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者的王国
虽然是新科技推进了业余爱好者的这种行为,但它的内在动机历史悠久。电视以及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和今天有很大不同。植物学——收集、鉴定、归类所有的花卉,是19世纪最流行的消遣之一,你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一群自称”植物迷”的业余爱好者曾携带旅行指南和样本箱,穿过了美国广袤的森林、沼泽、大草原、沙漠。这些业余植物学家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那时只有极少数植物学专家给予他们鼓励和指导。
到了20世纪初,一切都变了。植物学领域充斥着众多专业人士,他们嫉妒业余爱好者做出的贡献,却无视其能力。专家们认为,业余爱好者玷污了本来很纯净的学术纪律。1897年,他们成功地将”自然研究”从高中的课外学术活动中剔除,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立即减少了。20世纪头几年,植物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变得专业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专业化的研究院将艺术和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挡在了门外。后来,他们中的一些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以自己业佘的身份为荣,如果被叫做专家,他们反而会觉得是种侮辱。业余爱好者的情况有了改变和发展。
弗朗西斯·培根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建立和普及了科学硏究的归纳法。但科学其实是培根的副业。在他的时代,培根是人所共知的律师、作家、政治家和大臣。
他还是一名贵族。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贵族阶层厌恶所有职业,他们认为通过劳动获得金钱是下等人的所为,追求知识本身却受到尊敬和羨慕,但前提是追求的是广义上的概念,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知识。谁能够投身于如此旷日持久又不会带来收入的脑力劳动呢?自然是有钱人。发展到这个程度,科学合作毕竟已经存在了,它对人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的科学合作是以绅士俱乐部的形式存在的。那时根本没有学术期刊一说。
受到培根的巔峰之作《新工具》(Novum Organum)的激励,一群哲学家、医生、业余天文学家以及数学家,组成了一个被他们称为”隐形学院”的”学习机构”,平时通过信件互通有无,与学术机构没有任何金钱和组织上的联系。但无论如何,这里主要是有钱公子为将来能进入法院或成为大人物做准备的地方。“隐形学院”的目的是”通过实验性的调查研究获得知识”。一些成员成为了那个年代知识文化方面的先驱,包括罗伯特·胡克(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掩盖了在建筑方面的贡献),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他在建筑方面的成就掩盖了科学成就),还有罗伯特·玻意耳(他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这些人都可谓业余爱好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个说法和现代人的理解不一样,它不是褒义说法。
这类具有启蒙作用的尝试同样发生在艺术界。举个例子,提到卢梭,人们最熟悉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它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火种。但在他的年代,卢梭是凭借喜歌剧(又称”谐歌剧”,是与正歌剧对立的歌剧种类),散文和小说广为人知的。
1660年,隐形学院已经被制度化,更名为英国皇家学院。接下来的100多年,英国皇家学院的成员——照现代的定义,都是业余爱好者——将肩负起推动人类学术界最重大进步的责任。“业余爱好者的典范”——这个说法的拉丁文词源是amare,意思是”去爱”,它的原型是”绅士学者”的意思,后来有所改动。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第一阶段,对专业化的要求更高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讨论的重点就是专业化分工的原则。他写道:“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成型的,每一个艺术领域的劳动力分工程度,和它建设性力量的增长成正比。“正如斯密预测的那样,随着工业化的加剧,个人的工作职能逐渐简化为”某种简单的操作”。
19世纪,大学成为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取代了贵族。成长中的美国和欧洲大学,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学术机构。专业化出现后,许多更为严苛的方法论随之传播,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对业余爱好者的敌意逐渐扩散——随着商业市场的出现,科学和艺术也变得越来越追求专业化。
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在其1830年的著作《英格兰科学的衰落》中指责英国皇家学院开始变得老朽和庸俗,向那些最富有但往往最无关紧要的成员谄媚。巴贝奇提到,相比之下,因为重视价值和专业化,拿破仑·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学术研究系统繁荣兴旺——离开传统的资助人后,这些学术机构的存在完全依赖政府基金。
英国皇家学院的成员没有工资(一般也未经培训),他们的责任就是对某个项目有”传说中”的兴趣。英国皇家学院让曾经的绅士文化日渐乏味。自1831年起,国家为了抵制这种不良影响,成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巴贝奇的文章从那年开始有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职业选择,正是出于对这种职业精神的领悟,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年轻的时候,达尔文已经对植物学着迷,上大学后,他仍对此兴趣盎然。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深信儿子应以宗教或医学为生。
但到了19世纪中叶,时代不同了。科学家团体日渐受到尊敬,借此,年轻的达尔文说服了父亲,乘坐”小猎犬”号轮船,踏上了自己宿命中的旅程。
