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2)
她们同样感到惊讶,虽说是为了另一种缘故:她们全都跟我说,她们是邻里街坊,因为她们听说任何人都可以拿这些帽子,它们是无主的货物,等等之类。我先是对她们夸下口;走回到门口,然后把钥匙拔出;这样一来她们全都让我给囚禁起来了;威胁说要把她们统统锁进仓库里,然后去把市长大人的公务员给叫过来。
她们诚心诚意地乞求,信誓旦旦地说她们发现大门是开着的,还有仓库的门是开着的;毫无疑问是有人已经把它给砸开了,那个人期望找到更值钱的货物;而这其实是可以相信的,因为那把锁被撬坏了,而挂在外面门上的一把挂锁也松开了;并没有大批帽子被人拿走。
最终我考虑到,这不是一个为人冷酷严苛的时候;再说,事情必定会弄得我不得不多方奔走,让一些人来找我,让我去找一些人,而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况且正是处在瘟疫那样激烈,一周死掉4000人的这个时期;因此在显示我的愤慨,乃至在替我兄长的货物讨还公道时,我会把自己的性命给搭上的;于是我让自己满足于把她们当中一些人的名字和住处给记下来,而她们确实是这附近一带的居民;然后威胁说,我兄长一旦回到他住所,他会为此而拿她们是问。
随后我便换个角度跟她们说了几句;责问她们这种事情她们怎么干得出来,在这样一个大灾难时期;而且可以说,是在上帝最可怕的审判来临之际,这个时候瘟疫正好是到了她们家门口,而它说不定正好是在她们屋子里了;而她们并不知道,不知道运尸车过几个小时会在她们家门口停下来,把她们送到坟墓里去。
我看不出来我的话语自始至终都让她们大为感动;等到碰巧来了两个邻居,听说出了点乱子,而且跟我兄长是认识的,因为他们俩都是靠他的家庭照料的,他们过来协助我:这两个人因为像我说的那样是邻居,所以马上就认出了其中三个女人,告诉我她们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看来,她们此前对我讲她们自己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这件事情把这两个人带入进一步的回忆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海华德,那时在圣史蒂芬·科尔曼街教区的教堂下级执事手下当差;由于是在教堂下级执事手下当差,那时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掘墓人和抬送尸体的搬运工。这个人搬运或协助搬运所有尸体去坟墓,是埋葬在那个大教区里的尸体,而那些尸体是按照仪式送去的;在那种下葬的仪式中止后,便与运尸车和更夫一起去;把死者的尸体从他们躺卧的屋子里搬出来,而且是把他们不少尸体从卧室和屋子里给搬了出来;因为那个教区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以其众多的胡同和极长的街巷而引人瞩目,尤其是超过了伦敦的所有教区,没有运尸车可以通得进去,在那儿他们不得不走非常长的路,才能把那些尸体给搬出来;那些胡同眼下还留着作为见证呢;诸如怀茨胡同、克劳斯基大院、斯旺胡同、贝尔胡同、白马胡同,还有许多;这儿他们是推着一种手推车进去的,把死者的尸体放在车上面,然后把他们推出来送到运尸车上;他从事这种工作,压根儿就没有得过瘟病,而是打那以后活了二十年以上,到他去世的那个时候成了那个教区的教堂下级执事。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是传染病人的护理员,看护了许多在那个教区死去的人,以其诚实正派而获得教区公务员的推荐,而她也从来没有患上过传染病。
他从未使用过任何防止传染病的预防药,除了嘴里含着大蒜和芸香,还有抽抽烟草之外;这一点我也是从他本人嘴里了解的;而他妻子的办法是用醋洗头,在她那些头巾上面洒上醋,让它们始终保持湿润;而她伺候的那些人,要是谁身上的气味不是一般的难闻的话,她便用鼻子把醋吸进去,把醋洒在头巾上,还用蘸过醋的手帕捂住嘴巴。
得说句实话,虽说瘟疫主要是在穷人中间流行;可那些穷人却是胆子最大,最不怕它的,而且四处奔走工作,带着一种兽性的勇气;我必须那样称呼它,因为它既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他们也几乎是不做任何戒备,但凡有事便一头扎进去,他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活干,虽说这是最为危险的事情;诸如看护病人、看守被关闭起来的房屋、把传染病病人送到传染病隔离医院之类;还有那个仍然是最糟糕的活儿,把死人搬运到坟墓里去。
正是在这位约翰·海华德的关照之下,而且正是在他的眼皮底下,才发生了那个吹笛人的故事,它让人们觉得是那样乐不可支,而他向我保证真有那么回事。据说,那是一个盲人吹笛手;可是正如约翰告诉我的那样,那位仁兄并不是瞎子,只是个无知无识的贫病之人,每晚10点钟左右照例出去兜圈子,挨家挨户边走边吹笛子,而酒馆里的人认识他,通常便会把他拉进去,给他酒喝,给他饭吃,有时给几个铜钱;作为回报,他会吹吹笛子,唱唱歌,用天真愚直的口气说话,供那些人消遣取乐,而他就是这样过活:对这种娱乐而言,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候,既然事情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而这位可怜的仁兄却照常四处走动,但几乎是饿着肚子;当有人问他过得怎么样时,他会回答说,运尸车还没有把他给装上哩,不过他们已经答应了下星期来接他呢。
事情发生在一个夜里,这位可怜的仁兄,必定是有人给他喝得太多了,约翰·海华德说,在他屋子里他没有喝过;只是在科尔曼街一家酒馆里,他们给他吃了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的饭;而这位可怜的仁兄,通常没有吃饱过肚皮,或者说不定是很长一阵子都没有吃饱过肚皮了,一贯是睡在一个货物堆或货摊上面,然后在一户人家的门口睡熟了,在伦敦墙附近一条街上,朝着克里普尔盖特,而那个货物堆或货摊旁边的某座房子,是其所在巷子的一个角落,屋子里的人听见了一阵敲钟声,运尸车到来之前他们总是要敲钟的,便把一具确实是死于瘟疫的尸体恰好放在了他旁边,心里还在想着,这位可怜的仁兄跟那个人一样是一具死尸了,是某个邻居放在那儿的。
随后约翰·海华德和他的钟声和运尸车一路过来了,这个时候发现有两具死者的尸体躺在货摊上面,他们便用他们所使用的器具把他们拉了起来,然后扔进车里去;而那个吹笛人自始至终都睡得很香甜。
此后他们一路前行,把其他死者的尸体放进车内,正如诚实正派的约翰·海华德告诉我的那样,等到他们差点儿在车里将他给活埋,而他却自始至终都睡得很香甜;最后运尸车来到了那个地方,尸体要被扔进那儿的坟地里,而那块坟地,正如我确实记得的那样,是在蒙特-米尔;那个时候运尸车通常要停一段时间,准备好了之后,才把那一车令人忧伤的负荷倾泻而出,而车刚停下来,这位仁兄就醒过来了,稍有些费力地把脑袋从死者尸体中间探出来,然后从车里爬起身,这个时候他大声叫唤,嗨!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把负责那个工作的人给吓了一跳,但是停顿片刻之后,约翰·海华德惊魂甫定地说道,我的天哪!车里有个人没有完全死掉!于是另一个人嚷嚷着对他说道,你是谁呀?那位仁兄答道,我是那个可怜的吹笛人。我这是在哪儿啊?你是在那儿!海华德说道,哎呀,你是在运尸车里,我们正准备把你给埋了呢。可我还没有死哩,对吧?那个吹笛人说道,这让他们嘿嘿笑了几声,尽管照约翰的说法,他们起初却是打心眼里感到害怕;于是他们帮那位可怜的仁兄下来,然后他便忙他的事情去了。
我知道的故事是说,他在运尸车里摆弄起了笛子,把搬运工还有其他人吓了一跳,弄得他们四散逃走;但约翰的故事并不是那样讲的,也根本没有说到吹笛那回事;而是说他是个可怜的吹笛人,还说他是被弄迷糊了,正如上述我非常确信的那种状况。
这里要注意的是,城里的运尸车并没有限定在单独一个教区,而是一辆车在好几个教区里穿行,根据所报告的死亡人数;他们也不必非要将死人运送到各自的教区,而是将城里装上车的大多数死者,运送到外围地区的掩埋处,这是由于缺少坟地的缘故。
我已经说到过这场审判最初出现在人们中间的那种出其不意,得要允许我就更为严肃和虔诚的方面谈一些我的看法。确实没有城市,至少是没有这样人口多和规模大的城市,面对这种可怕的劫难,处在那样完全缺乏准备的境地之中,不管是我要谈到的市政方面的准备,还是宗教方面;他们确实毫无准备,仿佛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警告,没有产生过任何预期,没有出现过任何忧虑,结果是政府方面为此所做的,是可以想象到的最为微不足道的储备;举例而言。
市长大人和治安官身为行政长官未做过任何储备,因为从种种法规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救助穷人。
市民没有任何公共仓库或栈房,用来储藏谷物或肉类,以供穷人维持生计;这个,要是他们都提供了准备的话,就像国外在此类情形中所做的那样,那么许多现在已沦为赤贫的悲惨家庭,他们就会得到救助了,而且是会以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方式得到救助的。
对于城市的货币储蓄,我能说的只有一点点,伦敦议会据说是富得要命;也许可以这么断定,他们那样富,是由于从那里开出的巨额款项,伦敦大火之后公共大厦的重建以及新工程的建设,诸如此类,第一个方面是市政厅、布莱克威尔厅、部分莱登厅、交易所的一半、高等民事法庭、计算所;路德盖特、纽盖特等地的监狱;沿河好几座码头、台阶和登陆处;所有这些不是被伦敦的那场大火烧毁便是被它破坏,在瘟疫后的次年;而第二种是纪念碑、舰队街河渠及其桥梁、伯利恒或贝德莱姆的医院,等等。但是,与随后几年中美化城市及重新教化建筑业的管理者相比,城市信贷的管理者,那个时候,对于插手那笔孤儿款项可能更为良心发现了要向那些受苦受难的市民显示慈善,虽说在前一种情形中,那些蒙受损失的人会觉得他们的钱财得到了更好的安置,而城市的公信力较少遭受丑闻和谴责。
