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沙龙
实际上,有时候人们获得自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个角度看待曾经限制他们的东西。
我问戴尔,能不能把白头发染黑。
外面渐渐黑了,雨水打在美发沙龙的大窗玻璃上,像是墨水在纸上流淌。车辆在漆黑的马路上慢慢前进,全都打开了车灯。镜子里,戴尔站在我身后,抓起一绺干枯的长头发,再从手里落下去。他带着一种入迷似的表情上下打量我。我从镜子里看到,他的脸色很严肃。
“有几根白头发没什么的。”他用责怪的语气说。
另一个发型师正站在旁边的椅子后面给顾客剪头发,她半闭着睡意浓浓的眼睛,微笑起来。
“我的白头发就染了,”她说,“很多人都染。”
“我们说的可是长期投入,”戴尔说,“你每六个星期就要回来染一次头发。和无期徒刑差不多,”他不悦地补充道,眼睛在镜子里和我对视,“我是说,你要想好。”
女理发师从侧面看着我,脸上是懒洋洋的微笑。
“很多人定期回来也没有问题呀,”她说,“反正他们的生活里大部分都是责任。染发只要能让你感觉好点,就是有意义的。”
戴尔问我的头发之前是不是染过。染发的效果是会累积的,越染,头发就越不自然、越暗淡。这主要是染发剂累积的效果,而不是颜色本身。人们一盒接一盒地买家用染发套装,想染出自然的颜色,可是越染就越像是打了结的假发。不过,对他们来说,假发也比自然长出的霜鬓要好。戴尔说,假发基本上比真的还要逼真,只要他们不在镜子里看到真实的头发,大多数人才不在乎自己的发型像橱窗里的假人呢。不过他也接待过一位老妇人,留着及腰的长长的白发。戴尔觉得,她的头发像长者的胡子一样,是她智慧的象征。她的举止就像个女王,花白的长发散发着威严。他又抓起我的头发,抬起来,又松开手让它落下,我们在镜子里看着对方。
“我们在说你天然的威严。”戴尔说。
旁边椅子上的女人在面无表情地看《魅力》杂志,女发型师的手指在她贴满复杂锡箔的头上摆弄,把每一绺头发染上颜色、折成整整齐齐的锡箔小卷。发型师工作起来既卖力又认真,不过顾客根本没有抬头看过她。
沙龙的屋顶很高,墙是白色的,灯光很亮,地板也是白色的,家具都是巴洛克风格,装饰着天鹅绒。高高的镜子都镶着白色有雕花的镜框。天花板上有三盏枝形大吊灯,墙上装的一面面镜子也反着光。这家店在一排又脏又破的小商店、快餐外卖店中间。外面有大型车辆经过时,落地的玻璃窗就被震得嗡嗡响。
镜子里面,戴尔的表情还是很执拗。他自己的深色头发乱蓬蓬的,挺有艺术感,卷发里也带着白色。他四十几岁,又高又瘦,行动举止像舞蹈家一样优雅、笔直。他穿着一件贴身的深色毛衣,在窄窄的髋骨上面显出了啤酒肚。
“其实谁也骗不了,你知道的,”他说,“只能显出你想要掩饰。”
我说,那总比把想掩饰的部分都公之于众要强。
“为什么呢?”戴尔说,“就以自己的本来面貌示人,有什么不好?”
