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瘟疫年纪事》是笛福创作的一部小说,并非发自第一线的报道。伦敦爆发瘟疫那年,笛福只有五岁,对灾情谈不上有详细的记忆。他写成此书出版时,那场灾难已过去半个世纪。伦敦的中世纪木结构房屋,在1666年的大火灾中付之一炬,早已被砖石房屋所取代。读者打开这本书,多半是把它当做历史读物,甚至是当做“真实的回忆录”。事实上,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机巧的艺术品”(a cunning work of art),其栩栩如生的描述主要是出于笛福的想象。
笛福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何将它做成虚构的回忆录形式?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曾为该书1966年企鹅版撰写导言,认为笛福不管是作为小说家还是新闻记者,他都丢不开这个题材。1720年,马赛刚好爆发瘟疫,英国报纸对此反响较大,由于当年的瘟疫就是从荷兰传来,人们难免提心吊胆,生怕英格兰再次遭到侵袭;作为新闻记者,笛福善于捕捉热门话题,也总是选择热门话题创作小说;而以瘟疫题材创作一部小说,可以利用公众想象处理私人经验,将他童年的混沌经验组织成形,因此作为小说家,他也会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至于这篇小说所采取的形式,安东尼·伯吉斯认为,作者是故意让它读来像一篇真实回忆录;在若干种参考书的基础上,他想再写一部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广为流行的小说。
但是读者看到,《瘟疫年纪事》既无主角也无情节,读来不像一部小说。以文学史衡量,“伊丽莎白时代以来的作家,包括像理查德森那样的流行小说家,行文讲究典故暗示,显示古典文化修养,操纵人物和情节如同木偶剧大师,可谓是高度自觉,相比之下,笛福的小说显得缺乏艺术性,语言也不够雅驯”。该书2003年企鹅版编辑辛西娅·沃尔(Cynthia Wall),在其《导言》中也说到,“这个作品因其显而易见的东拉西扯,因其‘非线性’情节而经常遭受批评;作者往往是一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就开始讲另一个故事,然后回过头来做补充叙述,而那些层出不穷的离题话无疑是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辛西娅·沃尔把《瘟疫年纪事》的写作形式归结为“介于长篇小说、死亡警告书(a memento mori)和自助读物之间的杂交类型”,认为这是笛福讲述故事的一种模式。
说笛福的叙事缺乏组织,有点东拉西扯,也不算是一种苛评。书中评议伦敦市政府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政策,大有重复累赘之嫌;有关“三人行”的叙述,原文中间隔了五十多页,差点让人以为没了下文;叙事人屡屡交代“……这一点我稍后会详细讲到的”,有时也像是遗忘了似的并未兑现诺言……这种行文倒是适合一个“伦敦鞍具商”的私人札记,有点东拉西扯也无伤大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非国教教徒”的观察视角。
丹尼尔·笛福作为非国教教徒,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身份比小说家和新闻记者重要。安东尼·伯吉斯的《导言》用相当篇幅谈这个问题。他说笛福的父亲是一名脂烛商人,既不属于有钱人也不属于地主阶级;身为长老会成员,与复辟的君主政体和英国国教势不两立,其信仰受到外部世界威胁;因此努力工作,从《圣经》中汲取力量,并把这两点基本的生活态度传给儿子。童年的笛福抄写《圣经》,后在长老会的学校读书,接受的不是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而是偏于现代语言和科学。斯威夫特曾把笛福说成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他的名字我忘记了”——语气轻蔑得很。笛福的兴趣的确是偏向于实际;他对政治比对神学感兴趣,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现世成功。安东尼·伯吉斯指出:“笛福在《纪事》中把他成年后的身份——非国教教徒、商人、业余作家——派给了笔下的叙事人,让这个角色出现在他童年的世界里,以成人的控制力处理他儿时的可怕经历。”
书中名叫H.F.的叙事人,伦敦小有资产的鞍具商,把性命托付给上帝,独自留在瘟疫蔓延的城市,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说写作此书的宗旨是要给后人留下一份“备忘录”,万一再有类似的灾难发生,也好给人提供指导。他把瘟疫看做是“上帝的复仇”,把自己的侥幸存活视为“上帝的赐福”,活脱脱一副非国教教徒口吻。和笛福父亲一样,叙事人被他内在的宗教情感支配,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充当上帝的“复仇”和“赐福”的见证人。因此,阅读瘟疫有时也等于是在阅读上帝的“征象”(signs),——生与死、征兆和启示、毁灭和救赎……离开对“征象”的理解,这个世界是不完整的。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征象”的潜心阅读,而非通常所谓的客观记录,构成此书叙述的视角。