必须承认,那些不在场的市民,他们尽管是为了安全逃到了乡下,可是对被他们撇下的那些人的福利却颇感兴趣,没有忘记为救助穷人而慷慨解囊,在英格兰最遥远地区那些贸易城市里也筹得了大笔款项;而正如我还听说的那样,那些达官贵人和上流人士,在英格兰的各个地区,为这个城市悲惨的状况牵肠挂肚,将大宗善款送到市长大人和行政长官手中,用来救助穷人;国王也是,正如我得知的那样,下令每周拨款一千镑,分成四份配给;四分之一是给这个城市及威斯敏斯特的管辖地;四分之一份给索斯沃克滨河居民;四分之一给城市以内的地区和管辖地,城墙以内的城市不算;还有四分之一份给米德尔塞克斯郡内的郊区,还有城市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不过这后一种情况我只是当作传言来说的。
毫无疑问,绝大部分的穷人或家庭,他们此前靠苦工或零售业为生,现在靠人施舍为生;而要是没有仁慈、好心肠的基督徒交给的巨额款项,用来支援这些人,这个城市就绝不可能生存下去。账本毫无疑问是有的,登记他们的善款以及行政长官对这些钱款的合理分配:可是由于当事的官员死了那么多,钱款是从他们手上分配的;还由于,正如我已经听说的那样,记录那些事情的绝大多数账本,恰恰是在次年发生的那场大火中遗失了,而那场大火甚至还烧毁了内廷大臣的办公室,还有他们许多文件;因此我根本没法得到具体账目,而这些账目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的。
不管怎么说,万一有类似的一场劫难到来,而上帝让这个城市避开它的话,那么这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指导;我是说,这也许是有助于让人看到,在市长大人和市参议员的关照下,那个时候每周分发巨额款项,用来救助穷人,为数众多的人,这些人本来会遭受灭顶之灾,却得到了救助,得以保全其性命。这里让我简短描述一下那个时候穷人的状况,从这种状况得到何种领会,日后可以从何处得到判断,可以有什么样的预期,假如有类似的苦难要降临这个城市。
在这场瘟疫开始的时候,当时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只是认为这整座城市将要受到侵袭,那个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所有在乡下拥有朋友和地产的人,都与家人一起隐退了,而那个时候,事实上,你会觉得就连城市本身也在从城门里面跑出来呢,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落在后面。你可以蛮有把握,从那个时刻起,百行百业,除了与维持生命直接相关的那些行业,可以说,都完全停顿了。
这是那样活生生的一个事例,将人们的真实境况都大半包含在内了;因此我觉得,我不能把它讲得过于琐细;所以,我就来讲一讲几种类别或种类的人,他们陷入此时此刻迫在眉睫的灾害之中:例如,1.所有从事制造业的工匠师傅;尤其是像那些属于装饰业,还有男女衣饰及室内家具之类不太有必要的那部分行当;诸如缎带织工和其他织工;金银线花边工匠,还有金银器皿刻工,女裁缝,女帽商,鞋匠,帽匠和织手套工人;还有室内装饰商,小木匠,家具师,做镜子的工匠;还有数不清的行当,他们依靠诸如此类的行当为生;我是说这些行业的工匠师傅,都停止了做活,将他们那些学徒期满的职工,还有工人,还有所有依靠他们谋生的人都解雇了。
2.由于商贸完全停顿,因为极少有船舶敢冒险来到这条河里,而且根本没有一条船出去;因此所有负责关税的特派公务员,同样还有船工,运货马车夫,搬运工人,还有所有的穷人,他们是依靠这些商人做工的,都立刻被解雇,而且都没活可干了。
3.通常从事造房子或修补房子的工匠,全都停工,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想造房子,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房子一下子都没有了自己的居民了;因此单这一项就让那个种类的所有普通工人都变得没活可干;诸如砖工、泥瓦工、木匠、小木匠、石膏师、油漆匠、玻璃装配工、铁匠、铅管工人,还有所有靠这些工种干活的人。
4.由于航运停止;我们的船舶既不像从前那样进来,也不像从前那样出去了;因此船员都统统失业,他们许多人都处在灾难无以复加的困苦之中,而与船员在一起的,是属于并且依赖于造船业以及航海用品装备的所有各类工匠和工人;诸如船上的木匠,链铆缝工,制绳工,干品用桶类桶匠,缝帆匠,锚链铁匠,以及其他铁匠;滑轮制造匠,雕刻工,枪炮工,船具商,船上雕刻工,等等之类;这些行业的师傅多半可以依靠其资产为生;但是商船一般都停开了,结果是所有工人都被解雇:除此之外,河上空空的不见船只,所有或绝大部分的船工、驳船夫、造船工和驳船制造工也就都像这样闲着无事,被撂在了一边。
5.所有家庭都尽可能撙节度日,那些逃走的人和留下来的人都一样;因此有多得不计其数的门房、侍者、店员、日工、商务记账员,还有诸如此类的人,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女仆,都被逐出门去,无亲无靠,无人雇用,也没有住处;而这确实是一桩惨淡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还可以讲得再详细些:但大体上说一说或许也就够了;百行百业都停工了,雇用停止了;劳作断绝,因而穷人的面包也断绝了;起初,穷人的哭喊声确实是让人听了最为痛心;虽说通过慈善金的分发,他们那种悲惨的状况大为减轻:许多人事实上逃到了乡下;但是他们当中成千上万的人留在了伦敦;直到自暴自弃的绝望来把他们撵走了事;他们在路上被死亡击倒,而他们充当的不过是死亡信使的角色,事实上,另外那些携带着传染病的人和他们一路同行;非常不幸地将它蔓延至王国最遥远的地区。
这些人当中不少人都是我在前面讲到过的那种悲惨绝望之人,他们被随之而来的毁灭所剪除;可以说这些人的灭亡并不是由于传染病本身,而是由于它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由于饥饿和穷困,是由于一无所有的缘故;因为没有住宿,没有钞票,没有朋友,没有办法搞到面包,或是没有人给他们面包,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具有我们称之为合法居住权的那种东西,因此他们也就说不清楚是属于哪一个教区,而他们得到的所有援助,是通过向行政长官申请获得救济,而那种救济,(替行政长官说句公道话)是小心翼翼并且是兴致勃勃地得到管理的,正如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有必要的那样;那些留下来的人从未感觉到这种匮乏和困苦,而以上述那种方式走掉的人,他们是感觉到了。
让熟知那种情况的人都想一想,这座城市里为数众多的人,通过劳作挣得每日的面包,不管是工匠还是工人;我是说,让大家都想一想,城市里必定会产生何种悲惨的状况,假如突然之间他们全都遭到解雇,劳作停止,不再有干活挣得的薪金。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形,而且那笔款项,在慈善活动中由各种各样的好心人捐助,国内国外都有,数额大得惊人,它还没有处在市长大人和治安官的掌握之中,用来维护公众的和平;而他们实际上也不是没有那种忧虑,自暴自弃的心态会把人们推向骚乱,导致他们去掠夺富人家的房子,洗劫食品市场;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乡下人,他们非常爽快和大胆地把食品带到城里来,这时会吓得再也不敢来了,而城市就会陷入无可避免的饥馑之中。
但是我们的市长大人,还有市内的全体参议员,还有外围地区的全体治安推事,他们是那样的智虑明达,而且他们从各地得到的金钱支持是那样的完善,因此穷人都被维持得安安静静,而且他们各处的匮乏得到了救助,尽可能得到了解决。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帮助防止暴民做坏事:其一,富人自己确实没有在屋子里储存食品,正如事实上他们应该做的那样,而要是他们有足够的明智那么去做,把他们自己全都锁闭在屋里,正如极少几个人所做的那样,他们说不定就更好地逃脱那场疾病了:但由于他们看来是没有那么做,因此暴民没有想过要去那儿寻找食品储存,要是他们破门而入,正如有时候他们显然是快要破门而入,而要是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把整个城市的毁灭都做完了,因为没有用来抗击他们的常规部队,也无法将民兵队集合起来保卫城市,找不到任何人来当兵打仗。
但是市长大人,还有那些可以调集起来的行政长官,因为有些人,甚至有些市参议员都死了,有些是缺席了,他们的警戒措施防止了这种情况发生;他们用他们想得到的最为仁慈和温和的办法做到这一点,尤其是通过金钱救助那些最为绝望的人,还有让其他那些人去做事,尤其是那种工作,看守那些受到传染而被关闭起来的房子;由于这些房子的数目极为庞大,因为据说,曾经有一万座房屋被关闭了起来,而每座房屋都有两个看守人把守,亦即,一个值夜班,另一个值白班;这就让数目极为庞大的穷人一时间有了被雇用的机会。
那些妇女,还有仆人,从她们所在的地方被赶了出来,同样被雇用为护理员在各处照看病人;而这就把她们极为庞大的一个数目给减去了。
