行。晚上在市中心的会场有晚会,那里提供食物。文学节期间食物凭券供应:无论在酒店里还是在晚会上,我都可以凭券用餐。女孩拿出一些事先印好的餐券,沿着孔印撕下几张,在纸上记下餐券上面的序列号,然后才递给我。同时她还递给我一张日程安排,以及我的出版人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说让我下午活动开始之前在酒店的酒吧里等他。
因为这里要举办婚宴,酒吧的一部分区域被单独围了起来。灯光很暗,天花板有些低,人们站着,手里握着香槟酒杯。酒吧一侧,强烈而冰冷的日光从曲面墙的窗户照射进来,光影交错中,宾客们的装扮显得些过于精致。在摄影师的带领下,人们三三两两结伴来到露台上。凉风袭人,他们迅速调整好表情,等着那“咔嚓”一声。新人被客人们围着,有说有笑,他们虽肩并肩,视线却从未曾交汇。他们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我留意到,在场的宾客似乎都和这对新人年龄相仿,既没有岁数稍大些的长辈,也没有略显年幼的后生,这场婚宴也因此仿佛既没有对未来的憧憬,也失去了对过去的缅怀。大家也无法完全确定,这群人举办这样一场婚礼,到底算得上是“自由”还是敷衍。
酒吧没有被围起来的地方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位坐在皮质卡座上的金发男士,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本书。
他一看到我就高高把书举起,好让我看到书的封面。他看看书的封面,又抬头看看我,接着又看了看封面。
“封面上的照片和你本人一点都不像呀!”我走近的时候,他喊着说,似乎有些意外。
我跟他说封面上他选的照片看起来比我本人老了十五岁。
“可我喜欢这张!这张照片人看起来很值得信赖。”
他说跟他合作的另外一位作者,照片看上去纤细柔弱,一头长长的秀发柔顺光泽,宛如瀑布倾泻而下。而事实上,她头发灰白,身材微胖,而且,她的视力也不太好,得戴着厚厚的眼镜才能看清东西。出版物上的她和文学节上的她样貌差距很大。我的出版人偶尔也会小心翼翼地建议她换一张近照,可她不同意。她的理由是:为什么照片就一定得看上去和本人一模一样呢?是为了方便警察认出她吗?况且,作为作者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份职业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对现实的逃离。她很喜欢自己身材苗条、一头秀发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样子。在她心底,她隐隐约约觉得她就是那张照片上的女人的样子。她认为,学会自我欺骗,是很重要的生存能力。
“可能你也猜到了,她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作者。”我的出版人说。
他问我觉得这家酒店怎么样,我说这里的通道设置得有点绕,有几次我想去别的地方,可转了一大圈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之前在酒店里来回走的时候,虽然觉得自己一直在向目的地靠近,却不能确定是否走对了路。刚刚经过一个标志物,过一会儿发现我还在那里,并没有移动。我想回到一开始所在的地方,后来才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这座建筑的内部空间的分割呈现一定的角度,挡住了所有的自然光源,这附近的通道几乎都看不清。也就是说,朝着光的方向走你是找不到光的,只能看运气,能找到便找到,区别只在距离远近罢了。你只有站在某个地点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我估计这座建筑的设计师就是靠着这些特别的设计才拿了那么多奖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难道他觉得大家都没有正经事做,都有闲情逸致在这里面绕来绕去的吗?
