羔羊
“蔡桃儿是个不出十二岁的女孩
她的梦里有鸟儿
轻盈翻飞。”
今天的常德城,找不到这个叫蔡桃儿的女孩,如果想找她,需要到常德的沅江江堤上,那上面的一侧3公里的长度,刻着8000多首文人骚客书写常德的诗,其中的一首,叫《蔡桃儿》。
就像诗里写的,她来不及长大成人,注定做不了妻子和母亲。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40.5°C),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家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宏盛木炭店。蔡桃儿并不是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但她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并留下珍贵的病理报告的患者。现在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作白血球计算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
这是当年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做出的诊断。今年5月,我在浙江临安市,找到了他的年近80岁的儿子谭家麟,他收集到了父亲写于当年的论文和一份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当年的诊断过程有详细和科学的描述。
到了深夜,蔡桃儿的体温飙升到106度(41℃),脉搏116次。一夜的艰难煎熬之后,到第二天的早晨,“蔡桃儿的皮肤开始发绀,全面陷于危急。”谭学华写道。
冬天的太阳沉重地爬上位于常德东城门外的广德医院二楼时,蔡桃儿没有看到。
8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1941年常德奢侈地拥有这座有近100张床位的西式广德医院,医院里拥有一台极为珍贵的从美国带来博士伦牌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鼠疫菌被观察到,蔡桃儿的病被诊断被纪录的原因。
早在1897年9月,美国长老会向中国派出了罗感恩医生,主要目的是传教,当时在中国内陆城市,传教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办医院救治病人,往往能够让人看到“神迹”而利于传教,于是边行医边传教的模式就此形成。每周内有两个晚上,开堂传教并开诊行医。此后的继任者是巴天民牧师和涂德乐医生,他们经历并见证的常德的鼠疫。巴天民牧师的女儿巴玉华将这段写成了《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西南小城常德的世俗景象。
1899年2月常德东门外一所破旧的房子被装饰一新,一间作小教堂,一间作诊所。开业当天,诊所里爆满,药品免费发放,但从来没有见过西医的常德人并没有把药品带回家,而是把它们扔到了大街上。
西医在常德不断传出奇迹。一个瞎眼的乞丐经过治疗摇身一变成为走街串巷的货郎;一个农妇从身体里切出几十斤重的大肿瘤。最传奇是,有一次行刑砍杀两名土匪。刽子手挥刀下去,第一人身首分离。但是第二个头却没有完全掉下来,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外科医生缝了很多针把他头和身体缝起来。多个月后,这个人神奇地走在街上,脑袋在脖子上牢牢长着!
1939年,常德遭到日军疯狂的轰炸,死伤成百上千,已经有55张床位的广德医院另辟地方建立100张床位救治伤者。
从简陋的诊所,到可收治男女病人的病房,教会培养的中国医生谭学华已经担任主要的医疗工作,40多年过去,广德医院成为设施和水平超过当时国民政府卫生机构设置的常德卫生院,卫生院只有门诊而无病房。广德医院,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西医医院。
蔡桃儿应该是在广德医院二楼那座全玻璃顶的手术室里被解剖的。这座手术室是广德医院的骄傲,它建得又大又漂亮,手术室里特地升起一个高台,这是为了让病人家属在门外能观看到手术进行的整个过程。不知道蔡桃儿的妈妈有没有从这里看到自己的女儿,尽管医生们反复做工作,她坚决不同意对女儿进行开胸解剖,只同意开腹。这一天一向创造奇迹的手术室,不再是起死回生之地,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对死者身体的解剖。
解剖由谭学华医生和红十字救护第二中队长钱保康共同执刀:
“解剖时,腹腔内没有积液。肝脏肿大,少部分有出血。肠内有若干出血脾脏相当于正常大小的两倍,有出血部分。肾脏呈红色,骨盆有出血部分。心脏和肺未经检查。脾脏标本呈现革兰氏阴性,两极有着色细菌。两人均诊断为鼠疫,同时向重庆的卫生署发出电报。”[1]蔡桃儿死前,再次进行了血液涂片检查,此时的涂片上,“布满了鼠疫细菌”。[2]常德发生鼠疫死者的消息被传递了出去。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纪录的鼠疫死者。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蔡玉贞家住东门外常清街,11号发高烧,13号死亡。此时,广德医院将死者开肚剖肠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蔡玉贞的家人准备将她运出城悄悄埋掉。在去乡下的路上,中国红十安会医生肯特拦住了棺材,询问死因后一定要开棺检查。死者后被强行抬到广德医院解剖,结果是肝脏和脾脏的涂片上都发现鼠疫菌。
