Ⅸ 处理三明治
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之前的生活驱动力都来源于对事物的需要,而非喜爱,一旦从这个视角来审视生活,它就变得不堪一击。
周五晚上,我开车向西出了伦敦市区,去看我的表弟劳伦斯,他最近搬了家。他为了和一个叫艾洛伊思的女人在一起,和妻子苏茜离了婚,从维尔特郡的一个村子搬到几英里外另一个差不多大小、风格相似的村子。他离婚的事在亲戚朋友中激起了很多惊讶和愤怒,可是表面看上去,劳伦斯的生活几乎没什么改变。新家所在的村子,其实比原来的村子更宜居、更漂亮,离科茨沃尔德[1]也更近,景观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劳伦斯和艾洛伊思,还有她带的两个孩子就是新家庭成员,劳伦斯的小女儿则轮流在父母家里住。
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站在老房子厨房中长长的阴影下,我怀着不祥的预感接了电话,是劳伦斯打来的,他的声音显得特别陌生,好像我从没听过似的。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罗马。其实我能听到电话那头城市喧嚣的噪声,可我的第一印象一直挥之不去,好像在那一刻,劳伦斯独自一人,周围是无垠的虚空,他正心怀恐惧与敬畏,凝视着深渊。我问他在罗马做什么,他没有回答,于是我也陷入沉默。他便对我说,现在的婚姻很快就要结束,因为他要和他爱的女人在一起。这个危机已经酝酿了很久,可是到了罗马,它立刻就爆发出来,不可遏止。那个女人,艾洛伊思,就和他一起待在罗马——他去那边工作,有艾洛伊思陪着他,而苏茜还不知道这事——他独自出来散步,考虑如何开口。他就是在散步时给我打的电话。这里有三十八度,一切都感觉不真实。他刚刚经过一个女人,她昏了过去,躺在街上浑身泥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太阳已经下山了,可是天并没有黑,光线不知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时间好像停滞了。我想,这是他表达自己看不到未来的方式,连想象都无从下手。
不会有事的,我说。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事,他说。
他在电话那头开始对我讲最近看的书,是关于卡尔·荣格的。
我的人生全都是假的,他说。
我说,这个想法也未必就不是假的。
这事有关自由,他说。
我说,自由是你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的家。
“天啊,”劳伦斯说,“天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他显然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自那之后,我没怎么见过劳伦斯,不过我知道他和艾洛伊思平静地生活在一起。苏茜的愤怒已在某时平息,并没有摧毁他们的幸福。刚开始谈离婚的时候,苏茜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从她的角度说了一遍这件事,讲得又冗长,又俗气,让听者忍不住同情劳伦斯;很明显地,她用这个腔调给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打过了电话。劳伦斯黑着脸,默默忍受她的抨击——那段时间,他的脸上一直有种咬紧牙关的表情。苏茜在离婚协议里掏空了他的财产,在那之后,即便没有完全满意,她也平息了怒火,安然退场了。
劳伦斯向来喜欢奢侈的生活,不知道财产的损失有没有影响到他,不过他从没说过自己和艾洛伊思有任何经济困难。
开过一段高速路,就进入一连串绕来绕去的窄路,这些路好像没有尽头,只会无边地延伸进浓雾笼罩下的黑暗乡村。有时候对面会来车,头灯的光在浓郁的白雾里开出两个黄色的孔。路边树木的形状也掩没了,好像被冻在冰里。有时候,雾气实在太重,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只好凭感觉往前开,有几次前方突然出现急弯,差一点就撞上路肩。道路无穷无尽地展开,极度缓慢,极度单调,只能看见车子前面的一小段。我随时都有可能撞车。危险的感觉与几乎是愉悦的期待感混在一起,好像某些限制和阻碍终于要砸碎了,某些边界就要打破,边界的那一头就是自由。手机上响起了短信铃声。短信上写着“请一定小心”。
到了劳伦斯房子前面的石子路,我颤抖着熄了火,坐在寂静的黑暗中,看着灯火通明的金色窗子。
过了一会儿,劳伦斯出来了。他苍白的脸探寻似的在车窗外飘着。房子是长长的、低矮的农舍,砖墙很旧了,向外凸着,四周是带围墙的花园。即使在浓雾的夜色里也能看出,一切都打理得很好,干净整洁。前门上挂的煤气灯发出雪亮的光。地上的沙砾都耙平了,灌木和篱笆剪得整整齐齐。劳伦斯手里拿着一支烟。我下了车,等他吸完。
他说:“艾洛伊思最讨厌我抽烟,她说会觉得生活处在危机之中。如果这也是危机,”他把烟头扔进黑乎乎的树丛,“那就是永远的危机了。”
劳伦斯比原来瘦了。他穿着华贵的衣服,外表比以前更时髦,更讲究。他身上有一点点装腔作势的活力,几乎像是兴奋。虽然他否认有危机,不过站在乡间别墅前面,他确实有点像电视剧里中产阶级的角色。我们进屋前,他告诉我里面还有其他客人,艾洛伊思从伦敦来的一个朋友,还有两人都认识的另一个本地朋友。就是这个本地朋友介绍劳伦斯和艾洛伊思认识的,现在她也经常来家里拜访。
“哪能不好好招待大媒人呢。”劳伦斯做鬼脸似的微笑着说。
他打开巨大、厚重的前门,我们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另一扇四周漏出灯光的门前,门后传来音乐和谈话的声音。这扇门打开,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宽敞大厅,里面点着许多蜡烛,乍一看好像着火了一样。屋里非常暖和,装饰着许多我在劳伦斯之前的住处没见过的东西:现代风格的方形沙发,玻璃钢制的宽阔咖啡桌,动物皮毛做的毯子,墙上挂着好多不熟悉的现代画作。我奇怪劳伦斯怎么能这样快把这些东西置办妥当,好像这房子是个舞台布景一样。艾洛伊思和另外两个女人围坐在咖啡桌旁的矮沙发上,喝着香槟。房间的另一头,一群孩子在地板上或坐或躺,在玩什么游戏。一个稍大一些的女孩坐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她长着一头耀眼的红发,像面纱一样直垂到腰间。她穿着很短的无袖红裙子,露着修长而白皙的胳膊和腿。脚上蹬着一双绑带的细跟红鞋,鞋跟实在太高,想必走路都很困难。
艾洛伊思起身和我打招呼。另外两个女人依旧坐着。
艾洛伊思穿着优雅,妆容精致,她的两个朋友也都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看起来她们像是在准备去什么盛大的派对,而不是在雾气弥漫的阴沉乡村打发夜晚。没有人来仰慕她们,真是浪费。艾洛伊思靠近前来,拽拽我的衣服,咂了咂嘴。
“总是这么暗。”她说。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她穿着一件质地柔软的奶油色纱线裙子。她又靠得更近些,仔细打量我的脸。她用指尖拂过我的面颊,又退开两步细细地看。“你脸上涂的什么化妆品?”她说,“你太苍白了。这些东西,”她又拽了拽我的衣服,“会耗干你的。”
她把我介绍给另外两个女人,她们没有起身,而是陷在沙发里,伸出裸露的手臂,用涂了指甲油的手指和我握手。其中一个是深色皮肤的苗条女人,肉感的嘴唇涂着口红,脸型很窄,非常骨感。她穿一件紧身的豹纹连衣裙,线条分明的脖子上戴着沉重的、衣领形状的金项链。另一个长着蓬蓬的金发,是那种严肃的北欧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紧身裙,更加凸显了这种美。角落里的孩子们开始躁动不安,一个小女孩,背上还背着一对钢丝和布片做的翅膀,从孩子群里走出来,站在我们身边。金发女人用外语对她说了几句话,女孩任性地回嘴。接着她开始往沙发靠背上爬,金发女人假装没看见,直到小女孩爬到她背后,突然跳下来,两只胳膊紧紧环住她的脖子。
“艾拉!”女人吓了一跳,徒劳地试图挣脱,“艾拉,你干什么呢?”