乔治·奥威尔谈到英国清教传统时说,清教徒所属的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力”;“对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政府不是意味着干预,就是意味着迫害”,“因此,这个阶级缺少服务公众的传统,对社会也殊属无用”;“他们从个人成功的角度看待一切,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意识”。这是奥威尔在评论狄更斯的那篇文章里下的结论。说英国清教徒“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意识”,这是言之过甚了,但是我们看到,《纪事》中的叙事人谈到自己被任命为教区检查员时,他是如何竭力抗拒政府的任命,——既不愿承担检查员一职的风险,也不赞同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政策,并且毫不讳言他个人的权利和福祉,从这个细节看,奥威尔的说法是有点道理的。功利思想和现代个体主义,在笛福笔下确实是表现得很鲜明了,而这些思想的表达倒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是诚恳的,是一个真实的声音在说话,——没有一点迂腐和怯弱。
笛福以非国教教徒的立场组织材料和叙事,也是以现代小说家的精神进行想象和观察。从H.F.这个叙事人身上,我们时时能够读出和笛福非常接近的精神气质,即,政治上受压制的流亡状态,抗拒主流和权威的态度,对现世利益的浓厚兴趣,对死亡和恐惧的好奇心,……这些都渗透在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直的教徒,新教传统中那类富于激情的“小先知”和“道德家”,生来是要教训人的,要在不屈不挠的布道中匡扶世道人心;同时我们也看到,此人万般顾惜自身福祉,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对于受到“赐福”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他身上那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其灵敏程度和一个金融投机分子差不多。叙事人的这个形象跃然纸上,实在也是不乏生动有趣。他让人想起《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把当下的灾难当做上帝的“征象”阅读,在孤立的处境中靠宗教和反思的力量生活,而其诚挚孤独的反思给叙述注入一种活力。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的戏剧性”的力量,推动《纪事》的叙述,使这部既无主角也无情节的小说,读来照样引人入胜,有着潜移默化的感染力。书中有关“三人行”(老兵、海员和小木匠)的叙述,算是最完整的一段故事了,也是十足的笛福写法,包含道德训诫的意图;那种乌托邦的光晕,凄凉而温暖的调子,构成此书美丽而不乏幽默的篇章。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笛福写作艺术的关注越来越多。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在其《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一书中,对笛福作品做了颇具现代色彩的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安东尼·伯吉斯等人,对笛福的叙事艺术赞赏有加。这位英国现代小说鼻祖是个热衷于技巧实验的人。我们固然不能把《瘟疫年纪事》说成是魔幻小说,但它那种纪实和虚构的融合,造就了一个艺术上颇具原创性的文本。笛福模仿业余作者的口吻讲故事,并将大量统计数字、图表、符箓、广告和政府公告编织在文本之中;他的小说看起来不像小说,主要是因为他对艺术作为人工制品的性质有不同理解;他不仅要让小说读起来像一篇真实的回忆录,而且要让它显得像一个匿名的抄本,仿佛它是撰写于瘟疫流行时期的伦敦,在大火灾中幸存下来,终于交到读者手中;而读者翻阅这本书,正如十九世纪一位批评家说的那样,“……还没有翻过二十页就完全信服了,我们是在和那样一个人交谈,此人经历了他所描写的种种恐怖并且存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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