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5)
在光顾这个大城市的许多天佑神助的大好事当中,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要被列入其中,而在这些大好事当中有其他不少值得记录的东西;我是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它使得上帝欢悦,致使王国的各个地区人心感动,那样欢喜雀跃地捐献,用来救济和支援伦敦的穷人;它的那些良好的结果在许多方面都感觉得到,尤其是让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人保住性命并恢复健康,让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家庭免于灭亡和饥馑。
眼下我谈到的是上天在这灾难期间的仁慈安排,我只能再来谈一谈,虽说因为别的缘由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是说瘟病进展的情况;它是如何在城里的一头开始,然后逐渐从一个地区慢慢推进到另一个地区,像一片乌云经过我们头顶,当它在这一头密集起来遮蔽天空时,在另一头廓然放晴:因此当瘟疫从西到东一路肆虐,在它朝着东部行进时,它在西部便消退下来,那样一来城里那些地区,未被侵袭或是它丢下的那些地区,还有它耗去了势头的地方,便(可谓)有余力去救治和帮助别的地区;而如果这场瘟病同时蔓延至整个城市和郊区,在所有地方都是一样猖獗,像它后来在国外一些地方所发生的那样,那么这整个一群人想必就会被压垮,会一天死掉20000人,正如他们说的在那不勒斯发生的那种情况,人们也就不能够彼此救治或彼此援助了。
因为必须看到的是,凡是瘟疫充分发挥其威力的地方,那儿的人们事实上便非常悲惨,而那种恐惧惊慌是难以言表的。但在它恰要到达那个地方之前的片刻,或是在它离去之后的瞬间,他们却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而我只能承认,那个时候在我们所有人中间,人类的那种共同脾性有太多可以找到;也就是说,一旦险情过去,便忘记了解救:不过我会再来谈到这个方面的。
这里不可忘记的是,要对这个共同灾难时期里的贸易状况有所理会,这是针对国外贸易而言,正如也是针对我们的国内贸易而言。
说到国外贸易,毋庸讳言;欧洲的那些贸易国家全都对我们感到害怕,法兰西、荷兰、西班牙或意大利的港口没有一个允许我们的船只进入,或是跟我们有书信往来;事实上我们跟荷兰人的关系不好,跟他们处在激烈的交战之中,但是尽管在国外作战处境不利,我们在国内却还有这样可怕的敌人要与之斗争呢。
我们的贸易商于是便完全裹足不前,他们的船哪儿都去不了,也就是说去不了国外任何地方;他们的制造品和货物,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制造品和货物,在国外不会被人碰一碰;他们跟害怕我们的人一样,害怕我们的东西;而事实上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毛纺制品和人体一样易于留存传染病,而假如是由传染病人打的包,那就会接受传染病,而跟它们接触就像是跟传染病人接触一样危险;因此一旦有英国船舶抵达外国,要是他们真的把物品搬上岸,他们便总是让人把货物打开,在为此目的而指定的地方将它们晾晒:但是从伦敦来的船舶他们不允许进入港口,更不用说是卸货了,无论是按照什么样的约定;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土耳其和事实上是叫做阿基斯的群岛,既属于土耳其人也属于威尼斯人的那些地方,这种针对它们的措施尤其被严格加以行使,它们并不是那样的全然不可通融;起初根本不存在任何阻碍;有四艘船,当时在河里装货驶往意大利,也就是驶往莱亨和那不勒斯,由于他们所谓的产品被拒收,便去了土耳其,并爽快地得到卸货许可,没有任何麻烦,只是由于它们到达那里时,有一些货物在那个国家不适合出售,而其他那些货物是寄售给莱亨的商人的,那些船上的船长没有权力也没有任何规定处置这些货物;因此极大的不便就跟随商人而来。但这只是业务所需的不可避免的状况而已,莱亨和那不勒斯的那些商人收到给他们的通知,从那里再被派去照管那些专门寄售给那些港口的货品,将诸如此类不适合在斯麦纳和斯坎德隆市场上销售的东西,在别的船上带回来。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的种种不便还要更严重些;因为他们决不允许我们的船只,尤其是从伦敦来的,进入他们任何一个港口,更不用说是卸货了;有一则传言说,我们有一艘船偷偷摸摸交了货,这当中有几包英国布料、棉花、粗绒布以及类似的货物,那些西班牙人便让人把所有货物都给焚烧了,把涉及将它们带上岸的人处以死刑。这件事情我认为部分是真实的,尽管我并不确定:但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危险确实是非常大,传染病在伦敦是那样猖獗。
我同样听说,瘟疫通过我们一些船只被带进了那些国家,尤其是被带进了阿尔加维王国的法罗港,属于葡萄牙国王管辖,那儿有好几个人死于瘟疫,但这一点没有得到确认。
另一个方面,尽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我们是那样提防,但大可确定的是,这场瘟疫,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由于起初大半是留在城里靠近威斯敏斯特那头,而城里做买卖的地区,诸如城区和河滨之类的地方,至少到七月初为止,是非常安全的;河里那些船只直到八月初为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到七月一日那天,整个城市范围内只死了7个,而在管辖地之内只死了60个;斯台普涅、埃尔德盖特和怀特夏普尔所有那些教区只死了1个;而索斯沃克所有八个教区只死了2个。但这在国外是一回事,因为噩耗传遍了整个世界,说伦敦城染上了瘟疫;而对那儿的情况并没有做出调查,传染病是如何推进的,或是它始于城里哪个地区,或是到达哪个地区。
此外,在它开始蔓延之后,突然之间,它增长得那么快,《统计表》的数据变得那么高,因此要减轻其传闻,或是竭力让国外那些人相信实际情况是要好一些,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每周统计表》所呈报的记录是足够了;一周死掉2000到3000或4000人,足以让这个世界的整个贸易区恐慌起来,而接下来的时间是那样怕人,也正好是发生在这个城市里,使得整个世界,我是说,对它采取了戒备。
你还可以确信,有关这些事情的流言在运输当中丝毫未曾丢失,这场瘟疫是非常可怕的,人们的苦难是非常深重的,正如通过我所说的那些事情你可以看到的那样:可谣言却更是大得惊人,这一点不必感到奇怪,我们那些外国朋友,正如我兄长那些通信人在那儿被详细告知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葡萄牙和意大利,他主要是在那些地方做生意,说是伦敦一周之内死掉20000人;说是那些未被掩埋的死尸成批堆积起来;说是活人不足以埋葬死人,或健康人不足以看顾病人;说是整个王国同样遭到了传染,因此这是一场普遍流行的疾病,诸如此类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地区闻所未闻的;而一旦我们把真实情况讲给他们听,说那些死掉的人并没有超过十分之一;说有500000人留下来一直住在城里;说眼下人们又开始在街上走动了,而那些逃走的人,他们开始回来了,除了家家户户要怀念其亲友和邻居的时候之外,街上不会看不到往常熙熙攘攘的人群,等等之类,他们几乎没法相信我们;我是说他们没法相信那些事情;要是眼下在那不勒斯,或是在意大利的其他沿海城市做个调查,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很多年前在伦敦有过一场可怕的传染病;而这当中,如上所述,一周之内死掉20000人,等等。恰如我们在伦敦曾经报道说,那不勒斯城里发生了一场瘟疫,在1656年,这当中一天之内死掉20000人,对此我是相当信服的,而这是大错特错了。
但那些夸大无稽的传言对我们的贸易却极为不利,它们本身同样是不公正和有害处的;因为在这场瘟疫彻底结束之后,我们的贸易在这个世界的那些地区得以恢复之前,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那些佛兰德斯人和荷兰人,但尤其是后者,趁此大大地捞了一票便宜,把整个市场都占为己有,甚至在英格兰好些没有瘟疫的地区购买我们的制造品,把它们运到荷兰,以及佛兰德斯,然后从那些地方将它们转运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好像这些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似的。
