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非凡的入学申请信
入学申请截止期为每年的1月1日,然后,在一系列紧张的面试之后,录取书在2月下旬时发出。我进入心理学系的45年来,招生过程一直如此。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达克沃思(Angela Lee Duckworth)。
2002年6月,我们收到了一份迟来的申请材料。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研究生培养主任约翰·萨比尼(John Sabini)从中干预,这份申请一定会被立即拒掉的。约翰一直是个异类,曾研究过一些不靠谱的问题,比如八卦流言。他认为八卦是一种合理的道德制裁形式,没有法律制裁那么强的惩罚性。他总是与主流的学院派社会心理学对着干,而我则是系里的另一个异类,一般都站在非主流的阵营里。约翰和我闻得到一公里以内的异类。
“我知道这份申请晚得离谱,但是马丁,你必须读一读这封申请信。”约翰在给我写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自己在1964年发给宾大的申请信找出来,与这封申请信相比较了。以下是安吉拉申请信的节选。
到毕业时,我在坎布里奇公立学校的教室里做志愿工作的时间,一点儿都不比在哈佛大学的课堂和实验室里的时间少。在亲眼看到衰败的市区公立学校里失败的学生后,我选择了良心而不是好奇心。我决心在毕业后从事公众教育改革。大四时,我创办了一所非营利性暑期学校,招收低收入家庭的中学生……如今,我创办的坎布里奇夏桥学校(Summerbridge Cambridge)已成为全国公立学校中的模范,被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许多报纸报道,还被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作为案例研究,并赢得了马萨诸塞州的“更好政府奖”(Better Government Competition)。
之后,我获得了马歇尔奖学金(Marshall fellowship),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两年。我的研究集中在阅读障碍中视觉信息的大小细胞通路……当时我决定不读博士……接下来的6年,我做过公立学校的教师、非营利性组织领导、特许学校顾问、教育政策撰写者。
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接触过极好和极差的学生之后,我现在对学校改革产生了一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看法。我认为,问题并不仅与学校有关,也跟学生自己有关。理由很简单:学习很艰苦。没错,学习可以是有趣的、令人振奋和欣慰的,但是,它往往也是艰巨的、令人疲惫的,而且有时会让人沮丧。总的来说,无论学校和老师有多好,那些不想再学习、认为自己学不好、觉得学习没意义的学生,就是不肯去学习。
要帮助那些长期表现不佳但聪明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必须首先认识到,品格至少与智力一样重要。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智慧和政治正确[20]一直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教师、学校、教室大小、教材、经费、政客以及父母,总之是责备学生之外的所有人和所有事情。什么?责备受害者?责备学生的品格?发什么神经!品格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早就过时了。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