Ⅹ 事故
某种意义上他创造了她,而她事故当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她其实是作为他的创造物,想要找回自己和他的联系。
“不用管我。”早上七点我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坐在克莉亚沙发上的女人说。
她正拿着勺子直接从罐子里舀蜂蜜吃。两个硕大的行李箱放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她身材瘦弱,脸色白得像乳清,头发像开瓶器一样螺旋卷曲。她大概四十岁,脖子尤其长,头小得不成比例,像一只鹅一样,说起话来发出特别的嘎嘎声,更强化了这种印象。我注意到她浓重的黑色眉毛下,没有眼睫毛的眼睛是淡绿色的,一眨不眨。她眼皮微皱,像是看到刺眼的光时扭曲的表情。公寓里闷热逼人,她穿着酒红色的丝绒外套、衬衫、裤子,还有一双看起来很重的黑色皮靴,一定很不舒服。
“我刚从曼彻斯特飞过来,”她解释说,“那边在下雨。”
她很抱歉来这么早,227航班的时间不太合适,她不能带着行李箱去咖啡馆,也想不到别的事情可以做。出租车司机帮她把行李拿上楼,她不该告诉他自己是来雅典教写作课程的,从机场到这儿的半小时路程他滔滔不绝地把他正在写的一部科幻小说事无巨细地给她讲了一遍。他的英语很好,不过有明显的苏格兰口音——他在亚伯丁开了十年的出租车。有一次他拉的是作家伊恩·班克斯,伊恩对他大加鼓励。她试图解释自己是个剧作家,但他说她讲得太专业了。对了,我叫安妮,她说。
她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又坐下。我从克莉亚的大窗户上看到我们的影子,两个女人在早上七点雅典的一间公寓彼此握手。她的手苍白瘦削,握手时紧张用力。
“这地方挺好的,”她说着四处看了看,“我不知道该抱什么期待——这种情况下你永远都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对吧?我以为会比这里逊色得多,我来的路上提醒自己为最差的情况做好心理准备,看来有效果。”
不知为何,她以为自己会被扔在什么脏兮兮的公寓里,地处偏僻,周围有狗吠,有小孩尖叫,人们在几十米高的窗沿上拉了洗衣绳,把衣服挂在上面,她甚至想象楼下就紧挨高速公路。也许是因为她在来的路上在出租车里看到这样的地方,没有仔细想就记在脑海里了,她还以为自己多少会被虐待,至于为什么她也不知道。这儿挺好的,她说着又环顾四周,充满惊喜。
她又把勺子伸进蜂蜜罐子,举起罐子来让蜂蜜滴进嘴里。“不好意思,”她说,“都是糖的错,我一开始就停不下来。”
我说如果她愿意的话厨房里有吃的,她摇了摇头。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她说,“用不了多久我就肯定会去厨房的。”
我进了厨房煮了点咖啡。房间闷热,我打开窗户,远处车流的声音传了进来。窗外白漆建筑的背面藏在阴影里,后续的扩建物都是奇形怪状的矩形,夹在两个建筑物中间,有些地方几乎碰到了一起。向下看,地面藏在街区和矩形建筑形成的沟壑中,在阴影里静止不动,远远地看不清楚。太阳在房顶的边缘像一柄弯刀。
“走廊的那个女人,”我回来以后安妮说,“把我吓得半死。我刚进来的时候以为那是你。”她的声音又嘎嘎响起,她把手放在长脖子上说,“我不喜欢幻觉,我总记不住它们是幻觉。”
“她也吓了我好几次。”我说。
“我一直挺紧张的,”安妮说,“你也许能看出来。”
她问我在这儿多久了,学生们怎么样,以前来过雅典没有。她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语言障碍的问题:用非母语写作,这想法挺大胆的。她说想到人们被逼着使用英语,在过程中必须放弃很多自我的东西,几乎让她觉得愧疚,就好像告诉别人只能带点随身物品离开家一样。但是那个想象的画面中有一种单纯吸引她,似乎充满了自我重塑的可能性。从某种角度看,远离思维和语言的复杂是挺吸引人的。比如她发现,自己说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没法讲笑话。
她说英语的时候是个挺幽默的人,但说西班牙语的时候——她有一段时间说得很好——她并不幽默。所以她觉得这并非翻译的问题,而是适应的问题。一个人的性格被迫适应新的语言环境,去重新塑造自己,这是挺有趣的想法。她说贝克特[1]把同一首诗写过两遍,一次用法语,一次用英语,似乎想用双语能力证明他能分裂成两个人。而语言的障碍,归根结底是不可逾越的。
我问她是否住在曼彻斯特,她说不,她只是刚刚在那儿教完另一门课,所以直接从那儿飞过来。长途奔波有点累,但是她需要钱。她最近几乎没有写作,倒不是说写剧本能赚什么大钱,至少她写的那种不是。她的写作不久前出了个“事故”,作为剧作家,她知道这次事故成为导火索,引发了接二连三的许多状况。也许即使不出这个事故,状况还是会出现。她也说不准。