而尽管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桩忧伤凄凉的事情,却也同样是一种解脱,换句话说,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中旬猖獗肆虐的瘟疫,当时正是将这些人的性命给夺走了,有三到四万,而要是他们留下来的话,肯定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由于他们的贫穷,也就是说,由于整座城市没法支持他们的开销,或是没法给他们提供食物;而他们到时候甚至会迫于无奈,不是去洗劫这个城市,就是去洗劫邻近乡村,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计,而这就会让这整个国家,还有这个城市,彻头彻尾陷入最为恐怖和混乱的境地。
接下来不难看到,人们的这场灾难使他们变得非常微不足道;因为眼下,大约总共是有九个星期,平均每天将近死掉1000人,即便是根据《每周统计表》的记录,而我有理由担保它从未有过完整的记录,也有将近数万呢;情形是那样混乱,而那些运尸车运送死者的时候,都是在夜里工作的,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记录,可是他们照常工作;教会书记还有教堂下级执事接连数周都没有到场,并不知道他们运送的数目有多少。以下的《死亡统计表》证实了这个报道。
因此两个月内人口剧降。我这样说是因为,在这场使68590人死于非命的瘟疫中,有50000人是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去世的。上述数据显示缺少295人。而我说有50000是因为上述日期显示并不满整两个月。
眼下,我是说,那些教区公务员没有呈报完整的记录,或者说是不能靠他们的记录而定,这个时候让大家只是考虑一下,在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时候人们怎能够做得到精确,而这个时候他们许多人自己都生了病呢,说不定恰恰是死在他们的记录就要上报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教区书记员;加上那些胥吏;因为尽管这些可怜的人是孤注一掷地冒险,可他们却根本逃脱不了这场共同的灾难,尤其是,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在斯台普涅教区,就在这一年之内,由于运送死者尸体而死了116个教堂下级执事、掘墓人,还有他们的助手,也就是说有搬运工、更夫,还有运尸车的车夫。
事实上,这个工作的性质也不允许他们有空闲,去逐一清点死者的尸体,那些尸体都是在黑暗中挤成一堆被抛进坑里的,而那种坑穴,或沟壕,没有人可以靠近,除非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我经常注意到,在埃尔德盖特,还有克里普尔盖特、怀特夏普尔和斯台普涅那些教区,《统计表》上一周内有500、600、700和800人,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些人的看法的话,那些人住在城里,自始至终,跟我一样,那么那些教区有时候是一周死掉2000人;而我在一个人的手里见到过这个数字,此人尽可能对那个地区做出严格检查,说那一年里,那个地区死于瘟疫的人数其实是有100000,而在《统计表》上,瘟疫这一项,只有68590个。
要是能允许我讲出自己的看法,讲我的亲眼所见,还有从其他目击者那儿听到的情况,那么我确实对这个数字坚信不疑,亦即,单是瘟疫至少死了100000个,此外还有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此外还有那些人,死在田野里,公路上,以及秘密场所,处在联络的范围之外,正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而那些人并没有被记录在《死亡统计表》里,虽说他们确实是属于居民这一团体。我们大家全都知道,为数众多的绝望可怜的家伙,他们有瘟病在身,因其悲惨的遭遇而变傻了,或是因此而得了忧郁症,就像很多人那样,漫步走进田野和树林,还有荒无人烟的秘密场所,几乎什么地方都有,爬进一处灌木丛,或是篱笆,然后死去。
邻近村子里的居民怀着恻隐之心,会给他们带去食物,隔开一点距离把食物放下,而他们或许会过来拿,要是他们能过来拿的话,而有时候他们不能;下一次他们过去,他们会发现那些可怜的家伙躺在那儿死了,而食物原封不动。这些悲惨之人的数目有不少,而我知道那么多人就是这样死亡的,而且那么清楚地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因此我相信我可以走到那种地方,还可以把他们的尸骨给挖出来呢;因为那些乡下人会和他们隔开一点距离去挖个洞,接下来拿了长长的杆子,杆子顶端有钩子,把那些尸体拖到洞里去,接下来便扔上泥土,大抵掷到能够将他们盖上就行;注意风是怎么吹的,因此到海员称之为上风的那一侧,尸体的气味会从它们身上被吹走;而为数众多的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根本不为人所知,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人考虑到他们,和《死亡统计表》内的记录一样是空空如也。
我所了解的这些,其实大体上,只是来自别人的讲述;因为我很少走到田野里去,除了朝贝德纳尔-格林和哈克涅走去;或是除了像后来那样:但是一旦我真的行走,我总是隔开一点距离看到许许多多贫穷的流浪者,但是他们的情况我能了解的很少;因为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田野里,要是我们见到有什么人过来,通常的办法便是走开去;可我相信那种叙述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我在这里讲到我在大街和田野上行走,我不能不去注意到,那个时候城市是一个多么荒凉的所在:我居住其中的那条大街,是伦敦所有街道中出了名的最宽广的一条。我指的是郊区还有管辖地;屠户居住的整个那一侧,尤其是栅栏外面的地方,与其说是一条铺石的街道,还不如说是更像一片绿油油的田野,而人们通常是与马匹和车辆一起走在道路中间:确实如此,最远端朝着怀特夏普尔教堂那个地方,没有全部铺上石块,不过即便是铺石的部分也还是长满了青草;但这看来不必觉得奇怪,既然城内的大街,诸如莱登厅街、毕晓普斯盖特街,康西尔,甚至还有那个交易所之类,都有青草从它们里面处处生长出来;街上从早到晚既看不到二轮运货马车也看不到公共马车,除了有一些乡村运货马车,把菜根和蚕豆,或是豌豆、干草和稻草,带到集市里去,而跟平时相比,那些只是寥寥无几:至于说他们几乎很少使用的公共马车,不过是用来把病人送到传染病隔离所,还有别的医院里去;而有极少几辆车,把内科医生送到他们认为是适合去冒险造访的那一类地方;因为公共马车确实是危险的东西,而人们不想冒险上车去,他们不知道到头来是谁会坐在它们里面被送去;而被传染上的病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一般都是坐在它们里面被送到传染病隔离所去的,而有时候车子还在一路前行,人就在里面一命呜呼了。
确实如此,当传染病到达了正如我刚才讲到过的那样一个高峰,这个时候是极少有内科医生,愿意动身出门到病人家里去的,而全体内科医生当中很多最有名的人,也和那些外科医生一样都死掉了,因为眼下确实是一个惨淡的时期,大约总共在一个月里,任何《死亡统计表》都不用去看,我就相信平均每天死掉的有不少于1500或1700人。
这整个期间我们度过的最糟糕的日子,照我看来,就是在九月初,那个时候善良的人们确实开始觉得,上帝决心要把这个悲惨城市里的人统统了结。这是在那个时候,当时瘟疫完全进入了东部那些教区:要是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的话,那么埃尔德盖特教区两周内每周都掩埋1000人以上,尽管《统计表》上并没有说有那么多;但我周遭的情形是那样的惨淡,弄得二十户人家当中总有一户受到传染;在麦诺里斯,在杭茨迪奇,还有在埃尔德盖特教区布彻街附近那些地方,还有正对我家的那些巷子,我是说,在那些地方死神君临各个角落。怀特夏普尔教区处在相同的状况中,虽说是大大不如我所居住的那个教区;可是根据《统计表》上的说法一周埋掉将近600人;而在我看来,是接近这个数字的两倍;整户整户的人家,事实上是整条街道上的人家都被一举扫荡;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弄得那些邻居屡屡去叫更夫,到某某人家的家里去,把人给弄出来,因为他们全都死掉了。
而事实上,用运尸车搬运死者尸体这个工作,眼下是变得那样讨厌和危险透顶,以至于有人投诉说,搬运工并没有用心清理所有居民都死掉的那类房子;而是尸体有时候放了好些天都没有下葬,等到隔壁人家被臭气熏倒,终于被传染上了;而公务员的这种玩忽职守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弄得教会执事和警察都被召来监督这件事了;就连小村落里的那些推事,也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进行催促和鼓动;因为有不计其数的搬运工死于瘟病,被他们不得不要靠得那样近的尸体给传染上了;而如果不是想要工作和想要面包的穷人的数量(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有那么大,那种衣食之需驱使他们去承担一切事情,并且敢冒一切风险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可以雇用的人;而那样一来那些死者的尸体就会躺在地上,会以一种可怕的样子腐败和糜烂的。
但在这一点上那些行政长官还不足以获得褒扬,他们将掩埋死者的秩序维持得那么好,因此那些他们雇来搬运和掩埋死者的人,只要有人病倒或者死掉,正如这种情况多次发生的那样,他们就立刻在这些位置上尽快补充其他人员;而由于大量失业的穷人剩下来的缘故,如上所述,这么做并不困难:当此之际,尽管有数不清的人几乎是接连不断地死去和病倒,可他们却总是被清理掉,每天夜里都被搬走;因此说到伦敦,决不可以说那儿的活人是来不及埋葬死人的。
