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正如我们所见,财富对生活满意度贡献巨大,但对幸福或者心情好坏影响不大。同时,GDP和幸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传统意义上的繁荣与财富是一致的。我想推荐一个更好的目标以及一种更好的衡量方法。它糅合了财富与幸福,我叫它“新的繁荣”。
当国家处在贫穷和战争中时,人们饱受饥荒、瘟疫及内乱的折磨,他们首要关心的很自然地就是减少破坏及建立防御。这种危难困苦贯穿了大部分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国家。在这些情况下,GDP对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当国家变得富饶、和平、丰衣足食、健康、文明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他们会追寻更高的目标。
15世纪的佛罗伦萨就像一盏指路明灯。由于梅第奇(Medici)在银行业方面的天才,佛罗伦萨在1450年变得非常富有。与过去以及欧洲其他地方比起来,当时的佛罗伦萨和平、富饶、健康、和谐。佛罗伦萨开始考虑并讨论如何运用财富。将军们提议攻城略地,而最后科西莫一世(Cosimo the Elder)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赞同,佛罗伦萨把盈余投资在了追求美上。它带给我们的,是200年后人们称绝的文艺复兴。
世界上的富庶之国,如北美、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目前正处在佛罗伦萨时刻:和平、富饶、健康、和谐。我们将如何投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复兴将是什么?
历史被后现代主义者理解成“倒霉的事一件连着一件”。我相信后现代主义者被人误导了,同时又误导了他人。我认为历史就是人类进步的重现,除非你是被意识形态蒙蔽了,才看不到进步的现实。尽管断断续续,但历史记载中道德和经济依然是在发展的。由于我是在大萧条和大屠杀时期出生并长大的孩子,因此我对依然存在的严重障碍看得很清楚。我清楚地看到繁荣的脆弱,看到数十亿人并没有享受到人类的进步的果实。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20世纪这个最血腥的世纪,我们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学会了如何让60亿人吃饱饭,建立了全球化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的购买力提升了5倍还多。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我们开始抑制污染,关爱地球,在对抗种族和性别歧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专制统治的时代即将落幕,而民主时代已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这些经济、军事及道德上的胜利是20世纪值得我们骄傲的遗产。那么在21世纪,我们将传给子孙后代什么礼物?
我在2009年6月的国际积极心理学会(International Positive Psychology Association)第一次国际大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大约1500名科学家、教练、老师、学生、卫生保健工作者及管理人员齐聚费城,聆听积极心理学最新的研究及实践。在董事会议上,宾夕法尼亚应用积极心理学项目的负责人詹姆斯·帕维尔斯基(James Pawelski)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能描绘出什么愿景,就像肯尼迪把人送上月球那样宏大而激励人心?我们的月球计划是什么?积极心理学的长期使命是什么?”
此时,剑桥大学幸福研究院的院长弗利西亚·于佩尔,侧过身来递给我一份她为此次会议准备的论文。我在第1章结束的时候讲述过她的工作,也将在结束这本书时进一步阐述此项工作的前景。于佩尔和苏德中调查了23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4.3万名成年人。他们衡量了国家的蓬勃程度,对蓬勃的定义是拥有较多积极情绪,并在以下各项中的任何三项表现较高:自尊、乐观、复原力、活力、自主和积极的人际关系。
这些都是蓬勃的严格标准。其中三个核心元素(积极情绪、投入、意义)来自幸福1.0理论,但加上其他元素——最重要的是积极的人际关系,就很接近幸福2.0理论了。我建议加入成就作为元素之一,那么处在积极情绪、投入、意义、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积极成就的上游,就是我对蓬勃的定义。
注意,这样的标准不仅仅是主观的。由于测量幸福已变成社会科学领域被人接受(即使不完全被尊敬)的尝试,我的好朋友理查德·莱亚德提倡把幸福(心情好而且认为生活是令人满意的)作为常用的度量标准,因此我们对政治的评价就是它能带来多少幸福。衡量幸福比仅衡量GDP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幸福1.0理论倡导的,但这还不够。第一个问题是,幸福是一个完全主观的目标,缺少客观的测量方式。积极的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既有主观又有客观的成分:不只是你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如何,还有人们对你的感觉如何;不只涉及你的意义感(你有可能被欺骗),还涉及你属于及服务的伟大使命的程度;不只是你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多骄傲,还有你是否真正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对你关心的人和世界产生的影响有多重要。