我问她是什么状况。
“我管它叫概括。”她用欢快的语气嘎嘎叫道。不管她有什么新的题材,还没有写多少就开始概括了。通常她只用两个字的词语,比如冲突,再比如丈母娘,虽然严格说这是三个字。一旦事情被概括,不管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它就已经死了,成了瓮中之鳖,她就写不下去了。为什么要花费所有精力去写一部以嫉妒为题材的长剧本,而嫉妒两个字就能把它概括全了?而且还不只是她自己的作品——她发现她对其他人的作品也这样,她发现甚至是她仰慕的那些大师的作品,或多或少也可以被概括起来。连贝克特,她的神,也因为无意义这一概括而毁灭了。她感到一个词开始浮现,她试图把它压抑下去,但它一直上升、上升,直到不可逆转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而且不仅是书,也涉及了人——一天晚上她和一个朋友在喝酒,她看着桌子对面想到朋友这个词,她甚至严重怀疑他们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她用勺子刮了刮罐子底部。她说她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文化疾病的表现,但这种疾病已经太过入侵了她的内心世界,她甚至觉得连自己都被概括总结,开始怀疑既然用安妮的生活就可以概括,那她一天天过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问她之前她说的事故——如果她用的是这个词——是什么。她把勺子从嘴里拿出来。
“我被抢劫了,”她嘎嘎地说道,“六个月前,有人差点杀了我。”
我说这太可怕了。
“每个人都这么说。”她说。
她已经吃完了蜂蜜,正在把勺子上的残余都舔干净。
我问她,真的不需要给你找点东西吃吗,你看起来明显很饿。
“还是不了,”她说,“像我刚才说的,我一开始就停不下来。”
我建议给她找点分量不大,很快就能吃完的东西。
“那好吧。”她犹豫地说。我打开咖啡桌上洛莎给我的粉盒子,给了她剩下的唯一一块蛋糕。她接过来拿在手上。
“谢谢你。”她说。
事故的一个后果,就是她丧失了正常吃东西的能力——不管吃什么食物。她猜想她曾经一定知道怎样做,因为她活了这么久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无论如何她也想不起来这些年她是怎么吃的,吃了些什么。
她曾结过婚,丈夫是个很好的厨师,对吃东西的次序有近乎狂热的讲究。她上次见他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前了,他建议他们一起出去吃午饭。他们选了一家入时的餐厅,她现在不再去那种地方了,因为花销太大,而且因为她现在没有钱,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再去那种地方了。她坐下来,看他点餐,慢慢吃掉前菜、主菜和甜点,每份菜分量都很小,近乎完美——前菜是牡蛎;她没记错的话,甜点是新鲜草莓和一抹奶油;之后是一小杯浓缩咖啡,他一口就喝完了。她自己只点了一个配菜沙拉。之后他们离开餐厅,她路过了一家甜甜圈店,走进去买了四只甜甜圈,然后站在街上一只一只吃完了。
“我从没和任何人讲起过。”她说着把洛莎的蛋糕举到嘴边咬了一口。
她继续说,看他吃东西,她感到两种情绪:首先是渴望,然后是恶心。不管他吃东西的场景触发的是什么,她既喜欢又讨厌。渴望的情绪很容易理解:希腊人叫作nostos(思乡情),我们翻译为“homesickness”(思乡病),虽然她并不喜欢这个词。把一种情感状态比作一种病 , 可 以 说 是 很 英 式 的 做 法 了 。 但 那 天 她 意 识 到homesickness也概括得差不多了。
事故发生之后,她前夫没怎么帮忙。他们已经离婚了,所以也许她也不应该这样期待,但她还是很惊讶。那件事发生之后,她首先是给他打电话的——这也许是出于习惯,但说实话她仍然觉得他们之间有牢不可破的联结。
然而她那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很明显他和她看法不一致。他礼貌、疏远且生硬,而她则很愤怒,哭得歇斯底里。在那些黑暗的时刻,截然相反这个词跳到她脑海里。