不知道,我说,不过显然许多人觉得这样很可怕。
“这还用你说,”戴尔忧郁地说,“很多人都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觉得镜子里的形象不是自己。我对他们说,怎么就不像了?我说,你需要的不是染头发,而是改变态度。人们害怕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压力。”他把我脑后的头发掀起来,看看下面,“害怕自己不被需要。”
房间另一头响起了铃声,玻璃门打开了,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从黑暗里走了进来。他没有关门,外面冰冷的潮气和咆哮的噪声一阵阵涌进温暖、明亮的沙龙。
“麻烦你把门关上好不好?”戴尔带着怒气冲他喊道。
男孩站在那不动,一脸惊慌。他没穿外套,只穿着校服的灰衬衫和裤子,衬衫和头发都被雨打湿了。过了几秒钟,一个女人跟着他从门口进来,小心地关上门。她个子很高,棱角分明,脸盘又大又平,像是用凿子雕刻过,头发是棕红色的短发,恰好和她下巴的垂直线条对齐。她那张面具似的脸上的大眼睛快速扫视了一遍屋子。男孩看到她,抬起手把额发抚平到一边。她穿着军装一样的羊毛大衣,警觉地站了一会儿,像是要查找什么危险,然后对男孩子说:“快去呀。跟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她。他的衬衣领口松开了,能看到一块干瘦的胸脯。胳膊垂在身体两边,两只手抗议地张开着。
“快去呀。”她说。
戴尔问我可不可以洗头发了。我洗头的时候,他会看一看颜色表,看是否有合适的颜色。“不要太深的,”他说,“我建议偏棕色或红色吧,比较浅的颜色。虽然这不是你天然的发色,却能让你看起来更真实。”他喊了一声正在扫地的女孩,说顾客准备好洗头了。她便机械地停止扫地,把扫把靠在墙边。
“别放在那儿,”戴尔说,“万一绊倒人呢。”她又机械地转过身,拿起扫把,站在原地。
“柜子里,”戴尔疲惫地说,“放在柜子里就行。”
她走开了,一会儿又空手回来,站在我椅子旁边。我起身跟着她走下几级台阶,来到位置比较低的地方,这里很暖和,光线昏暗,有洗头的水池。她给我肩上系了一个尼龙围兜,又在水池边上铺了块毛巾,让我躺下。
“水温可以吗?”她问。
水流喷洒出来,一阵冷,一阵热。我闭上眼睛,任由水流倾泻,回转,温度一忽儿高,一忽儿低。女孩畏畏缩缩地用手指把洗发水抹在我头上。之后她拿了把梳子,插进头发里,我等着她开始梳头,好像等人解出一个数学题目。
“好了。”她最后说,从水池边退了两步。
我谢过她,回到沙龙里,戴尔正全神贯注地拿着小刷子,在一个粉色的塑料碟子里调染发膏。那个男孩现在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看《魅力》杂志的女人头上还挂着一堆锡箔纸卷,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继续面无表情地一页页翻杂志。她旁边坐着和男孩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她膝头摊着一本书,正在敲手机屏幕。刚才那个女发型师胳膊肘靠在前台桌子上,旁边放着杯咖啡,正和前台服务员聊天。
“萨米,”戴尔叫她,“客人还等着呢。”
萨米又和服务员说了两句,从容地走回椅子边上。
“那么……”她说着,把手搁在男孩肩膀上,他不禁退缩了一下。“你想剪成什么样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戴尔对我说,“要是你不去操心,事情就会一团糟?”
我说,对我来说,相反的情况也有很多:赖以指导的人物不在,人们反而变得更有能力了。
“那我肯定是哪里做错了,”戴尔说,“这些家伙没有我,连热水都不会开。”
他从一排银色的小卡子里拿下一个,夹起我的一部分头发。染发膏至少要在头发上留半小时,他说希望我没什么急事。他又拿起一个小卡子,夹住另一部分头发。他摆弄我头发的时候,我在镜子里看着他的脸。他拿起第三个卡子,叼在嘴里,用手把头发一绺绺地分开。
“其实我并不着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今晚的约会取消了。现在看来还是挺幸运的。”
旁边的椅子上,男孩好奇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你喜欢什么发型呀?”萨米问他,“莫西干头?平头?”
