Ⅷ 撒路基犬
他们能抓住它,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它注定被人占有的命运,一步步将它带离了真正的自己。
这一天,就是占星报告上说,在接下来的转折时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
托尼在拆墙。他戴着盖住鼻子和嘴巴的面罩,站在灰尘和噪声的风暴中间挥舞电钻。地板已经全掀起来了,龙骨都露在外面,中间散布着灰色的瓦砾。托尼已经在满地的板材里清出了一条通道,以供人行走。包工头的篷车还在建筑商店里,他说,隔音板要改用卡车拉过来,卡车又来晚了。托尼就利用等待的时间先拆墙。
“都是找借口。”他说。
帕维尔在楼上给木料抛光。托尼的电钻一停下,砂纸嘶嘶拉拉的声音就充满了房间。
“帕维尔心情不好,”托尼掀起面罩,“待在楼上最好。”
他又说,帕维尔胃痛得厉害。也不知道是胃痛让他情绪不佳,还是坏心情引起了胃痛。托尼劝他待在家里,可他不听。托尼觉得帕维尔是便秘了。
“他上下全堵住啦,”托尼眨了眨眼,“思乡病犯了,吃了太多波兰菜。”
帕维尔从楼梯上下来,一语不发地经过我们身边,去找工具箱。小小的靴子上积了厚厚一层尘土。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卷砂纸,一语不发地又上楼去了。
托尼继续打电钻。他想把墙里面的木头打碎,可是木头太硬了,他只好硬拽出来。有一块木头没想到很容易就掉了出来,一下子砸到地面的龙骨中间。楼下立马就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戳天花板,没过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愤怒地走上来。前门传来打雷一样的砸门声。
托尼站在那儿,手里还拿着电钻,我们交换了一下目光。
我听到葆拉的声音。她在门外大叫。她说她知道我在屋里。还说让我出来:她会当面啐在我脸上。她已经把我的行径告诉了街上每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我的孩子们是什么样。她又用拳头开始砸门。快出来,她说,有本事就出来。然后传来她下楼梯的声音,过了几秒钟,地下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了,整个房子都随之颤抖。
“我去和他们说说。”托尼摘掉面罩说。
他放下电钻走了出去,并没有关门。我听到他在敲地下室的门。过了一会儿,听到讲话的声音。葆拉说话的嗓音和语调仿佛就在耳畔。托尼没有马上回来,房门敞开,房间里越来越冷。我不知道该不该关门。我走到楼上我的卧室,发现帕维尔在屋里打磨窗台。我看到他在忙,就打算从房间走开,他停下手。
“请吧。”他说着,礼貌地轻轻点头示意,“已经好了,进来吧。”
我们一起站在窗边向下看,看着之前有葆拉在的前门台阶。我意识到,帕维尔一定全看到了。我问他的胃痛好些了没有,他摆了摆手。
“一点点。”他说。
他开始收拾地板和窗户边书柜上铺的防尘罩。书柜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立马伸出手去,把它拿了下来。他向我转过身,脸上突然亮了起来,用外语很快地说了什么。他拿的是一本书,见我没有回答,他把书递给我看。
“你会说波兰语?”他用沾满尘土的手指着封面。
我说,这本书是波兰语的,可我并不会说。
他一下子就泄气了。我说,这本书是我之前作品的波兰语译本,你想要的话可以拿走。他抬起眉毛,把书翻过来前后打量。然后他点点头,把书塞进了背带裤的口袋里。
“我本来以为你会说呢。”他忧伤地说。
