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处处都有无形威胁的世界,那么,我们会夸大免疫系统的重要性,扭曲它的功能。
在甲型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之后的那个春天,我儿子刚1岁,名为“深水地平线”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爆炸了。事故导致11名工人丧生,石油从海底的一个井口夜以继日地泄漏到墨西哥湾的海水中。在87天中,井口总共喷出了约2.1亿加仑的石油。我认识的妈妈们已不再谈论甲型H1N1流感,话题转变为这个漏油事件。虽然我们没有明确地说出口,但是这个不停地漏着油的井口,似乎象征了所有在子女生命中不由我们掌控的事情。
还是在那个春季,某天我哭着打电话给丈夫,告诉他我们需要给儿子的摇篮买个新床垫。“行啊。”他小心翼翼地回答,既不理解买新床垫的必要性,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泣不成声。让我哭泣的是我的研究发现。
那个早上,我读了一些关于疫苗的材料,它们将我迂回地引导到一篇关于塑化塑料化学制品的文章,而那篇文章又将我带到一篇讲塑料婴儿奶瓶对健康的潜在危害的文章,继而,这篇婴儿奶瓶的文章又将我领到一篇关于婴儿床垫常用的塑料蒙面所释放出的气体的文章。这些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都还处于初步阶段,所提出的顾虑也主要是推测性而非实证性的。但是,才到中午,我读的这些东西已经足够让我对儿子的床垫忧心忡忡,他平均每天要在上面睡12个小时。于是我检查了床垫的标签,联系了床垫制造商,还打电话给我爸咨询。爸爸宽慰我说不用担心,因为我儿子睡觉时周围的空气流通很好,但是他也承认,他知道一个病人是因为汽车内饰的聚氯乙烯而患病。而我儿子的床垫,恰恰也是由聚氯乙烯成分覆盖的。
如果只因为可疑的床垫材料,倒还不至于让我泪如雨下。但是从我儿子出生以来的这一年,我一直感觉防不胜防:某些一次性尿布中含有会让我儿子出红色皮疹的化学物质;而我用来刷洗他那4颗小牙齿、号称“全天然”的牙膏,也含有能导致他口腔内部起水泡的某种添加剂。我儿子跟我一样,对一些化学制品特别敏感,所以我尽力不去想我们被四伏的危机淹没着。但当我从另一个妈妈那里听说,FDA没有权力监管日化用品,像婴儿洗发水和婴儿润肤露那些产品都不像药品那样会受到严格监管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儿子的皮肤因为密歇根湖上刮来的寒风而皲裂,虽然我在日化店找到了儿科医生推荐的婴儿润肤露,我却盯着暗藏危机的化学成分表,站在店里动也不动。
在那个时候,飞机正将巨量的化学分散剂柯瑞艾特喷洒到深水漏油井口附近的海面上,用量之大前所未见。柯瑞艾特是在1976年被《有毒物质控制法案》豁免的6.2万种化学制品之一,没有接受过任何健康和安全评估。就和我儿子床垫里的化学制品一样,这种石油分散剂也是增塑剂。但是床垫里的增塑剂跟飘洒在漏油海面的184万加仑石油分散剂相比起来,微不足道到可笑。正如美国环境保护局那时已知的,柯瑞艾特既不是市面上最安全的也不是最有效的分散剂——它仅仅是在海床石油发生泄漏时,BP(即英国石油,原名British Petroleum,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石油公司之一)最容易获得的分散剂而已。[55]在那个5月,环保局恳请BP换用其他毒性较低的分散剂,但是BP没有同意。虽然人们尚未完全了解柯瑞艾特的毒性,但它最大的功劳,可能是让泄漏的石油看似消散了。
当我想到石油依然在海水中浮动,仅仅是变得不能一眼可见时,我心中有点不舒坦。看不见的石油依然在杀死海龟、海豚和珊瑚虫,对从鲨鱼到海草的海中众生都造成威胁。在管制松弛的金融业崩溃之后,我因为一个监管不力的石油工业的泄漏,以及监管不足的化工行业的渗漏而慌神。我向丈夫哭诉:“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阻挡邻苯二甲酸盐侵入我们宝宝的卧室,对羟基苯甲酸酯渗入他的润肤露,还有2.1亿加仑的原油和184万加仑的分散剂污染墨西哥湾,老天爷啊,那么这个政府还有什么用?”电话那头是暂时的沉默。“我懂你的意思。”我丈夫说,他的声音平缓沉稳,是他试图安抚我失控的焦虑。“就让我们先去买个新床垫吧,”他说,“这是第一步。”
在免疫学里,“监管调控”这个词指的是肌体为了避免对自身造成伤害而使用的策略。我们生病时会感觉不适,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并不总是温柔的。发烧能减缓细菌的繁殖速度,但如果发烧导致体温过高,却也会破坏体内酶的活性。炎症反应能保护细胞,但如果听任其发展而不控制,它也会损伤肌体组织。对免疫反应至关重要的化学信号如果过量,也可以导致器官衰竭。如果保护的冲动不受监管调控,它就是双刃剑:必不可少,却也十分危险。