女孩疯狂地笑起来,整个人都趴在母亲背上,大张着嘴,脑袋朝后仰着。我都能看到她粉色牙床上小小的白牙。她爬上女人的肩膀,依然紧搂着脖子,整个儿转了过来,重重地落到母亲腿上,不管不顾地连扭带踢。我看出来,金发女人既不愿意,也没能力控制这个局面,只好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
“你是从伦敦开车过来的吗?”她艰难地开口问我,孩子还在她腿上扭来扭去。
要和她一起装下去太难了,女孩那样使劲搂着她的脖子,明显快要把她勒死了。还好这时劳伦斯经过,轻巧利落地把女孩连着翅膀一道从她身上摘了下来,抱着突然就蔫头耷脑、不再反抗的孩子,高高兴兴回到了房间那一头。女人把手按在喉咙口,上面还有很明显的几道红印,看着劳伦斯。
“劳伦斯对付艾拉很有办法。”她说。语气特别温和,几乎不带什么感情,好像她刚刚只是目睹了这个场景,并未参与其中。她有很轻微的一点口音。“艾拉承认他的权威,可是并不害怕他。”
她对我说,她的名字叫伯姬德。最近一年她都在观察劳伦斯的行为,也就是从他和艾洛伊思交往以来。艾洛伊思是她认识最久的朋友之一,她想确认劳伦斯是否配得上她。一开始,劳伦斯对她这样的勘察很生气,但后来两人关系就变得很好,艾洛伊思睡下后他们还经常熬夜聊天。
伯姬德补充说,艾洛伊思总是很累,因为她的小儿子睡眠有问题,一晚上会醒好几次;大儿子在学校里又不让她省心。艾洛伊思没有精力挑战劳伦斯——他是喜欢我行我素的——于是伯姬德就替她挑战。
“我之前也见过艾洛伊思这样,”伯姬德说,“男人喜欢她,因为她看上去独立,实际上完全顺从。她容易受欺负,”她说着皱起了鼻子,“她上一任丈夫就是头彻头彻尾的猪。”
伯姬德有一对非同寻常的细长眼睛,瞳孔是神秘的浅绿色。她的头发颜色也很浅,几乎是白色了,烛光映照之下,她的皮肤像大理石一样光洁、凝重。我问她从哪里来,她说自己在瑞典出生、长大,但从十八岁起就住在英国。她来这边上大学,第一个学期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当时是她的同学。两人趁放假结了婚,以新婚夫妇的身份重返学校,把同学们都搞糊涂了。乔纳森今晚不能过来,她补充道。他工作太忙了,而且他觉得让伯姬德和艾拉一起行动比较好。她决定不开车,因为之前从没单独开车带艾拉出过门。她们是乘火车来的。
“所以我问你是不是开车过来的,”她说,“我很害怕开车。”
我说,她害怕是对的。她带着呆板的镇静神情听我说,然后摇了摇头。
“你要是害怕什么事,”她说,“那就说明你必须做这件事。”
她自己一直遵照这个观念生活,可是艾拉出生后,她发现自己一次次违反了规则。她和乔纳森等了很久,才要了一个孩子。她是在四十岁生日那天知道自己怀孕的。可以说我们是等到了最后一刻,伯姬德说。当然,从生理上来说,再要一个孩子也不是不可能——她现在四十四岁——但她不想再要了。要把艾拉融入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因为她和丈夫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们不像十八岁的时候那样善于适应了。要在已有的体系里加入新元素变得极端困难。“倒不是说乔纳森和我就死脑筋,一成不变,”她又补充说,“我们就是很满意已有的生活。”
她伸手去拿香槟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在她身后,雾气在窗外笼罩出一片虚无。我很惊讶她的年纪,要我猜的话起码要年轻十岁,不过,她的年轻不是那种精心保养的年轻;她看上去就是没怎么抛头露面过,好像窗帘上的一道皱褶没有褪色,只是因为没晒到太阳。
我问她多久回瑞典一次。
很少回去,她说。有时她也对艾拉说一点瑞典语,可是除此之外,她和过去的联系就很稀薄了。她丈夫是英国人,他们结婚太早,她总觉得瑞典就代表着童年,英格兰才是成年生活。她父亲和她四个兄弟姐妹还住在瑞典,但她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回家探望。要是她和乔纳森都有假期,他们宁愿去温暖的异国——比如泰国、印度等——当然了,现在有了艾拉,再去国外旅行就不太现实。可是,她也不喜欢想起从前的家发生了多少变化,她宁愿保留童年的记忆。
房间那头好像吵起来了。艾洛伊思的小儿子在哭,大儿子在和劳伦斯的女儿抢玩具,抢的时候玩具被扯坏了,于是劳伦斯的女儿一屁股坐到地上,哭了起来。伯姬德的女儿开始拿塑料魔杖敲那个大儿子,以示惩戒。穿红裙子的女孩坐在椅子里没动,睁大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她披着红发的脑袋一动也不动,两手交叉放在腿上,穿着高跟鞋的、裸露的长腿紧紧地并在一起。虽然衣服很暴露,她穿着却像是被衣服捆住了一样。
艾洛伊思起身去干预,没过几秒钟就遭到四面围攻,小儿子扯着她的裙子,大儿子用拳头捶她的腰,每个小孩都尖声叫着要讲自己的理。穿豹纹裙子的女人在沙发上转过身,手里还拿着酒杯,隔着房间叫那个红发女孩,瘦长身体里发出的声音意外地响亮。
“亨丽埃塔!”她叫道,“亨丽埃塔!你应该看好他们的,宝贝,对不对?”