男孩扭了扭肩膀,看向一边。他脸上肉挺多,脸色蜡黄,长长的鼻梁和圆圆的鼻头使他有种沉思的表情。他胖嘟嘟的粉嘴唇上总是挂着奇怪的、躲闪的微笑。最后他嘟囔了一句,声音太小,根本听不见。
“你说什么?”萨米问。
她俯下身子想听清楚,可他马上沉默了。
“虽然听起来奇怪,”戴尔说道,“可我真的松了口气。其实这个人我很喜欢。”他停顿了一下,用卡子夹住一绺头发。“就是这些天,我越来越感觉,”他又停了一下,拿了另一个卡子,“这事儿不值得这样麻烦。”
我问他是什么不值得。
“噢,我也不知道,”他说,“可能只是年纪大了。我就是觉得,不想费那么多事。”
他继续说道,有段时间,想到要独自度过夜晚,他就很恐慌,感到受了威胁;只要不是一个人,他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不过现在,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待着。
“别人要是不满意这一点,”他说,“像我说的,我就不想费事搭理他们。”
我看着镜子里他黑瘦的样子,他的手指动作敏捷、一丝不苟,瘦长的脸上神情专注。在他身后,前台服务员拿着电话走了过来。她拍拍他的肩膀,把电话递给他。
“找你的。”她说。
“让他们留言,”戴尔说,“我这儿有客人。”
服务员走开了,戴尔转了转眼珠。
“我坚信,这份工作很有创造性,”他说,“不过有时候也忍不住怀疑。”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他认识挺多搞创作的人。恰好他就和这类人比较好相处。特别是他的一个朋友,是个水管工,业余时间就做雕塑。雕塑的原材料都是他修水管用的材料:长长短短的管子、阀门、格栅、存水弯,什么都有。他有个喷灯,用来加热金属,再弯成各种形状。
“他都是在车库里做雕塑,”戴尔说,“其实做得还蛮好的。问题是,他只有嗑了药以后,才能开始干活。”
他拿起新的一绺头发,在周围夹上卡子。
是什么药,我问。
“冰毒。”戴尔说,“其余的时间,他都挺正常的。不过,像刚才说的,业余时间,他就猛吸毒,把自己锁在车库里。他说有时候在车库的地板上醒来,已经是早上了,周围都是他做的东西,可自己一点儿也不记得,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一定很古怪,”戴尔说,用钳子一般的手指放上最后一个卡子,“就像是看到平时隐藏着的自己。”
他喜欢这些朋友——之前可能给我造成了错觉——虽然他也认识很多人,四十多岁了,可还活得像二十五岁一样。看着一帮成年人狂热地开派对,往鼻子里吸东西,在拥挤的舞池里像新娘一样旋转,他感觉很无聊;他自己还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他直起身子,在镜子里检查工作成果,手指尖轻轻放在我肩膀上。
“是这样的,”他说,“那种生活——派对,毒品,通宵不睡——只会一直重复,不会让你有任何进步,因为它代表了自由。”他拿起粉色的塑料碟子,用刷子搅拌着。“为了自由,”他说着,用刷子蘸上厚厚的棕色颜料,“你就得拒绝改变。”
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站了一会儿,眼睛在镜子里盯着我,刷子停在半空。然后他挪开目光,拿起一绺头发,细心地刷上颜色。
“反正,这话没有错吧。”他有点儿任性地说。
我说,我可不确定:一个人要是解放了自我,一般都会迫使周围的人改变。可是保持自由也不一定就是不改变呀。实际上,有时候人们获得自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个角度看待曾经限制他们的东西。换句话说,并不是变化剥夺了他们不遗余力想争取的自由。
“有点像旋转门,”戴尔说,“你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你可以待在旋转门里,愿意转多久就转多久,只要不出来,就可以说自己是自由的。”他把染好的头发放在一边,开始染另一部分。“我只是想说,自由被高估了。”
在我们旁边,萨米把手指伸进男孩乱糟糟的黑发里,感受着发质和长度,男孩眼睛一直看着旁边,十分惶恐,两手紧紧抓着镀铬的椅子扶手。萨米用手把他的头发梳到一边,然后又梳到另一边,在镜子里仔细地打量,然后拿起梳子,在中间清楚地分了条印。男孩一下子紧张起来,萨米笑出了声。