由于在那些可怕的时刻里荒芜之状日甚一日,因此人们的诧异行径也越来越多;在他们惊恐万状的时候,他们会做出成千桩莫名其妙的事情,和其他那些人在瘟病发作痛不欲生之时做得一样,而这个方面是非常引人怜悯的;有些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咆哮、哭喊,紧握着自己的双手;有些人会做祷告,双手举向苍天,乞求上帝大发慈悲。实际上我并不清楚,他们这么做是否没有处在发狂错乱的状态中;可就算事情是这样,它也仍在指向一种更为严肃的心灵,这个时候他们有了理性的运用,比起每天都在一些街上,尤其是在黄昏时分可以听到的那种怕人的叫喊和哭泣,甚至其实是要好得多了。我想世人都已经听说了那个名闻遐迩的狂信者所罗门·伊戈尔:他虽说是一点儿都没有被传染上,只不过是脑子出了毛病;却以一种怕人的模样走来走去,厉声预告降临这个城市的审判;有时候全身赤裸,头上还顶着一个燃烧着木炭的平底锅:他说的话或是他企图要说的话,其实我是弄不明白的。
我不想说,这位牧师到底是发狂错乱了没有:或者是否他只是满怀热情地为每天傍晚穿过怀特夏普尔街道的那些穷人才这么做的;他举起双手,不停地重复着教堂祷告书的那个段落;仁慈的上帝救救我们,救救那些您用了您最宝贵的鲜血为之赎罪的人,我是说,我没法振振有词地说起这些事情;因为每逢我透过房间窗户(因为我很少开启窗扉)往外看,只有这些惨淡的景象呈现在我眼前,那个时候我闭门不出,在疫疾肆虐最为猖獗的那个时期,其实当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很多人开始觉得,甚至开始要说,没有人会逃脱得了的;而实际上,我也是那么想的;因此关在屋子里,关了大概有两星期,从来不到外面跑来跑去:可是我憋不住:再说,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尽管冒着危险,也不忘公开参加上帝的礼拜仪式,即便是在最危险的那些时候;而尽管说起来是没错,有许许多多的牧师确实把教堂给关了,正如其他那些人所做的那样,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逃之夭夭;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那样做的,有些人冒险主持祭礼,通过不间断的祈祷礼把人们集合起来;有时候是布道,或是劝人悔悟和改宗的简短规训,只要有人想来听他们就这么做;而那些反对国教的教徒也同样这么做,甚至恰恰就在那些教堂里,那里的教区牧师不是死了就是跑了,处在这样一个时候,也没有任何余地做出区分了。
听到那些弥留之际的可怜人发出惨痛的哀鸣,确实是一件让人哀恸的事情,他们朝牧师大声叫喊以求得安慰,要和他们一起祈祷,给他们忠告,给他们指点,朝上帝大声叫喊以求宽恕和怜悯,高声忏悔他们过往的罪孽。听到弥留之际的悔过者当时是怎样提出许多告诫,这会让最坚强的心为之流血,让别人不要将他们的悔悟拖延和耽搁到受苦受难的日子,像这样一个灾难的时期,没有时间用来悔悟;没有时间乞求上帝。
但愿我能够将那些呻吟和感叹的声音原样传达出来,是我从某些弥留之际的可怜人那里听到的,当时他们处在痛不欲生和苦恼悲哀的极点;但愿我能够让人读起来如闻其声,正如我觉得现在我听到的那样,因为这声音似乎仍在我耳边萦绕回响。
这个方面只要我能够以那样一种让读者振聋发聩的感人声调讲述,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不管是有多么的简短和不完美。
托上帝的福我还仍然侥幸活着,而且精神饱满,非常健康,只是由于蛰居室内呼吸不到空气而非常不耐烦,因为我已经被关了14天左右了;而我约束不了我自己,只好到驿馆去给我兄长送一封信;接下来果不其然,我看到了街上那种意味深长的寂静;我来到了驿馆,把信拿进去,这时我看见有个人站在院子的一角,在跟窗口的另一个人说话;还有第三个人把属于办公室的门给打开了;院子中央躺着一只小小的皮夹,上面挂着两把钥匙,里面有钱,但是没有人会去动它一下:我问这只皮夹躺在那里多久了;窗口那个人说,躺了几乎有一个钟头了,但是他们没有去动它,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谁的皮夹,但是丢了皮夹那个人,兴许会回来找它的。我对钱没有那种需要,而数额也并不是那么大,我也就没有任何要去动它一下的意思了,或者说不想冒着兴许是伴随着它的那种风险去拿钱;于是我似乎要走开了,这时那个把门打开的人说道,他要把它给捡起来;只是捡起来而已,只要那个失主来找它,他肯定可以拿得到的;于是他走了进来,然后提来一桶水,把它重重放在皮夹旁边;接着又走了,然后拿来一些火药,在皮夹上面撒了好多火药,然后把松散地撒在皮夹上的那些火药弄成一条线;那条线大约有两码长;做完这个之后他第三次走了进去,然后拿出一把炽热通红的火钳夹子,这个我猜想,他是有意准备好的;先是把那排火药线点燃,吱吱地烧着皮夹,烟还把空气给熏得够呛:可是那么做他觉得还不够;他接着用火钳把皮夹给夹起来,夹了那么久,等到火钳烧穿了皮夹,然后才把钱给抖落出来,倒进了水桶,于是他就把它提了进去。那笔钱,照我记得的,大概有十三个先令,还有一些光滑的四便士银币和铜元。
说不定本来是会有一些穷人,正如我上面所看到的那样,为了钱的缘故胆子大得足以去冒险;但是通过我的所见你可以轻易看到,活下来的极少数人,在灾难那样深重不堪的这个时候,对他们自己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大概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我走了出来,朝着波厄一带的田野走去;因为我非常想去看一看,在那条河上,还有那些船舶中间,事情是怎么安排的;而由于我跟航运业有一些关系,我就想到一个念头,确保自己避开传染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隐退到船上去,然后默默思索着如何在这一点上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转而越过从波厄去布鲁姆利的田野,来到布莱克沃尔,来到那些用来登陆或取水的台阶上。
在那儿我看见一个穷人行走在堤岸上,或者照他们的叫法是海墙上,走在他身边,我也四处走了一会儿,看见那些房屋全都门窗紧闭;最后,隔开一点儿距离,我跟这个穷人聊起天来;起先我问他,那一带大家怎么样?天呐,先生,他说,几乎全都没人住了;全都死了或是病了:只有极少几户人家住在这一带,要不就是住在那个村子里,手指着白杨树,那儿有一半还没有死掉,剩下的都病了。然后他指着一座房子,那儿他们全都死了,他说,那些屋子都敞开着,没人敢走进去。一个可怜的贼,他说,大着胆子进去偷东西,可是为了偷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很高;因为昨天晚上他也被送到教堂墓地去了。然后他指着其他几座房子,那儿,他说,他们全都死了;丈夫和妻子,还有五个孩子。那儿,他说道,他们都被关闭起来了,你看门口有个看守人;而其他那些房子也是那样。那么,我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呢?噢,他说,我是一个孤独可怜的人;托上帝的福我还没有被传染上,可我的家人被传染上了,我的一个孩子死了。那你怎么可以说,我说道,你没有被传染上呢。噢,他说,那是我的房子,指着一座非常小的低矮木板屋,我可怜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那儿活着,他说,要是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活着的话;因为我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被传染上了,可我不能去看他们。说完那句话,我看见泪水从他脸上哗哗流下来;而我向你保证,我也是那样泪水长流。
可是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他们呢?你怎么可以抛弃你的骨肉心肝?
哦,先生,他说,决没有那样的事;我没有抛弃他们;我尽自己的能力为他们干活;多亏上帝保佑,我没有让他们受冷挨饿;说那些话时我看到,他带着那样一副面容抬眼望天,顷刻间告诉我,我偶然遇见的这个人不是伪君子,而是一个严肃、虔诚的好人,而他那种不由自主的感叹是在表达感恩的心情,那就是处在他那样的境地里,他能够说他的家庭没有受冷挨饿。是啊,我说,可敬的先生,那是很大的恩惠了,既然眼下穷人是那样一副状况:不过,你是怎样活着的呢,或者说,你是怎样避开眼下我们都避不开的可怕灾祸的呢?噢,先生,他说,我是一个船工,那边是我的船,他说道,我把船用作我的房子;白天我在里面干活,晚上我在里面睡觉;我把收获的东西,放在那块石头上面,他说道,指给我看街道另一侧的一块宽大的石头,离他的屋子有好些路,然后,他说,我大声叫唤他们,直到他们听见为止;然后他们过来把东西拿走。
那么好吧,朋友,我说,可你做船工怎么能弄到钱呢?这些日子里还有人靠水上生意过活?是的先生,他说,我是靠在那里做工的办法过活。
你有没有看见那边,他说,抛锚停泊着五艘船,往下指着河,离镇子下方有好些路,你有没有看见,他说,八艘船系着锚链停在那儿,十艘船抛锚停在那边,指着镇子上方。那些船全都有人家住在上面,商人和船主之类的家庭,他们把自己锁闭起来,住在船上,紧紧关在里面,怕的是染上传染病;我伺候他们,替他们拿东西,送信,做那些绝对少不了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不必非上岸不可了;每天晚上,我把我的船和他们的小艇并排系在一起,我在那里自个儿睡觉,多亏了上帝保佑,到现在为止我都活下来了。
那么好吧,我说,朋友,可是现在这个地方那么可怕,而且其实是像这样被传染上了,你在这儿上了岸之后,他们还会让你上船吗?