亨丽埃塔盯着她,眼睛瞪得更大了,然后慢慢朝着孩子转过头。她好像说了句什么,嘴唇都没怎么动,可是根本没人听。
“说实话,”穿豹纹裙子的女人说着转过身,“我觉得都没必要开口。”
劳伦斯靠在沙发上坐着,跷着腿,手里端着酒杯,好像没看见艾洛伊思在房间那头挣扎。
“劳伦斯,”伯姬德看着他说,“去帮帮她。”
劳伦斯有些居心叵测地冲她笑笑。
“我们说好了不去管孩子们打架的。”他说。
“可你不能让她一个人去管啊。”伯姬德说。
“她选择不遵守诺言,”劳伦斯说,“只好随她去。”
艾洛伊思的小儿子整个儿吊在她裙子上,两脚都离地了。柔软的布料当即撑不住了,从前胸裂开一个大口子,露出艾洛伊思白皙的胸口和淡紫色的蕾丝内衣。
“这太不像话了。”伯姬德低声说道,转过身去。
“她必须得自己处理。”劳伦斯紧紧抿着嘴说。
艾洛伊思踩着高跟鞋,很快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抓着胸前裂开的裙子。几分钟后,她换了条裙子回到屋里。
“真好看,”穿豹纹裙子的女人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裙子的布料,“以前你穿过这条吗?”艾洛伊思一坐下,劳伦斯就站了起来,好像刻意做和她相反的事情,与她的行为保持距离。他走到冰箱前面,拿了另一瓶香槟打开。
“他很骄傲。”伯姬德看着劳伦斯对我说,“从某种角度说,他是对的。要是在孩子身上多愁善感起来,他们的婚姻也就毁了。”
伯姬德说,她自己的父母就是活生生的爱情故事的范本:结婚这么多年,他们对彼此的关心从没减少过,而且还养大了五个年龄相近的孩子,有几年的家庭照片里,母亲好像一直在怀孕似的。他们很年轻就当了父母,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伯姬德的童年尽是野营旅行、出海探险和小木屋里的暑假时光,小木屋还是和家人一起亲手盖的。
父母从来不单独出去度假,所有的家庭场合都有隆重的仪式感,每晚,他们都要和孩子们一起围在厨房的桌子边吃饭,伯姬德都不记得有哪天晚上是父母不在家的,想必他们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单独出去吃过晚饭。不过,乔纳森和她每晚都去餐厅吃饭。她很早就出门上班,回家又很晚,几乎看不到艾拉吃饭,当然,保姆会严格按照伯姬德和乔纳森的指示,给她吃适当的食物。伯姬德说,讲实话,我其实是故意躲着艾拉吃饭的时间——在办公室里给自己找点事做。自打艾拉出生,乔纳森就开始在周日做烤肉和烤土豆当午饭,因为这是他家里的传统,他觉得应该为了艾拉把这传统延续下去。
“可我不喜欢吃午饭,”伯姬德说,“艾拉又很挑食,最后基本上还是乔纳森自己都吃了。”
她的父母会按周一到周日更换菜谱,于是孩子们都记住了哪天会吃什么菜。她童年的最后几年,几乎就是不断重复的味道与口感,以及随着季节变换的食谱。夏天与冬天的菜色有细微的差别,中间还穿插着生日蛋糕,每年的五个蛋糕都是一样的,每个孩子有一个专属的蛋糕。伯姬德生在夏天,她的蛋糕是漂亮的多层蛋糕,点缀着蛋白酥、莓果和鲜奶油,是最好看的一个。她不愿回瑞典的原因之一就是食物,每次吃到就会涌起许多回忆,嘴里的味道却只有苦涩,因为这些食物看起来熟悉,实际上却是完全陌生的。
我问她,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感觉,她没有立刻回答,手指摆弄着银项链下面镶的绿宝石,显然她是为了搭配瞳仁的颜色才选的这条项链。
她说,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她参与家庭生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改变过于细小,几乎无法察觉,她甚至很难用语言描述。可改变发生的那一刻,她记得很清楚,是在一个普通的灰暗下午。她从学校往家走,从人行道走下马路时,她就感到了,像是突然错位的感觉,像是什么东西坍塌的响声。她等着这种感觉过去,可它并没有。她带着这感觉回了家,第二天早上醒来,它依然在。像刚才说的,这种感觉无以名状,不过其后果之一就是从那天起,她好像置身事外地看着生活,而非投入其中。
她开始观察父母和兄弟姐妹,看着他们围坐在桌子旁吃饭、谈话,虽然她十分渴望重新投入其中,但就是做不到。也许是出于这种不真实的感觉,从某个时候起,她开始偷偷录下家里人的讲话。她用的是别人送的磁带录音机,放在厨房餐桌旁边的一个架子上,每天换一盘带子。
父母一直没发现,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她的兄弟姐妹发现了。孩子们有一段时间都沉迷于听桌子边吃饭的录音,一听就是一个多小时。大家都不是特别热衷于听自己的声音,他们听的都是父母的说话声。有时候大家会让伯姬德反复播放某一段父亲和母亲的对话,然后彻底分析这段对话,试图找出潜藏其后的言外之意。后来,伯姬德意识到,他们是想看穿父母的关系,可是一直没有成功,因为每晚他们都录新的磁带听,乐此不疲。最后他们听了上百个小时父母的谈话,而父母从没说过一个字,能让他们窥视到两人神秘的爱情。
我问她是不是还留着那些磁带。
“当然,”她说,“我几年前把它们都刻成了光盘。母带按照日期收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母亲去世的时候,别的兄弟姐妹问我要这些光盘,我拒绝了,还和他们大吵了一架。这真是有些伤感。我们现在都不太见面了。”
伯姬德继续说道,母亲去世后,父亲很快就又结婚了。有一天,一个女人上门推销清洁用品,父亲居然就轻易娶了她。他们卖掉了伯姬德童年记忆中美丽的房子,搬到镇上不太好的地段,住在一所极其丑陋的平房里。那个女人也很丑陋,声音粗哑,体形肥胖,与苗条、可爱的母亲完全相反。那时父亲过得像流浪汉一样,破衣烂衫的,也不太梳洗,钱也都被卷走了。孩子们想把女人告上法庭,结果发现父亲是自愿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她,包括从前家里的纪念品,这些东西要么被她卖掉,要么扔掉了。她准许父亲继续住在平房里,可是对他就像条狗一样。这些事发生时,伯姬德已经去了英国,她不在家的时候,所有的旧日时光都支离破碎。连家里的相册都没了——要不是还有那些光盘,她都无法证明过去的那些事真的发生过。
劳伦斯叫我们去餐桌旁吃饭,其他人都从沙发上站起来。
我问她,是不是还有不真实的感觉,以及她认为这种感觉出现的原因。艾拉又来到我们身边,坐在伯姬德的腿上,把脑袋靠着她的胸口,吮着拇指。伯姬德茫然地抚摸着艾拉的黑头发,抬起奇特的绿色眼睛看着我。
“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些问题,”她说,“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知道。”
劳伦斯又叫了我们一次,伯姬德试图把孩子放下,可是艾拉拼命黏着她,不愿下来,于是她怀里仍旧抱着艾拉,有些吃力地站了起来,劳伦斯过来把孩子带走。
“过来吧,你这小猴子。”他说着,把艾拉抱去长餐桌的另一头。餐桌正好在雾气弥漫的窗户旁边,是为了吃晚餐专门摆出来的。
