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恐惧症让我们恐惧环境的污染,而现在,我们恐惧人群的污染,那是对艾滋病焦虑的终极暗示。
“每个人生来都有双重国籍,一个属于健康国度,另一个则是在疾病之国。”苏珊·桑塔格在她《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言中写道,“虽然我们都宁愿只使用健康国度的护照本,但迟早,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得不体验另一个国度的公民身份。”
桑塔格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在接受癌症治疗,不知道自己的余生还有多少时日。她后来解释说,写作是为了“安抚想象力”。那些在健康国度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们,可能会发觉自己的想象力已经静如无波古井。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健康这个状态并非恒久不变的,我们可能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放逐出境。有些人会倾向于将健康想成一种身份认知。如果我们告知天下我生活健康,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只吃某些特定食品并避免其他食物,这意味着我们勤于运动同时不抽烟。这暗示着,如果我们努力且谨慎地生活,健康就会是回报,生活方式也可以成就一种免疫力。
当健康变成了一种身份时,疾病也顺势而变,不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自作自受的结果。初中时代的健康教育课对“生活方式”这个词的定义让我觉得,你的生活方式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要么干净,要么肮脏;要么安全,要么危险;要么没有病,要么容易染病。在我就读的学校,健康教育课上讲的大部分都是关于艾滋病的知识,这场教育来得有点晚,当时艾滋病流行已经颇有时日。在讲解了艾滋病的各种传播方式以后,老师反复提醒我们,艾滋病并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为了唤起对感染者的同情心,我们还观看了关于一名身患血友病的男孩的纪录片,他因为输血染上艾滋病。这个男孩没有过任何高风险行为,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让我们意识到,艾滋病也会侵袭无辜的受害者。而照这个意思,这部纪录片没有说出口的推论则是,其他身怀艾滋病的人则是咎由自取。
我这一代人的心智成熟于艾滋病流行时期,在这种成长环境下,我们相信的理念似乎不是我们面对疾病都一样脆弱,而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谨小慎微,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就能避免惹上疾病。“癌症恐惧症让我们恐惧环境的污染,”桑塔格写道,“而现在,我们恐惧人群的污染,那是对艾滋病焦虑的终极暗示。害怕公用的圣餐杯,害怕手术,害怕受污染的血液,不管这血是耶稣的还是你邻居的。但生命——血液和性传播的液体——本身就是污染的携带者。”
由艾滋病大流行引发的焦虑感也渗入了我们对待接种的态度。我们从艾滋的传播途径中知晓,针头能传播疾病。针头自身变得肮脏。艾滋病还暴露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脆弱,它可以被破坏,甚至可以被永久禁用。作用于免疫系统的疫苗,现在也身怀破坏者的嫌疑,我们害怕它能导致自体免疫性疾病,或者让孩子的免疫系统不堪重负。对于免疫系统会不堪重负的恐惧,本身能追溯到对艾滋病的恐惧——记得我曾在健康教育课堂中学到,艾滋病病毒能匿藏在我们的T细胞中,静静地复制自身,直到它们爆发性地释放出无数个拷贝,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堪重负。除此之外,疫苗中存在着他人的血液和身体这一点也让人不安,不管那种存在是多遥远或者多么概念化。从具体环境中被剥离,并被用于疫苗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组分——人血白蛋白、人细胞的蛋白质片段、残留 的DNA——暗示着他人的残骸被注射进我们的身体。[58]关于艾滋病的健康教育课让我们认识到独善其身、不接触他人身体的重要性,但这似乎又催生了另一种偏狭,即对个体免疫系统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偏执。时下的文化风尚,执迷于建立、增强和补充个人的免疫系统。在我认识的妈妈中,有人觉得采取这些手段可以代替接种,还有人自以为养育了免疫系统强健的孩子,不用太操心。但是即使是有强健免疫系统的孩子,仍然可以传播疾病。百日咳杆菌、脊髓灰质炎病毒、乙型流感嗜血杆菌和艾滋病病毒一样,都可以被无症状携带并传染他人。我问一个朋友,假设她的孩子感染了传染病但没有产生症状,却将其传染给了其他儿童,而在那些儿童中有的比较体弱,可能会因此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她会怎么想。她诧异地看着我,坦承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那种可能。
人类学家艾米丽·马丁曾问过:“免疫系统是不是新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不是可以用免疫系统的高低好坏来给人类分类?”
[59]她觉
得答案或许为“是”。她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些人表达了一种“免疫大男子主义”的观念,比方说,他们觉得自己的免疫系统不好惹。马丁转述某个研究对象的话说:“只有那些生活状况糟糕的人才需要疫苗,而对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来说,疫苗只会堵塞他们更精致的系统。”就算我们当中有部分人的免疫系统的确不好惹吧,但问题在于,疫苗对于那些免疫有缺陷的人才最危险。我们当中免疫有缺陷的人,需要依靠那些免疫功能完善甚至不好惹的人去接种,才能撑起群体免疫的效应,帮助整体抵御疾病。
“艾滋病是个人人有责的问题。”红十字会副主席在1987年曾这么宣告,虽然那时候的媒体报道不以为然。记者理查德·戈尔茨坦观察到,当时的媒体往往将普通的美国人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任凭疾病肆虐,他们岿然不动,免疫疾病感染。我自己也曾身处那个旁观者的位置,受媒体引导,认为艾滋病只是男同性恋和非洲人民的问题。这种想法暗示的是,疾病只会感染那些不好,或者不洁净的他人。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并未止于艾滋病,在给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这一行为所引发的愤慨中也清晰可见,那些激愤者置乙肝与艾滋病一样,也是能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这一事实于不顾。乙肝疫苗常常被反对者用来当靶子以证明公共卫生系统的荒谬,竟然会给新生儿接种一种针对性传播疾病的疫苗。
“为什么要针对那250万纯洁无辜的新生儿和儿童?”芭芭拉·洛·费舍尔质疑接种乙肝疫苗的必要性。隐藏在“纯洁无辜”这个词背后的意思,是只有那些不再纯洁、不再无辜的人才需要接种乙肝疫苗。我们这一代在艾滋大流行期间成长起来的人,都听过那种说艾滋病是对同性恋、滥交和毒瘾的惩罚的观点。但是,如果疾病真是一种惩罚,那么它所惩罚的,仅仅只是生存本身。
我小时候问过爸爸,是什么导致了癌症,他闻言默然良久,然后说:“是生命。生命导致了癌症。”我以为他在艺术性地回避我的问题,直到我阅读了悉达多·穆克吉写的关于癌症历史的书。在书中,他不但声称生命导致了癌症,还更进一步地提出,癌症就是我们自己[60]:“在它们天生的分子核心中,癌症细胞超级活跃,有生存天赋,斗志旺盛,繁衍能力强,具创造性,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复本。”而对这点,他还指出:“这不仅是个比喻。”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