我的出版人一脸惊诧,瞪大了眼睛。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写小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的出版人是个装束精致的男人。上身的条纹衬衫平整贴身,色彩光鲜,淡黄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方,银框眼镜有棱有角,淡淡的古龙水的味道散发出一种男性的刚毅。他身材瘦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他的脸干净白皙,衬衫袖口和衣领处露出的皮肤一尘不染,就像塑胶制品一样。还有他的嘴唇,呈现淡淡的粉色,如婴儿的嘴唇一般柔软可爱。他在出版社的这个位子上已经待了十八个月,他说自己之前是负责市场方面事务的。他刚上任时,有些人很意外,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文学出版社,居然要交到一个三十五岁的销售员手里。
但是,自从他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把这家出版社从破产的边缘拉回来,甚至实现了公司史上最为丰硕的年盈利,那些曾经质疑他的人便一个个乖乖闭上了嘴巴。
他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眼镜后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随着水面变幻的光线闪动着。
“如果在一年前,我是绝对不会批准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投资的。”他举着那本印着我照片的书,既像在责怪些什么,又像成功的炫耀,“让很多人感到伤心的是,那段时间里,我们出版社很多有名的作者都遭遇了他们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退稿。当时真是怨声载道,他们就像受了伤的野兽在泥沼里嘶吼。有些人就是无法接受现实,他们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就理所应当被印成书,不管读者到底爱不爱看。可惜,”他一边说一边轻轻摸了摸眼镜的细银框,“在跟个别作者交涉的时候,场面不太好看。”
我问他,除了放弃一些不太盈利的文学小说,还做了什么来挽救出版社。这时,他脸上的笑容更明媚了。
“我们做得最成功的,就是数独游戏类的书籍了,我自己也迷上了这种数字游戏。有人说我们做这类书籍很没品位,这也能理解。不过,当那些滞销书的作者发现卖这类书能让公司盈利,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因此能重新出版时,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他接着说,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下,所有出版商渴望却又往往找不到的,是那些作品叫座同时又具有文学价值的作者。或者说,出版商最想出版的作品,是那种读者很喜欢读的,同时又不必担心别人批评他们读这种书没有品位。通过苦心经营,我的出版人挖掘到一些这样的作者。
除了数独游戏类书籍和流行的悬疑小说,公司的盈利很大程度上要靠这类作者贡献了。
我说:“你居然觉得文学价值也是小说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因素,这倒让我有些惊讶,虽然‘文学价值’这四个字可能也只是说说罢了。在英国,人们喜欢住在外表古旧但屋里陈设着各种各样现代器具的屋子里,不知道人们对于小说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爱好。如果人们确实也喜欢这样的小说,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美的直觉变迟钝甚至消失了。”
我的出版人精致白皙的脸上闪过一丝欣喜,竖起了大拇指。
“人们就喜欢这样新旧混搭的感觉!”他脱口而出。
“其实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看作各类元素混合发展的历史,不仅仅包含深埋地下数百年的能源物质,也包括知识、思想、文化,美确确实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任何需要时间成长和积累的东西,都包含在历史当中。”
