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健康模块
如果一个部落的很多成员都拥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忠诚、服从、勇敢以及同情心,总是愿意帮助他人,愿意为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他们就能战胜大多数其他部落,这就是自然选择。
达尔文
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约翰·卡乔波是美国着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神经学家,也是世界上有关孤独研究的顶尖专家之一。[27]正是因为有了他的研究,孤独对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的灾难性影响才被世人所知。在一个过分尊重隐私的社会,他的工作开始重新恢复了孤立个体与繁荣社区之间的平衡。约翰同意将他的研究用于改善士兵的健康,并创建了在线社会健康模块,他称之为社会复原力。
社会复原力是“培养、投入并维持积极的社会关系的能力,是承受应激事件和社会隔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这是一种将群体连接在一起的黏合剂,它比孤立的个人具有更宏大的目标,并使群体团结起来应对挑战。
近50年来,进化论中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人类从本质上来说是自私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自然选择的优胜劣汰是通过个体进行的,该个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在基因上胜过其他竞争个体。个体选择能很好地解释动机与行为的很多方面,但利他主义却是自私基因理论中的一个障碍。他们的解释是“亲属利他主义”假设,即你与利他主义的对象拥有越多相同的基因,你越有可能表现出利他主义。你也许可以为你的同卵双胞胎手足放弃生命,但不太会为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异卵双胞胎手足)或父母这样做,为表亲这么做就更不会了,为一个毫无关系的人则压根不可能。
这种令人费解的说法无法解释普通的利他主义(其实是帮助其他人令我们感觉良好)以及英雄的利他主义(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基督教徒将犹太人藏匿在他们的阁楼上)。对陌生人的利他主义很常见,以至于伯克利大学教授达契尔·克特纳(Dacher Keltner)在他令人耳目一新的书中宣称我们“人性本善”。
达尔文本人则认为存在一种额外的进化压力——种群选择。我认为这是问题的真正答案。他假设,如果一个种群(由基因无关的个体组成)的生存能力或是繁殖能力超越其竞争种群,胜出一方的整个基因就将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合作,以及如爱、感激、敬仰和宽恕等合作性的蜂巢情感,使该种群拥有了生存优势。一个合作的种群比不合作的种群更容易击败庞然大物。一个合作的种群在战斗中会形成一种罗马式的进攻队列,虽然会牺牲两侧的士兵,但很容易击败一个自私的种群的士兵。合作的种群可以创造农业、城镇、技术和音乐(歌曲、进行曲、笑声可以使群体保持协调)。假如合作与利他主义可以遗传,那么这个群体在传递基因方面会比缺乏合作与利他主义的群体更成功。戴维·威尔逊与埃蒙德·威尔逊是种群选择的大力提倡者,他们让我们想一想不起眼的小鸡。
如何挑选出产蛋量最大的母鸡?自私的基因理论认为,农民会选出第1代中产蛋最多的母鸡,饲养它们生出的小鸡,然后重复几代。到第6代时,鸡蛋产量会高得多,对吗?错!到第6代时,如果仍然使用该方案,那么产蛋量几乎为零,因为大部分母鸡已经被那些具有高度侵略性、产蛋高的竞争对手抓死了。
母鸡有社会性,它们生活在鸡群中,因此群体选择理论建议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提高产蛋量,即饲养繁殖每一代中能生产出最多鸡蛋的鸡群。使用这种方法,产蛋量果然大增。自然选择的逻辑似乎也适用于社会性昆虫。这些极其成功的物种(有一半昆虫是社会性的)拥有工厂、要塞以及通信系统,其进化更支持了群体选择理论,而非个体选择理论。人类也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性正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在社会复原力模块中,卡乔波强调:“人类并没有引人注目的身体,没有进化出天生的武器、盔甲、力量、飞行能力、隐身能力,或是比其他物种更迅速。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推理、计划与合作能力。人类的生存取决于集体能力,即与其他人一起追求某一个目标的能力,而不是依赖于个人的力量。因此,群体的凝聚力和社会复原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些相互理解、交流顺畅、具有凝聚力、相互喜爱、合作愉快、求同存异、能为别人两肋插刀的士兵们最有可能生存并取得胜利。”
社会复原力模块强调共情,即能够知道另外一个士兵感受到的情绪。要想提高共情的能力,士兵先要学习关于反射神经元的知识,将自己遭受痛苦时与观察到另外一个人处在痛苦中时的反射神经元大脑活动对比。两者的活动类似但不完全一样,这让他们可以共情,但也知道自身的痛苦与别人的痛苦的区别。然后发给士兵们一些照片,用以练习如何准确地识别他人的情绪。该模块强调种族与文化的多样性。在美国军队中,多样性是一个悠久而又神圣的传统,也是军队力量的支柱,而不仅仅是一个便利的政治口号。
