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的诞生
剑桥大学的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哲学领域里最有魅力的人物,开创了两次重要的运动。他出生于维也纳,曾为奥地利英勇作战,结果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1919年,身为战俘的他完成了《逻辑哲学论》(Tractatrs Logico-Philosophicus),这本书由编着号的一系列警句组成,它导致了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形成。逻辑原子论认为,可将现实理解为一个终极事实的层次结构,而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只有重复和实证检验过的命题才有意义。20年后,他对于哲学的使命又有了新想法。他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提出,这个使命不是分析现实的结构单元(逻辑原子论),而是分析人类玩的“语言游戏”。这吹响了普通语言哲学的号角,开始系统地分析普通人的言语。
维特根斯坦两大运动的核心都是分析。哲学的任务是对现实和语言的基础进行严格而细致的分析。哲学关心的那些更宏大的问题——自由意志、上帝、道德、美,要在这个初步分析成功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能解决的话)。“凡是我们不能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是《逻辑哲学论》中的着名总结。
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一样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魅力十足的老师。他在空旷的房间里踱步,吟诵着警句,追求道德纯洁,轻松驳回学生的问题,又自责于自己的表达不清,引来无数剑桥最聪明的学生们前去瞻仰。他的才华、惊人的美貌、磁铁般的魅力、非同寻常的性取向,再加上独特的身世(他放弃了一份庞大的家产),都极为诱人,让学生们纷纷爱上了他及他的思想(一旦学生爱上老师,就会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这是普遍现象)。这些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分散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中,在随后的40年中统治了英语国家的哲学界,并把这份迷恋又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们。显然,维特根斯坦学派也统治着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而我们这些学生的脑袋里也灌满了维特根斯坦的教义。
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教义”,是因为它赏罚分明。我们做严格的语言分析能得到回报,比如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对“相同”(same)和“一样”(identical)的仔细分析,后来我的导师还就这个主题,以他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惊人相似的文章。同样,我们也会因为试图谈论“我们不能说的”而受到惩罚。如果学生把尼采那充满魅力的老师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他认为“哲学的意义在于改变你的生活”)当回事,就会背上思维混乱及一知半解的罪名而被开除。没有人问过“皇帝的新装”式的问题,比如“为何一定要先做语言分析”。
老师肯定不会教我们1947年10月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剑桥道德哲学社的历史性会面[10]。波普责备维特根斯坦误导了整整一代的哲学家,让他们研究谜题——初始条件的初始条件。波普认为,哲学要研究的不应该是谜题,而应该是问题:道德、科学、政治、宗教和法律。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将一根拨火棍朝波普扔去,然后拂袖而去。
我真希望自己在大学里曾质疑过,也许维特根斯坦不是现代哲学的苏格拉底,而是牛魔王。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有足够的知识,能看出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学者。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朝错误的方向走。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在1964年拒绝了牛津大学分析哲学的奖学金,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一名心理学的研究生。哲学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游戏,而心理学不是游戏,它可以切实地帮助人类,至少我是这么热切希望的。这个转变是在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我在本科阶段教授笛卡尔课的老师)的帮助下实现的。我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后,去征求他的意见。诺齐克给了我得到过的最残酷的也是最睿智的职业建议:“哲学是对其他事情的很好的准备,马丁。”诺齐克后来在哈佛做教授时挑战维特根斯坦,开拓了一套他独有的方法,以解决哲学问题,而非语言谜题。他做得很巧妙,因此不曾有人拿着拨火棍威胁他,他也为朝着波普倡导的学术方向推进哲学出了一分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拒绝了成为专业桥牌选手的机会,因为桥牌也是个游戏。然而,即使我的研究领域已经从哲学换到心理学,我接受的也仍然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培训。事实证明,我进入的是一个类似的系,一个务虚的、研究心理学谜题的圣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术声望来源于对谜题的严谨研究,但我更渴望研究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例如成就、绝望,这让我时刻难安。
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小白鼠。我发现,不可预测的电击比可预测的电击更让它们害怕,因为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安全的。编辑学术期刊的谜题大师们对这项研究很满意,但它无法直接解决问题。我也研究过习得性无助,它是由不可控制的电击带来的消极感。不过,那也只是个实验室里的模型,高等学术杂志会接受它,但对人类的问题没有直接帮助。1970-1971年出现了转折点,我师从精神病学教授阿伦·贝克(Aaron Beck)和阿尔伯特·斯图卡德(Albert Stunkard),相当于做精神科住院医生。作为抗议,也是为了和贝克、斯图卡德一起学习一些实际的精神病学知识,以使我的解决谜题能力更靠近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我辞去了康奈尔大学的副教授职位,这是我1967年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我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系后,有一天在当地一家熟食店里吃午餐时偶遇贝克。
“马丁,如果你还继续做与动物打交道的实验心理学家,你就是在浪费生命。”贝克盯着我说。我被口中的食物噎住了,这是我所听过的第二好的建议。于是,我成了一名应用心理学家,明确地以问题为目标。我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就被视为异类、“大众化者”,在我的同辈中,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作为一名基础学术科学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让我惊讶的是,尽管我听说在不公开的教员辩论中,大家说我有向应用方向转变的可怕倾向,但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给了我终身教职。从那时起,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打起了攻坚战,但直到1995年,参加一个招聘社会心理学家的委员会时,我才明白自己要攻克的课题是何等的坚难。我的同事约翰·巴伦(John Baron)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点子——招聘一个研究工作、研究爱或玩的人。“这才是生活。”他说。对此,我非常同意。
结果,那一夜我没睡着。
我在脑中扫描了10位世界上顶尖的心理学界的终身教授,结果没有一个是研究工作、研究爱或玩的。他们都在研究“基本”过程——认知、情感、决策理论、知觉。可以指导我们的、让人生有价值的学者在哪里?