19世纪,工业革命体现了斯密的劳动理论。工业革命中,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比以往更加专业化,逐渐展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一流的效率。在美国密歇根的高地公园,亨利·福特的汽车装配车间里,这种效率达到巅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学术机构中也出现了劳动分工,并在现代化研究型大学建立后出现了高潮。现在,本科教育和学术成就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教授们必须在日渐增多的纪律约束下工作。即使艺术和科学的分类细化,大学教育的重点还是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文艺复兴理想上。为了适应上层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大学开始培养”多才多艺”的年轻人,毕业后他们将在正统的法律机构和大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我们的大学实质上仍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加工品,文艺复兴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那时模范公民能够使用钢笔、犁头和量角器。这是一件好事,它让每个人变得有趣和好奇,但这类人希望通过有意义的劳动,获得有回报的人生。
这时,众包出现了。
中产阶层受教育过多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虽然大学的课外活动还是老样子,但大学生的数量有所改变。美国军事法①使得中产阶层终于有钱负担上大学的费用。根据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原来的4倍”。
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
但是,要求专业学位的公司越来越多,逐渐占了大多数,这与”自由教育”的观念相冲突。尽管近年来的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诸如工程、商业、通信等能尽快学以致用的学位,但佐治亚大学高等教育教授希拉·斯劳特还是注意到,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全神贯注的人类学学生,就像我自己那样,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从创造’游戏空间’来看,大学并不鼓励专业化。游戏空间,是鼓励学生尽可能地广泛尝试和体验。
“斯劳特说。
斯劳特注意到,学生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者播客之类的技能,但会非常迅速地将这些所学运用到他们的课余生活中。这些开始是选修内容,逐渐成为兴趣,在学生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果能轻易在论坛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
虽然大学生专门学习各种专业,但找到一份真正学以致用的工作的毕业生还是越来越少。
取得艺术学位的人比一般学位的数量增长更快,但只有少数学生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并以此为生。如果留校,他们得到的也可能只是一个附属职位,薪水很少,缺乏保障。即使是这样,能获得这个职位的学生也不多。相比之下,较多的人会去找一份应用艺术的工作,比如插画或者设计,他们会因此深感幸运。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艺术专业,几乎没有一个科学专业能以”纯科学”生存,化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很可能成为某个投行的银行家或者管理咨询师,正如他能成为化学家一样,无须介意将自己的所学用于专业外的地方。
结果是,相当多的人在本职工作以外找到了他们认为最有意义,最具回报的劳动内容。众包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它是利用业余爱好者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无意中给了非职业人士与专家同台竞技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专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欣然接受了业余爱好者,这奇怪吗?那些曾认为”如果我在那个位置,我也能做他的工作”的人,现在可以印证自己的想法了。人们喜欢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专家、理论家,或者电视节目里夸夸其谈的人。广受欢迎的”真人秀”无疑是这种集体狂热的表现,然而这个主题其实在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从未如此之低。2006年12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公众信任度和尊敬度’的排名中,政客仅排在汽车推销员之前,记者以微弱优势险胜政客。
这样的调查给了人们一种误导:大众仅仅是对”专家一族”不抱幻想了,其实那还不是问题的核心——由于知识上的鸿沟,专家和大众曾有着难以改变的差距,现在这种鸿沟已经缩小了。过去,专家获得独家信息,然后向大众翻译;律师在法学院学习我们法律系统的秘密;记者建立人脉,获得内部信息,以完成他们的报道;政治家拥有获取信息的特权,或者是拥有进入(政府)机构的一扇窗口。而今这样的工作方式已成记忆。互联网与这个封闭的系统相对立,它的定义是:由众多节点组成,能够快速而轻易地传播信息。互联网让所有的等级制度化为乌有。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信息想要免费”,是由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作家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句话和字面意思无关,主要是说,万维网的设计颠覆了围绕信息的收费问题。
简单地说,人类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知识,曾经神秘的世界不再神秘。通过互联网,业余爱好者可以获得和专家一样多的信息。2007年3月,极受欢迎的左翼政治博客Talking Points Memo(TPM)请读者帮助仔细搜索由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上千个文件,这些文件与美国司法部长因萨雷斯管理下的美国律师公司有关,其中一些文件因为非法而受到指控。这和奥特朋协会或者康奈尔实验室的鸟类学家采用的方式一样,群众的眼睛是种强大的力量,要学会利用它,结果,TPM的调查记者掲露了司法部内部的一些政治操纵行为。信息在民主化方面远远超过了政治,也超越了法律、媒体和医学。
正如我们在鸟类学的案例中看到的,众包已经影响了那些看似最强烈抵制它的领域,比如科学研究。对影响其他工业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科学无法免疫。“很多在华尔街做股票分析的人都拥有理论物理的博士学位。“肖恩·卡尔森指出。他在建立”业余科学家社团”(简称SAS)方面的杰出表现让他臝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
“他们的’初恋’是科学,所以利用回家后的时间再一次实践纯科学。“卡尔森自己有一个核物理的博士学位,但他在1994年建立了SAS,他相信,“普通人也能参与到非凡的科学事业中来。事实证明,科技很伟大,它帮助我们实现人人平等。“卡尔森提到,类似鸟类学和天文学这样的领域,在收集原始数据方面已经开始日渐依赖业余爱好者。
随着互联网对知识的传播,业余爱好者也开始帮助专家进行数据分析。iStockphoto发掘出数量激增的众多优秀摄影师,他们的专职工作与摄影无关。一个叫做”创新中心”(InnoCentive)的公司正在想办法开发才华横溢、人数众多的科学家的才能,他们最有意义的项目都是在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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