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库拉到达英国时,就像新的疾病入侵一样,是乘船渡海而来。
我儿子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什么啊”,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会说的也就这么一句。在他牙牙学语的过程中,我把物品由整化零,逐一教给他各个部位的名称,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映射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给椅子的,有扶手、椅子腿、坐板和靠背,”诗人马文·贝尔写道,“杯子有杯口,瓶子有瓶颈。”创造并理解简单比喻的能力,是和语言一并产生的,语言本身就是由比喻组成。对绝大部分词汇进行考据,都能发现被拉尔夫·沃多·爱默生称为“诗歌化石”的痕迹,即沉淀在当今语意之下的原始比喻。比如“fathom”这个词,一层意思是丈量海洋深度的方式,但现在常用的意思是“理解”,因为它在文字起源上的原始本意,是指伸出双臂用左手到右手的长度丈量布匹,而这个本意曾被用来比喻“把握一个想法”。
“我们的身体引导出了我们使用的比喻,”[4]詹姆斯·吉理在他论述比喻的《我亦是它:比喻的私密生活以及它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眼中的世界》一书中写道,“我们使用的比喻则引导了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如果我们理解世界的根本始发于我们的身体本身,那么注射疫苗这个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象征性:一枚针刺破皮肤,仅仅目睹这个过程就能让一些人晕倒,然后外物被直接注射进肉体。能从这个行为中被提炼出来的比喻,绝大多数都令人畏惧,而且几乎总是指代着侵害、腐蚀和污染。
英国人把注射疫苗这个行为叫作“戳一下”,而崇尚枪支的美国人,则把它叫作“射一发”。不管叫作什么,注射疫苗都含有暴力意味。当注射的疫苗是为了预防那些性传播疾病时,这一行为本身似乎变成了性暴力。2011年,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之一米歇尔·巴克曼恐吓大众说,针对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简称HPV)的疫苗会造成“破坏性结果”,而且“对那些纯真无邪的12岁小女孩进行政府强制的疫苗注射”的行为是错误的。她的党派内的竞选对手瑞克·山托伦也支持这种言论,并补充说他看不到“让小女孩们进行强制性的义务接种”的实际意义。有些家长已经抱怨过这种疫苗“不适合给年纪这么小的女孩使用”,另一些家长则担忧,接种疫苗会鼓励未成年人进行不检点的性行为。[5]
在整个19世纪,接种后都会结痂并留下疤痕。有些人畏惧这些疤痕是《圣经》中提到过的“兽的印记”。1882年,某位圣公会大主教在他的布道中说,接种不啻于注射原罪,疫苗是“令人憎恶的混合物,包含了腐蚀物、人类罪恶的残渣和邪行的渣滓,在人死后它们会从精神体中溢出,孕育出地狱,并且镇压住灵魂”。
即便现代的免疫针大多不会再留下疤痕组织,我们依然害怕接种会给我们留下某类永久印记。我们害怕接种会引发自闭症或者一些免疫失调疾病,比如已经在发达国家肆虐多时的糖尿病、哮喘以及过敏。我们害怕乙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乙肝)的疫苗会导致多发性硬化症,或者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的复合疫苗(简称百白破疫苗)会导致婴儿猝死。我们害怕同时使用多种疫苗会一时间给免疫系统造成过载的负担,或者多次接种的累积结果会使免疫系统不堪重负。我们害怕某些疫苗里的甲醛会导致癌症,或者另一些疫苗里的铝会毒害大脑。
19世纪的人们想象,疫苗里含有“蝰蛇的毒液,老鼠、蝙蝠、蟾蜍和幼狼的内脏、血液和排泄物”。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类有机物(即污秽)是致病原因。这些东西也可以是巫婆煎药的配方。那时候接种的确具有相当的风险。倒不是因为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接种会让小孩长出牛角什么的,而是因为手臂对手臂的伤口接触式接种可以传播包括梅毒在内的疾病。在这种手臂对手臂的接种方式中,新近接种过的人的手臂上水泡里的脓液,会被用来接种下一个人。而等到接种的方式发展到不需要进行直接体液交换后,疫苗会被细菌污染又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01年,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发生了一起接种意外事故,有9名儿童在接种后身亡,因为他们接受的天花疫苗被破伤风细菌污染了。