“我们在消耗的,”他大声说,“或许正是时间本身。
就拿英国作家简·奥斯汀来说吧。我仔细研究过这位去世已久的老姑娘,看她是怎样在这短短几年间被消耗尽的,她的作品被接二连三地开发出了衍生产品、电影、励志读物,还有真人秀。这位女作家一生坎坷,孤独而清高,但最后还是被别人写成乱七八糟的传记消费了。这些传记真的是在保留过去的东西吗?事实上人们只是要把这位女作家消耗得一滴不剩。奥斯汀小姐为我们留下了一堆火种,取之不尽。但我这里那些成功的作者,他们在作品中还是追求文学价值本身。
“对那些童年有缺失的人来说,童年充满了吸引力,当时的情景要比现在更值得期许,但假如真的让那些人回到童年,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受不了,而且这也不可能发生:虽然人们常常怀念过去,追忆历史,但很快我们便会发现,回到过去其实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因为那种生活缺乏舒适感。毕竟,当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我们对摆脱所有约束和苦难的渴望。”
“真实的历史是充满痛苦的记忆的,”他微笑着,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如果人们想重新体验苦难的滋味,可以去体育馆锻炼。同样的道理,要是想不用费力就能体会到文学的玄妙,罗伯特·穆齐尔[1]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的出版人少年时曾阅读大量诗歌,尤其是艾略特的,可假如现在让他重新捧起《四个四重奏》,他肯定会头疼的。这不仅是因为艾略特的人生观太消极,还因为重读那些诗歌,会让他再次走进他第一次读到它们时的那个世界,场景还原,一切如初。当然,并非每个人少年时期都读艾略特,但读了这么多年书,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会卖力地去啃某一部古旧的作品。对大多数人而言,阅读意味着智慧,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未能领略那些经典作品的美妙与内涵。后来的阅读让他们隐隐约约多了一分优越感。
很多父母看到孩子不读书会担心,可其实这些父母自己也讨厌读文学作品。确实,他说得对,当初人们读文学作品时的痛苦可能已经被遗忘,却给他们的心底留下了一丝丝对文学的敬畏。精神分析学家认为,人们无意识中会倾向于重复痛苦的经历。因此,一部能够对人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同时阅读过程中又不会让人产生负担和痛苦的作品,一定会成功。现在,各种各样的图书俱乐部、书友会、书评泛滥的读书网站层出不穷,被抨击最多的就是那种在作品中流露出高高在上的感觉的作者,而我的出版人的那些作者,都深知这一点。
“人们最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愚蠢。要是你让别人不舒服,遭受损失的还是你自己。就好比我吧,我喜欢打网球,如果我的对手技术比我稍稍好那么一点,比赛会很精彩,我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可要是对手太强,我就没兴致了,比赛也没什么意思。”
有时我的出版人会上网给自己找点乐子,浏览一些大众读者聚集的网页,看看他们是怎么评论自己购买的文学书籍的,就好像人们买了某种清洁剂后,就会去网上评价一下它的去污效果一样。他看了网上的评价之后,觉得人们对文学并没有什么敬畏之心,而且会毫无遮掩地表达自己的不敬。有网友给但丁的《神曲》打分,只给了一星,还说写得“狗屁不通”,换个角度看这件事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即使是有一定文学鉴赏力的人,可能也同样会觉得他的诗晦涩难懂。不过,他们只要明白,恰恰是但丁以及其他些伟大的作家,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既然但丁能洞悉人性,他也定能对世俗给他的评价泰然处之。我的出版人认为,如果像他很多同事或同龄人那样,认为文学是脆弱的,需要保护,那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了弱势的位置。因此,他并不相信什么“文学能改善道德”之类的话,只像自己打网球那样,让读者在与作者的“较量”中获得一丝优越感和满足感就足够了。
他坐回自己的位置,笑着看我。