但他们有时候被人识破而且遭到惩罚,也就是说,他们的货物被没收,还有船只;因为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的制造品,和我们的人一样,染上了瘟疫,而去接触或打开,吸纳它们的气味,是有危险的;那些人就是在通过这种秘密交易而冒风险,不仅是将传染病带入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还对那些他们用货物做生意的国家进行传染;而这,考虑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后果会造成多少人死于非命,必定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允许自己涉足的一场贸易。
我并没有贸然声称,有什么危害已经造成,我是指由那些人造成的那种危害:但我疑心,就我们自己的国家而论,我没有必要附加任何这类限制条件;因为要么是通过我们伦敦的人,要么是通过买卖,让跟每一州和每一个大城镇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成为必要,我是说,瘟疫通过这种途径迟早蔓延到整个王国,包括伦敦,也包括所有城市和大城镇,尤其是那些从事制造业贸易的市镇和海港码头;因此或早或晚,所有英格兰的大地方多少是遭到了侵袭,还有爱尔兰王国的一些地方,只是没有那么普遍罢了;它对苏格兰那些人造成怎样的后果,我并没有机会做调查。
可以看到的是,当瘟疫在伦敦那样持续猖獗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外港,大笔生意做得不亦乐乎,尤其是跟邻近那些国家,还有跟我们自己的殖民地;举例来说,在英格兰这边,科切斯特、雅茅斯、赫尔那些城镇,在跟伦敦的贸易可以说是完全切断之后,有好几个月,将邻近各州的制造品出口到荷兰和汉堡;同样布里斯托尔的那些城市和埃克塞特的港口普利茅斯,也得到相似的便利,向西班牙,向加那利群岛,向几内亚,向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向爱尔兰出口;但是随着这场瘟疫从伦敦向各处蔓延之后,到了像它在八月和九月里蔓延的那样一个程度;因此所有的城市和城镇,或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和城镇先后都被传染上了,于是贸易便可以说是处在全面禁运之中,或是完全陷于停顿,正如我在谈及我们国内贸易时,会进一步谈到的那样。
可有一件事情必须注意到,说起从国外归来的船只,正如你肯定会注意到的许多船只,有一些,它们以前是在世界各地出航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有一些是它们出去时根本不知道有传染病,或是至少不知道有那样可怕的一场传染病;这些船只便无所畏惧地来到河里,然后交货,正如它们不得不要做的那样,只是除了八月和九月这两个月,当时传染病的重心正如我会说的那样,落在了整个大桥下面,没有人敢花片刻工夫出面做生意:但由于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星期,那些归国的船只,尤其是货物不容易腐败变质的那种船只,一度抛锚停泊,就在河浦或是河的淡水河段不到一点的地方,甚至是在梅德威河下游那样的地方,它们当中有好些船便是从梅德威河进来的,而其他那些船停泊在诺尔,还有格雷夫桑德下游的霍普:因此到了十月末尾,有相当多的归国船队到来,许多年里都不为人所知的那种船队。
整个传染病期间有两种贸易是通过水上运输得以运营,几乎很少中断,或者说是没有任何中断,对这个城市受苦受难的穷人极为有利,给他们带来救助,而那便是沿岸的谷物贸易和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
这些贸易中的第一种具体是由那些小船运营,小船来自赫尔的港口,还有杭贝尔的其他地方,大量谷物就是这样从约克郡和林肯郡被带进来:这种谷物贸易的其他部分来自诺福尔克的里恩,来自威尔士和本恩汉姆,还有雅茅斯,全都在同一个州;第三个分支来自梅德威河,来自米尔顿、费福斯汉姆、马尔盖特和桑德威治,还有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沿岸所有其他小地方和港口。
还有来自苏福尔克沿岸的一种极好的贸易,带来谷物、奶油和干酪;这些船只保持稳定的贸易航线,毫无阻碍地来到那个仍以贝阿基闻名的市场,在那儿它们给这个城市提供充裕的谷物,在陆地运输开始衰退的那个时候,在人们开始讨厌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过来的那个时候。
这也多半是要归功于市长大人的明智审慎和指挥有方,他煞费苦心地让那些船主和船员免于危险,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只要他们想要销售,便随时让人把他们的谷物买下来(不过这可是非常少有的),让粮食掮客立刻将载有谷物的船只卸货并交付,因此他们极少有机会从大船或小船中出来,钱一向是被搁在木板上交给他们,而且是被放进一个醋桶里,然后才被拿走的。
第二种贸易,是来自泰恩附近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这个城市缺少了它就会苦恼不堪;因为当时焚烧大量煤炭,不仅是在街道上,而且还在私人住宅和家庭中,甚至长达整个夏天,以及天气最热的那个时候,而这是在内科医生的劝告之下才那么做的;有些人事实上反对那么做,坚持认为,让屋子和房间保持暖热,是瘟病繁殖的一个途径,而瘟病是已经进入血液中的一种骚动和火气,都知道它要在炎热的天气里蔓延和增长,在冷天里消退,因此他们断言,所有传染性瘟病遇上热力是最恶劣的,因为传染病是在热天里滋养,获得力量,并在炎热之中可以得到繁殖。
另外那些人说,他们承认,气候中的热量会繁殖传染病,由于潮热天气让空气充满害虫,滋养数不胜数的各类有害生物,它们在我们的食物中,在植物中,甚至在我们的体内孵化,恰恰是通过它们那种臭气,传染病才会得以繁殖;加之,空气里的热量,或者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是气候的炎热,使得身体松弛无力,消耗元气,张大毛孔,使我们更容易接受传染病,或是任何有害影响,假设它是来自传染病的有毒气体,或是空气中的任何其他东西:但是那种火的热力,尤其是煤炭之火的热力,在我们的屋子里,或是在我们身旁燃烧,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效力,它并不是同一种热力,却是迅疾而猛烈,不是趋于滋养而是趋于消耗,将所有那些有毒气体驱散,而另外那种热力与其说是将它们分离和烧掉,还不如说是将它们散发并使它们停滞不动;此外有人断言,煤炭中经常发现的硫磺和亚氮分子,和那种燃烧的沥青物质一起,全都有助于澄清和净化空气,并在如上所述的有毒分子被驱散和烧掉之后,使得空气卫生,可以安全吸入。
后一种观点在那个时候占据上风,正如我必须承认的那样。我有充分理由认为,而且市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让火在房间里始终不停地燃烧的许多屋子,根本就没有被传染上过;而我必须在这一点上加入我的经验,因为我发现,始终将火烧得很旺,让我们的房间更芬芳更卫生,让整个家里变得更好了。
但我回头讲那种作为贸易的煤炭,这种贸易正是费了一番不小的周折才得以始终不停地开展,尤其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同荷兰人开战,那些荷兰私掠船起初将我们大量的煤船扣下,而这让其余那些煤船警惕起来,使它们留下来以便集结成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要么是那些私掠船害怕扣留它们,要么是他们的主子,那些国家,怕他们那么做,便对他们加以禁止,免得瘟疫在他们中间出现,而这倒使它们进展更为顺利了。
为了那些北方贸易商的安全,市长大人下令,煤船暂时超过一定数目不得进入河浦,并命令驳船和其他船只,诸如木材商之类的人,也就是码头主人,或是煤炭贩子所装备的船只,沿河而下,到戴普特福特和格林尼治那样下游的地方,还有某些更下游的地方,将那些煤炭取出来。
其他船只是将大量煤炭在船可以靠岸的特定地点交付,就像在格林尼治、布莱克沃尔和其他那些地方,堆积如山,仿佛是为了销售而存放;但在那些把它们运来的船只走了之后,接着就被取走了;因此船员与河上人没有交流,就连彼此靠近的机会也没有。
可所有这些警戒措施,却根本无法有效阻止瘟病在煤炭业工人中间,也就是说,在船只中间蔓延,因此有相当多的船员死于瘟疫;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它带到了伊普斯维奇和雅茅斯,带到了泰恩附近的纽卡斯尔,还有沿海的其他地方;在那里,尤其是在纽卡斯尔和桑德兰,它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如上所述那么多的火生起来,确实是耗费了数量可观的煤炭;就在船只到来的一到两次受阻期间,是由于逆风天气,还是由于敌人干扰,我记不起来了,但是煤炭的价格贵得要命,甚至高达每查尔德隆4英镑,但是一旦那些船只进来,它很快就降下来了,而随着后来它们有了更自由的航道,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价格是非常合理的。