事故后来是通过其他人被澄清的,有的是陌生人:警察、心理咨询师、一两个好朋友。但那是一场混乱,毫无意义的旋涡,她丈夫的缺席让她感觉像是丢了磁心一般,没了它一切都无法解释。男女的两极分化是一种架构,一种形态:只有在消失以后她才感觉到它的存在,而这种均衡架构的坍塌导致了之后所有极端的灾难。换句话说,她被一个男人抛弃直接导致了她被另一个男人攻击,直到两件事——事故的出现和她丈夫的缺席——几乎变成了同一件事。她之前以为,婚姻的结束是为了慢慢地厘清它的意义,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重新阐释,但对她而言,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时他迅速又圆滑地摆脱掉她,她在被甩在后面的同时几乎松了口气。那几次和咨询师的强制会面中,他穿着西装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偷偷瞄他的手表,偶尔敷衍大家说他只想要一个公平的结果,其实他完全可以送一个他的纸板人像过来,因为他明显心不在焉,已经飞奔着跑进了一片新天地。他们的结束就是结束,绝非重新阐释。不久他就和一个贵族的女儿——哪个地方的伯爵——买了一栋房子,那女人怀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他离开她是因为她和十年前相遇时一模一样:一个身无分文的剧作家,有一些演员朋友和一大批不值钱的二手藏书。但她觉得自己完全改变了,她通过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某种意义上他创造了她,而她在事故当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她其实是作为他的创造物,想要找回自己和他的联系。她早已切断了与结婚之前的自己的联系——那个人不再存在,所以事故发生的时候两种危机发生了,其中之一是身份危机。换句话说,她不知道事故发生在谁身上了。因此,这个关于适应的问题可以说一直萦绕在她脑际。她就像是一个忘记自己母语的人,这个想法同样吸引她。事故之后,她发现自己忘记了很多词汇,比如关于自我的母语:她平生第一次觉得语言背叛了自己。她无法向自己或是他人描述发生了什么。当然了,她现在正在谈论这件事情,而且是不停地谈论。但她谈论的时候却不涉及这件事的本质,好像蒙了层雾,神秘且不可触及。
在来雅典的航班上她开始和坐在邻座的男人说话。她说,正是他们的对话让她决定探索这些主题。他是一个外交官,最近刚刚被派驻到雅典。他的工作让他驻扎全球各地,因此习得了许多语言。他说他在南美长大,所以母语是西班牙语,然而他的妻子是法国人。他的家庭——他、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说通用语言英语。他们在加拿大住了很多年,所以孩子们说的是美式英语,而他自己在伦敦长住的时候学会了英式英语。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意大利语和汉语,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年间学了一些瑞士语,能听懂俄语的工作用语,不费力气就能说不错的葡萄牙语。
她坐飞机总是很紧张,所以她开始说话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但事实上她对他的故事,对他用多种语言进行的人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她不停地问问题,尽可能从他身上获得详细信息。她问他的童年、父母、教育、事业发展、他与妻子的相遇、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他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岗位;而她听他的回答越久,她越觉得有些本质的东西被勾勒出来,不是关于他,而是关于她自己。她意识到,他说得越多,一条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他站在这条边界的一边,而她则越来越明显地站在另一边。换句话说,他描述的正是她不具备的东西:他说的所有事,她都能在自己的本性中找到反面。但这种反向描述——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通过一种反向曝光让她清晰地意识到一些事:他说话时,她开始看到自己的形状和轮廓,周围被无数的细节信息填充,但形状本身是空的。然而即使这个形状的内容是未知的,却也第一次让她在事故发生后有了一种“我是谁”的认知。
她问我介不介意她脱掉靴子,因为她开始觉得热了。
