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独居之所
我无法抵制这种冲动,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尽管我已证实这种自由是纯粹的幻象,但不知为何,我仍相信它。
我在飞机上认识的邻座男人至少比我矮一英尺,体形却有我两倍宽。认识他时我们都坐着,所以我很难把他的尺寸和性格联系起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鸟喙般引人注目的鼻子和上方伸出的眉毛,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只神情略微惊诧的海鸟,头顶还有一撮银白色的羽毛。尽管如此,我还是花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他站在公寓楼对面一扇门的阴影里,穿米色的齐膝短裤和红色的格子衬衫,熨烫得无可挑剔。他身上有几处金色夺人眼目——小指上有一枚硕大的金戒指,手腕上戴一块粗重的金表,眼镜上的金链条垂在脖子上,甚至他笑的时候也会闪出金光——但一天前我们在飞机上谈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注意到。我们的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是非物质的:在世界上,物质的东西并不重要,差异没有那么明显。我邻座的物质现实在飞机上显得轻微,在地面上却被具体化了。结果是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陌生人,似乎环境也起到了烘托作用。
我敢说在我看到他之前他已经看见我了,但等我向他挥手之后他才向我致意。他看起来有些紧张,眼睛不停地瞟向街道。一个水果贩子刚刚开始叫卖,车上装满蜜桃和草莓,切成瓣的西瓜仿佛在炎热的天气里咧嘴笑着。他看到我穿过马路向他走来时,脸上露出了开心和惊讶的表情。他有点慌乱,机械又敷衍地吻了下我的脸。
“睡得好吗?”他问。
当时已经快到午餐时间了,我又整个上午都在外面,但他明显想要营造一种亲密的氛围,继续延续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就好像昨晚我们在出租车候车处道别之前。其实我在那间蓝色的小卧室几乎没怎么睡觉。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里一个戴着软毡帽的男人仰头大笑。当你仔细看的时候会发现他没有脸,只有一个椭圆形,中间留出他咧嘴大笑的空白。我一直等着房间光线转亮,他的眼睛和鼻子变得可见,但是并没有。邻座男人说他的车就停在转角处。他犹豫了一下,把手放在我的后腰,领我朝那个方向走去。他的手很大,有点像鹰爪,布满白色的汗毛。
他说,他有点担心我会看不上他的车。他想着我也许会想象他的车很高级,如果那样的话他会很难堪的;他本人不怎么在乎车,他觉得在雅典,有这样一辆车已经足够了,但你永远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他只是希望我不会失望,仅此而已。我们进了车子,车很小但干净,除此之外很普通。他说,船泊在四十分钟车程外的海岸。他之前把船停在离城市更近的船坞,但停泊费太贵了,所以几年之前他决定换个地方。我问他家在城市中心的什么位置,他含糊地用手指向窗外某个方向,说在那边大概半小时车程的地方。
车子驶向宽阔的公路,六个车道并行,车辆无休止地喧嚣着,城市的噪音和热气让人难以忍受。车窗大开着,男人开车时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放在窗沿,衬衫袖子在风中狂舞。他开车时极其莽撞,从一条车道蹿到另一条,说话时完全不看路,红灯时其他车的车尾一直顶到他的风挡玻璃前,才引起他的注意。我因害怕陷入了沉默。我盯着路边,城市中心闪闪发光的建筑已经变成了覆满尘土的空地。我们穿过一个拱形的立交交叉口,喇叭和引擎声震天响,阳光撞击着风挡玻璃,汽油、沥青和下水道的气味从窗外涌入。有一阵子我们和一个骑踏板车的男人同行,他身后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用两只胳膊紧紧抱着他爸爸的腰部。