噢,说起那个嘛,他说,我是很少登上船舷的,只是把我带给他们船上的东西递过去,或是放在船边,他们把它吊上船去;要是我真那样做的话,我想我也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因为我在岸上从不走进任何屋子,从不跟任何人接触,不,就连我自己的家也不进去;我只是替他们把食品拿过去。
唔,我说,可那样也许是最为糟糕的,因为你拿的想必是这个或那个人的食品;而既然镇上的这个地方全都像这样被传染上了,那么就连跟人说话也都是危险的;因为这个村镇,我说,可以说是伦敦的开端,虽说它离开它还有好些路程。
确实是那样,他补充说,可你没有完全弄懂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这儿替他们买食品的,我把船往上划到格林尼治,在那儿买鲜肉,有时我沿河而下把船划到伍尔威治,在那儿买;然后我去肯特那边的单户农家,那里的人都知道我,买家禽和蛋,还有黄油,带到那些大船上去,照他们指点我的那样,有时候是这个地方,有时候是那个地方;我很少在这儿上岸的;而我现在只是到这儿来叫我的妻子,听一听我的小家庭过得怎样,给他们一点点钱,那点钱我是昨天晚上收到的。
可怜的人!我说,那你替他们弄到了多少?
我弄到了四个先令,他说,眼下对于穷人的状况来说,那是好大一笔金额了;可他们还给了我一袋面包,一条腌鱼和一些肉;所以说都是救了急的。
很好,我说,那你给他们了吗?
没有,他说,可是我叫过了,我的妻子也答应了,说她还没法出来,可是半个小时之后她希望能出来,而我正在等着她呢。可怜的女人,他说,她垮得可真厉害;她长了个肿块,溃烂了,而我希望她会好起来;可是我怕那个孩子会死掉;可这都是主的意思!——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泣不成声。
是啊,可敬的朋友,我说,要是你让自己屈从于上帝的意志,那你肯定会得到安慰的,他正在判决当中发落我们所有人。
噢,先生,他说,要是我们当中有谁活下来的话,那就是无限的恩惠了;而我又能责怪谁呢?
你那么说的话,我说,我的信仰跟你的相比是要低多少啊?我的心在这一点上捶打着我,让我感到这个人的根基比我的是要好多少,他在险境之中驻留其上;他无处可以逃遁;他有一个家庭非得让他去照顾不可,而我没有;我的信仰只不过是假定,他的信仰是一种真正的依附,一种基于上帝的勇气:而他为了自身安全却尽可能谨慎从事。
这些念头占据着我,同时我把脸稍稍背过去一点,不让这个人看见,因为,其实是我而不是他,止不住地在掉眼泪。
接着又聊了一会儿之后,那个可怜的女人终于把那扇门给打开了,然后叫唤道,罗伯特,罗伯特;他答应了,嘱咐她稍等片刻,然后他会来的;于是他跑下公用台阶,到他船上去,拿来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他从那些大船上带来的食品;返回之后,他又叫唤起来;接着跑到他指给我看的那块大石头旁边,把袋子倒空,把东西全都摆出来,每样东西都各自放好,然后便退了下去;他的妻子带着一个小男孩过来把它们拿走;然后他叫喊着说,某某船长送了某某东西,还有某某船长某某东西;最后补充说,这一切都是上帝送来的,向他表示感谢吧。那个可怜的女人把它们全都拿上了,她是那样虚弱,没法把东西一下子给搬进去,虽说那个分量是一点儿都不重的;于是她把装在一个小袋子里的饼干留下,让那个小男孩留下来看着,等她再来。
噢,我对他说,可你把你说过的那份四先令周薪也留给她了吗?
给了,给了,他说,你会听到她说拿了钱的。于是他又叫了起来,蕾琪尔,蕾琪尔,这个看来是她的名字,你把钱拿上了吗?拿了,她说。有多少啊?他说。有四先令一铜元呢,她说。那好,那好,他说,是上帝养活你们所有人的;于是他转身走掉了。
由于我抑制不住要给此人的故事奉上一掬泪水,因此我也就抑制不住我那种要帮助他的慈善之心了;于是我叫他,听着,你这位朋友,我说,上这儿来;因为我相信你的身体是健康的,我也就敢在你这儿冒风险了;于是我把适才放在口袋里的那只手抽了出来,这会儿,我说,再去叫一下你的蕾琪尔吧,我要再多给她一点儿慰劳品。上帝是不会遗弃一个像你们这样信任他的家庭的;于是我另外给了他四先令,嘱咐他把钱放在那块石头上,然后叫他的妻子来。
我找不到言词可以表达这个穷人的那种感恩之情,他本人也一样没法表达;只是让泪水从脸上流下来;他把妻子叫来,告诉她上帝打动了一个陌生人的心,让他听到了他们的境况,把这些钱都给了他们;像这样又是一大笔钱,他对她说道。那个女人,对我,还有对上苍,同样也做了一个类似于感恩的手势,然后欢欢喜喜地把它给拿上了;而整个那一年,我都没有给过让我觉得是给得更好的钱了。
接着我问那个穷人,瘟疫是否还没有到达格林尼治:他说直到大概两周之前都还没有呢;不过那个时候怕是已经到了;但只是在城里的那一头,坐南朝向戴普特福特桥的那一头;他只是到一家肉铺和一家食品杂货店去,他通常去那儿买他们差遣他去买的那类东西;但是非常的小心。
我接着问他,在船上那样把自己关闭起来的那些人,各种必需品都没有储存充分,日子又如何过得去呢?他说他们有些人是已经储存了的,但是另一个方面,有些人却迟迟不上船,直到被吓得跑了上去,直到情况对他们来说是太危险,都没法去找那些合适的人储藏大宗物品了,而他指给我看的那两艘他在伺候着的大船,存放得就很少,或者说除了硬面包,还有船上的啤酒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他几乎是替他们买了其他所有东西。我问他说,是否还有更多的船就像那些船那样,是各自分开的呢?他告诉我说是的,从上游正对着格林尼治的那个地方,到包括莱姆豪斯和雷德立夫在内的沿岸,一路过来所有的大船都是有余地可以做到在河道中央两两脱离;而他们有些船上还住着一些人家,我问他,是否瘟病还没有把他们给传染上?他说他相信还没有,除了两到三艘大船,那个上面的人都没有那样当心,就像其他的船所做的那样不让船员上岸去;然后他说,看见那些船只如何静卧在河浦上面,那是非常美观的。
他说潮水一开始涌进来,他就要到格林尼治那边去,这个时候我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和他一道去,然后把我带回来,因为,我特别想去看看那些船是如何像他告诉我的那样分布的?他告诉我说,要是我能凭着一个基督教徒,以及一个正派人的信义,向他保证我没有瘟病,他就让我去:我向他保证,我没有瘟病,托上帝的福我保全了性命,我住在怀特夏普尔,只是在屋子里关了那么久实在没有耐心了,才敢跑出来到这里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可我家里的人甚至根本都还没有被它沾上过呢。
好吧,先生,他说道,正如你动了慈善之心怜悯我和我可怜的家庭那样;你的怜悯肯定是不会剩下那么少,在你的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竟至于让你自己上我的船,那样一来也就无异于把我杀死,然后把我全家都毁掉了。这个穷人着实让我为难不已,当他说起他家庭的时候,带着那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关怀,用了那样一种深情眷恋的态度,弄得我都根本没法首先满足自己要去的心愿了:我告诉他说,我会把我的好奇心搁在一边,而不是要弄得他心神不安;虽说我可以肯定,而且为此十分感恩戴德,我身上的瘟病不会比世上最鲜活的人多一点点:好吧,他可是一点儿都没有让我打消念头的意思,只是让我看到他是如何确实相信,我对他是守约的,眼下他执意要让我去了;因此当潮水托起他那艘小船的时候,我就跳了上去,然后他带我去了格林尼治:他在那儿买他负责要买的东西,我则步行登上那座小山的山顶,城市在此尽收眼底,而在城市的东侧,可以眺望那条河:但是看到的景象令人吃惊,广阔的河面上停泊的许多船只,两两成行,有些地方是那样两三成排,而这个场景不仅仅延至城市上方,恰好处在我们叫做拉特克利夫和雷德立夫的那些房屋之间,我们称之为河浦的地方,甚至还沿着整条河而下,远至朗-里奇的岬角,远至山顶上可以让我们望得见的那个地方。
我猜不出那些船只的数目,但我想肯定有成百上千艘船;而我只能是为这种计策喝彩了,因为从事船务工作的上万多人,他们肯定是在这里找到了庇护,避开传染病的猖獗肆虐,过得非常安全,非常舒适了。
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对我的一日游,尤其是对那个穷人感到极为满意;我也欣喜地看到,那些小小的庇护所给了那么多的家庭给养,在这样一个荒芜遗弃的时候。我还注意到,随着瘟疫的肆虐日益增长,那些居家的船只因此搬迁,甚至逃得更远,像人家告诉我的那样,有些索性是逃到了海上,驶进那种港湾,还有北部海岸的安全停泊地,像他们能够尽力抵达的那样。
但是话也要说回来,像这样离开了陆地的人,他们住在船上,并非所有人都安全,都完全是避免了传染病的侵袭,因为有不少人死了,被人越过船舷扔进了河里,有些人被装在棺材里,而有些人,照我听说的那样,是没有棺材的,他们的尸体有时让人看到在河里漂流,随着潮水上下沉浮。
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大胆地说,像这样染上瘟疫的那些船上,或者是由于船上的人求助于它们的时候恰好已经太晚,等到他们在岸上逗留得太久而染上了瘟病,才逃到船上去,尽管说不定,他们多半是没有觉察到,因此上船的时候,瘟病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出现,但他们确实是随身携带着它了;或者是由于在这些船上,按那位穷船工的说法,他们来不及给自己装备食品了,只好经常派人上岸去买他们正好需要的东西,或是允许从岸边来的小船跟他们接触;因此瘟病不知不觉被带到了他们中间。