在那些场合生起的公共火堆,照我计算过的那样,想必是让这个城市耗费大约每周200查尔德隆的煤,要是它们持续下去的话,事实上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了;但实际上,出于必要考虑,没有什么东西节省得下来;可是由于某些内科医生的口诛笔伐,它们持续烧着的时间并没有超过四到五天;火堆安排如下:
一堆在海关,一堆在比林斯盖特,一堆在昆-西斯,而一堆是在梭里-克莱恩斯,一堆在布莱克-弗莱厄斯,而一堆是在布莱德威尔门口,一堆在莱登荷街和格蕾丝丘奇转角,一堆在伦敦交易所的北门,而一堆在它的南门,一堆在基尔特荷,而一堆在布莱克威尔荷门口,一堆在市长大人家门口,在圣海伦斯,一堆在圣保罗教堂西边入口处,而一堆在波厄教堂入口处:我不记得城门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但在大桥脚下是有一堆的,正好挨着圣马格纳斯教堂。
我知道,自从这件事投入试验之后,有些人一直在吵闹,并且说,由于那些火堆的缘故,有更多的人死掉了;可我相信,说这些话的那些人拿不出什么证据,可以用来证实这种说法,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种说法。
同样还要来讲一讲在这个可怕时期英格兰国内贸易的状况,尤其是当它跟制造业及这个城市的贸易有关时的状况:在传染病最初爆发的当口,不难设想,人们中间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恐慌,结果便是贸易的普遍停顿;除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之外,而即便是在这些事情中,由于有大量的人逃亡,还有为数极多的人总是生病,加上那些死掉的人数,因此就算是城里的食品消耗量是过去的二分之一以上,也无法超出过去的三分之二。
承蒙上帝恩典,送来谷物和水果非常丰裕的一年,但是干草或青草并不丰裕;那样一来,面包是便宜的,由于谷物丰裕的缘故:肉类是便宜的,由于青草匮乏的缘故;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奶油和干酪是昂贵的,而就在怀特夏普尔栅门外的集市上,干草卖到每担4英镑。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穷人;各类水果有着最为过量的丰裕,诸如苹果、梨子、梅子、樱桃、葡萄之类;而它们较为便宜,由于人口缺少的缘故;但这使得穷人吃水果吃得过多,让他们患上痢疾、肠胃痛、饮食过量症,等等之类,而这经常导致他们患上瘟疫。
再来谈谈贸易的情形;首先,对外出口遭到阻拦,或者至少是受到极大的干扰,因此变得困难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所有那些工厂的大停顿,其产品收购通常是为了出口;尽管国外的商家有时候再三索要货物,可由于航道是那样普遍遭到阻拦,英国的船只如上所说,不被允许进入他们港口,因此极少有货物派送出去。
这就使得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用于出口的生产陷于停顿,除了某些外港之外;而即便是那些地区不久也都停顿下来,因为轮到它们全都染上了瘟疫;然而尽管这一点整个英格兰都感觉得到,可雪上加霜的是,所有用于国内产品消费的贸易往来,特别是那些通常在伦敦人手上周转的贸易往来,都一起停顿下来,这个城市的贸易就被中止了。
城里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类手工业。工匠和机械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都失业了,鉴于与这些行业相关,但可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工作已经无事可做,这就使得不计其数的各类学徒期满的职工和工人遭到排斥和解雇。
这就使得伦敦许许多多的单个之人无人抚养;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也是一样,他们的生计有赖于这些家庭主人的劳作;我是说,这让他们都沦为赤贫;而为了伦敦这个城市的信用,为了将来世世代代,只要有人讲起这一点,我得照实说,他们有能力提供救济食品,给那么多成千上万缺衣少食的人,正如给后来那些病倒的人,受苦受难的人那样;因此可以确切断言,没有人因为饥寒交迫而灭亡,只要那些行政长官收到给他们的报告。
我们国内产业贸易的这种死水一潭的状况,会让那些行业中的人经受更大的困难,但是名工匠、呢绒商和其他那些人,尽其本钱和力量,不停地制造产品以便让穷人工作,相信只要疫情一消退,他们就会拥有与当时的贸易衰退相称的那种旺盛需求:但由于除了有钱的雇主之外没有人能够这样做,而很多人是贫穷而没有能力做,英格兰的产业贸易便遭受重创,而英格兰各地的穷人只是由于伦敦这个城市的灾难而举步维艰。
确实,次年由于另一场降临该市的可怕灾难而让他们获得充分补偿;因此这个城市通过一场灾难而弄穷并削弱这个国家,通过另一场性质甚至同样可怕的灾难,养肥这个国家并使他们又得到补偿:因为有无数的家当、衣物和其他物件,加之所有那些堆满商品和产品的仓库,诸如此类来自英格兰各地的商品和产品,在伦敦的大火中付之一炬,在这场可怕劫难过后的次年:这就让整个王国做了一场多么奇怪的贸易,去弥补那种不足,去填补那种损失:因此,简言之,这个国家的制造业人员全都着手工作起来,而在好几年里,并不足以供应市场和满足需求;所有国外市场,由于瘟疫导致的停顿,在公开贸易又得到允许之前,我们的产品同样也是空空如也;国内的巨大需求与各类商品的快速产出联合一致;因此正如在瘟疫以及伦敦大火之后的最初七年里那样,这样一场遍及英格兰各地的贸易活动暂时根本不为人所知。
眼下我还得来说一说,这场可怕判决的慈悲方面:九月的最后一周,瘟疫到了危急关头,其凶猛势头开始缓和下来。我记得我的朋友希斯医生在这周之前过来看我,告诉我说,他确信它的狂暴不出几天就会缓和下来;可当时我见到的那一周《统计表》,其统计数字是全年之中最高的,死于各种疾病的有8297个,我拿它来驳斥他,并且责问他,他的判断是从何得来?而他的回答,倒并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难以索解;你看,他说,根据这个时期的患病和被传染的人数,上周应该是死掉20000,而不是8000,如果这场已成痼疾的致命传染病是像它两周前的那个样子;因为当时它照例是在两到三天里致人死命的,眼下是不低于八到十天;当时是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康复;然而我却看到,眼下是不超过五分之二的人不保;在我看来,下一周的《统计表》会下降,而你会看到比过去多得多的人恢复健康;因为尽管眼下到处都有大量的人受到传染,每天都有很多人病倒;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像过去那样死掉了,因为瘟病的有害性减弱下来了;他补充说,眼下他开始希望,仅仅是希望,传染病已经过了危急关头,正处在消退之中;而结果还真是那样,因为接下来这一周,正如我说的,是九月的最后一周,《统计表》减少了将近2000人。
确实,瘟疫仍处在一个骇人的高峰,而接下来的《统计表》不低于6460个,再接下来是5720个;但我朋友的观点仍然是有道理的,人们确实好像是康复得更快了,而且比他们过去康复的人数更多;如果事情真的不是那样的话,伦敦城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因为照我朋友的说法,那个时候有不少于60000人被传染,其中如上所述,死了20477,有将近40000人康复;如果事情是像它从前的那种样子,那个数字中的五万人就会非常有可能死掉,如果不是死掉更多的话,而且50000多人就会病倒;因为总而言之,整个一大群人开始得病了,而且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会逃脱似的。
但在几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我朋友的这番话就显得更清楚了;因为数字在不断下降,而在十月的另一周里下降了1 849人。因此死于瘟疫的人数只有2665,而接下来那一周里下降了1413多人,可显而易见的是,仍有大量的人生病,甚至是超过常规的大量人数,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病倒,但是(如上所述)瘟病的有害性是减弱下来了。
我们人民身上的那种轻率的性情,是否世界各地都是那样,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去调查的事情;但在这里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当对传染病最初的恐惧出现时,他们相互躲避,怀着一种莫名其妙,而且照我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恐惧感,逃离彼此的屋子,逃离这个城市;眼下也是那样,当这种意见流传开来时,(亦即)瘟病不像以前那样有传染性了,即便是被传染上了,它也不是那么致命了,眼看大量确实病倒的人,每天又恢复过来;他们便萌生出那种轻率的勇气,对他们自己,还有对传染病都变得那样全然漠不关心,结果是他们对瘟疫的看法就跟对普通热病的看法差不多,事实上也并没有那么当回事;他们不仅是跟那些人大胆交往,那些人身上有肿瘤和痈疔,它们正在化脓,结果是有传染性的,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甚至于跑到他们屋子里去拜访,如我所知,甚至还走进他们卧病的那些房间里去。
