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要理解任何时代风潮,或者任何文化时刻,只要看看这个时代的吸血鬼文化就够了。
儿子降生的头几个星期里,三月的春风吹皱密歇根湖水,吹进我住的公寓楼。我每晚都坐在硬邦邦的硬木摇椅中,摇着我的不安分的宝贝,望着窗外发怔。在窗子的另一边,有树影在风中摇曳。某天夜里,摇椅咯吱响着,风呼号着,我突然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我的窗,并顺着窗沿摸摸索索,我心想,那一定是个吸血鬼在试图破窗而入吧!如果彼时天际有光,我会想起窗外有个旗杆,挂着能拍到我的窗户的猎猎旗帜和旗绳,但在当时,我满心恐惧,只剩下从近来吸血鬼电影中学到的新知识安慰我:如果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吸血鬼就不能够进入我家。
身处黑暗中时我会回避镜子,我睡眠时会从血淋淋的噩梦中惊醒,我看到静止的物品在移动。在白天,我开始觉得湖水在对我唱歌。它用低沉不变的声调,持久地唱着只有我一个人听得到的曲子。这种认知给我安慰,却也让我不安。在摇椅旁边的桌上,摆着两个能装一升饮用水的高硕玻璃瓶。我给孩子喂奶时凝视着那两个瓶子,想起有人曾告诉我,在医院时我产后失血多达两升。我至今不知他们是如何推算出两升这个体积的,因为那血洒得满地都是,其体积不像装在瓶中的水那样容易衡量。时隔很久之后,我丈夫向我描述那种血液产生的声音,是护士用拖把将血液抹去时产生的一叠叠小波浪挤撞的声响。但我并未亲眼见到被我的血洗过的手术室地面,也未亲耳听到血液的声响,所以这两个一升大小的玻璃瓶是我对自己失去的血液唯一的度量。
那时候吸血鬼题材正大热。电视剧《真爱如血》刚上映,《吸血鬼日记》正等着开播,《暮光之城》系列则是出了书又出电影,虽然我都没有看。停在我街区的一辆车的保险杠贴纸上写着“血色才最潮”的口号。在我分娩后第一次去书店时,我发现有一整块区域都划给了给青少年看的与吸血鬼相关的小说。吸血鬼是种新的文化潮流,但初为人母的我开始对吸血鬼感兴趣,原因之一是他们让我联想到其他事物。吸血鬼是个比喻,这个比喻的本体是我儿子还是我自己则很难说。我儿子白天睡觉,晚上吵闹,得空就吸食我的乳汁,有时候还会用他那没牙的小嘴巴把我弄出血。每一天他都变得更加精力充沛,和仍然虚弱苍白的我形成鲜明对比。但在我体内流转、让我生存的一部分血液,却也不是我自己的。
我儿子出生时总体来说挺顺利,但在将他生出后,我立刻发生了子宫内翻[35],毛细血管爆裂,血液喷洒。在分娩时我没有借用任何医学介入,连止疼药和静脉注射都没用,但这种凶残的并发症让医生立刻将我全身麻醉并拖进手术室抢救。我醒来时不知今夕是何夕,蜷缩在一堆电热毯下兀自猛烈地战栗不止。恍惚中,我以为自己已往生,正躺在冥河河岸。“每个被送到这下面来的人都是这样的。”我的助产妇在我上方一个明亮朦胧的地方看着我,她的话无意间加强了我的迷惑和混乱,“这下面”是哪里?我虚弱得没法动弹,但是当我尝试着动一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上插满了管子和电线——每只胳膊都插着静脉注射的针,腿边是导尿管,胸前有监视器,脸上还罩着氧气面罩。
当恢复室中只剩下我一人时,我先是进入了睡眠,然后因为不安而惊醒,觉得我停止了呼吸。睁眼时,周遭是机器的哔哔声。一位正在调整机器的护士告诉我,机器或许是出故障了,它们显示着我的呼吸停止。我咳嗽,喘不上来气,艰难勉强地吐出“救命”一词后就昏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时,一名医生站在我的床尾,告诉我我需要输血。那名护士闻言激动不已,她说输血就像魔法一样。她曾见到面若金纸的人随着输血气色有了好转,也曾见到僵卧不动的人在输血后坐起来索要食物。
虽然没有露骨地使用“生存”或“死亡”这些词汇,她已经很明确地暗示了输血简直能起死回生。
但是当冷藏的血液流进我的血管时,我并没体会到肉身重塑之感。
我感觉到的,是一种不祥的寒冷感顺着手臂上行攀至我的胸口。“通常病人不会在醒着的时候接受输血。”我提到血液的低温时医生这么回答说。他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带轮凳子上把血袋向天花板举高,充当一个因陋就简的索具好让重力更快地将血液拉进我的身体。根据医院的政策,我儿子不能呆在我身处的恢复室里,我的医生也无法通融,他所能做的是想办法尽量缩短一点输血的时间,让我可以尽早离开。随着输血的继续,我的视野边缘开始变暗,我的腹内萌生不适感,房间似乎在绕着我旋转。但医生告诉我这是正常现象:“别忘了,毕竟这不是你自己的血液。”