孩子们坐在桌子的一头,大人们坐在另一头,红头发的女孩坐在中间。我的座位在艾洛伊思对面,我看着她用焦虑的目光扫视各位客人,手指不停地在裙子和头发上轻轻地敲,好像是对自己确认什么事情。她的脸很漂亮,神情温和,小小的眼睛总是红着眼圈,总像要哭似的,于是她经常露出勇敢的微笑,好像为了平衡她的眼睛让人产生的错觉。她和苏茜很不一样。苏茜又高又壮,十分健谈,天生就是发号施令的实干家,她的组织力特别强,把劳伦斯和自己的日程表排到了很久以后的未来,随时能说出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某一天的安排。在苏茜身边,劳伦斯变得越来越乖戾暴躁,不愿合作,这一点好像只有苏茜自己看不出来。我想,大概因为她不太敏感。可是在她对未来执拗的预测里,从没想过有一天劳伦斯会离开她,现在看来显得特别残酷。劳伦斯告诉我,这些天她很孤独,也开始试着——当然未必成功——对艾洛伊思和他礼貌相待,甚至表现出宽容大度。我告诉劳伦斯,她还给我儿子寄了圣诞礼物。礼物包装得认真又漂亮,我一看到,就涌上一阵难过,好像包装纸下面不是玩具和游戏,而是无辜本身,是一旦打开就会遭到损坏、丢弃的无辜的好意。这份无辜好像比她离婚前后所有的过分行为都真实,在那一刻——我没有对劳伦斯说这一点——我只想让他回到苏茜身边,履行他对她的所有承诺。
艾洛伊思发现我在看她,立刻收起涣散的注意力,特意对我发出灿烂的笑容。她双手在胸前抓着,有什么秘密似的从桌子对面靠过来。
“我什么都想知道!”她说。
她的小儿子杰克从桌子那一头走了过来,站在她身边碰了碰她的手臂。
“怎么了,杰克宝贝?”她心不在焉地转过头。
杰克踮起脚,冲着她耳朵说话,艾洛伊思带着耐心的明朗神情听着。他说完之后,她站起身来,去和劳伦斯说话。劳伦斯系着围裙,正从烤箱里往外拿烤盘。
艾洛伊思走了之后,杰克问我有没有去过火星。我说没有。
“我有火星的照片,”他说,“你想看看吗?”他跑去拿了一本书回来,摊开在我面前。
“你看这是什么?”他指着书上说。
我说,看上去像是脚印。他点点头。
“就是脚印,”他说,“我以为你真的去过火星呢。”他又失望地加了一句。他说将来要住到火星上去,只要年纪够了,能买火箭了就去。这计划听起来不错,我说。
劳伦斯走过来,让杰克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别问妈妈要其他东西吃,”他说,“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
杰克立即焦虑起来。
“可要是我不喜欢吃怎么办?”他说。
我看出劳伦斯在强忍着不发火。他的脸涨成了砖红色,嘴巴抿成一条线。
“那就别吃,”他说,“但这样你就得挨饿。”
艾洛伊思回来坐下,整了整裙子,又像有秘密似的靠过来对我悄声说话。
“你有没有发现,劳伦斯对食物有特别的执念?”她说,“他肯定是法国人。有一次我们去餐馆吃饭,他非让安杰丽卡吃了一只蜗牛。”
安杰丽卡是劳伦斯的女儿。
“那傻丫头当时就和圣女贞德一样,大义凛然地接受了,”艾洛伊思说,“本和杰克的眼睛都瞪圆了。我能看出他们心里在想,自己就是下一个。杰克只吃甜食,”她补充说,“本只愿意吃白色的食物。之后几小时,他们都不愿意走近安杰丽卡。他们说她嘴里还有味道。”
艾洛伊思朝四周看了看,靠得离我更近了。
“我要是给他们想吃的东西,他就特别生气,”她悄声说道,“他很震惊,孩子们居然这样没规矩。杰克晚上睡不好,他一晚上会来我们房间四五次,劳伦斯都不让他和我们一起睡。他很不赞成这样。问题是,杰克以前总是和我睡的,这样他过一会儿就会回去睡觉了。可现在我就得半夜起床,把他带到楼下去。”
我问她,睡不着的时候,他们都做什么。
“看电视。问题是,”她靠得更近了,“苏茜就特别井井有条。她都是从书上看来的。他们家书房里全都是书。
每次孩子做了点什么事,还得等她去查查书上怎么说。有的处理方式真的太古板了,像维多利亚时期的。”
我记得有一次去看苏茜和劳伦斯,碰到三四岁的安杰丽卡坐在台阶底下。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这是淘气包坐的台阶。等我走的时候,她还在那儿坐着。
“我对劳伦斯说,亲爱的,我们只要爱他们就可以了。”艾洛伊思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孩子们只需要你的爱。”
我说,我也不知道。对劳伦斯这样的人来说,这种爱与自我放纵也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人们很害怕,”艾洛伊思说,“害怕自己的孩子。”
我说,如果是这样,无非是因为他们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败和错误。
“你就不怕,对不对?”她两眼亮晶晶地盯着我。
我对她说起几年前的一天晚上,只有我和两个孩子在家。当时是冬天,天挺早就黑了,孩子们越来越躁动不安。他们的父亲出门了,正开车往回赶。我们在家等着他回来。我记得屋里有些紧张的气氛,好像是因为这种状态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在等待。孩子们一直问,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也一直不停地看表。我知道,等他真的回来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不一样的事发生。只是他不在,有些东西就快要冲破临界点,是与信念有关的东西,好像我们自以为的身份,以及相信自己、家庭和家人的能力都已经被磨得只剩薄薄一层,随时可能耗尽。
我记得在事物的表象之下,被现实压迫的感觉,像是死命要保守的秘密。我意识到自己不想待在那间屋子里,我想出门去,在黑暗的旷野中走路,或者去热闹浮华的城市里,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没有这铅块一样沉重的等待的重压。我想要自由。男孩子们吵了起来,开始推推搡搡,就和平时的打闹一样。突然间这样的打闹似乎也成了可以被打破的表象,可以在瞬间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质变。我们都在厨房里待着,我在长方形石制吧台的一头给他们弄吃的。孩子们坐在另一头的凳子上。弟弟一直缠着哥哥,想让他陪自己玩,哥哥越来越不耐烦。我停下手头的活,正准备叫他们别吵了,正好看见哥哥突然抓起弟弟的头,使劲儿往吧台上砸下去。弟弟立刻就倒在地上昏迷过去,哥哥丢下他跑出了房间。这样暴力的场面,之前还从没有在我家发生过,带给我的不仅是震惊——它也证实了我的某些预感,让我相信孩子们只是被这种预感驱使着行动,他们只是演绎了自己并没意识到,也不理解的事情。后来又过了一年,他们的父亲才从家里搬出去,可要是让我选出婚姻终结的一刻,就是那天,在厨房里的那个夜晚,他甚至都不在场。
艾洛伊思带着同情的表情听我讲。
“他没事吧?”她问,“你带他去医院了没有?”我说,他吓坏了,也很沮丧,脑袋上还肿起了一个大包,可是并不用去医院。
她沉默了一会儿,双手抓在身前,垂下眼帘。她手上戴着许多精致的银戒指,还有闪闪发光的大宝石戒指,是劳伦斯送给她的订婚礼物。
“可你不后悔,对吧?”她说,“这样做一定是对的,不然你也不会这么做。”
我说,我也回答不了,因为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她有些调皮地笑了笑,从短短的浅色睫毛下面瞟着我。她说,一直想给我介绍几个她的单身男性朋友。有一个是她特别中意的——长得很帅,而且非常、非常有钱。