我回应说:“你这样说有点玩世不恭,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公正的态度。虽然‘公正’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始终对‘公正’怀有敬畏。要是这个世界上好人没有好报,恶人没有恶报,那么,越是需要个人道德感的时候,可能也越是人们想放弃个人道德的时候。换句话说,公正,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应该始终得到维护。而不管但丁能不能对他人的评价泰然处之,他都应该抓住每个机会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我滔滔不绝的时候,出版人偷偷地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仿佛在我身后看到了些什么。我转过头,看到酒吧门口站着一位女士,她把手掌搭在眉梢四处张望着,像一位水手向陌生的远方眺望。
“看!”出版人说,“琳达来了。”
他朝她招了招手,那位女士也开心地松了一口气,找我们也不容易。不过,还好酒吧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 我 刚 刚 走 错 了 , 走 到 了 地 下 , ” 她 来 到 我 们 桌前,“地下是个车库,好多车成排停着,看得我眼晕。”
出版人笑了。
“这可一点也不好笑,”琳达说,“我感觉自己在什么东西的肠子里,快被消化干净了。”
“我们马上就要推出琳达的第一本小说了,”出版人对着我说,“目前反响都还挺好的。”
我细细打量着眼前的女人。她身材高挑,四肢纤细,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穿着一双精致的高跟皮带凉鞋,越发显得高挑。她的黑大衣倒没有那双鞋那么耀眼,斗篷似的搭在身上,有点不协调,让人感觉怪怪的。头发凌乱,毫无光泽,就那么随随便便披在肩上。她似乎不怎么出门,皮肤也暗淡无光。圆圆的脸有些松弛,她的视线穿过大片的红框玻璃,注视着另一边的结婚聚会,一脸惊诧,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那边在干什么呀?”她满脸疑惑,“是在拍电影吗?”出版人告诉她,很多人都来这家酒店办婚礼。
“这样啊,”琳达说,“我还以为他们只是随便玩玩呢。”
她重重地坐在椅子上,一只手给自己的脸扇风,另一只手拽了拽大衣的领子。
“我们刚刚正聊但丁呢。”出版人声音里透着喜悦。
琳达盯着他。
“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但丁的是吗?”她问。
出版人笑出了声。
“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是你呀,人们不就是因为你才掏钱的嘛。”
接着出版人向我们俩介绍活动的细节,我们静静听着。他首先会向大家介绍我们,在阅读开始之前,还会有几分钟的对谈时间,在这一环节中,他会问我们每个人两三个问题。
“但其实你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了,对吗?”琳达问。
出版人回应说,这其实是惯例,这样大家都不会太紧张。
“这就是所谓的‘破冰’吧,”琳达说,“我懂。不过,一点冰都没有也不好吧,那样更对我胃口。”
琳达跟我们讲起她之前在纽约跟一位著名小说家一起参加的阅读活动。琳达和那位小说家事先商量好了活动流程,可到了台上,那位小说家突然宣布大家不要读书了,换成唱歌。观众都疯了,小说家也站起来唱起了歌。
出版人大笑,忍不住拍手。
“那位小说家唱的什么呀?”
“我不知道曲子的名字,”琳达回答,“大概是爱尔兰民谣吧。”
“你唱什么了?”
“那次唱歌简直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事了。”她说。
出版人边笑边摇头。
“真是不可思议。”他说。
琳达继续讲道,还有一次是跟一位诗人,那位诗人对宗教很虔诚,那次到场的读者也很多。诗人的男友经常参加她的公共活动,在她读诗的时候穿梭在观众席间,还会坐在观众的大腿上,甚至会轻轻摸一摸。在琳达参加的那次活动中,诗人的男友带了一个大线团,诗人一边在台上讲,他一边拿着线团在观众间转来转去,把他们的脚踝圈起来,活动结束的时候,所有观众都被绑在了一起。
出版人又大笑起来。
“你一定要读一读琳达的小说,”他对我说,“太逗了。”
琳达看着他,神情古怪,一脸严肃。
“可我写东西不是为了逗大家乐呀!”她说。
