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14年,我荣升为王选的闺蜜。
这一年广西卫视做一档新闻背后故事的访谈节目,要求王选指定闺蜜一枚,上台配合,我被挑中。
和采访对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新闻伦理学里大概有一大套理论,且不去管它。后来王选开始用微信,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京城闺蜜”,三五个人,我也在其中。王选说:“群里的人都是当年开始做时走到一起的,多少年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这些朋友。”这话听起来很有当年“起事时”结义的感觉。但这个群里只有一次谈到了年龄、皱纹、减肥话题,感叹了一下岁月,接下来都是细菌战、中日问题等大话题,小女儿情状永远不是王选的菜。
节目要求做为闺蜜送给王选一个礼物,我带给王选两盒藏药止痛膏药,这是我对付自己颈椎病屡试不爽的武器,我知道王选也到了需要这个的时候了。
2009年我和郭岭梅老师去日本采访王选和受害者的行动,十几天拖着大箱子密集的旅行、申诉、会议,王选一路喊腰疼,到了姬路她家,一座中国城乡结合部常见的小楼,一侧是直通的走廊,一一侧是一排房子,没有电梯,把行李搬上楼,王选一下就倒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电话响了,她甚至都不能爬着去接。原本想反正到家了,我们可以照顾她几天,但不巧的是郭岭梅家出了紧急的事,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
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王选还那样直直的脸冲下趴在地下,腰疼得动不了。我出差带着的藏药膏药全部留给了她,不知道我们走后多长时间她才能爬起来,喝上水,吃上饭,姬路这个家,只是她留学毕业后租来暂住的,小得连20平方米都不到,后来因为办护照需要地址而保留,长年没有人居住,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帮她。
这是个精力好到能把所有人拖垮的女人,我跟她采访不能超过一周,否则完全跟不上,回家还要大睡一场才能恢复体力,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她倒在地上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
多年来王选总是象一头困兽,暴躁地打圈,愤怒地徘徊,急躁地冲撞,不允许自己停下来。2002年,我第一次采访她,在北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边上的小旅馆里,这是官司一审败诉,王选应对完世界各国媒体刚回到北京,看得出来她极度疲劳,她说她要在床上躺着接受采访,但采访的几个小时内,她没停过在床上打转,一激动就蹦起来,躺下不到一分钟,又蹦起来。
王选对我总是保持着耐心,或许是因为我沾了《南方周末》影响力的光,或许是我在她眼里表现还算可以,算是有幸没被王选骂过的记者,而我亲眼所见被她骂的记者不在少数,一般来讲,一个记者要求采访,三两句话,王选就在电话里或者当面暴怒斥责起来,有一次在出租车里,郭岭梅委屈得泪流满面,王选坐在副驾驶座上,头也不回地暴怒着。我慢慢理解,她跑得太急太快,实在是没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给记者们上普及课,给国人做爱国主义的名人秀,当一呼百应的愤青头儿。
我第二次采访王选是2002年底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厅里,王选这一年被评为《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她路过北京我在机场截住她。短短的交流,我发现只距我上次采访她几个月,她的思考维度有了巨大发展,她说,记忆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人类的永久和平。她要建立中国受害者民间组织,要促成建立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使受害者真正得到救助、抚慰。
在机场的交淡中,她不时警惕地扫视四方,低声告诉我说,看你对面的那个男人,他在跟踪我。怎么可能!在我眼里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侯机男人。一次去日本,我人到了行李没到,她第一反应是被挑出来扣查了,我不信,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也赞同王选。后来我知道,每在中日关系的“甜蜜期”,她们便得经历驱散、转移、再驱散、再转移。受害者成立的民间组织,竟然在拿到政府批文后的庆祝大会上,不得不改成筹备大会,而一筹备便遥遥无期,一个民间组织的成立也要进行八年的抗战。渐渐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学会了不吱声,我无法证明她是错的,也学着向四周扫射,但我始终不能像她一样变成一只警觉的猫。
当我亲自陪同七、八十岁受害老人到日本申诉时,才知道王选在一审到日本出庭29次,二审出庭11次,以及数不清的到日本申诉,几乎次次拖着受害老人上下东京地铁的情形。东京的饭田桥和水道桥是到达后乐宾馆(原中日友好会馆,受害者一般都住在这里)的必经站点,从成田或者羽田机场出来,一路火车、地铁,最后的一站就是这两个地方。这两座地铁虽然不是东京最复杂的站,但也像两个巨大的蜘蛛趴在哪儿,它织成的网,深入地下数层,有铁路线、地铁线等若干个站台,几十个出口,这哪里是中国从来没有出过村口的老头老太太应付得了的?