四份尸体解剖报告被纪录下来,谭学华将其写成论文,1942年3月1日发表在他的母校国立湘雅医院院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题目为《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这是最早的学术论文,是自1940年以来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投放由东北731工厂生产的鼠疫细菌造成鼠疫大流行的首次最完整的学术纪录。
蔡桃儿死亡后的一张黑白照片被留在了档案里。她侧躺在医院白色的床单上,没有长大的小脸上一副极度疲倦的表情,看得出来她经过了非常的折磨,她闭着眼睛,似乎深深地睡着了。
谭学华儿子谭家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谭学华在解放后被错判为贪污犯劳改了十年。他在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写的材料中说,蔡桃儿的死是他的终身的遗憾。
当时对蔡桃儿的病只用了支持疗法及强心剂和呼吸兴奋剂,注射葡萄糖等,因当时未有磺胺噻唑和连霉素。“而且我对鼠疫更无经验,以前从未见过”。
1945年,东京审判首席战犯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的主要助手,美国托马斯·H·莫罗上校发现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战,特地飞往中国调查,收集证据。谭学华是他主要的接触的调查对象。谭家麟说,父亲当年应莫罗之约,作好了亲自出庭作证的准备,但此后再无消息。尽管莫罗会见谭学华后认为他找到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证据,并认为石井四郞等人的行为构成了相当于“A级战犯的罪行”,但他很快被调回美国。
蔡桃儿的死亡报告从此沉寂于历史档案馆中。
附: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研究所陈致远、柳毅对蔡桃儿的弟弟蔡正明的调查时间:2003年11月23日上午。(蔡桃儿死63年之后 作者注)
地点:金海宾馆1505房。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蔡正明:男,生于1943年农历2月25日。小学文化,现为个体商业经营者,住在鼎城区武陵镇常沅居委会2组123号。
蔡正明受害陈述:
我的姐姐是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个受害者蔡桃儿,我家祖居常德,1941年,我家住在常德城中心地带关庙街,那时我家4口人:父亲蔡德松(48岁)母亲高金秀的(38岁)、姐姐蔡桃儿(12岁)、哥哥蔡正法(8岁)。我当时还未出生。我父亲在关庙街开了一个炭铺,叫“蔡宏盛炭号”。
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在关庙街、鸡鹅巷一带投下许多鼠疫毒物。听我母亲说,11月4日之后的某一天,父亲在下南门码头进炭,我12岁时姐姐打着赤脚去给父亲送饭,结果沾染上了日机撒下的毒,11月11日我姐开始发病,到傍晚已病得很重,高烧,神智不清,遍身发红。我母亲赶快把她背到广德医院住院治疗,但只过了―天,次日早晨就死在医院。我姐死后,医院又不准我家把尸体运回来,而把我姐尸体在东门外駝古堤上火化了。我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很多书上都说,我姐是常德细菌战第一个受害死亡者,我真是非常悲痛愤怒,日本恶魔731部队,为什么要对我姐这样一个12岁的无辜女孩下毒手!
调查人按:194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鼠疫专家陈文贵奉命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到达常德进行鼠疫调查与防治,他在12月12日写成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了蔡桃儿的患病与死亡情况:“第一病例蔡桃儿,病者女性,年11岁,住关庙街蔡鸿胜炭号内,据云,于11月11日发病,于12日晨7时由警局送往常德广德医院诊治,入院时由谭学华医师检视,发现患者神志不清,体温升高至华氏105.7度,右耳有湿诊,淋巴腺未肿大,亦无触痛,肺听诊有少许水泡音,腹部正常。血液涂片检视,发现形态上类似鼠疫杆菌,遂将患者隔离并与‘色芬里迈’药片治之;至13日晨患者皮肤出现溢血斑点,一般状况更剧,再作血液涂片染色,检视结果同前且更显明,至当日上午8时死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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