仅仅用幸福作为评价政治的衡量标准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它会低估世界上一半人的意见,也就是那些性格内向和缺乏积极情感的人。结识新朋友或游览国家公园,对于性格内向的人来说,并不像性格外向的人那样能体验到很多的积极情绪或感到非常欢欣鼓舞。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靠计算一个公园能带来多少幸福而决定是否兴建新公园,我们就会少算了性格内向的人。衡量一项政策能够产生多少幸福,不只要更加客观,还要更加民主。
如何精确测量幸福的各项元素,如何结合财富和幸福的标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各自的比重是多少,在这些问题上,我希望看到激烈的辩论和极大的改进。以下是会产生真正影响的棘手问题:如何衡量国家内的收入差异,如何衡量心流和欢乐在积极情绪中的分量,如何衡量成功教养孩子,如何衡量志愿者工作,以及如何衡量绿地?在关于如何衡量幸福指数的政治和实际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记住,幸福不是人类唯一要珍惜的事物。我绝不是在鼓吹幸福应该是对公共政策唯一有影响的东西。我们珍视正义、民主、和平、宽容以及其他诉求,这些诉求与幸福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然而,未来在召唤我们,在评价和制定政策时看重幸福而不是金钱。这种衡量方法将是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礼物之一。
重新思考幸福
衡量一项政策能够产生多少幸福,不只要更加客观,还要更加民主。
未来召唤我们在评价和制定政策时看重幸福而不是金钱。这种衡量方法将是我们传给子孙后代的礼物之一。
而且,我们的礼物不只是如何衡量蓬勃,也包括更加兴盛蓬勃本身。我强调了蓬勃带来的下游效应,本书大部分的内容也都是在讲述蓬勃的下游效应:当个人蓬勃发展时,健康、生产力以及和平都会相伴而生。考虑到这一点,我现在可以清楚地表达出积极心理学的长期使命。
到2051年,全球51%的人将拥有蓬勃丰盈的人生。
我明白,实现这一点将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也明白其中的巨大挑战。心理学家一对一的辅导或者治疗会有所帮助,但帮助甚微。积极教育将对蓬勃发展有所帮助:老师把幸福的理论嵌入教学内容中,学生的抑郁和焦虑会降低,而幸福感会上升。在军队中进行复原力培训也会有所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因此而降低,复原力会提高,创伤后的成长变得更为常见。心理健康的年轻士兵们将会成为更好的公民。积极商业也会有所帮助,贸易的目标不仅仅是利润,还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意义。不仅以能增加多少GDP,还以能增加多少幸福来评价的政府,会促进蓬勃。积极的信息技术也会对蓬勃繁荣有帮助,甚至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
即使有积极的信息技术的帮助,也不一定能达到51%的目标。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正在积极追求GDP的提升,因此对幸福的重要性的推广一定也要扎根在那里。2010年8月,中国和印度都召开了各自的第一届积极心理学大会。虽然我无法预知亚洲将如何实现不只包含财富的蓬勃与繁荣,但我还注意到了:事实证明,幸福比抑郁更有感染力,螺旋上升的积极目标终会实现。
尼采把人类成长和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称之为“骆驼”。骆驼只会坐在那里,呻吟并忍受一切。有记载的历史中,前4000年是骆驼阶段。他将第二个阶段称为“狮子”。狮子会说“不”——对贫穷说“不”、对暴政说“不”、对瘟疫说“不”、对愚昧说“不”。从1776年甚至从1215年起草《大宪章》时起,西方政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艰难地奋斗着说“不”。这已经不可否认地发挥了作用。
如果狮子真的成功了会怎样?如果人类能够对所有不利条件都说“不”,会怎样?接下来呢?尼采告诉我们,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婴儿阶段”。婴儿会问:“我们可以对什么说‘是’呢?”什么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肯定?
重新思考幸福
我们可以对更多的积极情绪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多的投入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好的人际关系说“是”。
我们可以对生命中更多的意义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多的积极成就说“是”。
我们可以对更好的幸福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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