我说,翻译这本书的是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女人,住在华沙。她给我发过几次邮件,询问有关文本的问题。
我看着她把我写的书改造成她自己的版本。在邮件里,她开始对我讲述她的生活,她和小儿子住在一起。有时候,和她聊到书里的某些段落,我能感到她的创作取代了我的创作,并不是说她推翻了我写的内容,而是这些内容现在是通过她而非我来传达。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品的主权——或好或坏——都已经转手。像房子被转手一样。
帕维尔歪着头,眼神专注地听我讲。他说,在波兰,我建造自己的房子,什么都是我自己做,地板、门窗,还有屋顶,都是自己做的。孩子们就睡在我亲手做的床上。
我的手艺是和父亲学的,父亲是个建筑工头。可是父亲盖的房子和我的完全不一样,是便宜货。帕维尔说着皱了皱小鼻子。我盖的房子在森林里,就在河边。那地方很漂亮。
“可我父亲不喜欢。”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帕维尔像哼歌一样轻轻嗯了一声,嘴角挂着笑意,“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一样。我盖的房子有很大的窗户,从天花板一直到地板。每个房间——连浴室都是——都能近在咫尺地看到森林,感觉像是住在户外一样。帕维尔花了很长时间琢磨、设计这幢房子。他从当地的图书馆借来现代建筑的书仔细研究。我很想当建筑设计师,不过……”他无奈地耸耸肩。
书里有一所房子特别吸引他的目光,是美国的房子,几乎全是用玻璃造成的。他就是从那座房子得到了灵感,不过看过一次之后,他就决定不再看那房子的照片了。最终他完成了自己的设计,亲手把新房子建成。可建成之后,他又不得不把新房抛下,来到英格兰打工。他在温布利体育馆附近租了一个床位,楼里其他床位上住的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住下的第一个星期,就有人闯进去偷走了他所有的工具。他只好买新的,还得给门换一个结实的新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还在波兰,住在森林中的房子里。
他妻子是个老师。
他继续收防尘罩,每收一个都拿起来抖一抖,折成小小的、平整的正方形。我说,他一定很想家,帕维尔忧郁地点点头。他尽量经常回去,可回家实在太贵,也太让人难过,他甚至觉得还是不回去比较好。上一次他从家里要走的时候,孩子们抱着他的腿哭。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把手按在胃部,做了个鬼脸。
“在这个国家我能挣钱,”他说,“可是也许并不值得。”
之前他一直在家族公司里为父亲工作,可看到父亲对自己盖的房子的反应,帕维尔决心再也不给他干了。
“自打我出生,”他说,“他就一直批评我。他批评我的工作、我的想法,他还说不喜欢我走路的样子——甚至他还批评我的妻子和孩子。可是他批评我的房子!”帕维尔紧紧抿着嘴唇笑了一下,“我就想,好吧,我受够了。”
我问他父亲究竟不喜欢房子的什么地方。
帕维尔又轻轻哼了一声,双手在身前紧握,踮着脚前后轻轻摇晃。
他说,盖房子的时候他从没征求过父亲的意见,等房子快盖好了,他邀请父亲过来看一看。他们站在外面一起看,看着这个透明的玻璃盒子。帕维尔设计成从某些角度可以直接看穿整幢房子,直看到那一边的森林。从外面可以看到,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厨房里,妻子在做饭,孩子们坐在桌边玩着游戏。他和父亲站在那里看着,父亲转过身来,拍着自己的额头,感叹帕维尔的愚蠢。
“他说,帕维尔,你这个傻瓜,你忘记盖墙了——大家都能看到屋子里面!”