这个我没法觉得是合乎理性的;我的朋友希斯医生认为,而凭经验也可以清楚地知道,瘟病照常是有传染性的,而且照常有很多人病倒,只不过是他声称那些病倒的人当中没有那么多人死掉罢了;可我认为那段时间有许多人确实是死掉了,而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这场瘟病非常吓人,疮口和肿块让人痛不欲生,死亡的危险并没有脱离疾病的环境,虽说没有像从前那样频繁,所有这些事情,加上极度冗长乏味的治疗,对疾病的憎恶,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足以用来阻止任何人跟病人危险地生活在一起,使得他们像从前那样几乎是急于避开传染病了。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另一件事情,使得瘟病的传染够让人害怕的,这就是腐蚀剂的可怕烧灼,是外科医生敷在肿块上面使之破裂化脓的那种腐蚀剂;不用它,死亡的危险非常大,甚至是到死为止;还有肿块的难以忍受的剧痛,虽说不会像从前那样,而且不会像我在好几个事例当中已经描述过的那样,痛得让人谵妄和发狂了,可那些肿块却让病人经受难以言表的痛苦折磨;而那些受到折磨的人,虽说他们确实是逃脱了性命,却对告诉他们没有危险的那些人发出激烈控诉,对自己胆敢自投罗网的轻率和愚蠢追悔莫及。
人们也并没有在这一点上终止这种轻慢行径,因为许许多多像这样放弃了警惕的人仍在遭受更深的痛苦;虽说许多人是逃脱了,可许多人却死掉了;而且它至少具有这种伴随着它的公共危害,它使得葬礼的减少比本来应该有的要慢一些;因为当那种想法像闪电一样传遍城市,人们的头脑被它迷住,甚至当最初的大减退在《统计表》上一出现,我们就发现,接下来两周的《统计表》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减少;我认为,原因在于人们那样鲁莽轻率地陷入危险之中,将他们此前的警惕和关注,还有他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小心规避全都放弃了;相信疾病是不会传染到他们身上,或者说即便是传染上了,他们也不会死掉。
内科医生尽其所能反对人们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发布印刷成文的指示,将它们散布在城市和郊区的各个地方,劝告人们继续保持检束,虽说瘟病减退,但也仍要在他们平日的行径中采取最为慎重的警戒措施,并用吓唬他们说整座城市有故态复萌的危险,告诉他们说,那样一种故态复萌何以比已经有过的整个劫难更为致命和危险;在这个方面用了许多论证和理由对他们作出解释和证明,而这些论证和理由太冗长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这一切都毫无用处,那些无所畏惧的家伙是那样着迷于最初的喜悦,看到《每周统计表》上令人满意的大减退是那样惊奇,以至于他们对新的恐怖无动于衷,听不进劝告,只是认为死亡的严酷过去了;而对他们说话,比对东风说话更不起作用;他们只是开店,逛街,办事,跟路上碰见的任何人交谈,不管是否有事情要谈,也不去调查一下他们的健康,就连对他们的危险感到害怕的心理也没有,虽说他们知道那些人并非安然无恙。
这种粗心大意的轻率行径让他们许许多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而这些人曾经怀着极大的小心警惕将自己关在屋里,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都一直断绝往来,而且是通过这个办法,在老天的关照下,在这场传染病的整个热潮当中保全了性命的。
人们的这种轻率和愚蠢的行径,我是说,程度是那么深,弄得政府最终就此对他们发出警告,将事情的愚蠢和危险都说给他们听;这样做对事情稍稍有所抑制,于是他们变得更加小心一些,但事情还有另一种结果,是他们没法加以抑制的;因为当最初的谣言不仅是在城市里流传开来,而且还传到了乡下时,事情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人们对离开伦敦那么久感到厌倦,渴望回来,结果他们便蜂拥入城,没有恐惧也没有预报,开始在街上露面,仿佛所有的危险都结束了似的;看到这种场面确实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死掉的人数每周仍有1 000到1 800,可人们却还是蜂拥入城,仿佛一切都安然无恙似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就在十一月的第一周,《统计表》又增加了400人;要是我可以相信那些内科医生,那么这一周就有超过3000人病倒,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刚刚回来的人。
圣马丁斯·勒格朗有个叫约翰·科克的理发师,便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我是指瘟疫消退时人们急于返乡的例子:这位约翰·科克带领全家离开城市,将他的房子锁闭起来,便去了乡下,正如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然后看到瘟疫在十一月减退得那么厉害,所有疾病加起来每周只死掉905个,他便又大着胆子回家了;他家里有十口人,也就是说,他本人和妻子,五个孩子,两个徒弟,和一个女仆;他回家没有超过一个星期,便开始打开店门,做起了生意,但是瘟病在他家里爆发出来,大约在五天之内他们全都死了,除了一个人之外,也就是说,他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全部五个孩子,还有他的两个徒弟都死了,只有那个女仆还活着。
但对其余那些人来说,上帝的仁慈比理当期盼的是要更大一些;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瘟病的那种有害性耗尽,传染病气势衰竭,加上冬季来得快,空气清澈而寒冷,有几场凛冽霜冻;而这种情况仍在增强之中,那些病倒的人绝大多数都康复了,城市的健康开始回归:瘟病确有几次回复,甚至在十二月这个月里,《统计表》上的数字增长了将近100,但它又消退了,因此在一个短时期内,事情开始回到其自身的轨道。看到城市眨眼之间人烟又是何其稠密,这令人惊叹;因此陌生人是没法不惦记那些送了命的人,而说到那些人的住所,也并不存在什么缺少居民的状况:几乎很少看到或是根本看不到空房子,或者说即便有几座空房子,也是并不缺少它们的房客的。
但愿我能够说,随着城市有了一张新的面孔,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有了一番新的面貌:我只是怀疑许多人身上保留着的一种真诚的得救之感,衷心感谢那只至高无上的手,它在那样危险的一个时候保护了他们;而在一个人口那样稠密的城市,住在里面的人是那样虔敬,正如在这劫难期间他们在这儿所表现的那样,另作评判那就太不仁慈了;但这种情况除了是在个别家庭中,还有在个别面孔上可以让人看到之外,必须承认,人们总体的行为跟它从前恰恰是一样的,极少让人看得到区别。
有人确实是说,事情更糟糕了,人们的品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堕落的;人们在他们所处的危险之中变冷酷了,像是风暴过去之后的海员,其恶行恶状较之于从前更邪门和更愚蠢,更大胆和更冷酷;可到目前为止我一点儿也不想对此加以报道:要将所有变化过程具体描绘出来,而通过这些变化,事物的进程又在这个城市里得以恢复,得以在其自身的轨道上运行,正如它们从前那样,这会占据一个不小的历史长度。
英格兰有些地区眼下是被传染上了,和伦敦有过的一样猖獗;诺维奇、彼得伯勒、林肯、科切斯特的那些城市,还有其他那些地方眼下是遭到了侵袭;说到与这些城市的通信往来,伦敦的行政长官开始为我们的行为制定规范:确实,我们没法妄图禁止他们那些人来到伦敦,因为不可能分别知道他们,于是经过多次审议,市长大人和市参议院不得不丢下这个方案: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警告和提醒人们,对于任何他们知道是来自这些被传染地区的人,不要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或是与他们交往。