“在1901年的秋天,调控还是个有争议的观念,”历史学家迈克尔·维尔瑞奇写道,“但几个月之后,它就被写进了联邦法律条文。”在那几个月中发生了一件惨事:在爆发了天花疫情的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有9名孩童在接种天花疫苗后死亡,死因是破伤风细菌污染了他们的疫苗。[56]于是在接下来的整个20世纪里,疫苗生产逐渐成为我们监管调控得最严格的产业之一。疫苗的生产和检测目前是由美国FDA和CDC监督,疫苗安全则是由美国国家医学院安排的独立评估人进行周期性的回顾。疫苗受到的监督是持续性的:有一个国家级的数据库专门搜集各例疫苗的不良反应报告,[57]还有一个数据库从大型医疗组织那里追踪医疗记录。但是有监管和无监管一样,我们平素都不容易看到这些背后的手。
“空气里还有什么是我看不到的呀?”当我向儿子解释了什么是无线电波之后,他继续问我。于是我又跟他讲解了X光和微波。然后我暂停,心中正衡量要不要跟他介绍氡气和污染时,我丈夫插进来说到太阳光。“太阳上的爆炸制造出微小的粒子,它们叫中微子。”他告诉儿子,“这些粒子们飞离太阳,通过大气。它们微小至极,所以它们能毫无障碍地通过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甚至完全感觉不到它们的通过。想想看吧——一束束的太阳光浩浩荡荡地通过我们的身体!我们体内有太阳光闪耀呢!”
我感激这个给予无形阳光的礼赞,因为我刚刚读了《寂静的春天》,脑海中全是邪恶的无形幽影。卡森写道:“在当今广布的环境污染中,化学制品是辐射线的险恶却少为人知的同谋,它们共同改变着世界的根本性质——处于这个世界中的生物的根本性质。”这话或许不假,但正如我丈夫提醒我的,辐射线也可以化身为阳光。
感觉被看不到的东西威胁,这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危害。在我儿子出生的那年,芝加哥市足足有677名儿童受到枪击伤害,但我却发现,自己更关注的竟然是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威胁。当才两岁的孩子在城市的另一边挨枪弹的时候,我担忧的是儿子的玩具和房间的剥落涂层中可能蕴含的威胁。我担忧他穿的衣服、他呼吸的空气、他饮用的水以及他吃的不够纯粹精良的食物中都蕴藏着威胁。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处处都有无形威胁的世界里,那么,我们会夸大免疫系统的重要性,扭曲它的功能,因为免疫系统这条隐蔽战线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不受无形威胁的伤害。医生迈克尔·菲茨帕特里克写道:“受威胁的免疫系统,比喻了作为个体的人身处危机四伏的世界时所产生的广袤的脆弱感。”
“‘免疫系统’这个词可能在最初出现时就是一种比喻。”菲茨帕特里克说。在医学语境中,“系统”这个词在传统上指的是组织和器官的集合,但是最开始使用这个词的免疫学家的定义更宽泛。“为什么人们能这么广泛而迅速地接受‘免疫系统’这个词?”专研免疫学的历史学家安妮玛丽·穆兰发问。答案可能在于它具有“语言学上的多能性”,即一个词汇能够包含多种概念和多种被解读的可能,她如此说。“免疫系统”一词在科学界被使用了几年后进入了大众视野,并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虽然这个词是借用于免疫学术语,”菲茨帕特里克写道,“它的新内涵却包括了各种奇思妙想,包括有影响力的当代趋势、著名的环境保护论、另类健康以及新世纪神秘学。”
同时,免疫系统也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新出现的系统性理论那里汲取意义。系统理论,就如人类学家艾米丽·马丁所观察到的,逐渐变成我们思考环境和身体关系时的一种普遍模式。曾有一度,对于身体我们最常用的喻体是机器和它功能各异的组件,而现在,我们则倾向于认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一个包含着精巧的调控机制的、敏感且非线性的区域。
“将身体看作是一个复杂精巧的系统,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可能性?
或者哪些可能的后果?”马丁说道,“首先,大概会产生一种要对所有事情负责,但同时又无能为力的悖论感,即那种掌控着权力的无力感。”她解释说,如果某人觉得至少要对自己的健康负部分责任,但又了解人的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与包括社区和环境在内的其他复杂系统紧密相连,那么,要控制可以影响自己健康的所有因子的任务,就会变得超出个人能力,令人不堪重负。
我还觉得,认为应该对所有事情负责但同时又无力做出改变的心态,也可以被用来描述身为美国公民的情绪状态。我们的代议制民主赋予我们掌控着权力的无力感。这是有关治理的问题,但就如雷切尔·卡森会提出的,它却不仅止于此。“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同时也对于密歇根的知更鸟和米拉米希的鲑鱼来说,”她写道,“这是生态环境的问题,是相互关系的问题,是相互依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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