后来他听说,父亲在镇上大讲特讲这幢房子,和人们说如果去森林里,站在房门外就能看到帕维尔拉屎。
自那之后,帕维尔试图找过别的工作,可是失败了。
他来到英格兰,在希思罗机场的新航站楼工地干了几个月,每周五晚上都被解雇,下周一又被雇回来,因为建筑公司永远没办法提前算好需要多少工人。然后他遇到了托尼,找了现在的工作。在希思罗机场干活的最后几天,航站楼已经投入使用。他就在接机口附近,整天看着人流涌出门口。无论他多少次告诫自己别看了,还是忍不住往接机口瞟,想着能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脸,有时也能听到波兰语谈话的片段。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看着人们与心爱的人重聚。这样的场景令人上瘾,等他回到住处,屋里就显得更冷清、更凄凉、更孤独。在这里还好一些,这间房子里都是书。他之前就想问我能不能偶尔借一本回去看,用读书来提高英语水平。以他现在的英语水平,和任何人说话都很困难,这次和我说话,是这几个星期以来最长的一次对话了。问题是他的语言能力远远落后于他的想法。即便这样,他也知道一旦开口说,水平就会提高很快,有一次他坐公交车的时候堵车了,身边坐着的女孩就和他搭话,两人聊了一小时,最后都互相说起了秘密和隐私的事,这是自从他上次回家和妻子讲话以来都没有过的。她说他就是个闷葫芦。
“什么也倒不出来。”他羞愧地微笑。
他本来想告诉我晚上要锁窗户的,有一天早上他来早了,看到临街的窗子开着。还有,他想征求我的同意,在门上装个链锁,这样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安全一些。他建议我装一个,也就五分钟的事。
我听到电话在楼下响,于是和帕维尔说得去接电话。
是我儿子,说他把爸爸家里的钥匙丢了,被锁在外面。现在他就站在门口,外面很冷,家里又没人。他大哭起来,刺耳地哭,完全停不下来。我站在屋里,听着他的哭声,整个人都呆住了。我想起过去每次他哭,我都是怎样地抱着他哄他。而现在除了听他哭,我什么也做不到。接着哭声突然停了,我听到他叫着哥哥的名字。没事了,他从电话里对我说,别担心,没事了。他说他看到哥哥从路上走过来。我听到电话里他俩见面时的扭打和笑声。我想说点什么,可他说要挂了,拜拜。
前门关上,托尼走进屋里,捡起了电钻。我问他邻居们说了什么,他缄口不提,上下看了看我。
“你要出门?”他问。
我说,我得出门去教课,很晚才会回来。他点点头。
“你不在最好。”他说。
我问他,他们是不是同意了可以有噪声。他沉默着。
我看着他撬起又一块地板,扔到身后,掀起一阵沙砾和灰尘。
“可以的。”他说,“我和他们说了。”
我问他具体和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猛拽了一下墙面,一大块墙皮咔嚓一声掉了下来,他脸上慢慢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现在,”他说,“他们对我像亲儿子。”
他对我保证说,是为了顺利施工才说这些话的,他对楼下的邻居说自己特别可怜,说我像奴隶主一样剥削他和帕维尔,说大家都是受害者,要是能让他赶紧完工,他就可以解放了。
“这样最好。”他说。
他又说,他们态度很好:给他倒了杯茶,甚至还送了他一包朵丽牌的混合糖,让他带回家给女儿吃。他想告诉我,他说那些话当然不是真心的——就是一种策略,利用他们的恨意达到他的目的。
“和阿尔巴尼亚的政客一样。”他咧嘴笑着说。
托尼的态度有点儿假,暗示了他没有说实话,至少是想强行解读他其实并不理解的事物。他躲着我的目光,表情也是躲躲闪闪的。我说,我能看出他是想帮忙。问题是,这样激起邻居的憎恨,等托尼走了,我和儿子还要继续住在这里。我讲了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黑暗的厨房里,看着隔壁花园里很国际化的那家人,这时葆拉从楼下的公寓里出来,走上台阶。她隔着篱笆对那家人讲话,声音很大,我听到她对人家讲到我,说我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我看到那家人礼貌、尴尬的脸,知道他们虽然未必相信葆拉说的话,也完全不想和我打什么交道。