而现今,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使用的疫苗都是无菌的。有的疫苗里含有抑制细菌生长的防腐剂。所以,用反接种活动家詹妮·麦卡锡的话说,这年头我们害怕的是疫苗里会有“那些见鬼的水银、醚、铝和抗凝剂”。化学制品是我们不信任的现代巫婆煎药。虽然在事实上,疫苗里并不含有醚和抗凝剂,但这些名词挑拨着我们对工业化世界的焦虑感。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将糟糕的健康情况和环境污染都迁怒于各类化学制品,而这些名词则引导着我们去联想那些负面感受。
一份来自1881年、标题为“吸血鬼接种人”的传单曾警告大众,要提防一种由接种人员传播给“纯洁新生儿”的“广布的污染”。众所周知,吸血鬼喜食婴儿血液,而接种人员为了接种,也需要给新生儿制造出流血小创口,所以顺理成章地,吸血鬼变成了对接种人员的比喻。远古传说中的吸血怪兽都是丑陋且凶恶的,但维多利亚时代的吸血鬼却已经演化得邪魅诱人,他们冷艳的吸引力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觉得接种还含有某种性行为的内涵,而由手臂对手臂这一接种方式造成的性传播疾病的扩散,则更加强化了这种焦虑。维多利亚时代的吸血鬼,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一样,不仅仅令人联想到血液上的腐坏,还令人想到经济上的腐败。医生实质上是一种被凭空创造出来的付费型职业,并且几乎只有出身富有家庭的人才能从事之,所以,工人阶级是不大信任他们的。
布莱姆·斯托克描述的德库拉伯爵就属于嗜血的资产阶级——他的城堡中堆积着蒙尘的金币,并且当他遇刺时,金币会从他的斗篷中簌簌落下。但是人们很难将德库拉想象成接种人员,反之,他代表的是疾病本身。在《德库拉》一书里的所有比喻中,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德库拉到达英国时,就像新的疾病入侵一样,是乘船渡海而来。他能召唤鼠群,并且他的邪恶体质可以经由他咬伤的第一位妇女,在她于夜晚恍然不觉间捕食的时候,传播到受害的儿童身上。邪恶体质能传染,这是德库拉特别令人畏惧,同时也让故事情节变得这么错综复杂的原因。
虽然在19世纪初,由病菌引起疾病的理论曾被人讥讽嘲笑,但是在《德库拉》一书出版的1897年,这种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微生物可能导致疾病的假说都存在了这么久,以至于当路易·巴斯德用肉汤实验证明空气中存在细菌时,它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理论。巴斯德使用带塞和不带塞的容器盛放灭菌消毒后的肉汤,只有能直接接触到外界空气(以及其中含有的致病微生物)的肉汤才会腐败。在那些追猎德库拉伯爵的吸血鬼猎人中,有两位医生提议“消毒”德库拉的棺材,防止他躲回去。在故事的开始,这两位医生并不能就诊断结果达成共识。较年轻的那位虽然看到一些证据,但是仍然难以接受吸血鬼这种超自然的存在,于是较年长的医生就科学和信仰的交汇融合这一问题发表了一通激切的演讲。
“朋友,你听我讲,”他说,“现今在电气科学界所做的一些实验,在当初发现电的人看来会是邪恶的——但他们自己如果不巧地生不逢时,也都会被当作巫师烧死。”他接下来提起马克·吐温:“我曾经听一个美国人这样定义信仰,他认为信仰能让我们相信那些我们明知不可能的事物。[6]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头脑,不要让一丁点事实阻碍伟大真相的到来,就像一颗铁轨上的小石子阻拦火车那样。”
《德库拉》是个关于吸血鬼的故事,但它更是个关于证据和真相的故事。在提出某个事实可能让另一个真相脱轨的同时,它也提出了另一个深远的问题——我们是否要相信接种比疾病更怪异、更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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