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树立品格的重要性
19世纪,政治、道德和心理学都以品格为中心。在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呼吁“我们天性中的善灵”(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充分显示了当时的美国人如何看待善行和恶行。1886年芝加哥秣市广场(Haymarket Square)的暴乱是一个转折点。在大罢工中,有人扔了一颗炸弹,然后警察开了枪。在5分钟的混战中,8名警察和人数不详的平民被打死。德国移民被说成是罪魁祸首,媒体谴责他们为“嗜血”、“妖怪”和“恶魔”。在大众看来,是这些移民道德败坏,才酿成了这桩惨祸。他们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4人被绞死,还有一人在行刑前自杀。
左派对此义愤填膺,伴随着抗议,诞生了一个理念——对坏品格的另一种解释。被谴责的总是最底层的工人,他们目不识丁、绝望无助、食不果腹,居住环境拥挤(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廉租房内)。这个新理念宣称,引发犯罪的不是坏品格,而是坏环境。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纷纷响应,最终诞生了一门新的科学,说明环境比品格或遗传更能解释人类行为,这就是“社会科学”。几乎整个20世纪的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姊妹学科,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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