托尼摊开手掌,脑袋歪向一边。
“这真糟糕。”他说。
我穿外套的时候,感到他在偷偷地瞄我。他问我教什么课,上课的孩子听不听话——他女儿学校里的有些孩子就像小野兽一样。一点规矩也没有,这就是问题。他们在这儿过得太舒服了。我告诉他,我的学生都是成年人,托尼不相信地大笑起来。
“你能教他们什么呢?”他说,“怎么擦屁股吗?”我教的是小说写作,每周上一次课。总共十二个学生,围在拼起来的几张课桌旁。上课的教室在五楼,学期刚开始,上课时天还是亮的,不过现在外面天都黑了,窗玻璃映出我们几个人的倒影,仿佛强光蚀刻在浮夸又肮脏的黄色云朵之上。学生大多数是女性,我感到很难听进去她们说的话。我裹着外套,坐着,眼睛一直看向窗外,看着那奇特的云彩图景,它好像既不属于夜晚,也不属于白天,而是属于昼夜之间的凝滞地带,这里是静止的,没有运动,没有进展,没有可以解读出意义的连续事件。这些没有形状的黄色象征的不是虚无,是更坏的东西。我听到学生们在谈话,心想他们居然能这样相信人类生活的真实性,甚至有信心构造生活的幻象。我感到他们在看我,那些目光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后来我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对我讲话,而是互相讲话,建立起我平时教他们的交流模式,就像小孩子害怕的时候,会退回到他们认为是正常秩序的规则里面。
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学生担任了领导者,她轮流问每个人问题,让他们参与讨论。她扮演的是我的角色,不过交流方法有点问题,她经常不必要地插话;参与的学生本该凭直觉说下去,被她一打断,就会变得拘谨,经常停顿。屋里的两个男学生之一想要聊他养的狗。我的替身问,这条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他觉得这样有趣?男人看起来不太确定。它很美,他说。替身做了个不满意的手势。你不能光说它很美,她说,你得让我看到它真的很美。男人有些诧异。他大概四十几岁,身材矮小,有些像小精灵,头部很大,额头是半圆形,布满皱纹,配着短小精悍的身体,他有点像个奇怪的、成年的儿童。我的替身催他描述一下狗的样子,这样她也可以感受到这只狗的美。她是个嗓门很大的女人,身上裹着颜色混杂的披肩和围巾,还戴了许多珠宝,她一动手臂就叮当作响。男人疑惑地开口说,她个子挺大的。可她并不重。男人停下了,摇了摇头。我没法描述,他说,她就是很美。
我问他那条狗是什么品种,他说是撒路基,是阿拉伯种的猎犬,在阿拉伯文化里很受推崇和尊重,当地传统甚至不认为它们是兽类,而是介于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物种。
比如说,它们是唯一被允许进入阿拉伯帐篷的非人生物。
帐篷里会专门为它们挖一个沙坑用来休息。它们真的很美,他重复道。
我问他是怎么得到这条狗的,他说,是在法国南部从一个德国女人手里买的。她住在尼斯北边的山区,专门养撒路基幼犬。他从肯特郡的家里出发,连夜开车赶过去。
到达的时候,他浑身僵硬,筋疲力尽,她打开大门,一大群的撒路基犬就沿着她的足迹从门厅跑来。它们已经是大狗了,虽然才几个星期大,可是又敏捷,又轻盈,又苍白,如幽灵一般。它们在门口的台阶上把他团团围住,瘦长的脸按在他身上,用爪子碰他——他以为自己会被扑倒,可实际上像是被羽毛轻盈地拂过。德国女人对它们——共有九只——的训练异常用心。客厅里的矮桌上放了各式各样的零食,可这九只狗——不像他见过的任何一条狗——趾高气扬地列队站在桌子周围,完全没有碰一下食物的意思;到了喂食的时间,九个食盆摆成一排,装好食物,它们还会等吃饭的信号发出才开吃。只要主人经过,九个优雅的长鼻子就会整齐地同时抬起,像九个指南针追随着她的行动。