他在梅费尔[2]有超级气派的公寓——是个艺术品收藏家,在蓝色海岸[3]还有房子。这时,劳伦斯在我们身边坐下,呻吟了一声。
“ 你 干 吗 总 是 想 把 弗 雷 迪 推 销 给 女 性 朋 友 ? ” 他说,“那么粗野的一个人。”
艾洛伊思噘起嘴,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他有那么多钱呢,”她说,“这样至少也有个好人去花。不然多浪费。”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在乎钱。”劳伦斯说。
艾洛伊思并没有生气,相反大笑起来。
“可我过去不在乎呀,”她说,“这才最重要呢。”
劳伦斯给大家都上了烤鹅肝,旁边点缀着小小的酥皮点心。
“这里面是什么呀?”艾洛伊思的大儿子拿着一个点心喊道。
“骨髓。”劳伦斯的回复毫不留情。
他对我说,他最近对烹调越来越感兴趣,都开始在花园里种菜了,少见的药草啦,小众的蔬菜啦,都是本地不好买的。这种变化是某一天他坐在办公室里时发生的,他正机械地咀嚼着附近商店里买的处理奶酪三明治,突然想到自己其实可以吃更好的东西。他说,那大概是一年半以前,而且这件事产生了很有趣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在每天吃精美的食物大概半年以后,他变得特别渴望吃奶酪三明治,就是让他放弃盲目进食的那个奶酪三明治。那时他已经习惯放纵自己微妙的欲望——如果没有想吃的东西,那就干脆不吃饭。他立即行动起来,认为这是自己更加高级的味觉发出的讯号。他去了从前去的那家商店,买了同样的三明治,出门来到街上,他张开嘴咬下一口,立刻就被味觉的回忆所淹没:切片面包干巴巴的麦芽味,处理过的奶酪的味道,包裹着生菜的蛋黄酱又白又腻的味道。劳伦斯说,我的嘴里真的在流口水。在那几秒钟里,他回到了回忆之中,回到了咀嚼后咽下一口处理三明治后一阵莫名的轻松掠过全身的体验里。然后,他把三明治又放回包装里,扔进了垃圾箱。
他说,站在街上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塑造欲望,并用思想来驾驭欲望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偶尔被过去的感官冲动所控制,他才意识到欲望的塑造其实最终要靠自我约束。换句话说,对于烟熏鸭肉之类的精美午餐,他其实并没有像想吃处理奶酪三明治那样,有要流口水的盲目渴望。前者必须有意识地追求,而后者依靠的是无意识,是我们从不重视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只要不断重复就能得到满足。他必须选择做一个更愿意吃烟熏鸭肉,而不是处理三明治的人。如此决定了以后,他就一点点成了这样的人。奶酪三明治代表了舒适,现在他变换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整个罐子里的虫子[4]就全都暴露了出来。
“至少他不吃虫子,”艾洛伊思说着,把自己的小手放进他的大手里,“反正现在还不吃。”
“要是在批量生产的处理三明治里都能找到安慰,”劳伦斯说,“那这是个什么世界啊?要是我觉得自己就只配吃这种东西,我又算什么?”
他坐下来,扫视着餐桌和桌子边的人们,好像在等人回答。
劳伦斯说道,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之前的生活驱动力都来源于对事物的需要,而非喜爱,一旦从这个视角来审视生活,它就变得不堪一击。但像他之前说的,关于喜爱的问题更加复杂:人们会赌咒发誓说自己需要某样东西是因为喜欢,或者既需要也喜欢。比如说,离开苏茜之后,他时常被负罪感困扰,几乎有了回到她身边的愿望。
他习惯了和她在一起,她一不在,他的需要就没法得到满足,因为重复的链条被打破了。但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所谓的需要其实另有其名,更像是无尽的沉溺,希望某种事物能够无限量地供自己享用。本质上,这种事物必须是低价值的,像那个处理三明治一样,很容易就能买到无数个。渴望更高品质的东西则需要自控力,需要你接受无法永远占有的事实,即便能永远占有,也不会因此得到满足。这样的渴望只能靠自我来实现,而他回顾生活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过去就是一边不断与别人融合、与外部事物融合,一边丧失自我的过程。很长时间里他甚至都忘了自己和苏茜其实是两个人。
“亲爱的,快吃吧,”艾洛伊思催他,“大家都已经吃完了。”
劳伦斯拿起叉子,戳起一块鹅肝,慢慢放进嘴里。
“孩子们怎么样了?”他问我。
我说他们要和父亲一起住两个星期,等房子都装修好。现在我们搬到伦敦来了,孩子们就可以暂住那里。
“他也该负点责任了,”劳伦斯阴郁地说,“艾洛伊思的前夫也是这样。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就能不遭报应。这些人不是男人,”他慢慢喝了一口红酒,“是小孩子。”
“也没有那么坏啦。”艾洛伊思拍拍他的手。
“你也就忍受了一年。”劳伦斯对她说。“不像你。”又对我说。
“你遇到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艾洛伊思几乎有些兴奋地问我,两手抓在胸口。
我说,我也不确定——每件难事都有不一样的难处。
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养的宠物总是死掉。一开始是猫,后来是两只仓鼠,然后是好几只新买的仓鼠,最后是豚鼠。
豚鼠本来养在花园的笼子里,我还得从稻草堆里把它们压扁了的尸体挖出来。我也不知道死因是什么,要独自面对这些死亡、处理尸体显得特别艰难。好像是房子里的什么东西杀死了它们,某些我一直在否认、驱散的不祥气氛,甚至像是种诅咒,总在你没料到的地方应验。有很长时间,我试图逃离诅咒的种种努力好像只是让它来得更复杂、更重大。我说,劳伦斯关于欲望和自我控制的理论里忽略了一点,就是无力感,人们一般把它叫作“命运”。
“那不是命运,”劳伦斯说,“那只是因为你是女人。”
艾洛伊思大声笑起来。
“这也太可笑了!”她说。
“你独自和两个孩子在家里,绝不会发生什么好事。”劳伦斯不为所动地继续说,“他丢下你和孩子不管,就当你们死了一样。他想惩罚你,不会让你全身而退的。”
劳伦斯说,这是种复仇,就像他说的,这些人还是孩子。他刚才说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和苏茜是不同的人,意思其实是,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对苏茜的怒火就平息了,同时也有了离开她的能力。离婚后他其实比结婚时更加尊重她:他尊重她是安杰丽卡的母亲;如果碰到危机,她会第一时间向劳伦斯寻求帮助,而劳伦斯知道,苏茜也会这么帮助他。
“我们把离婚处理得很好,”他说,“这是我们处理好的第一件事情。”
看到现在他和苏茜的状态,很难相信他们的婚姻曾是场灾难,可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可是你,”劳伦斯对我说,“你会离婚,我真的想不到。”