他看起来那么小,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车流、金属栅栏还有载运垃圾的大货车就在他身边几英尺远的地方呼啸而过。他只穿了短裤和背心,脚上一双人字拖。我透过窗户看着他柔软的胳膊,棕色的皮肤裸露着,金棕色的头发飘在风中。随即道路转弯开始下坡,暗绿色林地上杂乱分布着被废弃的低矮房屋;修了一半的道路和房屋似乎永远没有工程结束的一天,细小的树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长出来;再远处,海洋闪着耀眼的蓝。
我一共结过三次婚,车子飞驰下山驶向闪闪发光的大海时男人说。他说他知道自己在昨天的对话中只承认了两次婚姻,但他今天发誓要保持诚实。他一共有过三次婚姻,三次离婚,他说自己就是灾难的化身。我正思索着如何回答,他又说,他有必要提到他儿子,他现在住在岛上的祖屋,状况不太好。儿子极度焦虑,一整个上午都在给男人打电话。毫无疑问,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还会继续打,虽然男人也不接,但他坚持这样做。我问他儿子怎么了,他鸟一样的脸突然沉了下来,问我是否熟悉精神分裂的病症,这就是他儿子患的病。他儿子大学毕业以后二十多岁时患上了这个病,在过去十年间住过几次院,因为许多难以解释的复杂原因,现在由他负责照顾。男人觉得儿子在岛上很安全,只要不碰钱就没事。岛上的人都很有同情心,仍对他们家族心存足够敬意,能宽容对待这些小问题,尽管小问题已经不少了。但几天前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迫使男人要求他在岛上雇来照顾他儿子的年轻护工对他实施软禁。他儿子受不了关禁闭,于是不停给他打电话。他儿子和那个护工轮番打电话给他,护工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合同签订的范围,想要重新商讨工资事宜。
我问他这是不是被他第二任妻子关在地窖里的儿子,他说是的。他之前很善良懂事,但后来去大学读书,恰好也在英国,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他没毕业就回了希腊,给他找工作费了不少心。他之前和他妈妈一起住在雅典城外她和那位滑雪教练共有的房产。男人敢确定,随着他行为的恶化,她发现他拖累了自己的自由。但不管怎么说,她没和他商量就把儿子送到精神病院,这有些过分了。
儿子开始服用药物,变得呆滞而且过度肥胖,实际和植物人差不多。他母亲和现任丈夫按惯例离开雅典,去阿尔卑斯山的居所过冬。当然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但情况几乎没有改变。他母亲不愿再与他有任何联系,如果男人想让儿子出院在外面生活,就得负起照顾他的责任。
我说我很惊讶他的第一任妻子如此无情,在我们之前的对话中,他似乎把她理想化了,这和我对她的印象似乎不太相符。他考虑了一下,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她不是那样的。现在她变了,变成了他不认识的人,他充满爱意的回忆里,是从前的她。我说我不相信人会改变得如此彻底,演化出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念;他们邪恶的那一部分之前只是在沉睡,等待着时机成熟被唤醒。我说,我认为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有多善良,有多邪恶,也永远都不会经历足够的考验去发现这一点。但一定有某些时刻,他瞥见了她可能成为的样子。