做客期间,德国女人也对他讲了自己是怎么学会饲养这些非凡的动物。她丈夫是个商人,经常去中东地区出差。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搬到中东长住。两人住在阿曼,他继续做生意,当地不允许女人工作,她也没有孩子,于是没有什么事做。要做侨民的专职太太,她似乎也没有兴致,她整天躺在沙滩上看小说,这种生活毫无目的性,可是其中有自由和快乐,她那时候并没有刻意分析;可是有一天她躺着读书的时候,一串奇特的、几乎像是鸟儿的影子,从她眼前的书页上流水般飘过,她不禁抬头去看。就在镶着蓝色褶边的沙滩上,有一群狗在跑。它们跑得这样安静、轻盈、迅捷,如同幻象;然后她看到,在它们身后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慢慢地走着,一个穿长袍的阿拉伯男人。她看着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招呼了一句,所有的狗立刻绕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回身朝他跑去。它们蹲坐在男人脚边,抬着头听他说话。那幅景象,那种接近无声的掌控感,建立在绝对纪律之上的神秘默契,击中了她的内心:她走去和阿拉伯人搭话,站在沙滩的热浪和强光下,开始学习有关撒路基的一切。
学生继续说道,它们是猎犬,一般是跟在猎隼或猎鹰后面列队奔跑,鸟儿会带它们找到猎物。每一队里有两只领头的狗,负责在奔跑时看着猎鹰。这一过程的快速和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一队撒路基无声地滑过地面,像死亡一般轻巧、无可避免,猎物什么都还没看到、没听见,就被它们包围了。要在快速奔跑时准确解读头顶上猎鹰的信号,需要很高的能力和很大的体力:两只领头犬轮流值班,一只在集中注意力时,另一只就休息,如此反复。这个两只狗自动分担解读猎鹰讯号的工作,让他觉得非常有意思。这说明生命意识的最终形态不是在个体中,而是在分享状态中完成的,分享的过程需要如此复杂的合作,几乎可以说是两个个体交融在一起。单一的自我被打破,意识不再被局限于自我认识的牢笼里,变得更加亲密,不再分裂,这种同一性来源于最高层次上的共同经历——好吧,就像那个德国女人一样,他也被这些概念迷住了,愿意付出辛勤的劳动来实现它。
我问他,在自己的狗身上是不是成功实践了这些理念,他沉默了一会儿,大脑门上的皱纹加深了。他说,自己带着选中的狗回到了肯特郡,和妻子一起为它取名席巴。德国女人把席巴训练得无可挑剔——它从来不惹麻烦——而他们也严格遵守每天要带它散步两小时的规定。散步的时候,席巴可以不用拴绳子,当地有许多兔子和松鼠,它也从没有——至少次数不多——为了要追小动物跑得无影无踪。每次带席巴出去,都会吸引许多人的目光和注意,可在家里,它几乎是懒散到了麻木的程度;一直躺在他们腿上,要么就是横在床上,它长长的、光滑的身体从他们身上垂下来,瘦长的脸颊蹭着他们的脸,这如果不是在撒娇,就是出于纯粹的厌倦——像他刚才说的,它几乎是个人了。诚实地说,他知道,自己住在七橡树的市郊,永远不可能释放出席巴的潜力,发挥出它动物性的美,他们只是圈养住了一只这样珍稀的异国生物。他们能抓住它,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它注定被人占有的命运,一步步将它带离了真正的自己。那个德国女人对他讲过两只撒路基捕捉一只羚羊的景象,无声无息的完美配合,像是能用眼睛看到的音乐。可是很显然,七橡树这地方没有羚羊;可他和妻子都很爱席巴,会尽自己所能照料好它。
他说完之后,其他学生都开始收拾书本。两小时的课程结束了。我走到地铁站,坐上地铁。我要去和一个男人吃晚饭,一个我不怎么认识的人。他是从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拿到了我的电话。我走到餐厅,他已经在等了。他面前放着一本书,还没等我看清书名,他就把书放进了包里。他问我最近怎样,我说最近非常累,到了不愿谈论自己的地步。他听了好像有点失望的样子,问我要不要把大衣挂起来。我说,还是穿着吧,我觉得冷。我家最近来了装修工人,门窗一直都开着,暖气也都关了。家里就像个坟墓,充满了灰尘和冷空气。没法吃饭,没法睡觉,没法工作——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不管朝哪里看,都能看到墙和地板的内部骨架,感觉房子没遮没拦,什么都能渗进来,好像墙面和地板本该挡住的东西都可以随便出入了。
为了装修,我还欠了债——没办法很快还清的债——即便如此,我也不确定完工以后,是不是能安心住在房子里。