但他们等于是在和空气说话,因为伦敦那些人眼下觉得他们自己与瘟疫是那样沾不上边,以至于他们把所有的忠告都当做耳边风;他们似乎相信这种观点,空气焕然一新,而且空气就像患过天花的人,没有能力再受到传染了;这又让那种想法流行起来,传染病全都在空气当中,在病人和健康人之间不存在那种传染物之类的东西;而这种怪念头在人们中间是那样甚嚣尘上,以至于他们群集杂处,有病的人和健康的人,并不是穆斯林,那些人,满脑子的决定论原则,对于传染病满不在乎,无论怎样都是听其自然,可以比伦敦的那些人还要固执;他们是极为健康的人,从我们所谓的新鲜空气当中出来,到城市里来,到上述那些屋子和卧室里去,甚至还到上述那些床铺上去,和那些身染瘟病并且没有恢复过来的人在一起,完全不以为然。
有些人确实是为他们的大胆鲁莽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计其数的人病倒了,而内科医生做的工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他们有更多病人恢复过来;也就是说,他们多半是恢复了健康,但眼下毫无疑问有更多的人被传染上,而且是病倒了,跟一周死掉5000到6000的那个时候相比,这个时候一周死掉的并没有超过1000或1200;处在重大而危险的卫生和传染病的状况中,人们在这个时候全然是那样疏忽大意;他们是那样听不进或是接受不了那些为了他们好的人所提出的警告。
像这样返乡的那些人,在他们的查询之中,可以说大体上是非常奇怪地发现,在他们的朋友、某些家庭全家被彻底扫荡之后,并没有任何他们的纪念物留下来;他们留下来的那点东西,也找不到任何人拥有或出示所有权的任何证明;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让人找到的东西多半是被人侵吞和盗窃了,有些是以这样的方式,有些是以那样的方式。
据说这些遗弃的资产,落到了作为全体继承人的国王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被告知,而我觉得它部分是真实的,国王把这些所有东西当做谢神之物转让给了伦敦的市长大人和市参议院,以供穷人之用,而穷人是非常多的:因为可以看到,虽说赈济的种种理由,还有水深火热的场景,在瘟疫猖獗之时要比一切都结束之后的现在多很多;可穷人的苦难不幸眼下却比那个时候多了许多,因为所有那些大布施的来源眼下都关闭了;人们眼中的主要布施理由不存在了,于是便停住了他们的手;而个别那些场景却仍然让人非常动容,穷人的苦难不幸,其实是非常深重的。
尽管城市的健康状况眼下多半得以恢复,可是外贸却并未开始活动起来,而那些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允许我们的船只进入他们港口;至于说荷兰人,我们的朝廷和他们之间的误解在前年引发了战争;因此我们那一路的贸易整个儿被阻断了;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大利和北非,还有汉堡和波罗的海的所有港口也一样,这些全都是长时间小心避开我们,好多个月里都不愿和我们恢复贸易。
瘟病扫荡着那样众多的人群,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许多外围教区,如果不是说全部教区,便不得不开辟新的坟场,加上我讲到过的在邦西尔-菲尔兹的坟场,其中有些还在继续使用,沿用到现在;但另一些是弃置不用了,而它们,说起来我实在是带着点儿非难,被改造成了其他用途,或是后来在它们上面被盖上建筑,那些死尸受到打扰,遭到虐待,又被挖了出来,有些甚至连骨头上的肉都还没有烂掉,像粪土或垃圾那样被搬到其他地方去了;这当中有些是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如下所述:
1.高斯维尔街外的一块地,靠近蒙特-米尔,是这个城市的古旧野堡或要塞的某个遗址,大量尸体从埃尔德斯盖特、科勒肯威尔那些教区运来,甚至从城内运来,被乱七八糟地掩埋在那里。这块地,据我所知,后来成了一座草药园,而且在这之后被盖上了建筑。
2.布莱克·迪契,正如当时的称呼那样,正对面有一块地,在哈罗威胡同的尽头,在肖迪契教区;后来成了一家养猪场,还用于别的普通用途,只是极少作为坟地使用。
3.毕晓普斯盖特街汉德巷的上头,当时是一片绿色田野,被认做是专属于毕晓普斯盖特教区,虽说从城里来的许多运尸车,尤其是从城墙边的圣奥尔-海鲁斯教区来的运尸车,也把尸体带到那儿;这个地方,说起来我是没法不大为叹息的,如我所记得的那样,正是在瘟疫停止后大约两三年,罗伯特·克莱顿爵士才占得了这块地;据说,有多少真实性我不知道,它因为缺乏继承人而落到国王手里,所有那些有权拥有它的人都被疫疾夺走了性命,而罗伯特·克莱顿爵士从国王查理二世那里获得了一份转让证书。不管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块地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被租出去盖房子或是被盖上了房子的:盖的第一座房子是一座仍然矗立着的漂亮大房子,面朝着那条街道或道路,眼下是叫做汉德巷,而它尽管被叫做巷子,却像街道一样宽阔:和那座房子朝北同一排的那些房子,正是在穷人被掩埋的那块地上建造起来的,而在将那块地挖开来建造地基时,那些尸体被掘了出来,其中有些仍然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呢,就连女人的头盖骨都可以通过它们长长的头发分辨出来,而另外一些,肉还没有完全烂掉呢;于是人们开始惊呼着指责,而有些人提出来说,这也许会有传染病复发的危险:这之后那些骨头和尸体,被他们尽快抓起来,送到这块地的另一处,统统被扔进一个特意挖好的深坑,而这块地眼下为人所知,是因为它上面没有盖房子,而是一条通向另一座房子的通道,在罗斯巷上头,正对着一座礼拜堂的大门,那座礼拜堂是多年以后建造的;这块地被栅栏圈起来与通道的其余部分隔断,形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那儿躺着近两千具尸体的骨头和残骸,都是那一年被运尸车送到他们的坟墓里去的。
4.除此之外,在摩尔-菲尔兹有一块地,在眼下叫做奥尔德·贝斯兰姆街入口处旁边,而它被扩大了许多,尽管出于同样的缘由而没有完全被理会。
注意: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埋葬在那块地里的,而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
5.斯台普涅教区,从伦敦东部向北扩展,甚至恰好扩展至肖迪契教堂墓地边缘,有一块地被收受掩埋他们的死者,靠近上述的教堂墓地;而它正是为了那个原因而被闲置起来,在这之后,我想,是被纳入那个教堂墓地中;他们还有另外两处下葬地在斯皮特尔-菲尔兹,一处是在后来为抚慰这个大教区而建造的一座教堂或曰礼拜堂的地方,另一处是在佩蒂寇胡同。
另有不少于五块地被用于那个时候的斯台普涅教区;一块是在眼下矗立着圣保罗的肖德维尔教区教堂的那个地方,而另一块,是在眼下矗立着瓦平的圣约翰教区教堂的那个地方,而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没有教区的名字,但都属于斯台普涅教区。
我还可以说出更多,但这些是在我具体了解的范围内的,我认为是那种环境使它们具有记录的价值;从整体上讲,这可以让人看到,他们在这灾难深重的时候,不得不在大部分外围教区收受新的下葬地,为了掩埋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死掉的为数甚多的人;但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把这些地方和普通的用途分隔开来,使得那些死尸可以静静地长眠,这我答不上来,而我得照实说,我认为那样做是错误的;谁该负责,我不知道。
我应该提一下,当时也有单独一块下葬地供贵格会教徒使用,这块地他们仍在使用,他们还专门有一辆运尸车,把尸体从家里运过来;那位著名的所罗门·伊戈尔,他正如我在前面讲到的那样,把瘟疫预告成一场审判,赤身裸体跑过大街,告诉人们,它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是为了他们的罪孽而惩罚他们,而他自己的妻子正好是在瘟疫的第二天死掉的,是第一批被贵格会教徒运尸车运到他们新的下葬地中的一员。
我本可以让传染病期间发生的许多更引人注目的事情塞满这篇纪事,尤其是市长大人和当时在牛津的宫廷之间的往来磋商,以及那些时不时从内阁收到的指令让他们在这紧急关头指挥调度。但是宫廷让其自身参与的事情确实是那样少,而他们做过的那点事情其重要性是那样小,因此我不觉得太有必要在这里说得面面俱到,除了规定城里按月举行斋戒那件事,还有为救济穷人发送皇家布施那件事之外,而这两件事情我在前面都说到过了。
谴责的话语朝那些内科医生劈头盖脸扔过来,他们在这疫疾期间遗弃了自己的病人,而眼下他们又回到城里来了,没有人想要雇用他们;他们被人叫做是逃兵,并屡屡有传单张贴在他们家的大门上,写道,这里有医生出租!因此那些内科医生中有一些人,只好呆坐片刻,环顾左右,或者至少将他们的住处搬迁,然后在新的地方和新的熟人中间开张营业;牧师的情况如出一辙,而人们事实上是对他们大加责骂,写了诗句和辱骂他们的坏话,张贴在教堂大门上,这里有布道坛出租,或者有时候写成出售,而这是更坏的坏话了。
这正是我们的大不幸,当传染病停止时,我们那种倾轧和争斗、诽谤和责难的精神并没有停止,而这确实成了从前影响国家和平的主要不安定因素:有人把它说成是那些旧时怨恨的残余,而它近来就是那样将我们全都卷入了激怒和混乱之中。但是由于最近的赦免条例平息了那种争吵,因此政府便将家庭和个人的无时不在的和平,推荐给了整个国家。