没有,他说,根本没有。她以前一直是个优秀的母亲,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孩子身上。女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哈佛拿到了奖学金,之后被一个国际知名软件公司挖走,现在在硅谷工作,他说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地方。我说我听过,不过我一直分不清它是个概念还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我问他是否去硅谷看望过她,他承认说没有,他从未去过那里,他担心去那儿需要他长时间离开儿子。但他的确很久没见他女儿,她也一直没有回希腊。他说,似乎成功会带你远离你所熟悉的东西,而失败会把你困在那里。我问她有没有孩子,他说她没有。她和另一个女人有一段“伴侣”关系——能这么说吗?——除此之外,工作是她的全部。
他说,现在想来,估计他前妻有点完美主义。毕竟他们之间因为一个小矛盾就结束了整段婚姻。如果说有什么迹象能表明,她日后会变成什么样,也许就是她无法容忍任何失败。他们分开之后,她马上开始与一个臭名昭著的有钱人交往,一个船主,奥纳西斯[1]的亲戚:这个男人极其有钱,长相英俊,而且是她父亲的朋友。男人始终没明白他们的关系怎么会结束,因为他觉得那个有钱人有她想要的一切。某种程度上,她选择一个英俊的亿万富翁这件事,能给他一个解释自己婚姻失败的理由,他可以接受败给这样的对手。相比之下,库尔特,那个滑雪教练,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个男人既无魅力也没钱,一年中只在山上有积雪的时候正经地生活几个月;此外,这个男人还有着狂热的宗教信仰和教条主义,显然也要求他的妻子和她的孩子——他们还在家住的时候——接受并服从。孩子们给他讲过:他强制他们祈祷,禁止他们言语,有时候要连续好几个小时坐在饭桌边上,直到把盘子里所有的食物吃干净,他们必须管他叫“父亲”,不许看电视,星期天不许出去玩。有一次男人壮起胆问前妻到底看上库尔特什么了,她回答说,他和你截然相反。
车子正沿着海岸行驶,路过看起来有些破败的海滩,有来野餐、游泳的在那里,路过卖阳伞和潜水器具的路边商店。男人说我们就快到了,希望我不嫌路途遥远。他说,他觉得有必要提前告知他的船很小,以免我期待看到什么豪华游艇。这艘船已经跟他二十五年了,在大风中也稳如磐石,就是很小。船舱仅够一个人舒服地过夜。“两个人也行,”他说,“如果他们很相爱的话。”他常常自己在里面过夜,一年中他会定期花三四天的时间开船横渡到岛上。可以说,这艘船是他的隐居之处,独处之所;他只要驶离海岸,抛锚停泊,便完完全全是一个人了。
终于我们看到船坞了,男人驶离公路,把车停在一个木质的浮动码头旁,一排船停在泊位。他请我在那儿稍等,他去买些食物。还有,他说,船上没有卫生间,我们离开之前我尽量去方便一下。他往公路的方向走去,我坐在阳光下的长椅上等着。船在亮闪的水面上下浮动,船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锯齿状的海岸,海的远处零星散布着礁石和小岛。这里比城市要凉快。大海与公路之间,植被缠绕成丛,海风吹过时发出干燥的沙沙声。我看着那些船,猜想哪一艘是男人的,它们看起来都差不多。周围的人大部分都和男人的年龄差不多,穿着帆布鞋在浮动码头上走来走去,或者在船上忙碌着,灰白的胸膛裸露在阳光下。
他们中有些人盯着我,略微吃惊地张着嘴,强壮的胳膊垂在身体两侧。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英国一个贷款公司的电话,我出发去雅典之前刚刚申请提高我的贷款额度,他们正在审核。处理我申请的女人名叫莉迪亚,她让我今天给她打电话,但每次都转到语音信箱。留言说她今天放假,不在办公室,而她回来的日期已经过了,给人感觉她并不常听语音留言。我坐在长椅上,又接通了她的语音信箱,但这次——也许因为我没其他事情好做——我留了一条信息,说我按约定的时间打来电话,请她回电。做完这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之后,我看到男人正提着一个购物袋走回来。他让我提着袋子,他准备开船。然后他穿过码头,双膝跪下从水里捞出一段湿透的绳子,把另一侧的船拉向自己。船身是白色的,木质,顶棚是亮蓝色,前方有一个很大的黑色的皮质船舵,后方是一个装了软垫的座椅。船靠近以后,男人重重地跳到船上,伸出手接过购物袋。他把东西归位,然后再次伸出手拉我上船,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都站不太稳。我坐在椅子上,他摘掉方向盘罩,把引擎放入水中,解开又系上几条绳子,然后站在方向盘前,发动引擎。引擎在水中发出轰鸣,我们慢慢开始倒出码头。