我的孩子们也不在家。我对他讲了撒路基犬追随猎鹰的故事。现在我对孩子的关注,也像是看着猎鹰一样警觉,一刻不停,令人疲惫,可没有人替我的班。
除了这些之外,地下室里还有麻烦,有两个看上去是人形的生物,可我不太想说他们的名字。他们更像是一股力量,一种原始的负面能量,好像与创造的力量还有些关系。他们对我的憎恨这样纯粹,几乎可以等同于爱意。从某些角度看,他们像是父母,恶意地蹲伏在房子的灵魂中,像是贝克特笔下住垃圾桶的纳格和奈尔[1]一样。我儿子管他们叫巨怪。孩子们还很小,还能分出好人坏人,和童话书里教的一样。他们还愿意把邪恶赋予在具体的身份之上。
我说到“邪恶”这个词的时候,他摘下了眼镜,放在桌上的眼镜盒里。戴着眼镜的他有一点点像猫头鹰,现在他又像别的了。
我继续说道,我最近都在思考有关邪恶的问题,并且意识到它并非意志的产物,而是正好相反,邪恶来源于屈服。邪恶代表着放弃努力,在欲望面前抛弃了自我约束。
这样说来,它也是激情状态的一种。我对他说了托尼去楼下敲门的事。我很确定,托尼当时很害怕:要和那些巨怪说话,他无法抵抗,无法控制;他不自觉地回应他们的恨意,平息他们的怒火,事后又对我把这次失败描述成一种应对策略,甚至是具有英雄气概的行动。可我看出,他心里记住了巨怪们说我的坏话。我意识到,你确实可以抵抗邪恶,但这样做就会孤身一人。你胜利或倒下,都是一个人。要抵抗,你就赌上了一切,甚至有可能,邪恶只有通过完全的自我牺牲才能被打倒。问题就是,你的敌人最乐于看到你牺牲了。
他笑了,拿起菜单。
这么听起来,你已经开始掌握局势了呀。他说。
他问我想吃什么,然后点了两杯香槟。餐厅很小,昏暗、柔和的灯光和柔软的靠垫好像使我说的话不那么尖锐了。他说,真奇怪我们隔了这么久才见面。其实,距我们第一次经朋友介绍认识——虽然介绍得很简短——已经快一年了。从那时起,他向那个朋友要了好几次我的电话号码;还去过好几次聚会和晚餐会,他听人说我也会去,但最终我并没露面。他不知道这个朋友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和我直接联系,可人家也没有明显表露出不愿意的感觉。不管怎样,他没能联系到我,直到——还是不知道原因——最近他又问那位朋友要了一次我的电话,当时就拿到了。
我说,最近的无力感改变了我看待事件和因果的方式,几乎可以从发生的事情当中看到其他人所谓的命运,好像生活只是一页页连续读下去的篇章。这种想法——感觉自己的生活是预先写好了的——有着奇特的吸引力,但你会意识到按照这种思路想,其他人就只是周围的配角,这样会掩盖他们潜在的破坏力。可是,即便你再抗拒,生活的幻象也会不断重复,就比如童年。我们把童年当作对现在的解释,其实它只是无力感形成的经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只有通过完全的被动才能看清现实。但我决定要重新装修房子,就创造了干扰因素,它唤醒了另一种现实,好像惊扰了在巢穴中沉睡的野兽一样。在现实中,我开始愤怒,开始想要权力,因为现在我意识到,别人一直都有权力,我认为的命运,其实出于他们的意志,我生活的故事不是由某个虚幻的作者写就,而是被拥有权力的他人写成。如果你妥协于他们的行为,没有愤怒回击,他们会永远这样下去,逃脱正义的惩罚。
我说话的时候,他看着我,眼睛的颜色有些奇怪,让我想起泥炭和土地。这双眼睛现在显得特别坦诚,好像他摘掉眼镜也就摘掉了成人世界的护盾。我看到桌上放着几盘食物,可是不记得服务员是什么时候上的菜。他说,看到我这样避免愤怒,他很惊讶,因为愤怒是《圣经》里的词,有“正义”的含义,可他一直认为,愤怒是人性中最神秘、最危险的部分,正是由于它没有固定的道德设定。
他说,过去他父亲喜欢在闲暇的时候做东西。他家的花园里有个棚子,就成了父亲的工作室。那里的每件东西都放得一丝不苟,每个工具都挂在专门的钉子上,不同型号的凿子总是磨得发亮,钉子和螺丝从大到小排在架子上。这样父亲就总能方便地拿到最合适的工具,而他的个性——比如无法预测何时发作的、可怕的愤怒,还有不可动摇的荣誉感——似乎也像工具一样,是他事先准备好了,随时取用的。他会经过刻意的计算再爆发愤怒,这种控制感比愤怒本身更加可怕,因为按理说愤怒是不受控制的;或者说,要是一个人能控制愤怒,能决定何时何地要发怒,利用愤怒可以说是一种罪孽。
我说,很长时间没听过有人用“罪孽”这个词。他笑了笑。
“我从不相信愤怒的上帝。”他说。