他说,如果把苏茜和他自己的心都掏出来,可以看到许多的好意,因为两个人绑得太紧,这些好意都没办法实现。而你呢,他又对我说,正好相反,外面看起来幸福美好,里面却充满了暴力和恨意。在这种场景里,作为女性就是天然的不利,就和打架是一样的。
“你这样的人绝不会接受的观点是,”他对我说,“女性特质其实需要男性骑士精神的保护。比如说,男人知道不该打女人。如果这些边界没有了,你也就没有力量了。”
我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他说的那种力量。那是母性的古老力量,豁免的力量。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该负责任;我向来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不论多么糟糕,都是我——有意也好,无意也好——激发、引起的。这不是我的女性特质与命运能不能互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学会解读这种命运,看到事件的形态格局,研究其本质。如果还执着于身份,特别是像公正、荣誉和复仇这一类个人理念,就很难看清本质了,好比你在说话时,就很难听清别人讲话。通过倾听得来的收获比我预想的还要多。
“可你总归是要生活的。”劳伦斯说。
生活有很多方式,我说,我最近收拾房子的时候,看到了儿子的一本旧日记,封面上写着:你敢看,就要承担后果。
劳伦斯大笑起来。我们说话的时候,艾洛伊思偷偷从桌子边走开了,我看到劳伦斯的目光跟着她走过房间。她端了两碗食物,送到桌子那一头。
“真是够了,”他轻声咕哝道,“居然给他们意面吃。”
他起身去找艾洛伊思,抓着她的手肘,在她耳边说了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随她呢?”豹纹女人对我说,“毕竟那是她的孩子。”
我转身看她。她的头颅很窄,小眼睛圆圆的,经常睁得很开,好像暗地里因为人们的说话行事而吃惊。深色的头发被豹纹发带紧紧箍着,贴着头皮。她戴着小金锭一样摇曳的耳环,和衣领造型的金项链相配。她靠在椅子里,手中拿着酒杯,盘子里的食物一点也没吃。她已经把酥皮点心碾成了烂糊糊的一堆,把鹅肝藏在底下。
“盖比,”伯姬德严肃地说,“他是在设定底线。”
盖比把叉子在盘子里转来转去。
“你有孩子吗?”她问我,“我才不要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带孩子。”她抿起了涂着口红的深色嘴唇,翻过叉子,用叉子背面继续碾压食物。“你就是那个作家,对不对?
劳伦斯说起过你。我应该看过你写的一本书。但不记得写的是什么了。”
她说,自己看的书太多,好像都搞混了。她经常在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回到床上看一天书,直到该接孩子们放学了,才从床上起来。她一周能看完六七本书。有时候书看到一半,她会突然想起其实已经看过了。鉴于她看了那么多书,这种情况实在是很正常,可是要花这么久才发现,还是让她有些烦躁。有时她还会有种超现实的感觉,明明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她看来却像是回忆,不知为何,她觉得这与读书无关,她一直觉得既视感的源头是自己的生活。还有些时候,她记得亲身经历了某些事情,其实只是从书里读到的情节。她可以拿性命起誓,某个场景是真实的记忆,而实际上与她没有半点儿关系。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她问。
最糟糕的是,这还引起了她和丈夫的争吵。她会一口咬定他们曾经去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而丈夫直截了当地否认。有时争吵过后,她会意识到去康沃尔的旅行其实是从书里看来的,可其他时候她很确定某些事就是真的,而丈夫这样否定,让她快要崩溃了。就比如说最近,她提起从前养的一条西班牙猎犬——泰菲。丈夫说完全没有关于泰菲的记忆。不光如此,他还指责盖比胡编乱造,他说他们从没养过这么一条狗。两个人闹到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后来她突然想起,家里一定还留着泰菲存在的证据,于是开始翻箱倒柜地找。她找了一晚上,打开了所有的箱子、抽屉和橱柜,而他就坐在沙发上喝着威士忌,听她讨厌的爵士乐唱片,音量还开到最大,每次她经过房间就冷嘲热讽一番。最后,两人都因为愤怒和疲惫而累倒了。孩子们早上起来,发现爸爸妈妈衣着整齐地睡在客厅地板上,房子像是被强盗洗劫了一样。
她把酒杯端到肉感的嘴唇边,一口喝干。
“那你找到什么了吗?”伯姬德问,“谜题有没有解开?”
“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盖比说,“最后一个盒子里,有一张可爱的棕色小狗的照片。你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自己真快疯了呢。”
“那他怎么说?”伯姬德问。
盖比干笑了一声。
“他说,哦,你是说蒂菲。要是我知道你说的是蒂菲,那当然就不一样了。他说,从来就没有泰菲。问题是,那条狗就是叫泰菲。我就是知道。”
穿红裙子的那个女孩——亨丽埃塔——第一次开口了。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她说。
“我确定。”盖比说,“我知道。”
“可他说那狗叫蒂菲。”亨丽埃塔说。
她的脸圆圆的,白皙光滑,像是瓷娃娃。她大概十五六岁,穿着紧身裙子和高跟鞋,可是行为还是和孩子一样,简单直接。她大睁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母亲,脸上是一成不变的担忧表情。
“他说错了。”盖比说。
“你是说他在撒谎?”亨丽埃塔说。
“我只是说,他说得不对。”盖比说,“我肯定不会说他撒谎。你爸爸不会撒谎的。”
艾洛伊思回来坐在我对面,开心地挨个看着我们,想要赶紧跟上谈话。
“他不是我爸爸。”亨丽埃塔说。她坐得笔直,一动不动,洋娃娃一样的圆眼睛睁得更大了。
“你说什么?”盖比说。
“他不是我爸爸。”她又说了一遍。
盖比显然很烦躁,转过来开始对我和艾洛伊思解释亨丽埃塔出生的事,好像亨丽埃塔并没有在旁边听。这孩子是她之前一段恋爱里怀上的。其实都不是恋爱,只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和某人的一夜情。她遇到杰米的时候——杰米是她丈夫,也是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亨丽埃塔才出生几个星期。
“所以他其实就是她爸爸。”她说。
劳伦斯端上了主菜,绑起双腿的小只烤鸡,每个人一只。
“这是什么?”安杰丽卡看着面前的盘子说。
“烤仔鸡。”劳伦斯说。
安杰丽卡尖叫起来。劳伦斯僵住了,手里还端着盘子。
“请离开这里。”他说。
“亲爱的,”艾洛伊思说,“亲爱的,这样有点太严厉了。”
“请离开餐桌。”劳伦斯说。
安杰丽卡的脸上滚下了泪珠。她站起身来。
“你知道他在哪吗?”艾洛伊思转过身问道。
“谁?”盖比问。
“那个父亲,”艾洛伊思低声说,“和你有一夜情的那个男人。”
“他住在巴斯,”盖比说,“是个古董商人。”
“顺着这条路下去就是巴斯呀,”艾洛伊思喊道,“他叫什么?”