“我们得开一段,”男人吼道,引擎的噪声几乎盖过了他,“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等我们到了就可以停下来游泳。”他脱掉上衣开船时,裸露的后背冲着我。他的后背宽大厚实,在日晒和年龄的作用下变得皮革一样粗糙,上面有几颗痣和疤痕,几丛粗糙的灰白毛发。我突然涌上了一阵悲伤,也有一部分是困惑,就好像他的后背是一片陌生国度,而我在其中迷路了;与其说是迷路,不如说是被流放,因为迷路意味着失去了找到熟悉事物的最终希望。他衰老的后背似乎把我们两个人都放逐到了各自独立且不可改变的历史中。我突然想到有人可能会说我很蠢,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坐船出海。但其他人怎么想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些想法只在一些结构体中存在,而我无疑早已离开了那些结构体。
我们已经到了一片开放水域,男人换了挡速,船猛地向前跃去,他没注意到,冲力太大导致我直接向后仰了过去。引擎的轰鸣瞬间扰乱了所有视觉和听觉。我紧紧抓住侧面的栏杆,我们呼啸着穿过海湾时我伏在栏杆上面,船头在水面剧烈地上下跳动,船身侧面的水花呈扇形展开。
我生气他没有提前提醒我。我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只能紧抓栏杆不放。我的头发被吹得全都飞了起来,脸被风吹得僵硬。船上下跳动着,他裸露的后背让我越来越生气。他肩膀的姿势像是在炫耀:这是一场属于我的表演。他一次都没有回头看我,因为人们在彰显自己的权利时最不顾及他人。我想知道如果我们到达目的地时他发现我不在船上会是什么感觉;我想象他对下次在飞机上遇到的女人说起他最近的一次疏忽大意。他会说,她一直缠着我要坐船出海,但其实她对航海一窍不通。那简直是场灾难:她从甲板上掉下去了,最后难过的是我。
引擎声终于退去了,船慢了下来,“噗噗”地驶向一个小岛,岛陡直地伸出海面,岛上布满岩石。男人的电话响了,他诧异地看了看屏幕,然后接了起来。他开始说悦耳动听的希腊语,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偶尔用一根手指拨一下船舵。我发现我们正驶向一个小海湾,很多海鸟栖在海岬,粼粼的海水打着转,退下时露出一小旋沙子。岛太小了,无法留下人活动的踪迹,这里除了海鸟之外别无他物。我等着男人打完电话。他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才挂断。是我很久都没联系的一个人,他说,我很惊讶她会打电话来。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放在舵上,脸色沉郁。她刚刚听说我哥哥去世的消息,所以打电话来吊唁。我问他哥哥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他说,噢,四五年前。她住在美国,很久都没回希腊,现在在这儿短暂停留,刚刚听到消息。他的手机几乎马上又响了,他再次接起来。又是一段希腊语对话,和之前一样长,但语气更正式了一些。工作,对话结束之后他摆了摆手,解释道。
船在层层海浪中慢慢停了下来。他走向船后方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放着一个船锚,他抓住链条把它扔到了侧边。这是个游泳的好地方,他说,如果你想游的话。我看着船锚在清澈的海水中坠落。船停稳后,男人踏上船尾,从侧面重重地跳了下去。他离开以后,我用一条浴巾围住自己,笨拙地换上泳衣,跳入水中。我朝相反的方向一路游到岛的边缘,这样可以看到岛外的大海。远处的海岸线密布着参差不齐的形状。这时开来了另一艘船,把锚抛在离我们船不远的地方。我能看到人们坐在甲板上,听到他们谈笑的声音。他们是一家人,有几个穿着亮色泳衣的小孩在水里跳进爬出,海湾时不时响起婴儿哭喊的微弱回声。男人回到了船上,站在那儿用手挡着眼睛,看着我游泳。在此之前,我僵坐了很久,雅典又热,我又见了那么多陌生人,此刻能游游泳感觉很舒服。海水清澈凉爽,海岸线模糊而遥远,近处的小岛不属于任何人。