他小时候就学会了在父亲周围要小心走路,也学会了如何取悦父亲。这样说来,父亲的工于算计也传给了孩子们,不过他从来不让儿子碰一下那套漂亮的工具。他把这些东西都在遗嘱里留给了女婿,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一年以后,女婿和他女儿离婚,那套工具就永远离开了家族。父亲是个即便错了也坚持自己是正确的人,即使他活着看到了这些工具的下场,也不会承认这是报应。父亲死后多年,一个阴沉的假期里,他带着妻子与两个孩子在法国乡下的农舍里住。房子的管家是个老太太,他帮了她一些小忙。第二天,她就带了个金属箱子开车过来。箱子里是一套漂亮的旧工具,她说想送给他。她告诉他,这些工具本来是她丈夫的,他很久之前就死了,她保管着这些东西,等着合适的人出现,好把它们托付出去。
五六岁的时候,父母让他和妹妹坐在一起,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是收养来的。他是个乖孩子,模范学生,直到十七八岁时,突然就不再听话了。他开始参加派对,抽烟喝酒,考试不及格,最终没考上大学。父亲立到把他赶了出去,再没有让他回家。通过这些经历,他对正义的理解不再是恶有恶报,而是正相反。他努力发展原谅的能力,希望这能让自己得到自由。
我说,对我而言,“原谅”只会让你在那些无法原谅的事物面前愈发脆弱。比如圣方济各就被父亲抛弃,还被带到主教面前,被剥夺了继承权,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收回。圣方济各当庭脱掉了衣服,还给父亲,从此过着他人所谓“本真”的生活,可在我看来,这是彻底的虚无主义。
他又笑了,我发现他的牙不太齐,好像也与他讲述的反叛和抛弃有些关系。他说,他还留着父亲的许多衣服,有时还会穿。父亲比他高大很多,穿着那些衣服,他感觉就像重新包裹在父亲身上的优点里,沾染了他的气力和精神。
我问他有没有找过亲生父母,他说直到四十岁出头才找到,是在养父死去之后。找到时,他的生父也已经去世;至于母亲,一直没有任何消息;生父的孪生兄弟还活着。他开车找到英国中部的一所平房,屋里铺着长毛绒的地毯,暖气开得非常热,电视也一直不关。就在这间平房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他也查询过了收养机构,联系到他出生那年还在机构里工作的一个女人。
她对他描述了那间屋子——在骑士桥区一幢楼的最顶层——就是正式进行收养的房间。母亲要抱着孩子爬几段楼梯,才能来到这里。在最顶层,她走进一间空屋子,屋里只有一条木质长椅。她把孩子放在长椅上。只有等她走下楼梯,完全离开,领养孩子的父母才会从隔壁的房间出来——他们就等在那里——抱起长椅上的孩子。
被收养的时候,他只有六个星期大。父母给他起了新名字,换掉了亲生母亲之前起的名字。后来父母对他说,当时一抱回家,他就哭个不停,没日没夜地大哭,父母都开始怀疑收养孩子是不是个错误。他估计就是在父母心生疑虑的那一刻,自己停止了哭泣——两个月大的孩子也有求生意志,这是不是有些夸张?一年以后,他们又收养了一个女孩——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这个家就算是完整了。我问他愿不愿意告诉我出生时候的名字。他看了我一会儿,说,约翰。
关于收养有许多文献,他继续说道,回顾自己的童年,简直像是一系列的理论实例。当时的生活现实,现在从某些角度看几乎像是儿戏,是含有蒙蔽元素的戏剧。就像那个游戏一样,一个人被蒙住双眼,其他人看着他乱抓乱摸,努力寻找他们早已看到的东西。他妹妹和他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是个不听话的野孩子,他也在书上读到,这是收养家庭儿童中非常普遍的性格现象,几乎是百分之百逃不掉的,一个孩子负责扮演顺从的角色,一个孩子负责反叛。他少年时期的爆发,遮遮掩掩的性格,取悦他人的渴望,对女性的感觉,他两次结婚又离婚,甚至他内心深处无名的直觉,他认为是最最自我的部分,所有这些都是事先注定的,还没发生就有了解答。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在逐渐背离一直坚持的道德准则,在宿命感面前,保持意志几乎是徒劳。他对我刚才说的“被动”有些共鸣,但被动只让他感到现实的荒谬。