“ 但 读 者 正 因 为 这 点 才 喜 欢 你 的 书 呀 ! ” 出 版 人说,“他们看你的书,从中清楚地看到了生活的荒诞,却没察觉到自己也是这荒诞的一部分。在你写的故事里,你总是那个——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笑柄’。”琳达的声音毫无波澜,“你们热吗?我觉得有点闷。可能是我到了更年期的缘故吧。”她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比画了个引号,“我这女作家热得都把冰块融化了。”
琳达的这句话并没有让出版人笑出来。他只是看着她,不失礼貌地微笑,藏在眼镜后的眼睛也不眨一下。
“我近来到处跑,好像提前进入衰老阶段了,”她跟我说,“总是得笑,脸都皱巴了。吃的东西也不对胃口,现在我只能穿得进这条裙子了。总是穿着,好像这成了我的窝。”
我问她来这里之前还去了什么地方,她说去了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在那之前她还在意大利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作家聚会。聚会是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山上的城堡里举行的,那里很适合一个人静静冥想。城堡的主人是一位伯爵夫人,丈夫过世了,她常常花钱邀请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来城堡做客。到了晚上,她喜欢大家围坐在餐桌旁,一起聊聊天。这些作家都是伯爵夫人自己挑的: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男性,只有包括琳达在内的两位女作家。
“我都四十了,身材也不好,”琳达说,“另外一个女作家喜欢女人。真是诡异。”
作家中间有一位黑人诗人,第二天就走了。他离开之前,伯爵夫人对于自己能把这样一位诗人邀请过来很是得意,见了谁都要炫耀一番。诗人表达自己离开的意愿后,夫人控制不住了,苦苦挽留,询问原因,诗人也不为所动。他只说这个地方不太适合自己,在这里待得不舒服,没法创作。之后他便收拾好行李,步行三英里[2]到了一个村子,坐上公共汽车,只因伯爵夫人拒绝为他叫出租车。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见了谁都要无情地数落一番那位诗人和他的作品。琳达从自己的房间望着诗人沿着蜿蜒的公路消失在视线中,他的步子是轻快的,甚至是跳跃的,肩上挎着不大的背包。琳达真想跟他一样一走了之,可事与愿违,她的行李箱太大了,而且,穿着高跟鞋,能不能走得了三英里还真不好说。最后,琳达只能呆坐在满是古董的房间里,看看窗外美丽的山色。每次她想“应该过去一小时了吧”的时候,低下头看看手表,才发现只过去了十分钟。
“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她说,“甚至连书都读不进去。桌子上有台旧式的电话机,我总想打电话叫人来把我救出去。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了听筒,却发现根本没接通——那台电话原来只是个装饰。”
出版人尖声一笑。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救你呢?”他说,“你看你,悠闲地坐在城堡里,被美丽的意大利乡村景色环绕着,有自己的房间,没人打扰,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创作中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呀!”
“我也说不清楚,”琳达闷声回答,“可能我脑子有问题吧。”
她说她的房间里到处挂着美术作品,书架摆满了皮面装帧的书籍,地上铺着昂贵的地毯。连床上用的亚麻床罩都价值不菲。所有陈设,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缺。每样东西都无比干净、精致,散发着芬芳。直到最后琳达终于意识到整个房间里唯一不完美的,就是她自己。
“一个房间比我们家都大,”她说,“房间里有个特别大的木制衣柜,我总是打开它,想着我的丈夫会不会就住在里面,正透过钥匙眼偷看我。可最后,我倒有点希望他就在里面。”
琳达的房间窗户正下方有块露天平台,那里有个漂亮的泳池,可她从来没看到有人在里面游过泳。泳池的周围摆着躺椅,假如你去躺下来,会有侍者走出来,用托盘为你端上一杯饮料。虽然琳达没去那里躺过,但是她看到过几次这样的景象。
“你怎么不去呢?”出版人问,觉得有点好笑。