第二天,我正好与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共进午餐。他当时80岁,近乎失明,整个人就是部美国心理学史。我问他,为什么这些着名大学的教授们都只研究所谓的基本过程,而不关注现实世界?
“这要追溯到过去的一个决定性时刻,马丁,”杰罗姆说,“当时我也在场。那是1946年,在实验心理学家协会(Societ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的会议上,哈佛、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三所大学的心理学系系主任埃德温·伯林(Edwin Boring)、赫伯特·朗菲尔德(Herbert Langfeld)、萨缪尔·费恩伯格(Samuel Fernberger)在午餐时会晤,一致认为心理学应该更像物理和化学——只做基础的研究。因此,他们将不再聘请应用心理学家。整个的学术界随即也纷纷效仿。”
这项决定是一个重大的错误。1946年,心理学还是一个不稳定的学科,模仿物理和化学也许可以给系主任加点儿分,但它在科学上完全说不通。物理学之前以古老的工程学为基础,在转变成抽象的基础研究之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物理学预测日食、洪水以及天体运动,还铸造钱币。牛顿在1696年主管英国的铸币厂。化学家制造火药,哪怕是在炼铅为金这种不可能的任务里,也积累了很多科学事实。这些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和应用,为应用物理学提出了要解决的基本谜题。与此相反的是,心理学没有被现实世界证实的心理工程,没有基础来引导和规划它的基础研究。
良好的科学需要分析和综合的相互作用。谁都不知道基础研究是否确实是基础性的,除非我们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物理学取得如今的地位,不是因为它的理论——这些理论可能与直觉格格不入,还具有很多争议(介子、波粒二象性、超弦、人择原理等),而是因为造出了原子弹和现代核电站。免疫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医学研究中是一个相对落后的领域,但在沙克(Salk)和沙宾(Sabin)的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后渐成体系,随后才有基础研究的蓬勃发展。
19世纪,物理学中爆发了一场关于鸟儿如何飞行的争论。这场争论在1903年12月17日短短的12秒内结束了——莱特兄弟驾驶着他们自己建造的飞机飞了起来。然后,很多人得出结论说,所有鸟类肯定都是以这种方式飞行的。这也是人工智能的逻辑:如果基础科学仅仅通过将一堆开关电路连在一起,就能造出可以理解语言、会讲话或者感知物体的计算机,那么这一定是人类创造出这些奇妙事物的方式。实际应用经常能引导基础研究,而埋头不问窗外应用的基础研究则无异于自慰。
良好的科学必然有应用与纯科学之间的活跃互动,纯粹的科学家与一流的应用者却都不太认同这一原则。我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系里的异类,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见到纯科学家们对应用的不以为然,但直到我在1998年成为美国心理协会的主席后,才体会到应用者们对科学的怀疑。我是以美国心理协会有史以来最高得票当选的,我把这一压倒性的胜利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我的工作处于科学与应用之间,因此在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两个方面都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是帮助1995年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研究心理治疗的有效性。《消费者报告》使用复杂的统计工具,在大规模调查中发现,心理治疗总体上效果不错,但奇怪的是,这种好效果并非某种疗法或某种疾病特有。那些针对各种疾病实施各种疗法的心理学应用者们很欢迎这个结果。
在赴华盛顿履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一职后,我才发现那些应用心理学的领袖们对我的看法,与我的那些纯粹的科学家同事们如出一辙——披着羊皮的狼。我作为主席的第一项提议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结果它胎死腹中。当时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长史蒂文·海曼(Steve Hyman)告诉我,他能筹到约4000万美元来支持这项提议。备受鼓舞的我与专业实践提高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碰面,它是独立心理学实践者的最高委员会,牢牢控制着美国心理协会主席的选举(除了我这次外)。我向20位意见领袖描述了我的提议,大谈疗法立足于科学实证的好处。他们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最有威望的老前辈之一——斯坦·莫多斯基(Stan Moldawsky)直接否定了我的提议,他说:“如果最终的研究结果对我们不利,怎么办?”
后来,斯坦的盟友之一罗恩·列文特(Ron Levant)在一次喝酒时告诉我:“你麻烦大了,马丁。”事实上,积极心理学正是因为我的这次碰壁而诞生了,因为独立心理学实践者对它不像对实证疗法那样抵触。
我正是看到了应用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才在2005年愉快地同意了执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中心,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学位——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master of applied positive psychology, MAPP)。它的使命就是,将最新研究与现实应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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