“就这个发型怎么样?”她说,“别害怕,我开玩笑的。这样只是为了让你两边的头发一样长。你可不想顶着一头长短不齐的头发吧,对不对?”男孩沉默地看向一边。
“有个说法是什么来着,”戴尔说,“就是有一道闪亮的心灵之光照进来,改变了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同时想到了好几句话,不知到底是哪句。
戴尔烦躁地搅动着刷子。“和什么路有关系的。”他说。
我说,是大马士革之路[1]。
“我也有过大马士革之路这样的瞬间,”他说,“居然还是在去年的跨年夜。我最他妈讨厌新年了。这也是我的改变之一,发现自己特别讨厌新年。”
他说,那时候,公寓里有一群他的朋友,他们准备出门去庆祝,他则开始思考自己是怎么讨厌新年,又想到别人可能也很讨厌新年,可是没人说出来。等大家都穿好外套了,他宣布说决定待在家里。
“我就是突然不想费那个事。”他说。
为什么呢,我问。
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回答,一绺接一绺地染着头发,我还以为他没听见我的问题,要么就是故意不回答。
“那时,我坐在沙发上,”他说,“就突然这么想。”
他把刷子在碟子里搅了搅,小心地把两面都蘸上颜料。
“有这么个人,”他说,“我也不怎么认识他。他坐在咖啡桌旁边,认真吸着自己一行行排开的药粉。我突然为他感到难过。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头发全都掉光了,可怜的家伙。”
他松开另一个卡子,开始染色。我看着他把染料均匀地涂在头发上。他从发根开始涂,越到发尾,手法就越仔细,好像已经学会了不要把力气都花在开头。
“他那张小脸,胖乎乎的,”戴尔说,刷子停在空中,“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头发,还长着这样一张脸,我当时想,这人看着就像个婴儿。一个婴儿,怎么坐在我家沙发上吸可卡因呢?一旦我开始这样看人,就停不下来了。
突然之间,他们全都成了婴儿。有点像嗑了迷幻药的景象,”他把刷子又在碟子里蘸了蘸,“我竟然还能回忆起那么久远的事情。”
萨米拿着剪刀,开始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剪小男孩的头发。
“那,你喜欢玩什么呢?”她问。
他微微耸肩,嘴角还挂着隐约的笑。
“足球?”她说,“还是那个,叫什么来着——Xbox游戏机?男孩都喜欢这些东西吧?你和朋友们一起打游戏吗?”
男孩又耸耸肩。
戴尔继续说,显然每个人都觉得他完全疯了,大家都要去俱乐部玩,他却要自己留在家里。他只好假装生病了。从前,想到要独自在家度过跨年夜,他会怕得要死,可这会儿他巴不得他们快点走掉。他突然看透了这件事,看透了他们所有人。在这个大马士革之路的瞬间里,他意识到,客厅里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还没长大,都是长着一副成人躯壳的孩子。
“我这么说,”他说,“不是居高临下地同情他们。”
“我家女儿和你差不多大。”萨米对椅子里的男孩说,“你多大了,十一岁?十二岁?”男孩没有说话。
“你看着和她差不多大,”萨米说,“她和她那帮朋友,现在成天就是讨论化妆和男孩子。你会想,她们想这些事太早了吧?可你也拿她们没办法。女孩没有男孩那么多爱好。她们没什么事情好做。男孩子们在外面踢球,她们就只坐着聊天。你都不敢相信她们的关系已经复杂到了什么程度。都是因为说话太多。她们要是在外面多跑一跑,就没工夫搞这些钩心斗角了。”她在椅子后面来回移动,一点点剪着头发,“女孩子还是挺烦人的,是不是?”男孩的眼神看向和他一起进来的女人。她已经放下了电话,坐着看书。
“那是你妈妈?”萨米说。
男孩点点头。
“她肯定觉得你很安静,”萨米说,“我女儿总说个不停。头不要动,好不好?”她补充说,剪刀在空中停了一下,“你要是动来动去,我就没法剪了。我女儿一直说个没完,从早到晚,对着电话,和朋友喋喋不休。”
她说话的时候,男孩的眼珠上下左右地转,脑袋却一动不动,好像在做眼睛检查一样。
“有年龄相仿的朋友最重要了,是不是?”萨米说。
