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种疫苗的时间和剂量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不过不失的中间地带?
我怀孕时,有次在助产妇的候诊室里翻杂志,看到了一些让人心中感觉古怪的广告,它们宣称能用孕妇超声波检查的图像做模板,制造出正在她们腹中发育的胎儿的小模型。和这种广告的古怪程度不相上下的,是提供私人脐带血库的神秘服务。我的助产妇曾告诉我,我可以将儿子的脐带血捐献给公众血库,在那里,它可以被用来给身患白血病或淋巴瘤以及其他疾病的人做移植。而那个杂志广告中提到的私人脐带血库服务,却是在收取一定费用后,将我儿子的脐带血束之高阁不给任何病人使用,只留给我儿子或者近亲。我意识到这是将宝押在未来的科学进展上,因为在目前,贮存下某人的脐带血能给他自己带来的好处还相当有限,良好前景还只存在于理论上。[40]这就像是将公共账户的金额转移到私人户头上,用目前捐赠脐带血能带来的明确好处,换取贮存脐带血在将来可能获得的不确定回报。我分娩后不久,顺手从怀孕杂志上撕了一页私人脐带血库的广告下来。广告中有一大张熟睡宝宝的照片,旁边并置着“问问希尔斯医生”的建议专栏,该期问题是:我该保存我宝宝的脐带血吗?罗伯特·希尔斯医生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这很正常,毕竟本质上这是一个广告,而且答疑的希尔斯医生正是这个脐带血库的顾问。希尔斯在专栏中写道:“新疗法层出不穷,如果将脐带血贮存备用,可能会有难以估计的价值。”但广告下面有小字,澄清了他这句模棱两可的含糊话:“并不保证目前在实验室中研究的,或者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疗法,在将来一定可用。”
在我撕下这页广告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希尔斯写的畅销书《疫苗之书》。但是我认得“希尔斯”这个品牌,我曾看到过他为婴儿产品背书,我也知道这位罗伯特·希尔斯,或者按其自称“鲍勃医生”,是威廉·希尔斯的儿子,威廉·希尔斯大概是美国最有名的儿科医生,同时也是广受欢迎的育儿建议提供者。我后来逐渐意识到,《疫苗之书》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提供的妥协方案。对那些既害怕疫苗又害怕传染病,在接种或者不接种之间首鼠两端的家长们,希尔斯提供了两条明确的行动方针。一条是“鲍勃医生的选择性接种安排”,这个计划让儿童仅仅接种那些在鲍勃医生看来是非接种不可的疫苗,却省略了乙肝、脊髓灰质炎、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疫苗。而另一条行动方针是“鲍勃医生的全疫苗另类接种安排”,这个安排虽然包括了儿童通常要接种的全部疫苗,但却将接种时间从正常的两年拉长到8年。[41]我“这是个既能抵御疾病又能保证接种安全的计划,两方面的好处均沾。”鲍勃医生如此评价自己设计的另类接种。但在这个另类计划中被推迟接种的疫苗里,有一些是专门在儿童特别年幼的时期起效的,所以接种时间被推迟后,它们不大可能有效地抵御疾病。而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也不大可能提高接种安全性,因为除了鲍勃医生自己的臆测之外,并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拉大接种时间间隔和推迟接种时间能减轻潜在的疫苗副作用。[42]就算乐观地讲,这份另类接种计划最多能达到的只是让两方面都接近差强人意的程度。如果按照这份计划接种,父母虽然能给孩子免疫大部分的疾病,但却不是在孩子最需要保护的时间段,同时,疫苗可能导致的副作用风险依然存在。
按照鲍勃医生的另类接种时间表接种所需花费的额外时间和精力,很难说值得,除非这些举措能降低在生命早期染上传染病的危险性,并且在早期接种的危险性确实过大。这本《疫苗之书》有很多内容是基于以上两点的。按照鲍勃医生的说法,破伤风不会感染婴儿,[43]乙型流感嗜血杆菌很罕有,[44]而麻疹也没那么糟糕。[45]他没有提到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每年会有超过10万婴儿的性命被破伤风夺走,大多数儿童都会在他们人生头两年中接触到乙型流感嗜血杆菌,以及从古到今因麻疹而死的儿童人数多过其他任何疾病的致死人数。
