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为与瘟疫
无论是现实还是可能,冲突带来的是死亡、难民,基本卫生设施、交通与通讯的崩溃——微生物正是借助这些骚乱来迅速滋生。并且这些局部冲突还会带来另一种令人丧胆的后果: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试图统治其他人的国家会转而使用有巨大破坏力的生物武器,勒索和欺凌他们的邻国。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蓄意将瘟疫释放到无辜者身上更为荒谬和恐怖的了。但是确实存在专为此而设计的武器。它们使用两种基本的“药剂”或活性成分。首先,要有活的微生物,如炭疽菌、黄热病毒或鼠疫菌。第二是毒素——由这些微生物产生的自然毒素。生物武器或官能不全疾病可以感染士兵或平民,也可以用于破坏对手的庄稼和牲畜。药剂可由空中喷洒、炸弹、导弹甚或轻型火器发送给目标。
生物武器虽然不会像核武器那样破坏建筑物,但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变成一座死城。目前,常见的可被用作武器的病菌有埃博拉(Ebola)、天花(Smallpox)、炭疽热(Anthrax)等。
生物武器对背叛集团或国家的恐怖分子极有吸引力,要控制它们的设计、生产和发放是极其困难的。虽然生物武器在国际上还是非法的,但它们正在全球像细胞分裂一样地大量扩散,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许多国家表面上同意不发展或使用生物武器,但暗中却在组织这项工作。同为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BWC)成员的俄罗斯和伊拉克,都储备有生物武器。而其他许多国家宁愿不受任何这类公约的约束。如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居叙利亚,都可能拥有生物武器。在中东彼此不信任气氛中,它们宁可不去签署一个不能遵守的协约。那些忽略了B W C公约的国家也发现,这些便宜且易于生产的武器可以代替核武器来威慑潜在的敌人。依据专家的判断,除俄罗斯和伊拉克之外,最有可能拥有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包括利比亚(据说它拥有用于军事的天花病毒)、伊朗、印度、以色列、叙利亚和南非。还有许多国家据说也需要它们。
然而,在许多国家中保持一定的秩序也是可能的,无论是通过外交的舆论压力、贸易制裁,还是最极端的战争。但这样的约束对恐怖分子是无效的。恐怖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惩罚人类堕落所犯下的罪行,不限手段,不假慈悲。其宗旨就是以和平的名义,杀尽不答应其要求的敌人,无论自己的要求多么蛮横无理。有些国家认可了这种策略——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通过秘密方式来资助这些恐怖集团。恐怖主义者发现生物武器极具吸引力。它们非常致命,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很适合于突然袭击,制造起来成本低廉,在阴险的人手里,甚至可以榨干最强大最繁荣的社会资源。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现代战争都已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上的较量。在全面的冲突中,深入敌人后方去扰乱或摧毁其支撑性的社会结构,与在前线赢得胜利同等重要。在理论上,生物武器至少可以使军事指挥官有能力使战场上的敌人失去作用,又可以杀死或削弱数量巨大的平民——正是他们的财富和工业维持了敌军的战斗力。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优势,它能使敌人失去食物这样的基本资源,并扰乱对方的基础服务设施。
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药剂能在牲畜中传播疾病,或者摧毁大面积的庄稼,这是无论多少常规轰炸都无法办到的。
生物战在战线之后的另一种应用是没人提到过的,那就是在和平时代使用生物活性药剂,毁灭政治对手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庄稼和牲畜。
这么做可以说是纯属出自仇恨。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平衡,使用者可以颠覆其意识形态上堕落的领导,或者削弱它的经济基础,使之无法发动一场战争。如果药剂散布得足够聪明,受害者几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还是暗中的破坏使得他的庄稼颗粒无收、牲畜死亡殆尽。1971年,处于经济封锁下的古巴爆发了几场疾病。其中一种是非洲的猪瘟热,它在两个相距非常遥远的地点同时爆发。为阻止瘟疫扩散,有50万头猪被宰杀。而在古巴,贵重的烟草种植中出现了青素病,甘蔗黑穗病破坏了蔗糖产业,一场出血性登革热使群众陷入骚乱。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指责是中央情报局释放的疾病。无论这是否属实,古巴的人民和经济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系列瘟疫,演示了仅仅一些发疯的病原体就能给一个国家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是极为惊人的。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000~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模拟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12.5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
7.8平方公里的破坏,2.3万~3万人死亡。而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和夜晚,一枚携带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的导弹将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3万~10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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