现在,外面已经完全黑了。沙龙里打开了所有的灯,店里放着音乐,勉强能听到街上车流嗡嗡的声音。一面墙边,摆着许多玻璃架子,上面放着一排排崭新的护发产品待售,要是外面有卡车从特别近的地方经过,架子就会轻轻地抖动,瓶瓶罐罐们也都跟着哆嗦。这地方到处都是反光的镜面,整个屋子都明亮得炫目,而外面的世界混浊一片、模糊不清。随便朝哪里看过去,只能看到已有事物的反光。我经常在晚上经过这个沙龙,透过窗子瞥到里面的景象。街上那么黑,这里简直像个剧场,演员们都在舞台的强光下动来动去。
戴尔说,自从那一次之后,有段时间他每次和认识的人见面、说话——对不认识的人也越来越这样,哪怕是客人、街上的陌生人——都为这种想法所困扰,感觉他们都是藏在成人躯壳里的孩子。从他们的手势、脾性、竞争心、焦虑感、愤怒和欢乐,最多的是从他们情感与生理的需要当中,他看出了孩子的模样。即使是保持长期伴侣关系的人——他曾经还羡慕这些伴侣的互相陪伴与亲密关系——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是操场上玩得好的孩子。有几个星期,他都沉浸在悲天悯人的情绪之中,“像是中世纪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摇着铃铛到处游荡。”这种状态很消耗人,他说,有几天他真的觉得身体非常虚弱,几乎都走不到沙龙来了。别人担心他抑郁了,“也许是吧,”戴尔说,“可我知道,我是在做必须做的事情,我要去某个地方,要是这种状态把我毁掉了,可就回不来了。”最后,他觉得体内一片空白,得到了净化,好像经过了一次精神的大扫除。回想起那个跨年夜,他总感觉到屋里有什么巨大的东西,而其他人都假装这东西不存在。
我问他是什么东西。
他正蹲在我身后,给后面的头发染色,因此我看不到他的脸。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重新出现在镜子里,一手拿着碟子,一手拿着刷子。
“恐惧,”他说,“然后我想,我不要逃避恐惧。我就要待在那里,直到恐惧消失。”他从各个角度细细打量着染过的头发,像画家看着画布上完成的作品。“就快好了,”他说,“再等染发剂浸透一会儿。”
他要离开一小会儿,去打个电话,希望我谅解。他外甥现在和他住在一起;他得告诉外甥,今晚约会取消了,他可以回家。
“运气好的话,”戴尔说,“他没准都开始自己学着做饭了呢。”
我问他外甥是从哪里过来,他说,是苏格兰。
“也不是什么时髦的地方,”他说,“也不知为什么,我姐姐就一直住在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他去看过她一两次,每次都是还不到两天,他就开始认真考虑要和绵羊讲讲话。
这个外甥还是挺有意思的,戴尔说,大家都说他有自闭症,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反正就是你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别人给你下的定义。他没拿毕业证就退了学,戴尔去看他的时候,他没有工作,正从山上往采石场里扔石头玩。
“还好,他后来有所转变。有天晚上他居然问我,做意面的酱是不是用了新鲜的香料,还是‘只是’,”戴尔打了个引号的手势,“风干香料。”
我问,这男孩怎么就来了伦敦,戴尔说是他和姐姐谈话之后决定的。她说这孩子总说些怪话,她很担心,他说感觉自己住在错误的身体里,或者投胎成了错误的人,诸如此类。
“他能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戴尔说,“然后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问我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我是剪头发的,不是心理学家。”他按了按我头上的几绺头发,“不过,我显然有点理解。我和外甥说,他要是能自己打包行李、坐上火车,就可以和我一起住在伦敦。我对他说,我可不是要找人陪,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的公寓挺好,工作也挺好,就想这样下去。你得做分内该做的活儿,我说,我不会养闲人,不会当什么慈善家。不过你就能有自由了,伦敦可是个大城市。要是在这儿你还找不到要找的东西,那就是真找不到了。一周以后,”戴尔说,“门铃响起,他就站在门口。”