她把丝绒外套也脱了。这几个月,她一直觉得冷。她体重减轻了不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那个男人,她飞机上的邻座,体形很小,几乎可以说是迷你。她很久都没觉得自己这么高大了。他矮小而精干,手脚像小孩一样,坐在相隔那么近的座位上,她越来越觉察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她从没胖过,事故之后她绝对又缩水了不少,而现在,现在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意识到她干净利落的邻座可能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坐在他身旁,这一区别变得明显起来。她作为女人的一生一直都是没有固定形状的——体形一直在变化——这已经成了一种物理现实,某种程度上,她丈夫是她的镜子,但这些天她发现自己失去了那个映象。事故之后,她减轻了至少四分之一的体重。她记得在街上碰到熟人,都说她瘦脱形了。有一阵人们不停地跟她说这样的话,告诉她她在枯萎,即将凋残。对大多数她认识的人来说,四十多岁是走下坡路的年龄,因为疲于奔命,他们的期望变得模糊,身体变得松弛或发福。但对她而言,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之后,她的身体线条仍然尖锐,期望仍不减退。有时候她觉得就好像她刚到一个派对,而所有人正要离开,都要回家睡觉了。对了,她睡眠不好——很庆幸我今天就要回家了,因为她看到公寓很小,她要是半夜三点钟逛来逛去肯定会把我吵醒的。
如她所说,当时坐在她邻座边上,她突然生发出再次认识自己的欲望,她想认识自己的模样。她发现自己在想象和他上床是什么情景,他们是否会因为彼此差别太大而觉得对方恶心。他说得越多,她越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否他们的区别现在只会引起相互嫌恶。这个区别,这一界限现在具象化了,不再是大小、形状、态度的区别,而是成了她能在脑海中清晰看见的一个焦点,那就是——他的生活由理性管束,而她的生活由感性支配。
她问他是怎样学会的这么多种语言,他给她描述了他的方法:在大脑里为每种语言建立一座城市,把它建得坚不可摧,这样不管他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不管他离开多久,这座城市都永远矗立。
“我想象着那些语言的城市,”她说,“想象他从一座城游荡到另一座城,想象高耸的建筑中他瘦小的身影。我说这一画面让我想起写作,只不过一部剧更像是一栋房子而非城市;我记得以前建起一栋房子,离开时回头看它还在那儿,那让我感到自己无比强大。而同时我也记得另一种感觉,就是我很确信自己再也写不出任何一部剧了。我甚至想不起来最开始是怎样写出的第一部剧,我的步骤是什么,用了什么材料。但我知道我现在不可能再写剧本了。我不可能漂浮在海上,在水上建一座房子。
“我邻座说的话让我很惊讶,他承认六个月前到雅典时,他的希腊语没有任何形式的进步。他拼尽全力,甚至请了一个私人教师每天到使馆两个小时,但他一个词都记不住。私教一走,他学的所有东西就消失了。他发现不管是在社交场合、会议、商店还是饭店,只要他一张嘴,一片空白就像大草原似的,从嘴边一直延伸到脑后。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他也不明白这是他的错还是这个语言本身有什么问题。他说她可能觉得这想法好笑,但他相信自己的经验,所以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我问他的妻子和孩子学语言怎么样,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难。他承认说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加拿大了,那时他们的生活已经扎下了根,不好搬迁。他的妻子有工作和朋友,孩子们不想离开他们的学校和社交圈子。这是他们家庭第一次分开。他一开始没有告诉我这一点,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不太相关。
“我又问他有没有想过他无法学好希腊语可能和他家人不在身边有关。这不一定是多愁善感,只是他一贯取得成功的条件不存在了。他考虑了一会儿,说也许的确如此。但他心里还是认为希腊语本身没什么用。这不是一门国际语言,外交界的人都说英语。学希腊语对他来说是浪费时间。
“他的这番话中有种十分坚决的成分,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对话结束了。的确,即便航程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彼此之间再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坐在这个男人身边,感受到了他沉默的力量。我几乎觉得我在接受惩罚。然而事实不过是他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拒绝让我为之赋予任何重要意义,而他看出我对这种意义的解读呼之欲出。这几乎是一场意志力的抗衡,他的理性对抗我的感性。我们中间只隔了一个扶手,我等他对我发问,毕竟这才算礼貌,但他没有,尽管我已经问了他那么多问题。他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连冒犯别人也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看法正在受到威胁。”
