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今天仍在重复中世纪的错误
14世纪的欧洲人在面临黑死病的震撼时,他们被宗教浸透的文化导致他们既责备自己的罪孽引起上帝的愤怒,又抨击被他们认为疏远了上帝的犹太人,从此便不断将犹太人说成“企图毁灭善良基督徒的撒旦的爪牙”。
19世纪霍乱在欧洲横行时,对于富有的成功人士来说,它是道德败坏的一种生理表现。穷人势必成为霍乱的对象,他们生活条件恶劣,必然会为瘟疫流行创造条件,这毫不奇怪。总的来说,富人很少得霍乱,对于他们,这显示出他们的道德优越于穷人。这样的态度非常容易保持,因为经济状况较好的他们与下等人很少有直接的接触。
与富人相比,底层的不幸者不可避免地会因粗暴的隔离措施而遭受更多的痛苦。穷人对食物价格飞涨的不满很快就转向了对原因的搜寻——搜寻某个为他们的灾祸而受罚的人,谣言开始周而复始地风传——有人就认为,霍乱的起因是富人为了摆脱惹麻烦的下等阶层而故意下了毒。
医生成了这种不满与恐惧的焦点。人们在俄国和匈牙利设立了警戒线,以防止因霍乱而起的骚动的发生,那里有许多医生、军官、地方长官和贵族被杀死。在普鲁士,有谣言称,在医生的治疗下,每有一个死于霍乱,医生便会收到3枚银币。在法国巴黎,医生们被人扔石头。在印度,霍乱被说成根本不是什么疾病,而是用毒药来反抗英国人统治的一场战役。
在英国本土,人们相传医生以瘟疫为掩护谋杀患者,将他们的尸体出卖给医学院做解剖之用。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和欧洲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反应。
纽约大学的多罗西·尼尔金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桑德·吉尔教授,在合著的论文中指出,在这种环境下,“指责”是“一种使神秘的毁灭性瘟疫变得可以理解,从而有可能施行控制的一种方法”。甚至在相信瘟疫是上帝的震怒的同时,最终的原因还得归于人类的罪恶,这种罪恶是人力可以控制的。“但是瘟疫从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尼尔金和吉尔曼教授说,尽管我们有医学,“我们仍然对不幸进行道德上的判断……如果原因能够确定下来,也许有些事情——惩罚、谨慎、隔离——就可以结束了。”当面对像艾滋病这样难以治疗、无形而普遍的瘟疫时,“医学已无助于瘟疫的权威性理解和控制,于是人们尝试建立他们自己的秩序,减少自己的脆弱感。实际上,是规定正当的责任,确定健康的行为准则和适合的社会关系,并把观察者和恐惧的起因区分开来。”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声称艾滋病是非洲生物武器实验的产物已经逐渐被确认为传说。缺乏政治见识的集团,如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的联合阵线,坚持认为艾滋病是中央情报局发动的“主要针对同性恋者的生物战”。但是随着艾滋病对异性恋者的威胁被广泛认识,以及它在黑人社会中的极度扩散,在非洲美国人中便又流传起这样的传说——这种“生物战”是针对他们的种族灭绝。这种信念不仅局限于独立主义者或黑人民族主义者。来自马里兰大学的斯蒂芬·托马斯和山德拉·奎因,于1988年至1990年间在7个州就黑人对艾滋病的态度进行了民意测验。在华盛顿调查的黑人大学生中有将近40%同意这样的观点:“艾滋病毒是由生物战实验室产生出来的。”更加令人不安的是999个常去教堂做礼拜的黑人中,有1/3相信“艾滋病是针对黑人的一种种族灭绝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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