我去的几次,都是王选走在前面,我押后——不能把人给丢了。滚动电梯上人流如蚁,而老人一脚上去身体就后向后倒,我们一个前拉,一个后推,但80多岁的李宏华还是倒了,好在我们有准备,没有摔着老人。王选气喘嘘嘘地说幸亏有我,而我才去过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她自己一人应付。
就这样,老徐的手机还是丢在车上了,一到宾馆,王选就叽里呱拉用日语一通一通电话地找手机,这事只有她能做,别人帮不上忙。这些老人来日本,都是一箱一箱方便面地带,在日本吃一餐饭他们会心疼一个月,但方便面箱子丢在地铁上了,得找。更可怕的是人在不应该下时提前下车,或者应该下时没有下来,王选都急出通身大汗,疯了似得回头去找。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王选把我当成了战友,而我也越来越理解这个女人。
跟着王选去日本,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任何旅游景点,从来没有逛过商店,倒是去了旧书店的那一条街好多次,去淘有关的资料,王选家地下室五六个书架塞满了书,中国细菌战研究没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和她的资料相比;郭岭梅在飞机上教我把餐食刀、叉擦干净带走,把吃不完的小面包也带走,到了日本才明白有大用场,忙得吃不上饭的时候,小面包可以顶一顶,在房间里和受害者一起吃方便面时,刀叉都有用,用完了洗洗下次再用。通常情况下,宾馆的地下一层中午会有日本老妇人来卖盒饭,一盒饭八九千日元,吃一大半,剩下一小半,第二天早上开水一泡,就是菜泡饭了。而可以吃日本寿司、鱼生的时候是和日本民间志愿者聚会时,二、三十个人到日式餐馆喝酒交流,非常热闹,但走的时候,一人拿出自己的一份钱,中国受害者和记者总是受到日本人的优待,他们不让我们出钱,而王选总是争着要把自己的一份钱交上。
看到我拼命采访,不停写稿的时候,王选会跑出去到便利店里给我买几个饭团,或者一盒橙汁,她要我把橙汁一口气喝完,她说日本的东西好,喝了长力气,她说她累极了就是这样干的。她的房间里会藏一些好吃的,鳗鱼、酸奶、苹果等,这是她和受害老人们不同的地方,她不是舍不得吃,是没时间吃。
王选会抱怨。近年来她的抱怨越来越多了,可能是心里积累的疲累尘垢太多,可能是因为老了。她抱怨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越来越多,中国赴日团体和个人每年更多,但常常是她一个中国人站在法庭上,或者只有她和几个受害老人出现在集会上;她抱怨中国的公益资助少得可怜,有的也都是或多或少地有“附加要求”,而她是绝不肯伸手要的;她抱怨不仅获得不了支持,还处处受打压,四处踫壁,跟作贼似的;她抱怨学界研究太少太慢关心的太少,而她做为民间分子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中国13亿人,为什么让我一个女人承担人类最恶的事?”“张纯如自杀了,邱明轩(衢州细菌战研究者)生癌死了,天天看这样的事,不自杀不生癌才怪。”
“没有人发我一分钱工资,我一没单位,二没头衔,就一平头老百姓,政府有那么多单位,那么多经费,都不做凭什么要我做?”“我不干了,也干不动了,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
“明年,我们一起坐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去旅游吧。”
我,听着。有时候附和一下,劝一劝,有时候保持沉默。
我看到细菌战这件事如何伤害了她,伤害了她的生活,她的身体和她的精神。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她心里最深处的伤口是如何被划出来的,看到了她最脆弱无助的时候,但也只能默默地看着,不能说,不能做,只有转过身去背地里为她不平、感慨、哀伤。
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王选暴躁、易怒、当面给人下不来台,赶走了很多想来帮忙的人。这样的时候我都会为王选说话:王选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不懂世俗的人,她的性格就是非黑即白,我们不能以世俗的一套来要求她。她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没有一点点私,真正为了这个事业的人,不应该在乎这些。
这不是为王选辩护而说,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需要离开一下。
和她密集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我会很长时间不听,不看,不主动联系。我需要一些间隔,进行自我修复,否则我会烦,会生理性的屏蔽信息,她说十句我能漏掉九句,当然,身体也会垮掉,采访回来会病一场。当然也因为有别的选题要做,毕竟只写这个不能养活自己。
但王选不会放过我,她会追着我来给我讲。无论什么时候,电话都会打进来,特别是晚上11点以后,一家人都渐入梦乡的时候,有时候是一大早,家人还都没起来,后来都不用猜,这时候一准是王选。而我每每也心里惭愧,王选在战斗,我在睡觉。十几年不断写细菌战,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王选追的,你不写都不行,她会把这件事的重要性一遍遍讲、一遍遍讲,常常是刚放下电话,我赶紧去上趟厕所,还没完事,电话又响了。
我常常想,我可以逃开,1995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王选是怎么过来的。越想越替她担着心,去年以来再出差,我明显感觉到她拖垮我的可能性小了,倒是她常常喊累,“累死了”成了她的口头禅和开场白。她的腰出了问题,常常会趴下动不了,她的喉咙长了结节,她的脚长期走路成了大拇指外翻,疼得不行,女性的鞋子穿不了,光说去做手术都有好多年了,今年春天到现在,她几乎是一场场接续的感冒发烧。她不像我们有单位的人,每年都可以体检一下,她是多年没去体检过的。
我采访王选的丈夫时他说过一句话:王选只有一个频道。细菌战是她的全部,她就是细菌战,她没有另外的生活。时间越长,我体会得越深,世界上没有她这么执拗的人,她就是有一种气概:全世界的人都要放下手中的事,站住,听她说,细菌战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
2005年我在《王选的八年抗战》书序中说:“我是被王选感动的N个人之一,王选的目标是感动世界”。
这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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