但这是没法做到的,尤其是在伦敦的瘟疫停止之后,当时有谁看到人们所处的那种情境,人们在那个时候是如何彼此爱抚,保证给未来以更多的宽容,再也不提出非难:我是说,有谁在那个时候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他们最终是会以另一种精神相处在一起。然而,我是说,这是没法做到的;争吵还在继续,教会和长老会的人水火不容;瘟疫一旦消除,那些被逐出教门的非国教牧师,当他们填补了那些隐退的在职牧师所抛弃的布道坛,他们就不会有别的盼头了;他们只会立即攻击他们,用他们的刑法骚扰他们,自己生病的时候让他们布道,一旦恢复健康就迫害他们,即便是我们这些属于教会的人也觉得这样做是很冷酷的,对此根本无法赞同。
但这是政府的事情,我们说什么也都是阻止不了的;我们只能说,这不是我们的作为,我们是没法对此负责的。
另一个方面,反对国教的人谴责那些教会牧师,说他们跑掉了,丢掉了自己的职责,将人们遗弃在险境之中,而那个时候他们是最需要安慰的,等等之类,这我们是根本没法赞同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勇气,而经书要求我们根据博爱原则,给绝大多数人以善意的评判。
一场瘟疫是一个强敌,是用恐怖武装起来的强敌,每个人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去抵御它,或是做好足够准备去承受其冲击:千真万确,许许多多身临其境那样去做的牧师,他们退缩了,为了自己生命的安全而逃跑了;但这也是真的,他们当中许许多多人留下了,而他们有许多人在灾难中,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倒下了。
确实,有些被逐出教门的反对国教的牧师留下了,他们的勇气可嘉,值得高度评价,但这些人并不是数不胜数;不可以说他们全都留下,没有一个到乡下隐退起来,同样不可以说教会神职人员全都跑掉了;而那些跑掉的人,也并不是没有用副牧师代替就走了,而另外那些人也并不是没有在他们的岗位上,履行必要职责,只要可行便尽量去探访病人;因此从整体上看,博爱应该是双方都有份,而我们本该考虑到,像1665年那样一个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处在那些情形中,并不是最坚强的勇气才会始终支撑着人类;这一点我还没有说起过,而是宁愿挑选双方那些人的勇气和宗教热情加以记录,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水深火热中的穷人服务,并没有去牢记双方有什么失职行为。但是那种坏脾气在我们中间出现,把这种必要性给弄反了;有些留下来的人,不仅过分夸耀他们自己,而且还侮辱那些逃跑的人,骂他们是胆小鬼,抛弃自己的羊群,扮演的是为钱卖命的角色,等等之类:我建议所有慈悲为怀的善人都去回顾一下,恰当反思这个时期的恐怖;不管谁那么做都会看到,可以支撑它的并不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力量,它不像是在部队的指挥所里露面,或是冲着战场上的一队骑兵发起攻击;而是对灰白马背上的那个死神发起攻击;留下来其实就是去送死,而这简直是可以尊敬的,尤其当事情像在八月末和九月初那样出现时,正如那个时候有理由去料想它们的那样;因为没有人料到,而我敢说,没有人相信,瘟病真会采取那样突然的一个转折,一周之内立刻下降2000人,当时有着那样惊人的一个生病的数目,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而接下来便是许许多多人,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留了下来,便拔腿逃走了。
此外,要是上帝给一些人的力量比给另一些人的更多,难道就可以夸耀他们忍受打击的能力,责备那些没有同等天赋和忍耐的人吗?或者说,要是他们造就得比自己的同胞更有用,难道他们就不应该更显得谦卑和感恩吗?
我认为应该把这记录下来向那些人表示敬意,有牧师也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行政长官和各类公务员,而且还有各种发挥作用的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履行其职责,正如所有那些留下来恪尽职守的人毫无疑问做到的那样,而所有那些人中,有些人不仅冒了生命危险,而且还在那个可悲的时刻失去了生命。
我曾经要给所有那些人列一份表格,我是指所有那些专职和雇用的人,这些人,正如我说的那样,像这样死在履行其职责的时候,但对于个人而言,在细节上做到确凿无疑是不可能的;我只记得,有16名国教牧师、2名市参议员、5名内科医生、13名外科医生死掉,是在九月初之前的城市和管辖地范围内:但这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是在传染病险象环生和穷凶极恶之时,因此不可能做成完整的表格:至于说那些级别低的人,我想在斯台普涅和怀特-夏普尔两个教区,有46名警察和下级警官死掉;但是我没法将表格做下去,因为九月里瘟病的狂暴猖獗袭击我们的时候,它逼得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衡量尺度:人们当时确实不再通过清点和计数死掉,他们会发表一份每周的《统计表》,说他们有7 000或8 000,或是随便怎么说;他们毫无疑问是成批死掉,成批下葬,也就是说没有经过统计;要是我可以相信某些人,他们留在户外的时间比我更多,在这些事情上比我更精通,虽说对一个不比我有更多事情要做的人来说,我是够公开的了,我是说,要是我可以相信他们,那么在九月的头三周下葬的人数不会比每周20000个少很多;不管别人是如何断言其真实性的,我却宁愿选择固守公开的统计数字;每周7000和8000是足以用来证明我说的那些时刻的所有恐怖了;而让写作的我,也让阅读的人颇为满意的是我能够说出,每件事情都是以适度的原则记录下来,更多的是在分寸之内而非超出分寸。
基于所有这些缘由,我是说我可以希望,一旦我们恢复了健康,在追忆过去那场灾难时,我们的行为因宽容和仁慈而更加高尚,而不是那样多地夸耀自己留下来的胆魄,仿佛所有的人都是逃离上帝之手的懦夫,或者说,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要动辄把他们的勇气归功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对造物者之手的藐视,这是一种有罪的绝望,并非真正的勇气。
我只能将它留作记录,那些公务员,诸如警察、下级警官、市长大人和治安官的属下,也和教区公务员一样,他们的工作是管理穷人,大抵是怀着和任何人一样的勇气,而且说不定是怀着更多的勇气履行其职责,因为他们的工作伴随着更多的危险,更多地置身于穷人中间,而这些人更易于受到传染,一旦他们患上了传染病,便是处在最可哀怜的困境之中:但随后也必须要补充的是,他们当中大量的人死掉了,事实上也不太可能不是这样。
我在这里一个字都没有说到过那种药物或配制品,我们通常用于这种可怕的场合,我是指我们屡屡出门在街上走来走去,正如我所做的那样;这些多半是在我们江湖医生的书籍和广告中谈到了,而关于那些人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可或许还要补充的是,内科医生协会每日颁布好几种配制品,他们在其业务过程中看重这些配制品,而它们会在报章杂志上登载出来,为了这个缘故我就避免重复提到它们了。
有件事情我忍不住要讲一讲,它发生在一个江湖医生身上,他公布说他有一种对付瘟疫的上佳预防药,而谁要是随身携带它们,就根本不会被染上,或者说根本不容易患上传染病;这个人,我们可以适当地猜想,口袋里不带上一些这种上佳预防药是不会出门的,却让瘟病给染上了,两三天之内就一命呜呼。
我不是憎恨药物者或是轻视药物者中的一员;相反,我经常讲到我对我的那个朋友希斯医生的规定所怀有的尊敬;可我也得承认,我是极少使用或者说是根本不使用的,除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始终预备着一种香味浓烈的配制品,以防万一碰上什么气味难闻的东西,或是跟什么下葬地或死尸走得太近了。
而我也并没有做过我知道是有些人做过的那些事情,用甘露酒和葡萄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让精神始终保持高昂和热烈,而这些东西,正如我所看到那样,有一个博学的内科医生自己用得那么多,以至于当传染病完全消失时,他都没法摆脱它们,在余生变成了酒鬼。
