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遇到和我们信念相左的新信息时,就如斯洛维克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我们会倾向于去怀疑新信息,而不是去自省自察我们自己的信念。
在我儿子人生第一年中,CDC发布的新型流感病毒警报曾起到的最大作用,看起来只是催生了蓬勃的抗菌肥皂和净手液产业。在杂货超市里,不但每个结账柜台旁都有灭菌液备用,购物车旁还准备了灭菌湿纸巾。大包装的灭菌液出现在机场安检入口、邮局以及我所在大学图书馆的流通台上。当流感的威胁已经消退之后,这些消毒液还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对于常规性的消毒灭菌这种习惯,我常略觉勉强。是我爸爸让我对杀灭所有细菌的做法心存怀疑,在医院巡房时,他的手因为反复濯洗而皲裂。爸爸一直保持着“不必杀光所有的细菌”的观念。杀光所有细菌而不是仅仅将它们洗走的做法,让他想起了讨伐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有人问一名修道院院长如何区分虔信者和异教徒,院长回答说:“不用区分,统统杀光——上帝自然心中有数。”
但净手液心中没数,杀起微生物来不加区分、一视同仁,有研究在孕妇尿液、新生儿的脐带血和哺育婴儿的妇女的乳汁中都检测到了三氯生的存在。三氯生学名二氯苯氧氯酚,它是用于抗菌的化合物,被广泛添加在牙膏、漱口水、防臭剂、清洁用品和衣物洗涤剂中,除此之外,它还是几乎所有抗菌液体肥皂和净手液中负责杀菌的活性成分。
关于三氯生,我们只知道它低浓度时能遏止微生物的繁殖,不管它们是有益微生物还是有害微生物,而高浓度的三氯生则能够直接杀死微生物。我们已经了解,三氯生存在于我们的废水中,存在于江河小流里,也存在于处理过的饮用水内。它存在于全世界的野生鱼的体内、蚯蚓的体内,以及宽吻海豚的血液内。而我们还不了解的是,这么广泛分布的三氯生,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多项在小鼠、大鼠和家兔中进行的动物实验,按照实验结果,三氯生对人毒性可能不大,但是长期和多次接触会造成的长效影响,目前还不尽了然。2008年,美国FDA曾经罔顾多家大型化工公司的抗议,将三氯生列为国立毒性研究项目的调查对象之一。
我与那里的毒理学家斯科特·马斯腾讨论了三氯生的问题,一开始,他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当我追问时,他表明:“我不买抗菌皂,倒不是我害怕三氯生有什么毒性,而是因为抗菌皂没有任何额外的益处。”有多项研究表明,仅就降低细菌数目这个目标而言,用抗菌皂洗手的效果并不比用普通肥皂和清水的效果要好。马斯腾博士暗示,将三氯生加进肥皂,仅仅是因为公司找到了一个能被人接受的市场,对他们的抗菌皂提出了不光能清洁皮肤,还要能彻底杀灭细菌的需求。
我对他说,我所感兴趣的是,较之于疫苗中的某些成分,三氯生带给我们的风险是高还是低。对于三氯生,我们一再接触,避无可避,甚至在不使用含三氯生产品的人的尿液里也能检测到它的痕迹。对照之下,我们接触到的疫苗中存在的化学制品成分只是痕量[17],而且只局限在几次接种中。但是我也告诉马斯腾博士,我不想单单为了这个比较,而对三氯生的危险性夸大其词。“相对风险是比较难以横向比较的。”他赞同道。三氯生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可能比较低,但他也提醒我,对于一个并不带来额外好处的产品来说,任何程度的风险,不管多低,都应该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风险分析专家向我们保证,接种能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危害,但对疫苗的恐惧并未因此就销声匿迹。接种产生的不良反应很罕见,但是要定量地说明有多罕见却比较困难,原因之一是许多接种后发生的综合征,也可以被这些疫苗所要预防的自然感染引发。由自然途径感染的麻疹、腮腺炎、水痘和流感都能导致脑炎,即一种大脑的肿胀。我们并不知道,在一个没有这些疾病,也没有针对这些疾病免疫过的群体中,脑炎的基本发病率会是多少。但我们知道,大约千分之一的麻疹会引发脑炎,而对于麻疹腮腺炎风疹疫苗(简称麻风腮疫苗),则是在每300万剂的接种后会出现一例脑炎病例。发病率如此之低,样本如此之少,让研究者难以确定这三百万分之一的脑炎是不是由疫苗引发的。
2011年,由18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疫苗不良反应事件的综合报告,他们为美国国家医学院回顾了1.2万项关于接种的研究。[18]委员会发现,虽然极为罕见,但麻风腮疫苗的确有可能在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群中引发一种名为“麻疹包涵体脑炎”的症状。麻风腮疫苗也可能导致由发烧引发的癫痫,但症状通常温和,而且不会产生长期危害。水痘疫苗可以导致水痘,尤其是在免疫系统功能减弱的人群中。有6种不同的疫苗可能会在严重过敏的人群中引发过敏性反应。
还有,注射任何种类的疫苗都可能导致眩晕和肌肉疼痛,这倒不是因为疫苗,而是因为注射这个行为本身。
这份报告解释说,想确定疫苗不会导致的后果,要比确定疫苗可能会导致的后果困难得多。如果想说明某事件曾发生,或者将会发生,只要看看大量可信的证据就可以了,但如果想说明某事件不会发生,证据总会嫌不够。即便如此,委员会检查过的证据都“偏向于否定”那个麻风腮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臆测。这份报告公布的时间很巧,恰恰接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之后,那项调查表明,在参与调查的父母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还有半数的父母表达了对疫苗严重副作用的担忧。
