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岁。世居常德市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
熊善初身体很好,花白的头发,不说年龄,完全看不出已经86岁了。今年5月在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他的故事。
“1942年的时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乡熊家桥村仲仙坪,以种田为生。父亲熊大川、母亲鲁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岁,嫂子陈双英30岁,二哥熊八生28岁,他们3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是支撑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大哥大嫂有一对可爱的儿子,大的叫熊绍武8岁,小的叫熊绍平5岁。我是父母的么儿,时年13岁,当时家里有3亩地,又租别人8亩种,每年收成不错,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桥小学寄宿读书,在学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当时我读到了六年级。
当年10月,大哥每天驾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桥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听说鱼行丁长发家正在死人,成了镇上轰动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时候,就病倒了,头痛高烧:后来又四肢抽搐,那病厉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惨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从学校赶回家中,看到大哥尸体皮肤乌黑,而我的父母亲和大嫂哭得一会便昏死过去一次。
大哥死后,在村里乡亲们帮助下,埋葬在熊家桥村的坟地里,他的坟今天还在。就在我大哥丧事刚办完毕,谁知第二场悲剧又发生了:我大哥的5岁的小儿子熊绍平病倒了,接着我大哥的大儿子8岁的熊绍武也病倒了,病情与我大哥模一样:高烧、头痛、抽搐,两三天内二人相继死亡。这还没完,接下来我的二哥又以同样的症状发病了,3天后死亡。
就这样,我家在10天内被鼠疫夺去4名亲人的生命,还专挑我家的壮年人,大哥二哥整天种稻田,身体多好啊,还有两个侄儿,正是成长的少年,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样,我的父母失去了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对孩子,此后,大嫂被迫改嫁另找归宿。
我二哥死了之后,我父母眼看着我们家只剩我这根独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绝了后代,断了祖宗的烟火,便督促我赶快回学校去。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石公桥镇流行的鼠疫,让我大哥得病,并把病菌带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么一眼。
我回学校不久就发病了,头痛、发烧,身上觉得很不舒服,食欲严重减退,吃东西乏味,但还没有发展到我两个哥哥那样四肢抽搐的程度。学校的走读生大都回家了,我们班上的另外几个寄宿生也开始发病,我们班的班主任丁介南老师就把我们送到了设在镇上的简易医院,这是常德城里的医疗防治队设立的,专门收治鼠疫患者。医院设在乡公所旁边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医生给我抽血,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作的检查,查完了之后说病情还不算严重,治疗还来得及。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叫伯力士,是个外国来的鼠疫研究专家。我们几个患病的学生被医疗队隔离在学校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每天给我们打两次针,每天发药丸,每日服三次,接连打了7天打针后,我的病便开始好了。此时学校也全校停课了,学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开学,开学一看班里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读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里没有送到防治医院来治,很多都死了。和我当时―同在学校被隔离治疗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女同学现在还在世,住在常德城里,她可以作证。
现在回想起来,我算是不幸者中的万幸者。令我终身痛恨的不是鼠疫这种病菌,而是撒播这种病菌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们一家人死了4口不说,帮我家办丧事的人也被传染而死。村里不像石公桥,有防疫队,只知道死人却毫无办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参加细菌战调查后,才知道当时全村120多户人家,有73户染疫死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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