接种疫苗的时间和剂量存在一个不过不失的中间地带,这种想法很缥缈却也吸引人。人们有着对公正权威的饥渴,这种饥渴是由各种针锋相对的言论冲突催生,加上彼此指控背后有利益黑手的火上浇油。鲍勃医生在他的《疫苗之书》的序言中信誓旦旦,说自己会保证公正权威,但是这本书与其说是不偏不倚地公正,倒不如说是模棱两可地前后矛盾。“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鲍勃医生写道,“除了在它们导致自闭症的情况下。”而且,在证据不足以说明疫苗和某些副作用有因果关系时,他竟断言:“我确信疫苗和自闭症的关系,是介于巧合和因果关系之间。”
疫苗和某种作用之间既不是因果关系,又不是单纯巧合,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让人极端费解。我们已经知道,疫苗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间接不良反应。比方说,麻风腮疫苗可能会导致高烧,而高烧可以在那些易发生高热惊厥的婴儿身上引发癫痫,可是话说回来,这类婴儿也极可能被其他自然感染导致的高烧引发癫痫,但包括鲍勃医生在内的大多数人讨论疫苗副作用的时候,都懒得费工夫去区分这种微妙的差别。通常情况下,间接的因果关系也被认为是因果关系。所以在因果关系和巧合之间,我开始担心鲍勃医生落脚的中间地带只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想。
鲍勃医生维系其中间地带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微调事关疫苗的对话,让比他更谨慎的观点显得更极端。“我不确定这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是来自何处。”他如此评价那些被拒绝给子女接种的父母解雇的儿科医生。鲍勃医生大概也知道,有些儿科医生不接待未接种儿童,是因为那些儿童有可能将自身携带的疾病传染给同在等待室里的其他婴儿,而那些婴儿还太小,尚不能接种针对某些疾病的疫苗。实有其事,2008年,有一名没有接种过的儿童去瑞士旅游,归来时身携麻疹病毒,并把麻疹传染给了另外11名儿童。这名未接种的儿童的儿科医生正是鲍勃医生。
虽然这个孩子将麻疹传染给其他儿童时,并未身处在鲍勃医生的候诊室中,但他能染上麻疹,却是鲍勃医生纵容不接种这种选择的结果。
“我不是那个看到麻疹病人还让他坐在我的候诊室里的儿科医生,”他评论那次事故说,“我在那件事中没有份。”当别人追问时,他又补充道:“我仅仅是那个家庭长期以来的儿科医生,但是我的诊所和他们家距离很远,所以他们去了离得近的儿科门诊去处理这个问题。”在鲍勃医生的世界观里,发生在其他医生的候诊室中的一切都不关他的事,公共健康则是完全依赖于个体健康。“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关系重大的疫苗,”他曾经这么评价乙肝病毒疫苗,“但是从个体角度来说,乙肝疫苗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为了能让这些言论说得通,人们首先要相信个体不是公众的一部分。
按鲍勃医生示意,公共健康不是“我们”的健康。“可以说,我们给孩子们接种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并不是为了保护每个孩子都不得病。事实上,我们接种这种疫苗,是为了在疫情爆发时让我们整个国家都有防御力。”这是他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评论。他曾坦然承认:“如果我们停止使用这种疫苗,脊髓灰质炎或许会卷土重来。每个超过50岁的人都记得那种情景是多么可怕。”鲍勃医生自己太年轻,并没有经历过脊髓灰质炎肆虐的时代。他也从来没有治疗过白喉或者破伤风的患儿。
他写道:“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确定地知道哪些副作用是真正由疫苗导致的。”再一次地,他把宝押在未来身上——利用科学发明前景的不可限量,将一场赌博包装成谨慎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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