而这里我能注意到的只有伦敦人的那种怪脾气,那个时候极其有助于他们自身的毁灭。瘟疫,正如所看到的那样,是在城里另一头开始,换句话说,是在朗埃克、德鲁里胡同,等等地方,然后朝着城市非常缓慢地渐次袭来。最初是在十二月感觉到的,然后在二月又感觉到了,然后在四月又感觉到了,而每段时间总是只有很少一点点;然后到了五月它就停止了,甚至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只有17个,全都是在城里那一头;而整个这段时间里,即便是到了像一周死3000个以上那样长的时间里;住在河两岸的雷德立夫、瓦平和拉特克利夫的人,还有几乎所有住在索斯沃克岸边的人,却还都抱着某种巨大的幻想,他们是不会遭到侵袭的,或者至少,它在他们中间是不会那么猖獗的。某些人自以为,沥青、柏油以及其他诸如燃油、树脂和硫磺之类的东西,在与船舶相关的所有行业中派了那么多用场,它们的气味会保护他们的。另外那些人争辩道,因为在它来到他们中间之前,在威斯敏斯特,还有在圣迦尔斯和圣安德鲁教区,它猖獗到了极点,然后又开始减弱下来,而这种情况部分说来,确实如此:例如。
注意。这里说的斯台普涅教区提到的数目,那个时候,一般全都是出在斯台普涅教区与肖迪契相连的那一侧,我们现在叫做斯皮特尔-菲尔兹,而斯台普涅教区在那个地方正好抵达肖迪契教堂墓地的围墙,而这个时候瘟疫在菲尔兹的圣迦尔斯减弱下来了,而在克里普尔盖特、毕晓普斯盖特和肖迪契那些教区则爆发得最为猖獗,但在斯台普涅教区整个那一片地区,包括莱姆豪斯、拉特克利夫-哈-维,还有眼下是肖德维尔和瓦平的那些教区,甚至是塔畔的圣凯瑟琳斯,直到整个八月份过后,一周死于瘟疫的10个都没有;但是他们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如稍过片刻我就要讲到的那样。
这个,我是说,让住在雷德立夫和瓦平、拉特克利夫和莱姆豪斯的那些人变得那样笃定,让他们自我奉承到那种地步,说什么瘟疫没有到达他们那儿就消失了,因此他们没有想过要逃到乡下去,或是把自己锁闭起来;非但如此,他们还那样不避讳四处走动呢,因此他们反而把从城里来的朋友和亲戚收留到自己家里,好些从别处来的人确实是把城里那个地区当做避难所,当做安全之处,当做那样一个地方,他们觉得上帝会手下留情,在其余的地方遭到侵袭时不会加以侵袭。
而当瘟疫袭击他们的时候,相比其他地方的人,他们显得更加猝不及防,更加缺乏准备,更加茫然不知所措,其原因盖在于此,因为当它真的来到他们中间,而且来势猖獗,正如事实那样,在九月和十月,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动身出门到乡下去了,没有人会允许陌生人靠近他们的,根本不允许靠近他们居住的那些城镇;正如我所得知的那样,有一些人流落到了苏里那边的乡村,结果是在林子里和公地上饿死了,因为比起靠近伦敦的其他任何地区,那个乡村更为空旷,树林更为茂密;尤其是在诺伍德附近一带,还有坎贝维尔、达勒吉和卢桑姆那些教区,那儿看来没有人敢去救助那些可怜的受苦受难之人,怕的是染上传染病。
这种想法已经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城里那个地区的人中间占了上风,部分的缘由在于,正如我此前所说的那样,他们有船儿做靠山,用作他们的隐退之所;而但凡他们及早这么做,做得慎重小心,用食品把自己给装备起来,这样就用不着上岸找补给,或是允许那些小船过来把东西带给他们了;我是说但凡他们那样做,他们当然就有了普天之下最为安全的隐退所:可是这场灾害是那样的深重,弄得人们在惊慌之中跑上船去,没有面包可吃,而有些人所上的船只,船上并没有人把他们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去,或是没有人搞得到小船,沿河去那些可以安全买到食品的地方购买食品;而这些人常常吃苦头,在船上跟在岸上一样受到传染。
由于富人阶级上了大帆船,下层社会的人因此就上了独桅船、小帆船、驳船和捕鱼船;而不少人,尤其是那些船工,栖身在他们的小船里;但是那些人把事情给搞糟了,尤其是后一种人,由于四处寻找食品,说不定是要给自己觅得给养,结果把传染病带到了他们中间,造成骇人的大扫荡;在航行途中,有不少船工独自死在自己的舢板中,在大桥的上游和下游都一样,有时候是到了他们处在不堪与人接触或靠近的状况之中,他们才被人发现。
城里这一头做航海业的人,事实上遭受的灾难极为可悲可叹,而且大可值得体恤:可是天呐!这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当时每个人自己的安全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余地去怜悯他人的不幸;因为人人都有死亡,可以说是在敲门,不少人甚至在家中就有死亡,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
这个,我是说,把所有的同情心都拿走了;自我保全在这里似乎成了第一法则。因为孩子们从他们自己的父母亲身边逃走,当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奄奄一息的时候:而在有些地方,虽说不像是在其他地方那样频繁,父母亲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非但如此,甚至还有一些可怕的事例,尤其是一周之内有两个悲惨不幸的母亲,谵妄发狂,把她们自己的孩子给杀死了;其中一个离我住的地方还不远;这个神经错乱的可怜虫自己没有活足够长的时间,去认识她所犯下的罪孽,更不用说是为此而受到惩罚了。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们自己面对着性命攸关的危险;它夺走了所有爱的心肠,所有彼此之间的关怀:我这是概而言之,因为有许多事例说明许多人身上有坚定不移的柔情、怜悯和责任,而有一些事例为我所知;也就是说,是通过道听途说:
因为我不负责担保细节的真实。
为了介绍一个例子,让我先来讲一下,目前整个这场灾难中,最可悲可叹的一种情况,便是妇女生孩子;当她们到了自己那个可怜不幸的时刻,阵痛突如其来,这个时候她们什么帮助都得不到;既没有产婆娘也没有左邻右舍的女人来照看她们;绝大多数产婆娘;尤其是,伺候穷人的那类产婆娘都死了;许多有名的产婆娘,如果不能说是全部的话,都逃到了乡下;因此对于一个贫穷妇女来说,不付上一大笔钱而要让产婆娘来照看她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是她们叫得到的话,她们能够叫来的人通常也是些一窍不通的生手;其结果便是,数量极其非同寻常和难以置信的妇女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些是让那些鲁莽无知的人接生,并让她们给糟蹋,那些人装作是在给人分娩。难以计数的孩子,我会说,都是被这相同的,却更有理由的那种无知所杀害,借口说她们想要挽救母亲,而不管孩子的结果会怎么样;而多少次,母子俩都以同样的方式送了命;尤其是,但凡母亲得了瘟病,那儿就没有人会去照看她们,有时候是两个都死掉了:有时候母亲死于瘟疫,而那个婴儿,也许是生了一半,或是生下来但还没有脱离母体。有些人恰恰是在她们生产的阵痛当中死去了,根本还没有分娩;这种情况是出现得那么多,以至于难以作出估计。
其中有些情况会在异乎寻常的数目当中显示出来,这些数目被记录在每周的《死亡统计表》(虽说我是根本不能够让它们给出任何详细的记录)的这些项目底下:
分娩。
流产和死胎。
夭折和婴孩。
拿其间瘟疫最为猖獗的那几周和瘟病开始之前的那几周做个比较,甚至就在这同一年里,例如:
针对这些数字的差异,要加以考虑和斟酌的是,根据我们当时在场的人的一般看法,八月和九月期间,正如在一月和二月期间,城里连三分之一的人都没有:总之,通常死于这三项的常数;还有照我所听说的,此前一年确实死于这三项的数目,如下:
这样一种不均等,我是说,一旦考虑到人口数量,就被特别放大了:我不敢说要对人口数量,此一时期城市里的人口数量做出任何精确计算;但是我会很快对这个方面作出可能的推测:眼下我说的那些话,是要对上述那些可怜人的悲惨不幸作出解释;因此像经书上说的那些话也许说得很好。苦啊!那些个要生孩子的人;还有那种日子里要喂奶的人。因为确实如此,这对于她们来说是特别苦的了。
我和发生这些事情的许多家庭没有打过具体的交道;但是那些悲惨号叫,可以远远地听到。至于说那些生孩子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某个计算的结果说是九周之内死于分娩的妇女共有291人;除掉通常死于那个时期的人数的三分之一,只有48人死于这种灾难。让读者去算一算这个比例吧。
