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种这一行为能被当成战争手段,那么它同样也能成为爱的作为。
我爸爸的左手臂上有一个小疤痕,那是他在五十多年前接种天花疫苗后留下来的痕迹。他接受的疫苗为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天花做出了实质的贡献,自从1977年我出生以后,自然感染上天花的病例就未曾出现过。到了1980年,天花这种疾病被宣告从地球上消亡,任它曾经不可一世,在20世纪里杀死的人比同期所有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还多。
天花病毒现在仅仅作为样品被保存在两个实验室中,其中之一在美国,另一个在俄罗斯。在消灭天花后不久,世界卫生组织曾为销毁这些留存样品制定了一系列最后期限,但是美、俄两国都没有服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安排。在2001年就此事的讨论会上,美国基于以防万一的出发点,试图为天花病毒争取更长的保留时间,以便研发更优的疫苗。现在,天花造成的威胁已经不属于流行病范畴,它更可能被制成一种武器。即使摧毁了实验室里的最后一个毒株,它依旧可能成为一种武器。
我们并不了解天花病毒的全部信息,包括让它的毒性这么强烈的原因,但是我们掌握的知识已经足够多,多到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复活它。科学作家卡尔·齐默指出:“我们掌握的知识,让病毒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永生不死的存在。”
在美国停止常规性接种天花疫苗的30年后,政府要求爱荷华大学的研究者检测余留疫苗的有效性。[37]其时正是“9·11”事件之后的非常时期,政府需要对每种可能的恐怖袭击做预演和应对,其中一种袭击方式就是使用天花作为生物武器。实验证明,即使是已经保存了十多年的样品,即使为了提高库存量而被稀释过,这些天花疫苗依然颇为有效。但据爱荷华大学疫苗研究和教育分部的主任帕崔夏·维诺库说,疫苗试验的结果“按照当下的标准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接受疫苗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产生了严重的发烧或出疹子的症状,有些因此病了数日。
天花疫苗的确消灭了天花,但是它比我们在儿童期接种的任何其他疫苗都要危险。根据一项估计,接种天花疫苗后死亡的风险大约是百万分之一,需要住院的风险大约是十万分之一。在我爸爸那代人中,大部分人在其儿童时期承担了这个风险。他们同时也是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先锋,举国有65万名儿童被家长自愿送去参加最初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测试。在此之前,疫苗研发者乔纳斯·索尔克已经在自己和3个儿子的身上试验过疫苗。我曾经看到过脊髓灰质炎疫苗先锋儿童的照片,仅仅比我儿子略大的学龄儿童们卷着袖子排队打针,对着相机粲然而笑。
“他们害怕炸弹,也害怕脊髓灰质炎,”简·史密斯如此描述她父母那代人,“他们觉得两者的恐怖程度不相上下——都是突如其来的不可抗力,能翻天覆地地摧毁自己和子女的生活。”身为脊髓灰质炎疫苗先锋的那代人出生在广岛核爆的年代,他们的父母有很多都在军队工作。
父母在签署让子女接种测试性疫苗的表格时没有被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但是允许他们“要求”子女参与部分人体实验。很难想象现在的父母会提出让子女做样本的要求。虽然我们总在呼吁进行更多疫苗测试和更多人体试验,但我们有个不肯说出口的假设,即我们自己的孩子并不会成为那些测试中的被试者。
下一种被疫苗根除的疾病可能就是脊髓灰质炎,但完成这个项目,会比根除天花困难得多。和天花不同,大部分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的人们虽携带病毒却没有症状显现,也不会发展到瘫痪的程度,但仍然能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这种疾病不像天花那样会产生明显的湿疹,让人一见就心生警惕,并将病人进行隔离处理,因此,根除脊髓灰质炎更加依赖于大规模的全民接种。
目前,脊髓灰质炎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日利亚流行。2003年,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在尼日利亚遭到了暂时的阻遏,当地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们宣扬接种疫苗是西方势力的邪恶计划,其目的是使得穆斯林儿童绝育。“我们相信,当代希特勒别有用心地更改了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组成,在其中掺入了绝育药品,以及会导致艾滋病的病毒。”伊斯兰教在尼日利亚的最高法院的主席如是说,并怂恿家长拒绝接种。