她坐在那儿,思考着她一直以来为自己开脱的习惯,思考着这种把人拒之门外的沉默的力量。最近,自从事故发生以来,一切都变得更难解释,开脱变得更加悲惨刺耳,连她最亲近的朋友都告诉她别说了,就好像如果她继续说,这件事就会继续发生。但如果人们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难道不是一种背叛吗?比如,从来没有人说我们不应谈论历史;对历史而言,沉默就意味着遗忘和背叛。人们最害怕的就是遗忘历史,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却冒着被遗忘的危险。历史其实是看不见的,虽然它的纪念碑矗立着。建立纪念碑只留下了一半历史,剩下的一半要靠解读。然而还有比遗忘更糟糕的,那就是误读,偏见,对历史的选择性描述。真相需要被讲出来,真相不会讲述自己。比如,她把事故交给警察去处理,发现自己或多或少被冷落在一边了。
我问她是否介意告诉我事故是什么,她的脸上出现了戒备的神情。她把两只手放在喉咙间,两根青色的血管凸起。
“有人从树丛中跳出来,”她嘎嘎地说,“想把我勒死。”
她希望我能理解,尽管她之前讲了那么多,她其实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她很努力地把它总结起来。那天对她而言,戏剧成为真实,它不再停留于理论,不再是一个内部的架构,让她藏在里面向外看世界。某种意义上,她的工作从树丛中跳出来袭击了她。
我说在我看来,许多人一生中都会有这种感觉,不是工作,而是人生本身。
她坐在沙发上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她的手叠放在腹部。她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我告诉她航班是在几个小时之后。
“太遗憾了,”她说,“你期待回去吗?”有点,我说。
她问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觉得她在这里必须去的。
她知道这里到处都有全球文化意义的景点,但不知为何她觉得这想法挺让人受不了的。如果有什么我个人很喜欢的秘密景点,她很愿意知道。
我推荐她去阿果拉,看看那里列柱上无头的女神雕像。那儿很凉快,很安静,巨大的大理石身体遮在看似柔软的布料下面,无言无名无姓,有种莫名的慰藉。我曾经在那儿和我的孩子们待了三周,我们被困住了,所有飞出去的航班都取消了。虽然看不到,但据说天上有很多尘埃结成云团,人们担心那些小颗粒会卡在引擎里。这让我想起,中世纪预言家所说的世界末日,这些云团肉眼无法觉察,但却可信。所以我们在那儿待了三周。而且因为我们本不应该待在那里,我觉得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隐形了。那段时间,除了我们相互之间,再没有和任何人讲话。虽然我在雅典有朋友,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但是我没有,那种隐形的感觉太过强烈。我们在阿果拉待了很久,这个地方在过去被入侵、毁坏、重建过无数次,直到最近才被抢救修复。我们后来变得很了解这里。
她问我是否还想再去一次,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她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地方,而且如果她去散散步的话,也许能把注意力从食物上移开。
我说她应该试试索瓦拉奇,吃了就从此再也不会觉得饿了。
索瓦拉奇,她说,对,我听说过。
我的电话响了,飞机上邻座那个男人欢快的声音从电话那头毫无拘束地传了过来。
他说他希望我今天早上还好,他相信再不会有什么事情烦扰我了。他看我没回他短信,所以想直接给我打电话。他一直在想我,他想知道我上飞机之前有没有时间再出一趟海。
我说恐怕没有。希望下次他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再见,但现在我和另一个人有约,要去逛逛景点。
这样的话,他说,我今天就在记挂中度过吧。
你是说寂寞,我说。
不好意思,他说,我想说的就是寂寞。
-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爱尔兰作家、诗人、剧作家,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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