我记得,我那位医生朋友过去经常说,存在着一定种类的药剂和配制品,就传染病而言,它们肯定都是好的和有用的;内科医生可以从它们当中提炼,或是靠它们制造出无限种类的药品,正像敲钟人只用六口钟,通过声音的变化和秩序,敲出数百种不同的乐音;所有这些配制品确实是非常好的;因此,他说,在目前这场灾难中有那么纷繁的药品提供,我是并不觉得奇怪的;几乎每一位内科医生都开列或配置不同的东西,正如他的判断和经验引导他的那样:但是,我的朋友说,让伦敦所有内科医生的所有药方都来检验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从同样的东西里调配出来的,只是有所变化而已,正如医生特别的嗜好引导他所做的那样;因此,他说,每个人对其自身体质和生活方式及其被传染的情况稍加判断,就会在普通的药剂和配制品当中指出他自己的药物:正因为这样,他说,有些人把一种东西说成是最灵验的,而有些人把另一种说成是最灵验的;有些人,他说,认为那种自称为抗疫疾药丸的王牌药丸,是所能制作的最佳配制品;另一些人认为,那种威尼斯糖浆本身足以抵御传染病,而我,他说,跟这两种人想的一样,亦即,后一种药用来事先防治传染病是好的,而前一种药,要是传染上了,可以用来驱除瘟疫。遵照这个意见,我好几次都服用威尼斯糖浆,十足发一身汗,觉得自己和任何一个靠这种药力强身固体的人一样,强得足以抗拒传染病了。
至于说江湖术士和江湖医师,城里面这号人是那样满满当当,我一个都不听他们的,后来我经常怀着某种惊奇注意到,瘟疫之后的两年里,在城里一带我几乎是一个都没有看见或听说。有些人认为他们在疫疾之中统统被扫荡了,赞成将这一情形说成是上帝报复他们的一个特别标志,因为将穷人引入毁灭的深渊,只是为了从他们身上弄到一点钱的那种利益;可我根本没法说得那么极端;他们大量死掉是肯定的,他们有许多人是在我自身了解的范围内;但对他们全都被扫除我是颇为质疑的;我宁可认为,他们逃到乡下去了,试着对那儿的人做他们的营生,而那儿的人在传染病到来之前,处在对它的恐惧之中。
而这一点却是肯定的,在伦敦或伦敦周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个都没有露面;事实上是有若干医生,他们颁布药丸,推荐各种医药配制品,照他们的说法,是为了在瘟疫之后净化身体,而且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对于那些受到侵袭然后被治愈的人而言,服用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必须承认,我相信这是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内科医生的意见,瘟疫本身就是一种充分的清洗;那些逃脱传染病的人不需要任何其他种类的药物来净化他们的身体;那些流脓的疮口,肿瘤,等等之类,它们溃烂破裂,而且是遵照内科医生的指示始终开着口子,已经充分清洗了它们;而所有其他瘟病以及瘟病的病因都是那样有效地被对付了;由于内科医生把这一点当作他们的意见提了出来,因此那些江湖庸医不管来到什么地方,他们也都没什么生意可做。
事实上有过几次小小的慌乱,发生在瘟疫减退之后,是否他们要千方百计吓唬人们,把人们给搞乱,正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这我不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被告知,瘟疫会在那样一个时刻回来;而那位著名的所罗门·伊戈尔,我说到过的那位赤身裸体的贵格会教徒,每天都在预言噩耗;而另外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们说,伦敦还没有充分受到责罚,而更厉害和更严酷的打击还在后头呢;要是他们就此打住,或者要是他们涉及细节问题,告诉我们说,这座城市次年就要被大火摧毁;那么事实上,当我们看到它发生时,我们对他们的预言精神表示超出一般的尊敬就不会是岂有此理了,至少我们会对他们表示惊奇,而且在追究其意义,在追究他们是从何处得到先见之明时,就会更加认真了:但由于他们是笼统告诉我们说要再度发生瘟疫,我们就对他们并不关心了;可是这些吵吵嚷嚷的声音听得多了,我们就全都和某种不断袭击我们的恐惧保持一致了,而要是有什么人突然死掉,或者要是什么时候斑疹伤寒增加了,我们就立刻恐慌起来;更何况是瘟疫人数的增长,因为到这一年年末,瘟疫人数一向是在2个到300个之间;处在这些时刻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是说,我们就重新恐慌起来了。
记得大火之前的伦敦城的那些人,肯定记得,当时并没有我们现在叫做纽盖特集市那样的地方。除了那条街中间的那个地方,而那条街现在叫做布娄-布莱德街,是由于那些屠户而得名,他们过去常常在那里宰杀和煮熟他们的绵羊;(而且他们据说有个惯例,用管子把肉给吹胀,让它看起来比原先厚一些和肥一些,为此而在那儿遭到市长大人的处罚)
我是说,从朝着纽盖特那条街的尽头起,那儿矗立着长长的两排卖肉的屠宰场。
正是在这些屠宰场里,有两个人倒毙了,由于他们正在买肉,便引起谣言说肉都被传染了,虽说这会把人们给吓坏,而且是给集市造成了两到三天的损失;可它后来却清楚地显示,这个说法毫无真实可言:但是当恐惧占据心灵时,没有人说得清楚这种鬼迷心窍的恐惧。
幸亏是由于冬天气候的延续,城市的健康得以恢复,到了随后的二月,我们料想瘟病已完全停歇了,随后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再受到惊吓了。
那些博学的人中间仍然有个问题,而这起初让人们有点儿摸不着头脑,这就是,用什么办法净化那些有过瘟疫的房屋和物品;怎样才可以让它们变得又可以居住,而在瘟疫期间它们被闲置在那里;大量香料和配制品由内科医生开列出来,有些是这一种而有些是那一种,那些听他们话的人,为此而给自己添了许多麻烦,而事实上在我看来,是添了不必要的花费;那些穷一点的人,他们只是日夜将窗户打开,在房间里焚烧硫磺、沥青和火药,还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和那些最好的做得一样好;不仅如此,还有那些归心似箭的人,他们正如我在上面说的那样,冒着一切风险急急忙忙回家,在他们的屋里并没有发现或者说是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不便,而在物品当中也没有发现,就对它们做得很少,或是根本就没有做。
不过,总的说来,那些谨慎小心的人确实采取了某些措施,给自己的屋子通风和消毒,在紧闭的房间里焚烧香料、香烟、安息香、松脂和硫磺,然后在空气中引爆火药;另一些人整日整夜让大火燃烧起来,烧上好几个白天和好几个夜晚;而且,有两三个人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屋子点燃,将它们彻底烧掉,那样就有效地给它们消了毒;正如在拉特克利夫有一个人,在霍尔伯恩有一个人,还有在威斯敏斯特有一个人分别所做的那样;此外有两三个人将火点燃,可那火还没有烧到足以将屋子焚毁之前,又幸运地熄灭了;有一个居民的仆人,我想这是在泰晤士街,为清除屋内的传染病而将那么多火药搬进他主人的屋子,而且处理得那么愚蠢,结果将屋子的一部分屋顶给炸掉了。但是那个时辰还没有完全到来,到时城市将由大火所净化,可也距此不远了;因为在九个多月之内我见到它整个儿卧在灰烬之中;当时,正如我们某些大言不惭的哲学家所吹嘘的那样,正是此时瘟疫的种子全给消灭了;一个太可笑的想法,都不好在这儿说起,既然,要是留在屋里的瘟疫种子,除了大火不会被消灭,那么它们后来没有爆发,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所有那些建筑,在郊区和管辖地,在斯台普涅、怀特夏普尔、埃尔德盖特、毕晓普斯盖特、肖迪契、克里普尔盖特和圣迦尔斯那些大教区,那儿大火根本没有出现,那儿瘟疫流行得最为猖獗,仍处在和它们从前一样的境地里。
还是把这些事情只按照我所发现的那个样子记录下来吧,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健康是超出一般的小心谨慎,为了他们所谓的给自己屋子调调味,确实是听取了特别的指导,为了这个缘故而消费了大量昂贵的东西,而这,我只知道,不仅是给那些屋子增添了味道,正如他们所渴望的那样,而且还让空气充满了十分怡人和有益身心的气味,而其他人和那些为此花了代价的人一样,分享到了它的好处。
而尽管那些穷人是十分心急火燎地回到了城里,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可我得要说,那些富人却终归是没有赶得那样急;实业家确实是回来了,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把他们自己的家庭带到城里,直到春天来临,他们看到了靠得住的理由,瘟疫不会再来了,才将他们带来。
宫廷在圣诞节之后确实是很快就回来了,但是那些贵族和上等人士,除了依附于政府以及在政府手下工作的那些人之外,并没有那么快回来。
这里我该注意到的是,尽管伦敦和其他地方瘟疫猖獗,可非常明显的是,它却从未出现在海军当中;可有一阵子在河上,甚至在街上有一场奇怪的强行征募,为了给海军补充水兵。但这是在这一年的年初,当时瘟疫几乎还没有开始,根本还没有来到城市的这个地区,他们通常是强行征募水兵的地方;尽管当时与荷兰的战争一点都不讨人们喜欢,那些水兵是怀着一种不情愿入伍的,许多人抱怨被人用武力给拖了进去,可最终的结果却证明,对于有可能在大灾难中丧命的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幸运的暴力,而这些人在夏季服役结束之后,虽说是有理由为自己家庭的荒芜而悲悼,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家中许多人已躺在坟墓里了;可他们却有余地表示感谢,他们被带出了它的魔爪之外,尽管是那样的违拗他们的意愿;这一年我们跟荷兰人确实有一场鏖战,海上的一次非常猛烈的交火让荷兰人被击败;但是我们损失了非常多的人和一些战舰。