我感觉自己能向大海游出几英里:对自由的渴望和运动的冲动像系在我胸前的绳子一样牵引着我。我很熟悉这种冲动,我明白与我原先所想不同,它并非源自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召唤,而仅仅是一种逃避当下的渴望。那根绳子似乎要将我引向无边无际的无名荒原。我可以一直游向大海,如果我想溺死的话,想游多远都可以。我无法抵制这种冲动,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尽管我已证实这种自由是纯粹的幻象,但不知为何,我仍相信它。我回到船上时,男人说他不喜欢别人游得太远,这让他很紧张。经常有快艇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人船相撞的事不是没有听说过。
他从甲板上的冷柜里拿出一瓶可乐,然后递上一盒纸巾,自己抽了一沓。他花了很长时间彻底地擤鼻子。我们都看着隔壁船上的那家人:两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耍,尖叫着跳入水中,又一个接一个地爬回梯子,身上闪着水珠;一个戴着太阳帽的女人坐在甲板上读一本书,她身边顶棚下放着一个婴儿车;一个穿九分裤戴墨镜的男人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打电话。我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物质表象迷惑且折磨人。就好像我失去了视觉的某种过滤功能,而我在失去以后才发现它的存在,就好像窗户上缺了一扇玻璃窗,风雨没有阻挡地涌了进来,而我也同样感觉暴露在自己看到的东西面前,十分困窘。我常常想起《呼啸山庄》里希斯克利夫和卡茜从黑暗的花园中看向林顿画室的窗户,看着里面灯火通明的家庭生活。那一场景中最致命的是主观性:两个人通过窗户看到不同的事物,希斯克利夫看到他所恐惧且憎恶的,卡茜看到她缺乏且渴望的,但两人都没有看到事物原本的面貌。同样,我开始看到自己的恐惧和欲望外显,开始看到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生活的注脚。当我看船上那家人时,我看到的是我不再拥有的东西。换言之,我看到的东西并不存在。那些人活在他们的当下,虽然我能看到他们,我却无法回到我的那个当下,正如我无法穿过分离我们的这片水域。而这两种生活方式——活在当下与活在非当下——哪种更为真实?
表象,男人回答说,在他的家庭被过分高估后,他学会了把表象看作欺骗与伪装的手段,也许这一认识后患无穷。他知道许多他认识的男人——比如他叔叔,还有他们社交圈里的人——都有许多情妇,同时一生只和一个女人保持婚姻关系。他不知道他父亲和母亲是否也是这样的关系。他把父母看作一个整体,但他又知道他叔叔提奥并不忠诚。他越来越怀疑忠诚是否存在,换言之,他成年一直努力遵循的婚姻模板也许实际上是个错觉。
离男人的寄宿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间提奥经常入住的酒店,提奥经常来访,带他出去喝茶,身边总是陪着一个不同的“朋友”。这些朋友很漂亮,喷着香水。相比之下,伊维妮婶婶皮肤黝黑,又矮又胖。她脸上有几颗疣子,上面冒出极粗极长的黑毛。男人一辈子都为她这个特征而着迷,即使在伊维妮死后三十年,这一特征——象征着美丽易逝而丑陋长存——仍然历历在目。伊维妮死时八十四岁,结婚已经六十三年。提奥叔叔拒绝将她下葬,而是把她封在玻璃箱中,放在恩菲尔德的一个希腊教堂,并在他余生的六个月中每天都去看她。以前,男人每次碰到提奥和伊维妮,都会见到最骇人的暴力,毫无例外:连给他们家里打一个电话都会引发口角,一个人拿起分机辱骂另一个人,要求打电话来的人充当裁判,评论孰是孰非。他父母虽然极其好战,却从未达到提奥和他妻子这样恶劣的程度。他们的战争更冰冷,也许也更刻毒。提奥的父亲在伦敦先去世了,遗体也放在之前伊维妮躺过的同一个墓室,因为提奥的母亲决意要回岛上建一座祖坟,而这个工程太过浩大,并未如期进行,没有在他去世的时候准备好。她是在他父亲病重的时候想到的这个主意,而余下的一年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向他父亲汇报墓地建造的最新进展——正是这座坟墓即将深埋他的遗体。