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之谜
也许最初的艾滋病焦点确实是在扎伊尔。乌干达南部和坦桑尼亚北部同时与非洲主要的卡车运输线相连——这条“艾滋高速公路”从东海岸的蒙巴萨驶向金沙萨,然后通往西海岸的黑三角,有几百公里经过扎伊尔。
除了卡车司机和酒吧女郎,商人和战乱——其中妇女被入侵者当成战利品——在维多利亚湖地区此起彼伏之外,扎伊尔深刻的社会背景也是艾滋病传播的一大因素。
对于女人,这当然是通往劳动营的艰辛之旅。威尔斯说:“在非洲盛产金子、宝石和黄铜的地区,像德·比尔斯和沙巴米尼联合公司这样的企业,创造了建立在家族解体和卖淫之上的新型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持续了几十年,涉及到几百万的工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扎伊尔存在着最终的艾滋病源。在贸易路线顺利传播瘟疫时,“艾滋高速公路”穿过的整个地区自60年代中期便是一片混乱。战争、种族冲突和残忍的独裁政体将浪潮般的难民赶出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最后让许多人死在扎伊尔。
最早的艾滋病感染是在1959年被发现的。医生在对一名与非洲人有过接触、1959年死于英格兰曼彻斯特的海员的冷冻血样测试中,发现有HIV抗体存在。在挪威,医生们对一名经常去非洲旅行的海员进行了血液回溯测试,受测试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全部死于费解的免疫系统失灵,结果显示:他们都有HIV抗体。海员最初显示出艾滋病症状是在1966年,他妻子是在1967年,他的孩子是在1969年。一家三人均死于1976年。
1983年初,当艾滋病在维多利亚湖以南出现时,它被冠以“朱莉安娜病”的标签。一些妇女与乌干达商人进行过易货贸易,用性服务交换有朱莉安娜图案的漂亮布料。数日之后,这些妇女染上严重的腹泻,不久便衰竭而死。第二年,该地区主要的城镇布科巴的医院中发生了异常情况。
1984年9月,数十名男女患者同一天到达医院,他们全都或直接或通过自己的丈夫从该城一名酒吧女郎那里染上了朱莉安娜病。直到1985年初,中央医疗中心才证实当地医生恐惧的正是艾滋病。当地人确信它来自乌干达。
到了1985年2月,很清楚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艾滋病毒,它很快就被冠以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的名称。
大约就在这些结论发表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HIV非常相像,第二种艾滋病毒确实也在非洲存在。对后者(HIV-2)的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HIV-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但猴子们却不受病毒的侵染,而人类肯定会屈服于HIV-2,虽然它比HIV-1病毒毒性小一些——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它在欧洲和亚洲的致命远游,现在正在中非和北美猖獗。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一名美国记者询问扎伊尔艾滋病专家卡皮塔·比拉·明兰古医生。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卡皮塔医生愤怒地回答,“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此次交谈发生在1985年4月,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由中央医疗中心组织的第一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上。新大陆人粗鲁的天真和后殖民非洲的过度敏感,在后来讨论艾滋病在非洲传播范围时时时发生碰撞。
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普·莫伊宣称:“非洲的艾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
到1987年为止,在一系列与扎伊尔毗邻的中非国家都发现了艾滋病的魔影,还有更远的北部和西部的马里和乍得。但是几乎无法确定它到底是何处起源的。在认出它是艾滋病之前,它在乌干达被称为“苗条病”,起源于维多利亚湖上的一座渔村,1984年12月扩散到整个地区,成了当地报纸的新闻。当政府医疗调查人员随后在6月到达时,他们在当地医院的110名患者身上发现了艾滋病毒,其中29人已发展成艾滋病。调查队成员之一,赞比亚卢萨卡的外科教授安妮·巴利,后来推测疾病是随坦桑尼亚军队进入乌干达的,它有可能是1979年坦桑尼亚入侵该地区时带进来,或者是由几十年来穿梭于两国之间的商人和走私者带进来的。在调查中被测试的15名商人中有10人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是,巴利问道:“如果病毒确实来自坦桑尼亚,那么坦桑尼亚又是从何得来的?”巴利说得没错,事实上,我们现在谁也不能断定这种可怕的“千年瘟疫”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起源的。
艾滋病毒是一种没有细胞无法生存的寄生物,可以将它比作没有录音机便无用武之地的录音带。病毒是生物性的物质,但不是完整的生命,它必须攻击细胞才能复制自己。一个细胞内的所有基因结合成一体进行正常运作,但病毒却鼓励其中的某个基因脱离整体,这个基因不再复制该细胞的DNA,而是复制它自身,为了自身免于灭亡,它们将攻击整个细胞,抢夺保护性蛋白质来环绕自身,一个细胞被攻克了,它们又接着攻进下一个细胞,当病毒的地盘不断扩张时,人也就完蛋了。
艾滋病是城市病,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非洲都是如此。城市为性杂交提供了温床,性杂交助长了艾滋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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