不过,正如我看到的那样,瘟疫并没有在海军中出现,而当他们将战舰停泊在河上时,它的猖獗的势头开始消退了。
如果我能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例结束这个忧郁之年的记录,我会感到高兴的;我是指对我们的保护者上帝的感激之情,把我们从这场可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毫无疑问,这种解救的情形,和我们从中被解救的那个可怕敌人一样,要求整个国家同仇敌忾;这种解救的情形确实是非常不寻常的,正如我已经部分讲到过的那样,尤其是我们全都置身其中的那种可怕状况,那个时候,让整个城市吃惊的是,我们怀着传染病中止的希望而变得欢欣喜悦。
除了上帝迫近的手掌,除了全能的力量,没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传染病藐视所有药物,死亡在每一个角落肆虐;而要是按照它当时的样子发展下去,再过几个星期就会把这个城市清除一空,包括每一个有灵魂的东西:人们开始绝望,每颗心都被恐惧所压垮,人们在灵魂的极度痛苦中孤注一掷,而对死亡的恐怖就挂在人们的脸孔和表情上。
正是在那样一个时刻里,我们或许可以非常恰当地说,人的相助是枉然的;我是说正是在那样一个时刻里承蒙上帝开恩,以最为可喜的意外,让它凶猛的势头,甚至让它本身得以消退,让恶性的状况减弱下来,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虽说有数不胜数的人生病,可死掉的人却没有几个;而正是在第一周的《统计表》上数字下降了1843,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人们脸上出现的那种变化难以用语言表达,那个星期四早晨,当《每周统计表》发布时;在他们的面貌中可以察觉到,一种秘密的惊讶和喜悦的微笑挂在每个人脸上;他们在街上相互握手,而这些人从前几乎不会相互走在道路的同一侧;但凡在街道不太宽阔的地方,他们会将自家的窗户打开,从一家喊到另一家,问他们过得怎样,而要是他们听到好消息,说是瘟疫消退了;有些人就会在他们说好消息时回应,并且问道,什么好消息呀?而当他们回答说,瘟疫消退了,《统计表》下降了将近2000人,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大叫,赞美上帝;就会喜极而泣,告诉他们说这个消息他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而人们是那样喜悦,好像生命对他们而言是从坟墓里来的。我可以把他们在过度喜悦中干下的放纵之事记录下来,几乎可以和他们在悲恸中干下的那些事情记得一样多;但这么做会减少它的价值。
说实话,就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我自己还是非常沮丧;由于这一周或两周前患病数目很惊人,加上那些人死掉,是那样可怕,而且各处的悲悼叹息是那样沉痛,以至于一个人似乎会做出甚至是违反理智的行为,如果他是那样热切盼望逃命的话;由于在我整个邻里地区,除了我的房子之外,几乎没有一座房子不受到传染;因此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邻居被传染上;事实上很难让人相信,最近这三周是造成了多么可怕的蹂躏,因为如果我可以相信那个人,而他的推算我一向认为是非常有根据的,那么在我讲到的这三周之内就有不少于30000人死亡,将近100000人患病;因为生病的人数出乎意料,事实上让人目瞪口呆,那些以前一直是靠勇气支撑的人,眼下承受不住而倒下去了。
就在他们受苦受难期间,当时伦敦市的情形确实是那样悲惨,就在那时承蒙上帝开恩,可以说,是通过他那只迫近的手掌解除了这个敌人的武装;刺里的毒被剔除,让人惊叹的是,就连那些内科医生也对此表示惊异;不管他们造访何处,他们都发现自己的病人好一些了,要么是他们舒服地出了汗,要么是肿疮溃烂了,要么是痈疔消退下去,它们周围发炎的部位变了颜色,要么是热病不见了,要么是剧烈头痛缓和了,要么是在病情之中出现了某种良好症状;因此不出几天,每个人都在康复,那些受到传染而倒下的整户人家,要让牧师和他们一起祈祷,每时每刻等待着死神,都恢复过来而且痊愈了,他们当中根本就没有人死掉。
而这也并不是通过新近找到的什么药物,或是新发现的治疗方法,或者也并不是通过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获得的什么经验;而显然是出自于他那只秘密的无形之手,起初把这种作为审判的疾病给我们送来的那只手;就让不信神的那部分人对我这番话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并非虔信;这是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承认的;疾病衰弱了,它的有害性耗尽了,让它爱从哪儿来就从哪儿来吧,让哲学家在大自然中寻找解释它的原因吧,让他们尽其所愿地劳作,以减轻他们欠造物主的那笔债吧;那些内科医生,他们这些人身上最少享有宗教感,不得不承认这完全是超自然的,承认这是非同寻常的,而且承认这是没法加以解释的。
如果我说,这是一种看得见的召唤,让我们所有人都表示感谢,尤其是处在瘟疫增长的恐惧之下的我们,那么说不定有些人就会觉得,在对这件事情的认识结束之后,这是有关宗教事务的一种装腔作势的空话,是在宣讲布道而非书写历史,是在把我自己变成教师而非提供我对事物的观察;而这一点大大阻止我在这里继续下去,如我否则会做的那样:但是如果有十个麻风病人被治愈了,只有一个回来表示感谢,那么我渴望成为那一个人,而且是为我自己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我也不会否认,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显然是非常感谢的;因为他们的嘴巴被堵住了,甚至是那些人的嘴巴,他们的心灵为之感动的时间并不特别长久:但是当时那种印象是那样强烈,以至于最坏的人也都根本无法抗拒。
在街上遇见那些陌生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陌生人表达他们的惊奇,这是很平常的。有一天经过埃尔德盖特,经过的人和再经过的人是相当多,从麦诺里斯的尽头走出来一个人,对着这条街道来回打量了一下,他把手朝外面一挥,主啊,这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呀,上个星期我一路过来,几乎是什么人都看不到;另一个人,我听见他补充他的话说,这一切全是奥妙,这一切全是一个梦:感谢主,第三个人说道,让我们对他表示感谢,因为这一切全是他自己所为:人的救助和人的技能到此为止。这些人彼此都是陌生人:但是诸如此类的问候在街上每天经常出现;恰恰是那些沿街行走的普通人,尽管行为放荡,却是为了他们的解救而对上帝表示感谢。
眼下,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人们抛开了所有的恐惧忧虑,而这样做太快了;事实上眼下我们不再害怕从一个头戴白帽的人,或是脖子上裹着一块布的人,或是由于外阴部疮口作祟而一瘸一拐的人身旁经过,但是在这一周之前,所有这一切都是再吓人也没有了;但是眼下满大街都是这些人,而这些正在康复的可怜人,说句公道话,对他们出乎预料的解救显得非常有认识;我认为他们许多人确实是感恩戴德的,如果我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我就会大大地冤枉他们;但是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说起他们就像是说起以色列的那些孩子们,这会是非常恰当的,他们从主人法老的身边被解救出来之后,他们通过红海,然后回头张望,看见那些埃及人淹没在海水之中,亦即,他们歌唱赞美他,但是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这里我没法再进一步了,如果我要开始这种不愉快的反思工作,不管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反思我们中间的忘恩负义和各种恶行的回归,而这多半是我本人的一个见证,那我就会被当成是吹毛求疵,而且说不定是不公道了;我要结束这部悲惨之年的记录,为此而用上我自己的一个粗糙却是诚实的节段,我把它放在我普通备忘录的结尾,它们写于同一年:
伦敦发生一场可怕的瘟疫,
在六五年,
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
而光,而我却活了下来!
H.F.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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