唯一颇可置疑的是,那些喂奶人的悲惨不幸,同样有着很大的比例。我们的《死亡统计表》在这个方面能够透露的只是微乎其微;然而,有些《统计表》却说,有一些不仅仅是通常喂奶时饿死的,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那种悲惨不幸在于,那儿他们(其一)是由于没有人喂奶而饿死的,母亲和全家人快要死了,而婴儿死在了他们身边,仅仅是由于没有人喂奶;而要是我可以说出我的看法,那么我确实相信,成百上千可怜无助的婴儿便是这样死去的。(其二)不是被喂奶的人饿死(而是被毒死的),非但如此,甚至母亲一直在那儿受到护理,由于接受了传染病,便用她的奶水把婴儿给毒死了,也就是说,把婴儿给传染上了,甚至是在她们得知她们本人染上了瘟病之前;非但如此,甚至是婴儿在这种情况下死在了母亲前面。我能做的无非是记得要把这个忠告给记录下来,要是有另一场这样可怕的劫难在这个城市里发生;所有生孩子的或喂奶的女人都应该走掉,假如她们能采取任何手段出走的话;因为要是被传染上了,她们的悲惨不幸就会大大超过所有其他种类的人。
我可以在这里讲述那些惨淡的故事,讲母亲或奶妈死于瘟疫之后,那些活着的婴儿让人看到还在吮吸她们的乳房。在我居住的教区,那儿有个母亲,由于她的孩子情况不好,便派人去叫药剂师来给孩子看病,而当他到来时,正如故事所说的那样,她正让孩子在她的乳房上吃奶,看那光景,她本人的情况是非常好的:可是当药剂师朝她走近的时候,他看到了她给孩子喂奶的那只乳房上布满标记。他自然是够吃惊的;但是不想过分吓唬这个可怜的女人,他要求她把孩子交到他手上;于是他抱着孩子,走到屋里一个摇篮边把孩子放进去,然后把孩子的衣服打开,发现孩子身上也是布满标记,然后母子俩都死了,他还来不及回到家里,给孩子的父亲送上一帖预防药呢,他对那位父亲讲了他们的情况;到底是孩子传染给了喂奶的母亲,还是母亲传染给了孩子,这个还不能确定,但是后一种情况最有可能。
同样还有个孩子,在奶妈死于瘟疫之后,被带回到家里交给父母亲;可是,那位温柔的母亲不愿拒收她的孩子,然后把孩子放在她的胸脯上,她因此被传染上了,然后死掉了,她的孩子也死在了她的臂弯里。
屡屡发生在温柔母亲身上的那些情形,会让最坚强的心灵为之感动,她们照料和看护着自己亲爱的孩子,甚至当着他们的面死去,有时候是从他们那里染上瘟病,她们将一腔慈爱奉献给了孩子,在孩子恢复过来并得以逃生的时候,她们死去了。
东史密斯菲尔德有那样一个商人,他的妻子头胎怀上孩子,到了临盆的时候,她被染上了瘟疫:他既找不到产婆来协助她,也找不到护理员来伺候她;他手下的两个仆人都从她身边逃走了。他就像一个发了狂的人那样从这家跑到那家,可是什么帮助也得不到;他得到的最大帮助是,有个看守人,在照看一户被关闭起来的传染病屋子,答应早上派一个护理员过来:这个可怜的人心都碎了,走回家去,尽他所能帮助妻子,扮演起产婆的角色;把那个死掉的婴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他的妻子大概在一小时后死在他怀抱里,他在那儿紧紧抱着她的尸体直到早上,这个时候那位看守人来了,正如他答应过的那样带了个护理员来;然后登上楼梯,因为他让大门开着,或者只是上着弹簧锁:他们看见那个人正怀抱着他死去的妻子坐在那里;他让那样的哀恸给压倒了,以至于几个小时之后就死掉了,身上没有任何传染病的征象,只不过是在哀恸的重压之下沉没了。
我还听说有一些人,他们由于亲友的死亡,在不堪承受的悲伤中变傻了,特别是我听说有一个人,他被精神上的那种压力彻底压垮了,以至于渐渐地,脑袋缩进了身体里,于是在他两肩之间,从他的肩胛骨以上是很难看得见他的头顶;然后渐渐地,失去了声音和知觉,他的脸孔朝前看,靠在锁骨上面,不那样的话就支持不住,除非是别人用手把它给扶正了,而这个可怜的人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只是在那种状况中奄奄一息地拖了将近一年,然后死去:一次都没有让人见过他把眼皮抬起来,或是注视任何具体的对象。
要把这样一些段落讲得不同于概述,这我可是没法承担的,因为有时候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整户人家,在那儿被瘟病夺走了性命,要在那儿获得那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计其数的这类事例,呈现在眼前和耳际;甚至是在沿街行走之时,正如我上面暗示过的那样,而要把这一家和那一家的故事讲述出来,在讲述之中不碰到和这一类故事相似的若干故事,这也是并不容易的。
但由于我眼下是在讲述那个时期,当时瘟疫在城里最东边那个地区猖獗肆虐;那些地方的人是如何在长时间内自以为他们会逃脱;而当它真的向他们袭来时,他们是如何始料不及;因为事实上,当它真的到来时,它像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向他们发动袭击。我是说,这就把我带回到了那三个穷人身边,他们从瓦平流浪出来,不知何去何从,而我在前面提到过他们;一个是面包师傅,一个是造船工人,另一个是小木匠;全都住在瓦平,或瓦平附近。
那个地区的昏睡和笃定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他们不仅没有像其他那些人那样将自身转移;而且他们还吹嘘说过得很安全,吹嘘说安全正与他们同在;而许多人逃出城去,逃出被传染的郊区,逃到瓦平、拉特克利夫、莱姆豪斯、波珀拉,以及诸如此类的安全地方;而这也并非绝无可能,他们这么做,是帮着把瘟疫那样更快地带来,否则它恐怕还不会那么快到来呢。因为尽管我相当赞成各式各样的人全都逃走,在类似的一场劫难刚刚出现的时候,将这样一座城市变成空城,而所有那些可能拥有隐退之所的人,都应该及时加以利用,然后一走了之;可是,我却得要说,当所有那些想逃的人都逃走了,这个时候那些留下来必须毅然应付它的人,就应该安安静静地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不要从城里这一头或是这个地区转移到另一边;因为这是整桩事情的祸根和危害所在,而他们恰恰是在自己的衣服里面把瘟疫从这一家带到另一家的。
因此之故,我们受命杀死所有的狗和猫:只是由于它们是家养的动物,喜欢串门走户,穿街走巷;因此它们有能力携带被传染尸体的那种恶臭或是传染性气体,甚至就在它们的皮毛和毛发当中;因此,正是在传染病初发之时,市长大人和行政长官根据内科医生的建议,颁布了一项法规;所有的狗和猫都应该被杀死,并且任命一位公务员执行此项命令。
如果他们的记录是可靠的话,那些被消灭的生灵的数量则是何其庞大,令人难以置信:我想他们谈到的有四万条狗,还有五倍于这个数字的猫,很少有哪户人家是不养猫的,有些还养好几只呢,有时候一户人家有五到六只。用来消灭老鼠的所有可能的努力同样也都用上了,尤其是后者;通过给它们投放老鼠药,还有其他毒药,数量多得惊人的它们同样也被消灭了。
我经常思索着这种始料不及的境地,这整个一群人在灾难刚刚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何以如此缺乏及时的措施和管理,公众的也包括私人的,以至于让我们陷入随之而来的所有混乱之中;以至于数量那样惊人的人沦入这场灾难之中;而要是采取适当的步骤,这场灾难在老天的襄助之下,恐怕,就可以避免了,而要是子孙后代认为适合的话,他们从中就可以得到警示和告诫:不过我会再次讲到这个方面的。
我回头来讲我那三个人:他们故事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道德寓意,他们的整个行为,还有他们与之结交的某些人的行为,都堪为楷模,值得所有穷人,或者同样还有女人学习,要是这样一个时候再度到来的话;而要是这个故事的记录并没有其他目的,那么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正当的一个目的,不管我的记述是否与事实精确相符。
他们中的两个人据说是兄弟,一个是老兵,如今却是面包师;另一个是瘸腿水手,如今却是造船工;第三个是小木匠。面包师约翰,有一天对他造船工的兄弟托马斯说,托姆兄弟,我们结果会怎么样啊?瘟疫在城里变得厉害起来了,而且害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说实在,托马斯说,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发现,要是它传到瓦平来了,我就要从我的宿舍被撵出去:这样他们便开始事先谈起这个问题来。
约翰:要是你从你的宿舍被撵出去的话,托姆!我就不知道有谁会收留你了;因为眼下人们彼此害怕来着,哪儿都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
托:噢?我住宿的那个地方的人可都是谦和有礼的好人呐,而且对我也是够好的了;可是他们说了,我每天都出门去干活,这样会很危险的;他们说是要把他们自己都锁闭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他们呢。
约翰:是呀,要是他们决定要冒险留在城里的话,他们自然是正当有理的。
托:唔,我甚至恐怕也是决定要待在屋子里面呢,因为,要不是我的老板手头有一组船,而我恰好是在做最后一道工序,我大概是很长一阵子都不想做活呢;眼下没有闹腾什么买卖;工匠和仆人到处都被辞退了,因此被锁在屋子里面我也会是很高兴的呢。可我知道他们是不赞成那样做的,正如不赞成做别的事情一样。
约翰:噢,那你会怎么办呢,兄弟?我该怎么办呢?因为我的情况几乎跟你一样糟呢;我住宿的那个地方,那些人都跑到乡下去了,只留下个女仆,而她下星期要走,然后要把屋子完全关闭起来,这样我要在你之前被赶到大世界里漂流了,而我只要知道哪儿可以去的话,我也决定走掉算了。
托:我们起初都没有走掉,我们两个都心烦意乱,然后我们怕是会去往随便什么地方;眼下没人跑来跑去了;要是我们妄想出城去的话,我们会饿死的;他们不会让我们有饭吃的,不,我们出了钱也不会让我们吃的,也不会让我们进入那些村镇,更别说进入他们屋子。