如此非比寻常的折磨算是给他们一生的争吵画上了最后的一笔,但他母亲快要去世的时候——在他父亲之后整整一年,他似乎告诉过我了——墓地还未建造完毕。她在恩菲尔德的墓地与丈夫团聚,直到几个月之后,他们的遗体才被一同运回了他们共同出生的岛上。埋葬工作落到了男人的头上,包括给其他家庭成员的掘墓工作——他需要把两边的祖父母还有几个叔叔婶婶从原来的墓地转移到新的墓地。他坐飞机回来,父母的遗体则用船舱转运。他花了一整天忙着和掘墓者打交道,安排转运棺材之类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看到他祖父回到地面上,他深感不安:他母亲的父亲一生伤人无数,导致了他父母的争执无数;即便已成记忆,他对他女儿施加的掌控也毫不减弱。黄昏时分,他父母最后被下放到庞大的大理石结构中。一辆计程车等着接男人回机场,因为他马上要回伦敦。走到一半,他坐在计程车里突然意识到一件恐怖的事情,在安排所有家人的遗体时,他不知怎么竟忘记把父母并排放在一起了:更糟的是,他坐在出租车后面清楚地记得,两个人中间放的正是他祖父的棺材。他立即叫出租车司机掉头带他回墓地。他们往回走时,他告诉司机必须得帮他,因为天近乎全黑,所有人都回家了。司机同意了,但他们在黑暗中刚一走进墓地他就吓破了胆,逃跑了,只留男人一人。男人说,他不记得他是怎么自己开的棺:他那时还年轻,但即便如此,一定有神助他才会使出如此非凡的力气。他爬下边缘,进到墓穴,不出所料看到下面父母的棺材中间放着祖父。把棺材推入正确的位置并不难,但结束之后他马上意识到,墓室又深又陡,他再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又吼又叫但没有用,他跳起来用手抓墓室光滑的侧壁,试图找到向上爬的落脚点。
我想我肯定找到什么办法出来了,他说,因为我绝对没有在里面过夜,虽然我当时已经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也许最后出租车司机回来了——我不记得了,男人笑了笑。
有一阵子我们两个人隔着明亮的海水看着另一条船上的一家人。我说,我的儿子们像那两个蹦跳的男孩那么大时,两个人无比亲密,都分不清他俩谁是谁。他们从早上一睁眼就毫不停歇地一起玩耍,直到晚上合眼睡觉。他们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一种神游的状态中无止境地发明游戏、计划任务。对外人来说有多虚幻,对他们来说就有多真实:有时候我移动或者扔掉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后来被告知那是他们虚构出的无比神圣的道具。他们可以随时随意进入或者离开他们的故事,跨过那道没人能看见的门槛进入情节。我们家里源源不断地流淌着施了魔法一样的河流,然而有一天河水干涸了:他们共同想象的世界不再运转,原因是他们中的一个人——我都记不清是哪一个了——不再相信那个世界了。这不是谁的错,但我真切意识到,他们生命中那些美丽的事物是他们共同构想的结果,而这些事物严格来说,并不存在。
我说,我估计这也是爱情的一个定义,去相信只有你们两个人可以看见的东西,而这个故事也证明将其作为生活的基础是无法长久的。没有了共享的故事,两个孩子开始争吵。之前的游戏带他们远离这个世界,而如今争吵却把他们带回这个世界。他俩来找我和他们的父亲寻求仲裁、主持正义,开始重视事实,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编成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来反对对方。我很难不把这种由爱到现实的转变看作当时我们家的变故的一个映射。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之前的亲密关系可以变成如此纯粹的负极:就好像所有之前在里面的东西被一块一块地移到了外面,好像家具被从房子里拉了出来,放在人行道上,而它们的数量如此惊人,因为之前隐形的现在都变得可见,之前有用的现在都成了赘余。他们的敌意和之前和谐的程度一样深,然而和谐没有重量,也不永恒,敌意却占据空间和时间。