他承认说,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姐姐几天之前和他打了招呼,让他有时间藏好不该给孩子看的东西。那两天里,他确实有点后悔。他在公寓里转来转去,看每个房间都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品味着屋里平和的空气,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下班回家了,这里还和早上出门时一样。“一想到有人要在这儿长住,我每天都得和他说话、帮他打扫,还得为他负责,因为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呢,他又从没离开过那个苏格兰小村子。就是,你懂的,”戴尔说,“我一想到自己居然要放弃独居生活,简直是疯了。”
我问,他害怕的事情有没有真的发生。他沉默了一下。我从镜子里看着他,胳膊抱在腹部,稍显端倪的啤酒肚从狼一样精瘦的躯体上微微凸出。
他说,一开始肯定会有些矛盾。他要教外甥用他的方式做事,又不能一下子教会,他比别人更知道这一点——在沙龙里培训新人的经验告诉他,这需要时间和稳定。现在他俩一起住已经两个月了,相处得相当不错。男孩子找了一个实习技师的工作;也渐渐有了一点社交活动,有时候还和戴尔一起去俱乐部玩。
“我居然也放下了烟斗,换掉拖鞋硬着头皮出门去玩。共同生活,”他继续说道,“和自己过绝对不一样。你会失去一些东西,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找回来。有一天他会离开,我可能也会想念他——屋里可能显得空荡荡的,明明之前也不觉得什么。我可能比预想的付出更多,不过,总是会有人进入我的生活,你也没法提前知道,他们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他穿过房间,去前台拿电话,我看了一眼旁边座位的男孩,乱糟糟的黑头发已经剪短了。他频频用恳求的眼神看向他妈妈,可她正专心看书,并没理他。
“染出来应该挺好看的,”萨米对我说,“你今晚要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说没有,不过明天晚上要去个地方。
“他剪得好的话,发型可以保持个两三天,”萨米说,“你没问题的。好啦,”她对男孩子说,“来看看你的发型吧。”
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从镜子里看向他。
“你觉得怎么样?”她问。
没有回复。
“说嘛,”她说,“你对这个发型有什么想法?”我看到男孩妈妈的目光从书上抬起来,往这边看。
“我们这儿可有位帅哥了,”萨米说,“又帅又神秘。”
男孩紧紧抓着椅子扶手,指节都攥得发白,蜡黄的脸拧成一团。萨米松开了手,霎时间,他猛地站起身,使劲儿扯掉肩膀上的尼龙围布。
“小心点儿!”萨米说,两手举起,朝后退去,“这东西挺贵呢。”
男孩大踏步地走开,以奇怪的步伐向玻璃门冲过去。
他妈妈站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书,他使劲儿把门拉开,露出了外面下着雨、黑漆漆的街道,与街上嗡嗡响的车流。
他用的力太大,松手后玻璃门还剧烈地前后摆动,终于重重地撞上了那几个玻璃架子,上面整整齐齐摆着护发产品的架子。男孩呆站在大开的门口,脸被灯光照得雪亮,短短的头发根根倒竖,看着架子上的瓶瓶罐罐像雪崩一样倾泻而下,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响,全都摔在地板上乱滚,玻璃架子也随之坍塌,发出巨大的尖锐碎裂声。
一时间,屋里所有人都静止了,戴尔还拿着手机,萨米抓着男孩扯掉的围布,妈妈的手指里抓着书本;连看《魅力》杂志的女人都抬起了头。
“天哪。”萨米说。
男孩从门口跑了出去,消失在潮湿黑暗的街上。他妈妈站在一地闪光的瓶子和碎玻璃中间,愣了一会儿,表情冷漠,严肃。她盯住萨米,眼睛一眨也不眨。然后拿起了包,小心地把书放进包里,跟在儿子后面走了出去,大门在她身后敞开着。
- 出自圣经故事,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徒的路上,见到了耶稣基督显圣,从而悔改信奉基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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