每天早上伯爵夫人都会裹着金色的浴袍,躺在泳池边的椅子上晒太阳,被盛开的鲜花簇拥着。她敞开浴袍,露出紧实的棕色皮肤,像只蜥蜴一样躺着,沐浴在阳光里。
几分钟之后总有一位作家会从旁边经过,好像只是偶然。
无论谁经过都会跟伯爵夫人说话,有时还会聊上许久。琳达从房间里能听得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和笑声。她说,其实这些作者会在背后讥讽伯爵夫人,只不过用词微妙婉转,不留痕迹,日后你很难用这些话来证明他们曾嘲笑过别人。琳达一开始并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他们喜欢她还是讨厌她,后来她才明白其实两者都不是。对于任何事情,这些作家既不会喜欢也不会讨厌,至少你看到的表象是如此。他们只是习惯了不向他人表露心迹。
伯爵夫人用餐时吃得很少。吃完后点一支烟,慢慢抽,最后在盘子上把它摁灭。晚餐的时候她喜欢穿紧身低胸礼服,身上坠满了首饰:金的、带钻石的、带珍珠的……胳膊上、手指上、脖子上,还有从耳朵上垂下来的。在那个昏暗的餐厅里,她仿佛成了一个光源,你没法注意不到她。她会盯着餐桌旁的人,眼神专注,闪闪发亮,有着鹰一般的锐利。她掌控着谈话,仿佛一只野兽巡视着自己的领地。所有人都费尽心思说些有趣的事情,只要她在场,大家的交谈就是逢场作戏:一桌人模仿作家在一起对话的样子。她为大家提供的食物也没什么味道,而且都摆在了靠近她的地方,所以她很满意的表象也是假的。大家都绞尽脑汁维护那个场面,琳达很费解,不明白他们到底为了什么。琳达还说,伯爵夫人头发盘得太高了,显得脖子特别脆弱,她都想伸出手把她的脖子扭断。
听到这儿,出版人吃惊地笑了出来,琳达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不过我并没有真的把她脖子扭断。”她说。
跟伯爵夫人一起吃饭真是折磨。琳达过一会儿接着讲,这种折磨不仅来自双方的百般迎合,还有她的胃仿佛因为过度紧张而绞在了一起,吃不进东西。她可能吃得比伯爵夫人还要少。有天晚上夫人看着她,闪烁的眼睛睁得巨大,一脸惊奇,仿佛在说,这么大的人,吃得却这么少。
“我感觉她大概是不高兴了,”琳达说,“你们想啊,每次我都剩那么多,让仆人端走。不过,那是她唯一一次注意到我,大概是因为夫人和另外一位女作家交流得比较多,于是想起了还有我这么一位女作家。其实,每次仆人来我这里清理餐桌或者上新菜,我都得停下来起身搭把手。”
琳达在家可不怎么愿意做家务,家务让她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而且做完之后她就写不出什么东西了。她一做家务就觉得自己成了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大部分时候,琳达想的都不是女人的事情,可能在她眼里自己也不是个女人。琳达说她的丈夫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他也愿意做,做完之后丈夫也不会像自己一样没法工作。
“可在意大利那段时间,我慢慢产生了一种想法。做做家务或许还能证明我的存在,我甚至开始想念丈夫,不停地想和他之间的事。我过去对他非常苛刻,却不记得当时批评他的原因,因为越想他,越觉得他是个完美的丈夫。我还想起了我们的女儿,天真无邪,差点忘了其实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很烦,觉得像有群蜜蜂在围着我嗡嗡叫。我以前总希望能参加写作聚会,晚上能坐下来跟其他作者聊聊天,这样就可以不用待在家里跟家人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吵嚷嚷。但那次聚会我只想着快点回家,有天晚上我给丈夫打电话,他有一点点惊讶,我们聊了几句。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出版人突然笑了。“很浪漫啊!”他说。
“我就问他现在干吗呢,他回答说,没什么呀。我和女儿正‘闲庭信步’呢。我丈夫总是喜欢转文,”她说,“有点讨人嫌。”
“所以,其实你并不是想念自己的丈夫。”出版人总结说,有那么一丝得意。
“可能吧,不过一切慢慢清晰了。突然眼前清楚地浮现出了我家的样子。我一边跟他通话,一边看到了门厅地毯上的污渍,那是有次垃圾袋漏了,染上去的。厨房里橱柜的门好像变形了。浴室的浴缸有个裂口,形状跟尼加拉瓜的版图很像,我甚至能闻到那里一直有的下水道的味道。那次电话之后情况就好多了,”她胳膊交叉在胸前,望着远处的婚宴,“其实后来的几天过得还不错。每天晚上我都能再单独吃一份意大利面,看伯爵夫人的脸色还是值得的。而且我承认,有些作家的确跟之前这个写作聚会宣传的一样,能给人带来不同的想法。”