无形变得立体,幻想变得坚实,私密变得公开。当和平成为战争,当爱变成恨,便有东西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一股与永生纯粹对立的力量。如果我们相信爱使人不朽,憎恶则刚好相反。而使人惊愕的是,憎恨可以如此具象,所经之处无一幸免。他们拼命挣扎让自己摆脱对方,但唯一做不到的就是放过对方。任何事情都可以让他们吵起来,争论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属于谁,因为最细微的措辞而怒不可遏。最终他们被细枝末节逼急了,爆发了肢体冲突,又打又抓,当然这让他们再次回到了对细节的纠缠,因为肢体暴力之后是诉诸正义与法律的持久战。谁对谁做了什么的陈词是一定要进行的,定罪与惩罚的具体细节也必须商定;但是两个人都不满意,更加锱铢必较,因为承诺的解决办法永远无法兑现。讨论的细节越复杂,他们的争执就变得越激烈也越真实。他们每个人最想要的是宣布自己对,而对方错,但把责任完全推给任意一方都是不可能的事。我最终认识到,如果目的是探究真相,那么事情永远无法解决,因为单一的真相不再存在,而这才是问题所在。他们不再有共同的愿景,甚至现实对他们来说都不再相同。他们每个人都只从自己的视角看问题,只有一种观点。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对他而言,他的婚姻起起落落,孩子始终是他的支柱。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爸爸:他估计自己对孩子的爱和从孩子那里得到的爱,比他和历任妻子的感情还要多。他第一次婚姻结束时,无比担心离婚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但他母亲曾经对他说,不论你做什么,家庭生活都是苦乐参半的。她说,即使不离婚也会有其他事,完美无缺的童年根本不存在,虽然人们竭力说服你这不是真的,但根本不存在没有痛苦的人生。至于离婚,即使你像圣人一样生活,即使你努力弥补,你还是会经历同样的损失。一想到我再也看不到你六岁时的样子,我就想落泪——只要能让我再看一次你六岁时的样子,我用什么换都可以。但一切都远去了、离开了。你大可去尝试挽回,但不论结果是什么,都要心存感激。所以即便儿子在社会上失败得彻头彻尾,男人也未曾抱怨过。
像很多脆弱的人一样,他儿子迷恋动物,为了满足儿子没完没了的要求,男人援救过各种无助的动物给它们安家,如此带来的麻烦数都数不清。狗、猫、刺猬、鸟,甚至有一次是一只被狐狸咬得半死的羔羊,男人一整晚都在用勺子喂它喝热牛奶。他说,那次守夜的时候,他祈祷那只羔羊可以活下来,并不是为了它的生命,而是对他与儿子相处方式的一种肯定: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用尽感性与善意宠溺他;如果那只羔羊活下来了,也许能看作是老天对男人的认同——换作他前妻的话,会直接把他儿子遗弃在精神病院。但最后不出意料,第二天早上塔基思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去把那东西埋了;多少次他决定不用残忍的方式对待孩子,但到头来却觉得自己蠢透了。他说,上天似乎特别眷顾他前妻那样的人,他们抛弃所有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东西,只有在故事中这种人才会遭到报应,被追索偿债。
最近的麻烦事发生在上周的一个晚上,他儿子的护工把自己关在房间做博士功课,塔基思趁夜色溜了出去,自作主张把岛上一个栅栏里圈养的动物都放生了。那都是当地一个企业家当作实验品圈养的珍稀野生动物——鸵鸟、美洲骆驼、貘,还有一群比狗还小的小马。所以现在岛上有许多奇异野兽在四处散步。它们的主人初到岛上,不清楚他们家族的渊源,只对自己财产和动物的损失十分愤怒。在他眼里塔基思就是一个流氓、罪犯,而男人也找不出理由为他辩护。他说,你很快会意识到,只有在你自己眼里你的孩子才是无罪的。如果这个世界觉得他们有缺陷,你就必须把他们领回来。当然,这一点他应该早都知道了,因为他精神失常的哥哥现在已经七十岁出头,但还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地方。