约翰:而那几乎是一样糟糕,我只有一点点钱,根本帮不了自己。
托: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尽量想办法的;我有一点钱,虽说不多;不过我跟你说眼下大路上没有人走来走去。我知道我们街上有一对老实正派的穷人,试图出门旅行,而在巴内特,或是在维特斯顿,或是在那一带附近,要是他们企图朝前走的话,那些人就要朝他们开火;于是他们又回来了,被吓破了胆。
约翰:要是我在那儿的话,我就不怕他们开火;要是我出了钱他们不给饭吃,他们就会看到我当着他们的面把它给拿来;而要是我有过付钱吃饭的意思,他们就没法在法律上跟我来理论了。
托:你是在说着你那套老兵的语言呐,好像眼下你是在低地国家似的,但这是一桩正经的事情。那些人大有理由不让任何人靠近,像现在这样一个时候,他们是不高兴让人发现的;而我们不可以去打劫他们。
约翰:不,兄弟,你误解了这件事,也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什么人也不想打劫;只是因为沿路的市镇否决我穿过市镇公共道路的许可,否决我出钱买食品的权利,说那些市镇有权利把我给饿死,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托:可是他们并没有否决你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的那种自由权,因此,他们并没有让你挨饿呀。
约翰:可我身后的下一个市镇会根据同样的规则否决我回去的权利,因此他们在这中间确实要让我挨饿的呀;再说没有法律可以禁止我到沿路的任何地方去旅行。
托:可是要在沿路的每一个市镇跟他们争辩,那会是相当麻烦的,因此穷人要这么做是不行的,处在眼下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或者也是担当不起的。
约翰:为什么呢,兄弟?照这个样子我们的处境比其他任何人都要糟糕呢;因为我们既没法走掉也没法留在这儿;我和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是一样的心态,要是我们留在这儿的话,我们就死定了;我是说,特别是像你和我所讲的那样,没有我们自己的一处住宅,而且在别人家里没有住宿的地方;眼下这样一个时候,街上没有可以躺一躺的地方;我们跟立刻躺进运尸车里也没啥两样了:因此我说,要是我们留在这儿的话,我们就死定了,而要是我们走掉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死:我打算一走了之。
托:你想要走掉:你想要到哪儿去呢?你能做什么呢?我也跟你一样想要走掉,要是我知道可以去哪里的话:可是我们没有熟人,没有朋友。
我们生在这儿,我们就要死在这儿。
约翰:喂,托姆,这整个王国和这个城市一样都是我的本乡本土。你还不如说,要是我的屋子着火了,我不准从里面跑出去,正如我出生的城市染上了瘟疫,这个时候我不可以出城去那样。我出生在英格兰,只要我做得到,我就有权住在这个国家。
托:可是你知道,根据英格兰法律,每一个流民都要被抓起来,遣送回他们最后的合法居住地。
约翰:可是他们怎么会把我当做流民呢;我只是想要凭我的合法理由在外面旅行而已。
托:我们可以凭什么样的合法理由借口去旅行,确切地说,去游荡,而它们不会让人用几句话就给推托的呢。
约翰:无非是逃生罢了,这个就是合法的理由!他们不也都知道事实正是如此嘛:我们不能说是在欺瞒。
托:可就算是他们让我们通行吧,我们要上哪儿去呢?
约翰:到任何可以救命的地方去: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城市我们考虑的时间够长了。一旦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我是不在乎到哪儿去的。
托:我们会弄得走投无路的。我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约翰:那么,托姆,稍稍考虑一下吧。
这时大约是在七月初,虽说瘟疫在城里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但是整个瓦平,正如我此前讲到过的那样,还有雷德立夫、拉特克利夫、莱姆豪斯和波珀拉,简言之,戴普特福特和格林尼治,整个河两岸从赫尔米塔什,还有从它正对面的地方,一直到布莱克威尔,全都免于灾害,整个斯台普涅教区没有一个人死于瘟疫,而在怀特-夏普尔公路的南侧也没有一个人死于瘟疫,没有,任何教区都没有;可是就在那一周,每周的《统计表》上升到了1006人。
正是在这之后的两星期,到那两位兄弟重新碰头之前,情况就有点儿改变了,瘟疫进展神速,人数大为增长,《统计表》高达2785人,而且正在惊人地攀升,虽说河的两岸和下游一样,仍然是保持得相当不错:但是雷德立夫开始有人死了,拉特克利夫-哈-维大概有5到6个,这个时候那位造船工来找他的兄弟约翰,急咻咻的,而且有些惊慌不安,因为他确实得到通知让他从寄宿的地方搬出去,而且只有一周的时间自行办理。他兄弟约翰处在同样糟糕的境地里,因为他已经被扫地出门,只是乞求他那位面包店师傅的许可,寄宿在与其作坊相连的一间外屋里,那儿他只是睡在稻草上面,用一些硬面包袋,或者按照他们的叫法是面包袋子,铺在稻草上面,然后用同样的一些袋子盖在他身上。
眼看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而且找不到活干,也拿不到薪水,这个时候他们下了决心,要尽快逃脱这场可怕传染病的侵袭;而且像他们能够做到的那样做个节俭的人,只要维持得下去,就努力靠他们手头的那点东西过活,然后干活再多挣些,要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活干,不管是什么样的活,一切都顺其自然好了。
他们正在考虑以他们能够做到的那种最好的方式,将这个决心付诸实施,这个时候那位第三者知道了这个计划,他跟那位造船工非常相熟,便获得许可成为其中的一员,然后他们就这样准备动身了。
碰巧他们手头的那点钱份额不等,但是由于那位造船工,他拥有的储蓄最多,除了是个瘸子之外,还是一个最不适合指望在乡下靠打工弄到点什么的人,因此将他们的钱悉数变成共用储蓄,他是感到满意的,条件是他们当中有哪个人的钱比另一个人挣得多,不管多多少,都要毫无怨言地,统统加到这笔共用储蓄中去。
他们决定尽可能少驮些行李,因为他们决定首先是徒步旅行;而且要走上很多路,他们最终才会有可能安然无恙;在他们能够同意要走哪条路之前,他们自己商量了许多次,而这他们是那样难以达成一致,甚至到了要动身的那个早晨,他们都还没有决定下来呢。
最终那位海员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首先,他说,天气非常热了,因此我赞成朝北走,这样我们可以不让太阳照在脸上,曝晒在胸脯上,而这会让我们发热和窒息的;我听人讲,他说,这种时候让血液变得过热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应该懂得,这种时候传染病也许恰恰是在那种空气当中。其次,他说,我赞成要走的路线是跟我们出发时风会吹来的那个方向相逆,这样我们走路时就可以不让风将城里的空气朝我们背后吹来。
这两条告诫都得到了赞同;要是顺利的话,他们动身朝北走的时候,风就可以不在南边。
那个做面包的约翰,他做过军人,接下来提出了他的看法;首先,他说,我们当中谁都不要指望在路上投宿,而在露天里躺下来是会有点儿太过艰苦;虽说天气会暖和,可也许却是湿漉漉、潮滋滋的,而眼下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有加倍的理由保护我们的健康;因此,他说,托姆兄弟,你是个造船工,可以信手给我们做成一顶小帐篷,而我会负责每晚将它给搭起来,然后收起来,把英格兰所有的客栈都不放在眼里;要是我们头上有一顶好帐篷的话,那我们就会过得非常不错了。
那个小木匠对此表示反对,告诉他们说,把那个活留给他做吧,他会负责给他们每晚造一座房子,用他的斧头和木槌,虽说他并没有其他工具,而这会让他们完全满意的,而且和帐篷一样的好。
军人和小木匠在那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些时候,最后那位军人占了上风,要做一顶帐篷;唯一的反对意见是,他们肯定要随身带着它,那就要大大地加重他们的行李,天气又热;但是造船的那位碰到了一桩幸事,使这件事变得容易了,因为,雇用他的老板除了造船业之外,还做着一个走索卖艺的行当,有一匹可怜的马儿那个时候他用不上,他愿意帮助这三位诚实正派的人,便把那匹马儿给了他们用来驮行李;同样还出于一个小小的理由,那个人临走之前为他干了三天活,他便让他拿了一块上好的旧帆布,那玩意儿已经破损,但是用来做一顶帐篷已经是够好而且绰绰有余:那位军人比划着该做成什么形状,然后在他的指导下很快做好了帐篷,为此还给它装上了杆子或侧板,他们就这样为旅行准备好了装备;亦即,三个人,一顶帐篷,一匹马儿,一杆枪,因为那位军人是不会不带着武器上路的,因为眼下他说他再也不是一个烤硬面包的工人了,而是一个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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