我注意到他什么也没吃,而我已经把盘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服务生过来,他挥挥手,让他端走没动过的餐盘。
他回答我说,他和妹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可是又奇怪地有许多重合。她是个空姐,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飞机上度过,去世界各地参加各种会议。“我们两个都不属于任何地方。”他说。像他一样,妹妹也结婚离婚两次,除了旅行之外,他们就只有这一个共同点。可是孩提时代,他们对彼此都怀着热烈的、毫无保留的爱。他还记得,有很少几次,父母留他们单独在家里,兄妹俩就打开唱片机,脱掉所有衣服跳舞。他们跳得那样狂热、不羁,又叫又笑,在床上拉着手跳来跳去。六七岁的时候,两人互相起誓,等长大了就结婚。他看着我笑了。
“我们要不要去喝点东西?”他说。
我们拿上外套和包,走出餐厅。黑暗的街道上晚风吹过,他停下了脚步。“就是这里,”他说,“就在这里,你还记得吗?”
我们脚下站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时我站在人行道上,自己的车子旁边,我丢了车钥匙,等人来把车子拖走。当时和我在一起的男人从附近的工地上捡了一个煤块,把车窗砸碎,好拿出锁在车里的公文包。他就丢下我一个人在那儿等——他有个重要会议——虽然我能理解他的做法,可是心里没法原谅他。车窗玻璃被砸破的时候,防盗警报响了。我在那里站了三小时,耳朵里充满了刺耳的警报声。正在这时,一个我认识的人——那个共同的朋友——从路对面的咖啡厅里走了出来。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他们看到我站在那儿,就过来和我说话。我对那个朋友讲了经过,而且我记得,在讲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被他身边的那个人吸引,最后完全就是冲着那个人在讲了。那个人,现在就站在我身边。他承认,是特地选了这家餐厅,说着他又笑了。他告诉我,在车子旁边和我讲过话之后,他和那个朋友就走开了,可是刚拐过路口,他就停住,对朋友说应该回去帮帮我。
他说:“可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回去。我应该拖他往回走的,我应该坚持一下。”他用了整整一年,才放下那个掉头走开的时刻。他认为我的联系方式这样难以取得,是罪有应得的惩罚。可即便是罪过,他也服刑期满了。
他伸出手,我感到他的手指绕着我的手臂。这只手很坚实,很重,像是大理石制成的古董一样。我看着他的手,他黑色羊毛外套的袖口,和他山丘一样的肩膀。放松的感觉洪水一般倾泻而下,好像惊险地擦过悬崖边的车子。
费伊,保重,他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走进充满尘土气味的黑乎乎的房子里,发现托尼已经把隔音板都铺好了。地板已经钉好,铺得十分平整。我想到,托尼和帕维尔一定待到很晚,才把地板全铺完。房间很安静,脚下也很坚实。我走到后门,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夜空已经晴了,星光闪耀。我坐在台阶上,看着光点涌动着穿过黑暗。我听到地下室的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磨坏的鞋子走路的脚步声,还有黑暗中葆拉粗重的喘气声。她走近那道隔开我们的篱笆。她看不到我,可是知道我就在那儿。葆拉靠过来,我听到衣服刺耳的摩擦声和呼吸的声响,她把脸贴在篱笆上。
臭婊子,她说。
- 荒诞派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作品《终局》里的人物,纳格和奈尔是主角哈姆的双亲,没有腿,住在垃圾桶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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