他问我想不想在回陆地之前再去游一会儿泳。这一次我待在靠近海湾能看到两只船的地方。高耸的岩石间回响着婴儿的哭声,父亲紧抱着肩膀上的小婴儿来回踱步,母亲用书扇着风,脚下盘腿坐着三个孩子。船上挂着浅色的布帘遮挡阳光,偶尔被海风吸进去又鼓出来,使得他们从视线中消失又再次出现。他们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我能看出他们是在等待婴儿停止哭闹,等待时间释放他们,世界再次向前运转。海湾的另一侧,男人向前游去,又立刻折回,身后留下一条短直的水痕。我看着他从船后方的小梯子爬上船。他在远处的甲板上走动,脚下像滑行似的,用毛巾擦着他厚实的后背。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只黑色的鸬鹚栖在岩石上,一动不动地盯着大海。婴儿的哭声停止了,那家人立刻动了起来,在狭小的空间里换着姿势,好像音乐盒里上了发条转动的小人。爸爸弯下腰把婴儿放回婴儿车里,妈妈站起来转身,两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伸直腿拉住手,摆成五彩风车的形状,他们的身体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我一个人在水中突然觉得害怕,于是回到了船上。男人正在收拾东西,箱盖打开着,正准备收起船锚。他建议我如果累了的话,可以躺在座椅上睡一会儿,他把船开回陆地。他给了我一条毛巾盖在身上,我把毛巾一直拉到脸上挡住天空、太阳和跃动的水波;船在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中向前驶去,但这一次我却觉得舒适。我发现自己进入了半睡半醒的蒙眬状态。我偶尔睁开眼睛,看到眼前陌生的浴巾,又合上眼;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毫无目的地飘过太空,好像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在爆炸中分裂成细小的微粒,从中心向四周飘散。我想起我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此刻身在何方。我闭上眼睛,眼前旋转着船上那家人的影像,像音乐盒里亮闪闪的转盘,机械一般牢牢固定,但是美丽且精确。我无比清晰地回想起小时候,夏天我们总是开一整天车从海滩回家,在无止境的蜿蜒的路上,我躺在父母的车的后座上半睡半醒。两地之间没有直通的公路,只有弯曲的乡间小道,在地图上看就像教科书上毛细血管的示意图。只要开的方向是正确的,其实走哪条路都没什么区别。但我父亲有他喜欢的路,因为在他看来这条路比其他路更直接。所以我们总是走同一条路,一次次地路过其他可能的道路,沿途的路牌指向我们去过或者永远不会去的地方。时间一久,我父亲对旅途的概念变得根深蒂固,成了无法改变的唯一现实,甚至连路过陌生的村庄都成了错误,其实它们存在与否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小孩会躺在后座上,被车摇晃得昏沉恶心。有时候我睁开眼睛,会看到落满灰尘的窗外掠过夏日的景色,在一年之中最饱满成熟,似乎永远不会枯萎,永远不会变成冬天。
船在猛冲之后慢了下来,马达声渐渐停止。我坐起身时,男人礼貌地问我有没有睡着。我们正在靠近船坞,白色的船只在蓝色的背景下极为显眼。船后是棕色的道路,在热浪中变得氲散。所有的景色似乎都在阳光下不停地上下浮动,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动。男人问我饿不饿,那边有一家做索瓦拉奇的餐馆他很熟悉。他问我之前有没有吃过这种希腊烤肉串,做法很简单但很好吃。他会去泊船,把一切收拾停当,如果我能耐心等待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东西了,之后他会开车把我送回雅典。
-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已故希腊船王,世界首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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