不过,两周之后,琳达渐渐明白,聚会中虽然有不少作者为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启发,但这些启发未必能真的帮到自己。有一位男性小说家,离开意大利之后会直接去法国,接着去瑞典,在琳达看来,这位小说家的全部生活都被与作家相关的工作占据了。就好比一个人,一辈子只吃甜点一样。她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她跟另外一位作家交流的时候,得知这位作家每天都会想到一样东西,虽然这件东西对他没什么特殊意义,但他会把这件东西写进自己当日的作品中。琳达让他举例说说,他说比如过去的几天自己想到过除草机、精致的手表、大提琴和一只笼子里的鹦鹉。大提琴是唯一他一开始没写进自己小说的东西。
小时候他父母让他学大提琴。他母亲非常喜欢大提琴的声音,他拉不出来那样动人的旋律,那刺耳的声音与母亲期待的音乐完全不同,最后他放弃了。“他写的故事是这样子的,”琳达说,“有个孩子,他是个大提琴天才,但他拉出的旋律特别夸张,让人难以理解,最后他不得不把大提琴给扔了。那位小说家说,写下这些东西能让他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我说我会试试这个方法。自从来到这个城堡我还一个字都没写呢。我请他也给我想个东西出来,他说你试试‘仓鼠’吧,就是笼子里那种毛茸茸的小东西。”
琳达说,对自己而言,一只仓鼠确实没什么特殊意义,伯爵夫人的城堡里也不让养宠物。不过她突然来了灵感,这个小东西可以在自己描写家里三个人关系的时候派上用场。之前她曾试着写自己家的故事,可不知怎么,明明脑子里是带着冷眼用批判的眼光构思的,可写出来就成了悲喜交织的情景剧。不过现在她明白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一直用自己的感受来塑造丈夫和女儿的人物形象,但是,读者可体会不到她的感受。有了“仓鼠”这个活生生的东西,效果就不同了。琳达可以在作品中这么写:
我对这个笼子里的小东西已经忍无可忍了,可丈夫和女儿却跟它很是亲昵,碰碰它,摸摸它。小家伙让父女之间的感情更亲密了,我却被晾在了一边。这到底算怎样的爱呢?如果爱是被分配的,那么我又得到了几分呢?既然女儿有了可心的玩伴,丈夫说不定会借机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补偿补偿我。可事实又一次让让失望:丈夫和女儿更分不开了。女儿一靠近那只笼子,丈夫就会赶忙凑上去。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真的嫉妒那只仓鼠,还是只是假装很喜欢它,其实是为了能一直控制着女儿?我还怀疑,丈夫是不是想趁人不注意杀了那只仓鼠。不过与此同时我又担心丈夫会把注意力转向我,所以还是好好养着这只仓鼠为好。有时候我也觉得挺对不起这个小家伙的,稀里糊涂地就成了人类调和人际关系的牺牲品。我之前听人说,如果你把两只仓鼠放在同一只笼子里,它们会互相残杀,所以只能独居。晚上的时候,它在轮子上不停地跑,吵得我睡不着。
她又构思了另一个故事的版本,在那个版本中,女儿实在太喜欢仓鼠了,就把它放了。不过最后她写成的版本中,“我”趁女儿在学校的时候,打开笼子把仓鼠给放走了。不仅如此,“我”还让女儿以为是自己早上不小心忘了关笼子,得怪她自己。
“故事挺有趣的,”琳达平静地说,“代理人帮我把故事卖给《纽约客》了。”
不过,她也不是很确定自己除了吃意大利面长几斤肉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收获。她还想,虽然给丈夫打电话让自己精神没那么恍恍惚惚的了,可或许也失去了参透一些东西的机会。琳达之前总读赫尔曼·黑塞的一本小说,其中描写了类似的情景。
“小说里的主人公坐在河边,呆呆看着水面上的粼粼波光,还有一些形状奇异的影子,没一会儿就消失了,好像是水面下的鱼儿。主人公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描述眼睛看到的东西,没人能用语言描述出来。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描述不出来的东西可能才是真正的现实。”
“黑塞现在可没什么人读了,”出版人不屑地挥了挥手,“读他的作品,别人会笑的。”
“难怪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琳达说,“我一开始只是以为我忘了给另一半脸上妆。到酒店照了镜子,发现我确实只化了半边的妆。可能唯一没注意到这点的就是我旁边的女士了,她看我的时候只能从侧面,而且看不到我另一边的脸。不过,她自己看起来也很奇怪。她告诉我自己刚从医院出来,因为身上的骨头全摔坏了。她是练滑雪的,在暴风雪中摔下了悬崖,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复原,骨头是用金属棒接起来的。”