“萨姆·麦克唐纳。”盖比说。
艾洛伊思的脸庞亮了起来。
“我认识萨姆,”她说,“几个星期以前我还见过他呢。”
桌子那头传来一声大叫。我们转头看去,只见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挨着安杰丽卡站了起来,最后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的盘子前面,流着眼泪。他们站成一排,嘴里发出听不清是什么的说话声,最后汇集成一片抗议的合唱。蜡烛在燃烧,照亮了他们的头发和眼睛,泪水打湿的面颊上也映着烛火,乍一看,好像孩子们浑身都在着火。
“天哪。”伯姬德说。
有一瞬间,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迷茫地看着一排小孩子撕心裂肺地哭泣。
“一伙小小的殉道者。”盖比有些好笑地说。
“我放弃了。”劳伦斯说着,重重地坐了下来。
“亲爱的,”艾洛伊思把手放在他手上,“让我来处理吧。这样可以吗?可以让我来处理吗?”劳伦斯无奈地挥了挥手,艾洛伊思便起身走向桌子那头。
“有时候,人的意志还是不够。”他说。
亨丽埃塔一直坐得直直的,没有动过,圆眼睛瞪着,红发像着火的面纱一样披在肩膀上。
“为什么我从没见过他?”她说。
“见过谁?”盖比问。
“我爸爸。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他?”“他不是你爸爸。”盖比说。
“他是。”亨丽埃塔说。
“杰米才是你爸爸。是他把你养大的。”
“为什么我都没见过他?”亨丽埃塔眼睛也不眨地问,“你为什么不带我去见他?”“因为他和你没有关系。”盖比说。
“他是我爸爸。”亨丽埃塔说。
“他不是你爸爸。”盖比说。
“他就是。他就是我爸爸。”
亨丽埃塔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泪水。她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白皙的手放在膝头,眼泪不停地从脸颊上往下流,滴在紧扣的手指上。
“爸爸就是照看你的人,”盖比说,“那个男人根本没照看过你,所以他不可能是你爸爸。”
“可能的。”亨丽埃塔抽泣着说,“你连他的名字都不告诉我。”
“他叫什么,又有什么关系?”盖比说,“他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
“他是我爸爸。”亨丽埃塔重复道。
“他只是你生理上的父亲。”
“你连他的名字都不告诉我。”亨丽埃塔说。
“杰米是你爸爸,宝贝,”艾洛伊思说,“你还是小宝宝的时候,他就在照顾你了。”
“不对,”亨丽埃塔摇着头,“不,他不是。”
“爸爸就是了解你的人,”艾洛伊思说,“是了解你、爱你的人。”
“我都没见过他,”亨丽埃塔说,“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他不是你爸爸。”盖比不容商量地下了结论。她以胜利者的姿态坐着,怒气冲冲地瞪着酒杯,亨丽埃塔在她面前哀哀哭泣。
没人说话。其他人都尴尬地沉默。桌子周围全都是满脸泪水的孩子。可是红发女孩因为痛苦而呆住的样子实在太可怜,我觉得必须要和她说话。她听到我的声音,稍稍转过头,眼睛盯住我的眼睛。
“对,”她回答道,“我很想见他。他也想见我吗?”我说,我不知道。她重新盯住母亲。
“他会想见我吗?”
“应该是吧。”盖比苦涩地答道,“我得去问问他。”
我听到包里的手机响了,于是起身去接。一开始,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我能听到扭打的声音,接着是远处什么东西摔了的声音。我问那边是谁。传来了一阵模糊的抽泣声。是哪位,我说。最后我的小儿子说话了。是我,他说。他用的是座机,手机没电了。他说,他和哥哥在打架。他们整个晚上都在打架,好像停不下来了。他的胳膊上全是抓伤,脸上也破了一道口子。都流血了,他抽泣着说,还摔坏了好多东西。爸爸肯定会非常生气,他说。我问他爸爸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他说着号啕大哭起来,可他不在家。我说,现在很晚了,你们该睡觉了。那边又传来了扭打声,电话听筒也掉了。我能听到他俩在打架。他们的喊声和咕哝声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等着有人再拿起电话。我冲着话筒喊他们。最后大儿子接了电话。怎么了?他干巴巴地问。我问他爸爸去哪儿了。他说,我不知道,他整个晚上都不在家。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可你必须得解决这件事。他也开始哭了。我对他说了很久。
打完电话,我回到桌旁,孩子们和红发女孩已经不在了,盖比和伯姬德在聊天。劳伦斯沉吟着坐在椅子上,手指停在酒杯的杯柄上。有些蜡烛已经熄灭了。雾气逼得更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窗外。我意识到,不论我们多么需要或者想要离开劳伦斯的房子,没有人能够真的离开。
劳伦斯告诉我,艾洛伊思在哄孩子们睡觉,他们都累坏了。他说,也许应该早早就把孩子们喂饱,让他们去看电视就好了。
“有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在慢慢流血而死。”
艾洛伊思回来坐在他身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
“小可怜,”她对劳伦斯说,“你很努力了。”她向上看着他,咯咯笑了,“其实换个角度看,也蛮好笑的,这些好吃好穿的小孩,为了烤仔鸡就哭得不可救药。”
劳伦斯紧抿着嘴唇微笑了一下。
“明天你就会觉得好笑了,亲爱的,”她捏了捏他的臂膀,“一定会的。”
她打了个呵欠,问我周末要做什么。我说,明晚要去看歌剧。
“和谁一起去?”她稍微坐起身来,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她仔细研究了一番我的脸,坐得更直了。“劳伦斯,你看!”她指着我说。
“什么?”劳伦斯说。
“看她的脸,她脸红了!我还没见过她脸红呢,你见过吗?是谁呀?”她隔着桌子朝我靠过来,“我一定要知道。”
我说,只是之前认识的某个人。
“怎么认识的?”艾洛伊思不耐烦地拍着桌子,“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在街上,我说。
“你在大街上认识了他?”艾洛伊思不相信地说着,大笑起来,“快给我讲讲,我什么都想知道。”
我说,现在其实还没什么可讲的。
“他有钱吗?”艾洛伊思悄声问。
劳伦斯用黑黑的眼睛看着我。
“很好,”他说,“那真的很好。”