社会关系健康模块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有关情绪感染的重要新发现。50多年前,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市的5000多名居民接受了生理健康方面的调查。以心血管疾病为主要对象的追踪调查在此后持续进行。正是这项研究,告诉了我们有关高血压以及胆固醇对心脏危害的相关知识。由于这些追踪调查非常精细密集,因此其他非心脏病领域的研究者同样也来开采这个数据库金矿。
数据库中除了生理数据之外,还有几项心理方面的数据(悲伤、幸福、孤独等)被多次调查。由于,所有住宅的真实位置是已知的,因此研究者们可以画出一个情绪的“社会分布图”——地理位置的接近对未来情绪的影响的图表。与孤独的人住得越近,人们就越会感到孤独,抑郁也是如此。不过,最令人大吃一惊的还是幸福感——幸福感比孤独或抑郁更具有感染力,而且它的作用还能穿越时空。如果甲的幸福感在A时刻上升,住在隔壁的乙就会在B时刻上升,而隔了两家的丙也一样,但是程度有所下降,甚至隔了三家的丁也会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幸福发现:幸福感
幸福感比孤独或抑郁更具有感染力,而且它的作用还能穿越时空。因此,一直被严重忽视的幸福感的培养其实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对于鼓舞军队的士气以及加强领导力具有重要意义。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它意味着几个悲伤、孤独或生气的家伙有可能毁掉整个群体的士气,指挥者从来都不知道这一点。不过好消息是,积极的士气甚至会更有影响力,并能提升整个群体的幸福感与表现。因此,一直被严重忽视的幸福感的培养其实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
欧洲航空局在荷兰召开了一个太空心理学家的会议,该会议对2020年的欧洲火星任务做出了规划。我在会议上指出了有关情绪感染力的研究。太空心理学家习惯性地关注减少太空中的消极情绪——自杀、谋杀、恐惧和哗变。他们在地面上等着给陷入情绪麻烦中的宇航员出谋划策。我们听说,有一位美国宇航员因为愤怒而关闭数个轨道的通信,几乎中断了整个地球轨道的任务,而愤怒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反复要求修理音乐播放器,但一直没修好。然而,火星任务不可能依靠坐在诺德韦克(Noordwijk)或休斯敦控制中心的心理学家,因为火星太遥远,与地球轨道之间的通信有90分钟的延迟。
宇航员:“狗娘养的队长!我要关掉他的氧气!”
(90分钟的延迟)
休斯敦的心理学家:“也许你该仔细想一想队长是否真的惹你了。”
控制中心:“队长!队长!……快回话,队长!”
对抗消极情绪的确有其重要性,但在我看来,幸福在太空几乎同样重要。本书的全部主旨就是,最佳表现与幸福感联系在一起;士气越高,表现越好。这意味着,在太空培养幸福感——欢乐、心流、友谊、目标感及成就,在为期三年的任务中更是成败的关键。尤为糟糕的是,目前6名机组成员的选择不是通过心理相容性来确定的,而是由政治决定的——民族、种族和性别要保持平衡。
说来有些让人难为情,是我提出在太空应该有恰到好处的性别组合。安排好性别的相容性似乎相当重要,但在休斯敦,没有人敢把这个提出来,不过在诺德韦克,至少这还是可以谈的(这里到阿姆斯特丹只有一个小时车程)。他们称之为“塞利格曼的问题”,随后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南极探险、攀登喜马拉雅山、俄罗斯太空任务,都曾毁于性别冲突。那该怎么办?该如何策划性别的匹配?需要禁止什么?怎样选择性取向?群交、同性恋、双性恋、一夫一妻,还是无性行为?我没有听到任何解决“塞利格曼的问题”的办法,毕竟这不符合政治原则,他们才不管下半身的事。不过至少,欧洲人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太空幸福感”现在已经被排到了训练表上。
既然有新的数据证明积极的士气具有感染力,那么正确的领导方式就是至关重要的。20年前,凯伦·里维奇和我想要预测NBA中哪些队在失败后会东山再起,哪些队会一蹶不振。为此,我们收集了整个赛季里各队的每一个队员的言论,然后对每一条言论的乐观或悲观性进行打分(“我们打得糟透了,所以输了”得到了悲观的最高分,而“裁判做出了愚蠢判罚,所以我们才输了”得到了乐观的最高分)。于是我们得到了每支队的平均分,并试着预测在下一赛季中,各队在失败后的表现。拉斯维加斯的赌球专家会预测每场比赛的双方最后得分差异,这叫“分差”。正如我们预测的,波士顿凯尔特人(乐观队)一贯在失败后的下一场比赛中扳回“分差”,而费城76人(悲观队)则会在失败后的比赛中拉大“分差”。在失败后,乐观球队的表现会好于预期,悲观球队的表现则会比预期还要糟。
要抽取、评定整整一个赛季中这两支球队每一个队员在每一份报纸上的言论,是一项极其艰苦的研究。即使是对最敬业的科学家或赌徒而言,工作量也是太大了。事后,我们决定只看教练的言论。果然,教练的乐观性也像所有队员的乐观性一样,能够预测球队的复原力。也许我们早就知道,但现在可以确信的是,幸福具有感染力,领导的情绪能够影响全队。因此,选择积极的军官、培养军官的幸福感,就显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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