在飞机上的时候,那位女士讲述了事故的经过。那是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女人为前来滑雪的人们做向导。
当天,虽然天气预报里说天气不好,她还是带团出去了,前来登山的人们兴致很高,他们下决心要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时节去一个以险峻著称的地方滑雪,而那段路程并不在正常的滑雪道上。那些人说什么也要她带他们上山,虽然理智告诉她不该去。躺在医院的六个月里,她翻来覆去地想,那些登山者到底应该为她的伤势负多大责任。思来想去,她想通了,虽然自己是因为来自登山者的压力而冒险去滑雪才受的伤,可做出决定的人终究还是自己。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多人,偏偏只有她一个冲过悬崖边缘,其他人都只顾着飞速往下冲,要不是暴风雪把他们困住估计都停不下来。女人说,冲下悬崖前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拥有无限的自由,虽然她也清楚,自己的自由可能很快就要埋葬在这皑皑雪山中了。不过在那短暂的时间中,她有一种小孩子做游戏的感觉,暂时脱离了现实。她冲过悬崖,脱离了山体,那一刻她觉得自己飞了起来。后来的事情她记不得了,都是由别人零零碎碎的话拼凑起来的。她掉下悬崖后,其他人一点都没犹豫就直接下山去了。他们万万想不到,她居然没摔死。两天后,女人一瘸一拐地走进山里的休息所,瘫在了地上。谁也不知道,她摔得骨头散了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回来的。这简直就是奇迹,不过女人做到了。在众目睽睽下做到了。
“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琳达说,“她说自己并不知道骨头已经摔断了,她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她说的好像也是我自己。”
我问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她沉默良久,往座椅里一靠,一脸冷淡,似乎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那感觉就像是生孩子吧。”她终于开了口,“你死里逃生,过后和别人聊起,却轻描淡写,仿佛是稀松平常的事,当时经历的痛苦早已不记得了。”
琳达说她跟那个女人之所以有相似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她也有类似的经历:仿佛自己被肢解,最后又被拼接起来。被拼接起来的自己变得坚不可摧,却失去了原本的本能感受,变得麻木而抑郁,甚至会产生自杀倾向。就像那女人说的,从死神手里逃过一劫,仿佛世上再没什么可值得经历的事情了。唯一有兴趣的就是跟飞机上的陌生人聊聊自己那段经历,遇到愿意听的便讲一讲。冲下悬崖这个死法其实还可以,琳达还想过花钱,看看自己能不能不打开降落伞跳下去。不过通常情况下,她会通过写东西来摆脱这些想法。她写东西的时候,思想并不会受到身体的束缚,而是就当它不存在。
“就像家里养的一只狗,你想怎么对待它就怎么对待它。即使它还记得自由的感觉,也永远不会自由。”
我们静静坐着,看着另一边的结婚仪式。有人正在致辞,新郎和新娘笑着站在一起。偶尔新娘会低下头,扯一扯前面的婚纱。每次她抬起头,总是过几秒脸上才会重新浮现出笑容。我们三个一直看着那边的情形,直到有个穿着文学节文化衫的女孩慌慌张张走过来,抱着写字板,来到桌前告诉我们观众已经就座了。出版人站起来,捋了捋自己的衣服,跟新娘扯婚纱的样子倒有几分相像。琳达站起来高出他一截,跟在他后面。我走在最后,看到琳达脚踩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
- 罗伯特·穆齐尔:奥地利作家,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著之一。——编者注
- 一英里约等于一点六公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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