我说,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
“你一定要忘掉孩子们,”他说,“至少暂时忘掉。”
“她不可能随便就把孩子们忘掉。”艾洛伊思说。
“他们会吞噬你。”劳伦斯说,“天性如此,没有办法。他们就是会不断索取,直到什么也不剩。”
他在艾洛伊思身上就见过了这种情况。最初遇到劳伦斯的时候,她身心俱疲,形容消瘦,因为疲惫和财务焦虑而痛苦不堪。其实,如果不是她母亲有一次帮忙照顾孩子,劳伦斯根本就碰不到她。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艾洛伊思的母亲住在国外,很少回来,也不喜欢独自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她自己本来就不想当母亲。
“亲爱的,”艾洛伊思把一只手放在他手臂上,“亲爱的,别说了。”
她根本就不想当母亲,劳伦斯继续说道,更别提当外祖母了。可那天晚上,艾洛伊思不知怎么说服了她带几个小时孩子,让她去参加派对。艾洛伊思在朋友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低调。劳伦斯经常听到她的名字,可是从来没见过,他一次又一次听说艾洛伊思会去这个那个社交场合,可她从没真正出现过。讽刺的是,正是苏茜引起了他对艾洛伊思的兴趣——她有一天提到,艾洛伊思在学校门口和她搭话,说可以帮忙接送安杰丽卡上下学,因为她开车送自己的孩子时正好会路过他们家门口。苏茜觉得这建议莫名其妙——她说,艾洛伊思凭什么就觉得她连接送自己的孩子都需要人帮忙呢?她都不怎么认识艾洛伊思,也不知道她开车技术怎样,是否安全。劳伦斯试图指出人家显然是出于好心,可从那时起苏茜就给艾洛伊思打上了可疑人物的标签。
劳伦斯的指尖停在杯柄上,在烛光里慢慢转动酒杯。
他说,命运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是真实的。你把事情都交给命运,那么过程会很漫长,可是结果很准确,而且不可避免。从那次和苏茜的谈话之后,又过了两年他才第一次见到艾洛伊思;那段时间他经常想到她说要帮忙接送安杰丽卡,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件事,也通过这件事来看待苏茜。这件事成了一个固定的点,像是指引旅人走出黑暗的北极星。真正见到艾洛伊思的时候,劳伦斯已经对苏茜和自己增加了不少了解;他们已经聊过要暂时分居,也去见了婚姻咨询师。苏茜是宿命论者的反面,觉得生活就是充满了无数复杂情节的阴谋,她回顾这些事情时,讲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是艾洛伊思恶意蓄谋并闯入了她和劳伦斯的生活,还把劳伦斯从她身边抢走。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亲朋好友,也讲给自己听。但劳伦斯靠着北极星的指引,坚定地走出了迷雾。他相信,艾洛伊思不在场时,他对他的了解要比她在场时更多。他最初开始爱她,现在也爱的,就是这些不在场的时刻,其中的神秘和不可捉摸也让他回头审视自己生活的现实。
劳伦斯继续说,艾洛伊思在社交场合不露面的原因——即便她想去,也说了要去——显然是孩子,她觉得没法离开孩子。孩子们的父亲——她的前夫——离婚之后完全不负责任:劳伦斯觉得,看到艾洛伊思和孩子们受苦,丈夫几乎有些高兴,因为他们的痛苦让他自己的痛苦变得更加戏剧性——像是恶霸喜欢看受害人恐惧的眼神——也因为这样肯定能够惩罚艾洛伊思。每次艾洛伊思托他照看孩子,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要么就是孩子们弄伤了自己和对方,要么就是被丢下不管,被带到不熟悉、不合适的地方,要么就是被扔给不认识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知悔过,还拒绝给孩子们花一分钱。艾洛伊思自己也过得很不容易,可是每次送孩子们去父亲家里,还得给他们带上买食物的钱,甚至会做好饭菜让他们带上,生怕他们饿肚子。圣诞节的时候,她还会自己买好礼物,包装好,以前夫的名义送给他自己的孩子。
“你现在还这么干,”他看着艾洛伊思说,“毫无意义地给他撑面子。”
“亲爱的,”她说,“别说了。”
“你一句他的坏话也不肯听,”劳伦斯说,“更别说反抗他了。”
艾洛伊思露出恳求的表情。
“那又有什么用呢?”她说。
“他应该受到惩罚,”劳伦斯说,“你应该反抗他。”
“可那又有什么用呢?”艾洛伊思说。
“你应该反抗他。”劳伦斯重复说,“而不是强撑着支持他,为了掩盖他做的事情,把自己都累垮了。孩子们也应该知道真相。”他说完,慢慢地喝了一口酒。
“他们只需要知道自己有个父亲,”艾洛伊思含着泪说,“即使是假的又怎么样呢?”“他们应该看到真相。”劳伦斯说。
泪水从艾洛伊思的脸颊上滚落。
“我只想让他们快乐,”她说,“别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
两个人并肩坐在摇曳的烛光里。艾洛伊思仰着脸哭,眼睛里闪着泪光,嘴巴张开,扭成一个奇怪的微笑。盖比从侧面瞄了她一眼,又很快地向下盯着自己的盘子,眼睛也睁大了。劳伦斯拉住艾洛伊思的手,她也紧紧抓住他,继续哭泣,劳伦斯则阴暗地盯着屋子深处。伯姬德靠过来,在昏暗的光里形成一个白色的轮廓,她把手放在艾洛伊思的肩膀上。她开口说话,声音意外地浑厚,令人安心。
“我想,”她说,“我们都该去睡觉了。”
早上我起床的时候还是很黑。楼下,昨晚的残羹剩饭还留在桌上。融化的蜡烛已经凝固成杂乱扩展的形状。皱巴巴的纸巾扔在脏酒杯和餐具之间。杰克的书还摊开在椅子上,我看了看他昨晚要我看的照片,在坑坑洼洼的行星表面上投下阴影的山脊。房间的那一头,半开的一扇门后面有蓝光闪烁。我听到电视机嗡嗡的声音,看到一个人影很快地掠过门缝。我认出了艾洛伊思的剪影,瞥见她薄薄的睡衣和快速走动的赤脚。从窗子里升起了一道奇特的、秘密的光,几乎同黑暗融为一体。我感到变化在脚下很远的地方,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深处移动,像是大陆板块盲目地沿着黑暗的轨迹移动。我找到包和车钥匙,静静地走出了房子。
- 英格兰丘陵地带,以乡村风景优美而闻名。——译者注
-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富人区。——译者注
- 位于法国东南部,是世界各地富人、名人的聚集区。——译者注
- 英文俗语(can of worms),比喻一连串的麻烦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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