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身体是脆弱的这一观点的认同能污染我们的政治取向,那么我们在政治上的无力感也预言了我们将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在1558年加冕为女王时,伊丽莎白一世提出了栖身在两个身体中的说法:“按自然来讲,我只具有一个身体,但在他的容许庇荫之下,我同时也是施政的国体。”她是从中世纪的政治神学中提炼出这个主意的,但是国体这个概念已经很古老了。在希腊人的想象中,国体是一种有机体,它有生命,并且属于更广袤无边的有机体——而公民和城市都是身体内的身体。
我们现在常常认为自己生存在单一独立的身体中,皮肤是我们的疆界,这种想法来自启蒙时代歌颂身体和精神的个体独立性的观念。
但“个体”这个词有点难以界定。即使是在启蒙时代末期,一名奴隶的身体都只能代表五分之三个人。有些人只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有些人则享受着自我完整这种新的幻觉。
生物学上对个体的定义是“如果切成两半就不再具有功能性”,唐娜·哈拉维在1912年回应这个定义说,“不可分割性”在判定蠕虫和妇女是否算个体时都会遇到问题。她写道:“这个定义显示了,为什么在现代西方论述体系中把妇女当作独立的个体会这么难。她们私人的、有界的独立性,被她们自身能制造其他身体的能力破坏,她们制造的小身体的独立性可以超越妇女自身的独立性,即使那个小身体还完全处于妇女体内。”作为女性,我们的一个特性是可以被分割。
当儿子问我他的肚脐眼是什么时,我向他描述了曾经连接着我和他的像神话一样的脐带。我指着自己的肚脐眼告诉他,我们也都曾栖身于另一个身体内,依靠那个身体的营养发育。作为一个3岁的小孩,虽然全部身家都要依靠我来提供,他已经习惯把自己设想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过他也觉得这概念太复杂。伊丽莎白女王在启蒙时代到达之前的讲话表达了一个让我们至今仍难解决的悖论——我们的身体可能属于我们,但我们自己却属于由许多身体组成的更大的身体。在身体层面,我们既独立,也相互依存。
自然身体和国体相遇在接种这个行为中,接种针头同时穿刺两者。
某些疫苗能以群体为对象产生群体免疫力,效果远超单独接种产生的个体免疫力,这种效果表示国体不仅仅有个身体,还有能保护整体的免疫系统。我们中有些人以为,对国体有好处的东西不可能对自然的身体有好处——这两者的利益一定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来自流行病学家和免疫学家甚至数学家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它们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各种风险效益分析和群体免疫力模型都倾向于得出接种对单独个体和群体公众都有好处的结论。近来,哈佛大学的研究者调查了在流感大流行时期的接种行为,他们使用博弈论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发现甚至一个只由利己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也能打败流行病。这里不需要利他主义,只要利己主义者们愿意为了自身安全去接种。
疫苗由国家监管、推荐和分发——从这方面来看,国家和疫苗之间的关系很实际。但是两者之间也有比喻性的关系。疫苗指挥着免疫系统,它们会给免疫系统发布特定的命令。英国19世纪的反疫苗者将他们的运动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相比,将治理国家与治理身体混为一谈。我们抗拒接种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想要自治。
对国家的态度很容易转化为对接种的态度,原因之一是国家和身体太类似。毋庸置疑,国家有头,政府有手臂,有时候还会伸得太长,管得太宽。詹姆斯·吉理在《我亦是它》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实验,它研究了将国家比喻成身体时会产生的效果。研究者邀请两组人群阅读一篇关于美国历史的文章,文中使用了身体性的比喻——国家经历了“抽芽般的增长”和尽力“消化”新发明。在读这篇文章之前,一组实验对象还要阅读一篇有关在空气中传播的有害细菌的文章。研究者发现,那些读过有害细菌文章的人,更倾向于表达他们对身体遭受污染的担心,以及对移民的负面看法,即便他们接着阅读的关于美国历史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移民。虽然并没有明目张胆地打比方,那些读了有害细菌文章的人会倾向于将移民想成是细菌,能侵入并污染国家这个身体。研究者因此得出结论,当把两个事物用比喻相连时,操纵一个人对某个事物的态度,可以影响他对另一个事物的看法。
乔治·奥威尔曾说过如下广为人知的观点:“如果思想能腐蚀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腐蚀思想。”陈腐的比喻会产生陈腐的思维方式。混乱的比喻会令人感到困惑,而双向的比喻——提到一个事物就能想到另一个事物的比喻,则能同时照亮或者模糊双方。如果我们对身体是脆弱的这一观点的认同能污染我们的政治取向,那么我们在政治上的无力感也预言了我们将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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