“对于风险的认知——人们对于自己周围世界危险性的直觉判断,能顽固地抵抗来自专家的证据。”历史学家迈克尔·维尔瑞奇写道。我们通常不害怕那些很有可能伤害我们的事物,比如我们频繁地以车代步、饮酒、骑车或久坐不动。我们却对另一些事物焦虑恐惧,虽然依统计结果来说,它们几乎不可能伤害我们,比如鲨鱼。其实以杀生的绝对数目来衡量,可能蚊子才是这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
“人们是否知道哪种风险导致高死亡率,哪种风险却极少致死?”法律学者卡斯·桑斯腾如此设问,“他们不知道。事实上,他们大错特错。”桑斯腾是从保罗·斯洛维克的著作中提炼出这个概念的。[19]保罗·斯洛维克写了《风险认知》一书。书中记载着要求人们比较各种致死原因的一项研究。斯洛维克发现,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事故的致死率要比疾病高,杀人的致死率要比自杀高,但在这两组对比中,实际情况都和人们的想法相反。在另一项研究中,如果致死原因的公众识别度很高(比如癌症),或者比较惊心动魄(比如龙卷风),人们则会不成比例地把致死率估高。
人们可以从这些研究结果推论出,大部分人对风险的认识根本就是错的,一如桑斯腾的结论。但是风险认知的内容,不仅仅是关于可量化的风险,还有更大部分是关于不可量化的恐惧。我们的恐惧由多种因素塑造而成——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社会阶级和偏见歧视、神话传说和梦魇夜魅,都曾给恐惧添砖加瓦。我们无法割舍心中的恐惧,就如抛不开心中坚定不疑的信念一样。当我们遇到和我们信念相左的新信息时,就如斯洛维克在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我们会倾向于去怀疑新信息,而不是去自省自察我们自己的信念。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自行车导致的事故远远多于任何其他消费产品,而紧接其后的产品是睡床。[20]虽然我频繁使用床和自行车,但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心生警惕。我仍将儿子载在自行车后座上,也让他睡在我的床上,罔顾公共服务的海报里将一个婴儿和一把锋利砍刀并置的警告:“你的宝宝和你睡在一起就跟这一样危险。”研究者发现,人们采取像我这样罔顾统计风险的行为,原因之一是不想让恐惧独裁主宰我们的生活。我们让宝宝和大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举动的好处大于风险。进一步地说,在我刚怀孕时,我还没意识到生孩子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健康来说隐含着多大的风险,但是我儿子的出生让我更理解,有些风险是值得去冒的。我一个朋友曾对我说过:“生儿育女是人所能冒的最大风险。”他的子女业已成年。
“或许最重要的,”桑斯腾思索道,“并不在于人们是不是认清了事实真相,而在于他们是不是害怕事实真相。”实际上人们常常会害怕事实真相。我们锁上门,将孩子转出质量堪忧的公立学校,购买枪支,一丝不苟地将手消毒,以此缓解绵延不绝的诸多恐惧感,追根究底,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对于他人的恐惧。但同时,我们又随心所欲地行事。我们喝酒喝得酒酣耳热,不顾“酣畅”(intoxicated)一词在拉丁文里也有“中毒”的意思。这种两面性让桑斯腾担忧,我们制定的以公众为优先的监管法规可能会具有多疑或忽略的特性——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太小的风险上,是为“多疑”;而真正迫在眉睫的威胁却又得不到足够的关注,是为“忽略”。
正如理论家伊芙·赛吉维克观察到的,多疑具有传染性。她把多疑称作“强大的理论”,意为它是范围宽泛,且能取代其他思维方式的还原论。在很多情况下,多疑甚至被当成是智力的表现。赛吉维克发现:“从任何事情中‘仅仅’归纳出偏执的批评立场逐渐显得幼稚、虚伪和过于自满。”她并不认为多疑就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妄想,她只是觉得,那些不完全植根于怀疑的方法更加有价值。她写道:“多疑对某些事物知之甚详,对其他的事物却又知之太少。”
在形容大多数人评估化学制品的风险时,斯洛维克用了“直觉毒理学”这个词。他的研究表明,这种直觉毒理学的切入点和专业毒理学家采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也经常会导出迥异的结果。专业毒理学家们认为剂量决定了毒性,如果摄入过量,任何物品都可以是有毒的。比如说,短时间内巨量饮水导致的水中毒可以置人于死地,在2002年的波士顿马拉松中就有一名选手因此身亡。但大多数人的习惯是用二分法将物品性质划归为安全或者危险,无论剂量高低。这种思维方式也延伸到我们对接触化学制品的后果的认知上,不管时间多短、剂量多低,我们都觉得接触到化学制品就会是有害的。
在深究这种想法时,斯洛维克表示那些不是专业毒理学家的人会把传染性原则借用到毒理学上。正如短暂接触到微量病毒都可能让人染上如影随形的终生疾病那样,人们认为接触到任何剂量的有害化学制品都会永久性地污染我们的身体。斯洛维克观察到,“被污染”这个词,具有一种非黑即白的明确性,要么曾被污染,要么没被污染,就像“活着”或者“怀孕”这些词一样非此即彼。
在各种文化里都有类似的信仰,即有些东西一旦被接触到,就会将其本质强加给我们。我们认为只要被污染源轻触一次,我们就永久性地被污染了。而我们最害怕的污染源,则是那些我们亲手制造的化学制品。虽然毒理学家通常不赞同这种看法,但有许多人认为自然存在的化学物质比人造的化学制品的危害性要小。我们似乎相信,大自然是完全仁慈而和蔼的,无视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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