导致我在儿子出生后的那几周里极端胆小的理由有一大堆——我是初次做母亲没经验,我的家人不在身边帮忙,我产后贫血,我还疲劳得神志不清。但等到我数月后去密歇根湖上泛舟,乘上我的弯曲木板和透明帆布制成的独木舟时,我才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让我恐惧的原因。我曾多次乘着这只小舟在湖上弄水,从来都心无挂碍。但这次,我的血液在耳中如惊涛拍岸,我突然意识到身下寒冷水域的广袤幽深,以及我的脆弱小舟的不堪一击。“哦,”我心中带着几分失望对自己说,“原来我也还是怕死的。”
吸血鬼是不会死亡的,但他们也并不完全算是活人。“不死”是布莱姆·斯托克用来形容德库拉的一个词。弗兰肯斯坦、僵尸以及任何活死人,都只是“不死”,而不是像希腊众神那样“不朽”。我在生孩子后的恢复期中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想起“不死”这个词,每每玩味之际都颇觉有趣。我是活着的,并且为此心存感激,但在心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具行尸一样,只是不死而已。
在修复我子宫的手术中,医生给我注射了硝化甘油。“就是他们用在炸弹里的那种。”我的助产妇告诉我。从恢复室出来后,我想把静脉注射的针头从手臂中拔出来,这样才能舒服地抱住我儿子,但是助产妇说我需要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以防止感染。“曾经有很多人的手在你体内掏来探去的。”她就事论事地解释说。那些手中也包括她的手,曾在我体内协助胎儿降生和胎盘娩出,其他的手则为我实施了治疗子宫内翻的手术。那台手术全是人手操作,没有留下任何切口。当知道救了我一命的先进科技不过是人手时,我觉得神奇又平凡。果不其然,我们的科技就是我们本身。
在那场手术过去很久以后,“曾经有很多人的手在你体内掏来探去的”这句话还会常常在我脑中响起,同时响起的,还有“毕竟这不是你自己的血液”这句话。像其他妇女一样,怀孕这件事也让我培养出“我的身体不仅仅属于我个人”的理解,我曾经被引导着相信,身体与身体之间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原来,它们却是能交融的。这种理解得来不易,也让我觉得有点惊惶,因为我由此联想到的很多比喻都事关政治暴力——侵入、占领以及殖民。但在分娩过程中,虽然身体上经受的暴力达到顶点,我却神志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的身体对他人的依靠并不丑陋,而是美好的。我儿子出生后接连在医院里发生的每件事,甚至是那些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冷淡或者粗暴的事,在当时我都觉得洋溢着人性的光辉。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医生们奔走、忙碌,他们拉响警报、高举血袋,用冰块为我润唇。曾有很多人的手在我体内掏来探去,曾有很多人的手为我的生命添柴加火——他们存在于硝化甘油中,在呼吸监视器中,在不是我自己的血液中。
“如果你想要理解任何时代风潮,或者任何文化时刻,只要看看这个时代的吸血鬼文化就够了。”《死者疾行》的作者艾瑞克·努祖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的吸血鬼,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吸血鬼那么冷酷无情,不是那种只想着吸食婴儿的血液并且心中毫无愧疚的不死怪物。我们的吸血鬼心存良知,会在道德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感到煎熬,他们中的某些宁可忍饥挨饿也要拒绝捕食人类,有些则以合成血液为食。“几乎所有现代的吸血鬼都试图活得光明磊落、有道德。”记者玛戈·阿德勒发现。
她曾在丈夫死后的数月里用诸多吸血鬼小说和电视麻醉自己。“按传统,吸血鬼和人类性行为联系得很紧——他们拥有催眠的力量,能进行私密的穿刺,还有饮血之类的习惯。”她写道,“但是现代吸血鬼最关心的不是性,而是权力。”
权力,当然是吸血性的。权力令人麻醉,是因为只有一部分人独自享用它,其他人享受不到。权力是被哲学家称为“地位性商品”的东西,意即它的价值不是由个人拥有多少决定,而是由周围的其他人拥有多少决定的。特殊权益,也一样是“地位性商品”,还有些人认为健康也可以被算作是地位性商品的其中一种。[36]不管还有什么其他的象征意义,吸血鬼总这样提醒着:我们的身体不是铜墙铁壁、无懈可击的。他们让我们记得,我们吸食着彼此,我们依靠着彼此而活。我们的吸血鬼映射出了我们可怕的胃口和痛苦的自制。我们可以从吸血鬼与其嗜血欲望搏斗的景象中找到一种思考角度,让我们审视自己为了存活,需要从彼此之间获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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