在西方对穆斯林国家的敌意日益加深的时候,人类学家玛丽亚姆·叶海亚观察到,在尼日利亚,接种人那种挨门挨户不请自来的拜访行为,让该地区的穆斯林联想到外国对伊朗和阿富汗的侵略。又因为脊髓灰质炎主要流行在该国的穆斯林聚居区,消除脊髓灰质炎运动看起来像是单独针对穆斯林而进行的。此外,因为尼日利亚国内各势力相互倾轧导致的混乱,当针锋相对的政治集团分别检验口服性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否含有可能会影响生育力的雌激素时,他们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发现没有,一个发现有痕量存在。另外,还有缺乏基本医疗保健系统的因素。叶海亚写道:“尼日利亚人民很惊讶,他们看到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政府竟然耗费大量资源来促成免费脊髓灰质炎疫苗运动,但普通国民连治疗小病的基础医疗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在消除脊髓灰质炎运动中,包括麻疹在内的其他可预防的疾病相对而言被忽略了,虽然它们会造成更多的儿童死亡。
叶海亚在她对尼日利亚的实地考察报告中写道:“在这些对话中日益明显的是信任的缺失,人民不信任本国政府,也不信任西方政权,觉得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她警告说不能忽视民众的这种不信任感,关于接种的谣言也必须被理解为“在殖民和后殖民的生活状态下,由广泛的政治经验结晶而成的评论,其根源也非空穴来风”。到2004年为止,对疫苗的抵制运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尼日利亚就已成为向全世界输出脊髓灰质炎传染病的中心。该疾病从尼日利亚侵入到17个国家,其中包括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马里、苏丹和多哥。后来,尼日利亚当局批准在境内使用某种特定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些疫苗是由某个穆斯林国家生产的,疫苗抵制运动才告终止。
2012年,一个控制着巴基斯坦北境的塔利班头目禁止在他的控制区域内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除非美国停止对该地区进行无人机轰炸。他声称,疫苗运动也是美国诸多特务活动中的一种。虽然这种声明好似在尼日利亚流传过的谣言,但不幸的是,这个说法是可以被确定为实的。
在搜索奥萨马·本·拉登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确发起了一场假的疫苗运动——注射的疫苗是真的乙肝疫苗,但剂量不是产生免疫力所需要的3针——这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搜集DNA证据来锁定本·拉登的藏身之处。这种战术欺骗,和其他战争手段一样,会牺牲不少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巴基斯坦妇女保健工作者是由11万名受过训练的妇女组成的团队,工作内容是挨门挨户提供医疗服务,她们已经忍受了塔利班多年的恐吓,不需要中情局借接种的由头再火上浇油。在塔利班禁止接种后不久,9名脊髓灰质炎接种人在一系列有预谋的袭击中被谋杀,其中5名是女性。
在这些谋杀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暂停了脊髓灰质炎运动,当他们重新开始接种时,谋杀事件又开始继续出现了,在巴基斯坦,也在尼日利亚。2013年,9名脊髓灰质炎接种者在尼日利亚被射杀,而在巴基斯坦,就在本书成书之际,有22名医疗工作者被谋杀。在暂停接种期间,从埃及的下水道污水取样中发现了巴基斯坦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而在那之前该地区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都无病毒出现。接下来,以色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都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叙利亚,它导致了13名儿童瘫痪。脊髓灰质炎病毒能无视国境地传播,这一性质让拒绝接种这种行为成为了国际战争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武器。
在以越战为背景的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有一幕场景,比弗朗西斯·佛德·科波拉以他的方式演绎的《德库拉》中的任何场景都恐怖:库尔兹上校曾在营地给儿童们接种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当他重返营地时,看到的却是那些儿童被切断的手臂。“它们在那里堆成一堆,”他说,“一堆孩子们的小胳膊。”这些越战中的小胳膊,映射的是《黑暗之心》中比属刚果的成堆人手掌。
我有个出生在越南的朋友,她还在母胎中就遭受了橙剂的侵害。橙剂是在越战中美军对抗丛林越军时使用的落叶除草剂,包含剧毒物质,会对人体特别是胎儿造成巨大伤害。当她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想起了那堆小胳膊和那些人手掌。当这个朋友来到美国之后,她没有给她的子女接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她觉得疫苗暗藏危险。我虽不赞同她的观念,但也不便直言,因为我所拥有的安全感,来自我从小到大受到的周全保护。我不能要求她让她的子女为了某个国家的民众去冒风险,而她心中明知那个国家曾让她身陷险境。我想我力所能及的,是让我孩子的身体为群体免疫的防御之墙出一份力,帮助其他孩子防御疾病。如果接种这一行为能被当成战争手段,那么它同样也能成为爱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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